新时代书城:赵家杂记

赵家杂记作者：杨步伟自序我写这个杂记赵家，有一部分在英文版《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中已提过不少了；不过总是以我自己为目标来叙说。前出的中文版就只到我们两个人结婚为止。因为我想成了家以后不应该以我个人为中心，必须以这个家为中心来叙说一切，并且以后有了孩子了更以大家为目标来说了。一想用什么名字呢？元任的六世祖瓯北先生岂不是以写杂记为名吗？我虽谈不上文学两个字，可是来杂记一下总可以吧。所以就用这个杂记赵家这个名字，一纪念瓯北先生，二注重一家各人的事情。还有一个声明，这本书也由元任译成英文版。这个英文的名字是由罗素先生在我大女出世时给起的，叫 Family of Chao ‘s ．怎么个理由让元任来解说吧。是这么样来的：先是罗素在中国讲演中有一个讲题是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 in China，是我给他翻译的。他回国后我们生了第一个小孩子，写信通知也他回信说： Congratulations， so you are among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 In China！后来他在他自传（第二册第一二七页）里说赵元任喜欢玩儿字，这个我倒是承认。可是他举的例子不是我的而恰恰是他玩儿Chaos 这个字的例子。所以现在就把杂记赵家这个书名的英文就译成 Family of Chaos来纪念罗素吧。至于这个字究竟要念成ㄑㄠㄙ还是念成ㄎㄟㄛㄙㄑ，那就听读者的便吧。元任第一章结婚后的忙乱人人都在结婚后第一就是去度蜜月，两个人一道可以甜甜蜜蜜地过些时，忘了一切的事务人情等等，只有他们自己两个人。可是我们虽然自主地结了婚，身外的事务不知有多少缠着精神和身体。第一，元任那时正赶着做第一套国语留声片，由商务印书馆定要的，须在出国前成功。我记得第二天一大早适之来打门。车夫回他说先生太太都不在家出去度蜜月了。适之回他说不会的，你去报告他们，我知道他们有一大些事要急了办，不会出去的。我在楼上听见就开了窗户叫适之，你猜得真对，我们是在家里，恐怕来人太多，花了我们的时间，所以交代用人，照俗例回人去蜜月了。那是真的甜蜜。但是我们现在正过着苦蜜呢。适之大笑，走进来说，打架吗我来解和。我说到不是打架，实在是事务千头万绪的不知有多少。适之就同元任大谈做留声机片事。我同他们吃了早饭就坐车办医院结束的事去了。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以革命家自负，破除一切俗例旧例，样样事都不照新旧规矩来做，所以第二天一早两人就各干各的事务去了。医院虽然朱征接过去办理，但是有些病人还得我来医治，到他们觉得可以不要再看了或可以换医生来治了，才能算收尾。我有一样最辜负人的事就是黎叔叔（黎元洪）他对我们弟兄姊妹中最对我好。在日学医时，常问我三哥我的情形，回国后每星期我到天津去看病人，也总到他那儿去一趟。这时他正想帮助我捐十万元盖自己的医院，现在忽然对他提出我要结婚，而婚后又须出国几年，并且请他暂停捐款盖医院事，他听了不响一下，看看元任笑笑说，这也好，终身有个结束也是好事。我说黎叔叔您怎么知道我们可以终身不离婚呢？他在我肩上打一下说，传弟子（我的小名），不准乱说！我们就辞了行出来，没料到这是最后一面了。还有一些困难的事，就是我们虽然两个人自负是革新的人物，要打破一切旧的繁文陋俗才自主结婚的，才不对一切人表示日期和收婚礼等等，虽然任叔永劝我们须要两个证婚人才能算正式结婚，所以我们就请了适之和朱征两人来签了字算手续完毕，但是离出国还有两个多月，只得暂租了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居住，而结婚通知书上又说明以后请朋友和亲戚们聚会，所以不得不照做。幸亏这个房子有个屋顶花园可以坐得下二三十人。第一就请在北京的科学社会员来开一次会。第二元任同住了几个月搬出来了的罗素和他第二个太太（那时还不叫是他的太太呢，还是勃拉克女士）。以后就接着请两家的家眷亲戚们。虽然在那时被《晨报》上称为新人物的新式结婚，现在想想还是太麻烦了。每天忙了回家还要换衣服来应酬。两家的家属分了两天请，可是没想到让他们大家来见见面认识认识，因为我们的脑子里就没想到家属他们还有关系呢。那时内战又起，火车不能直接通上海，我们坐火车到天津，再坐通州号的船到上海，住沧州别墅。元任当然要到商务印书馆去一趟看高梦旦，又看他的远房叔祖赵竹君等等。我就觉得在小船上晕了船，谢绝一切应酬。可是有些人要请或来看的，还是只得勉强打起精神来坐谈一下。高梦旦告诉说，适之也来上海了，他是来接朱经农由美回国的。因未发生家庭问题，所以适之赶到上海解说一切，自然每天到我们旅馆来坐谈一些时。大家问我可要买点中国东西带到美国。我一点不想动，多数人以为我因离开医院不快活，惟适之说，韵卿，我想你有特别的原因了，喝点汽水什么的，也许胃口畅快一点。果不其然，他真内行。我骂元任你如何没想到？适之大笑说，他不内行，我是有经验的，他若这个是内行就靠不住了。大家又乱哄哄地送我们上了船。我以为可以大清闲一下休息就好点了，哪知在船上一直晕船不能吃，总是叫点东西到房内来，元任也只得陪我在房间内吃了。这时我也自知是这个淘气的小如兰在肚内作怪了。一直船到檀香山停下来我才好点，上岸玩了些时，才算起头是蜜月了。第二章蜜月与蜜蜂所谓新婚后的蜜月，是过着最香甜的日子的。不过虽然一些新人物，从自由认识而结婚，可是中间一定还有很多的事和习惯上两个人不能完全知道和完全谅解。就在这个时期间，一边得着新婚的快乐，一边来两个人慢慢地谅解彼此一切性情，所以有的人在这个时期内，从两个人不懂对方的，渐渐地一切都可以懂了。可是反过来说，有的因为认识时两面做假，一到结婚后就觉得一切都是他的（男的或女的）专利了，不久狐狸的尾巴现出来，就会大吵而特吵起来，若是两个不相让的话，坏果也就由此而起，或者是有一面相让，就被对方永远克服下来了，所以外国人用蜜月这个字，也不见得全是甜蜜的结果。我们的蜜月，上文已说过，结婚，虽然是自主结了婚，可是一切的事务也都得自己料理，事务多到总觉得被人拿鞭子在后面赶着过似的，每天的时间总觉得不够。从六月一号到八月二十号止，没一天不是在事务上过。满指望着上船后就一了百了了，就可以松懈一下，没想到我又晕船晕得不得了，终日呕吐不能起床，原因当然不用说是有孕的缘故，但是也因动身前太忙了，在船上一休息下来，就觉得好像百病丛生出来了。元任本希望两个人在船上可以谈谈到美后我们如何过日子等等的安排一切，但是我一点不耐烦听。头等船的饭菜特别好，三餐随便挑选什么都可以，我勉强穿上整齐的衣服到饭厅去，早饭看见有人要牛扒，我看了可笑得很。元任看我好笑，以为我高兴起来，他也高兴得不得了，说以后还是出来走走好点。（一个男人哪能知道女人怀孕的苦处？）但是我一见到黄油和奶油马上就想吐，就匆匆地推开椅子往房间跑，弄得一桌人莫名其妙得很，元任又不好意思解说给他们听，幸亏桌上都是华侨。我们每次坐船看见他们大概都是给各国自己人放在一桌上，待遇可是一样的。）元任就跟他们大谈广东话（在外国生长的华侨，多数只知道本地话，和他们的父母家乡话，四邑的人最多，连广州话他们都不大懂。）船的甲板上我们虽然租了椅子，可是我也不常去，只在房间里躺着，元任只好也陪着我。想点什么玩呢？两个人下围棋吧，可是没有棋子，就问船上去要两袋早晨吃的那种炒米跟炒麦子，可以分黑白两种来。他们以为我们要吃，同时也拿了碗和牛奶来！一下围棋我的吐就好点，因为用心就不想到难受上去了。这是一种心理疗法，我对孕妇也常常叫他们想些事来打岔就难受得好点，可是到自己头上，还是和一班普通的病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中国古语说十月怀胎，三年奶哺，奶哺还有办法，怀孕之苦无人能替的，而男人往往更不谅解这些上，幸元任对我总是有很多谅解的地方。有一天遇风浪，我吐得更凶，找了船医来，一进门他大诧异叫我“杨样”（彐ㄧㄝ冫）和我大谈日本话。（那时我的日本话还未忘呢。）元任不懂问我是谁，我说是日本东大的教授，教我们卫生的。（东大就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我们女医学校教授，差不多都是东大的，所以我毕业后就是在东大附属医院实习。）元任就和他谈英文，他的英文不好，因为他是德国留学生。（现在元任的日文比我好得多了，因为我忘记，他进步了①。）等元任知道他是德国留学生的时候，就和他大谈起德国话，他高兴得不得了，每天我好的时候，他也总来看一趟。船过日本，安徽学生监督姚荐楠来看我们并同他的女儿凤和送开船，因为他女儿在我森仁医院做过看护的。 ①岂敢岂敢！我想你的日文是像个冰山似的，一大半潜伏在里头，肚子里有，日久了一时说不出来。我的日文是现攒现卖的，知道的那点儿随时可以显丕出来。 ——元任。好容易到了檀香山。元任说你可以下船玩一天也许好点，因为凡是晕船晕车的人，一停下来总可以马上不晕的。我们叫了一个汽车兜着帕里（地名）后山去看风景，没料到我遇到一个诧异的事：这就是开头所说的蜜月里的蜜蜂了。坐车开着窗看外头，忽然飞进来一只蜜蜂叮到我脸上来，幸亏没叮车夫。我赶快用手给毒水挤出去，可是右半边脸还是肿起来了，当时只一小块。我们两个人还到中国饭馆去吃饭，我唯一只想吃汤面，可是吃得真香。吃完饭元任又提议去买帽子，说在美国女人若有应酬出外一定要戴帽子的，因我那时都穿洋服，所以我们就去买帽子。哪知那个卖帽子女人声音特别尖高，我也顺着她跟她用小尖声音说话。我回头问元任这个帽子好不好，又用我平日的低声音，元任笑得回不出话来。以后几十年常常用那种尖嗓子笑我。这也是回忆新婚时的一个趣史。下午回船，还到饭厅里去吃饭。但是半边脸可大肿起来了，同船人看见奇怪得很，问着玩说，是不是你们两个人打架了？我连笑都笑不动。因为这个缘故，更不想到饭厅去了。好在六天就到旧金山。所以很容易混过去的，九月二十六号一大早，忽然听见大家叫起来了说，看见大陆了！（那时候还没有金门大桥横在海口呢。）头一天就有通知叫大家预备船入口前全体到甲板上去等着检查身体，并且要给入口的东西都填好了税单什么要上税的，什么不上税的。这些事元任最知道而也最注意。我虽以前到过日本并且护送过柏文蔚一家老小到长崎，可是那时的日本并没有像美国的这些规矩。而且日本对于这些革命党人物的入口更是特别的优待，一切不论，又有来接船的，我只上岸就是了，所以一切可以不问。我本来打算搀一下柏老太太。他赶快说，校长不敢当，让俺女儿来！（他们是寿州人。）因此我就偷懒享福就是了。到了这次，虽然元任关照一切，可是我觉得也要做点什么才对。不过我英文又说不上来，所以只得连用口和打手势都来了。头等向例查得不太紧。旅客们有病无病在檀香山已经问过一次，因此很快就上岸了。我们就住下旅馆。元任看我神气起来，高兴得不得了。第一个先看他一个老朋友路易斯Ross跟他一个女“朋友”。他要请我们吃午饭，问元任如何招待我。元任说我向来最喜欢新奇，请我们吃Cafeteria （那时代还算新奇的），可以自选自拿。我就跟他们一样拿了一个托盘，看见冷盘小吃，汤、生兔鸡、牛肉、羊肉、点心、茶等等，还像吃大菜似的拿全了一整套。幸亏牛、羊、鸡三样我只拿了鸡一样。可是盘子里已经摆满了，点心是西瓜一大块，没有地方再放。元任在后面说，放在我盘里吧。我回头一看他的托盘里，咦？怎么一点儿东西都没有？两个主人每人也只一碟子的一块火腿和两样素菜在内。我说你为什么不拿，都不喜欢吗？他说，韵卿你一定吃不下这么些的。现在已经拿的东西我们两个人恐怕都吃不完了。我说，不能剩下吗？元任说这儿的习惯，你吃多少拿多少，不像中国吃大菜似的，并且在美国午饭他们更吃得少，况且主人又是犹太人，看着花了钱又剩东西下来一定会很心疼的。（并且主人已经问元任了我能吃那么多吗？）我听见觉得怎么办呢？退些回去吧，元任又说拿出来了就不能退，我们两个人拼命吃好了。哪知全吃下去，我一走到路上刚要上电车就吐了一街边的西瓜出来了。我们住的一个旅馆是在旧金山很中心的一个Sutter旅馆。元任说旧金山有很好玩的中国城。广东饭也很好吃，只不要叫“杂碎”就是了。他说他一个人很少到中国城的，只是从前请过两个女朋友到过中国饭馆吃饭，现在请你去好不好。于是我们两个人到了中国城。街上不但两面满满的各种各样的中国东西，有好些在中国都没看见过的。店内街边摊子也摆满了，还有几辆大车专门给人看中国城的，两块钱一个人。同时也有参观金门公园水族馆，海滨公园等等。晚上回到旅馆元任又来出主意了。他说，咱们在旧金山多住几天吧，我问为什么？我想我们还是早点到地头好点，并且哈佛已经快开学了，还要找房子什么的。元任说，我要打一个电报给哈佛哲学系主任，我想今年不教书。现在北大给了教授出国进修的名义，每月给我二百多元的薪水，教部还贴补我两个人的川资，商务印书馆的国语留声片的发音费还有两千多，再加我们又有些很值钱的可以变卖的东西，不管如何这一年够了。我若不教书，这一年可以多学多少。（这几十年来我总觉得元任是能不要钱总是不要钱，有机会学总是学。）所以我现在打电报去问，在旅馆里等回电。我说北大的钱虽然答应得好，他们在国内还是在欠薪时代，哪能顾得到我们在国外的人。你不知国内的事。不要看他们答应得好，不寄时你如何办法？我看他们索薪请愿时真苦。元任说蒋梦麟当面对我说的。我说他说没用。政府钱不下来，他们自己也是枵腹从公，其奈政府何呢？并且知道你在外国是有办法的人，不在乎等他们来接济的，自然可以不问不管了。（我写到这儿还想骂梦麟当日为何不给话说活点，这个大傻子的赵元任就不指望了，也不会以后弄到我们几乎到了陈国了。可惜他来不及看这一段。不过那以后他知道了，所以总说韵卿比元任知道世故。）我又是因为新婚的缘故，不好意思争着要丈夫多弄钱，总是以为出来是为多学点为前提，钱只要能对付就好了。并且我为人也是不在乎钱的。等了三天哈佛回电来了，说你不教可以，可是这一门的卷子非看不可，因为实在找不到人。（那时看卷子只六十美金一个月，也幸亏有那一点儿，以后可以付得出房租来，否则要露天了。）几十年来我们两个人在经济上彼此从来不藏私，一文都是公开的。我手中只一百美金，其余都在他手上。并且在美的生活我一点也不知道。而元任呢，还以为以后的日子还是像他从前学生的生活那样过。在过大陆时候，买了火车票和两层的睡铺，他提议到中国城去买点罐头陈皮鸭。我说我虽然喜欢中国饭，在车上三天总可以忍耐。元任说这个办法又合你的口味又省钱。因为火车饭又贵，又怕你吃不下，我们开一个罐头再叫点三名治就够了。我笑起来了，我说你怕我像在三藩市样，拿了一大些菜又花钱又不吃。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可省可费的，你叫我抠啬可做不到。一路风景很好，四天才到波士顿。元任的一个朋友到南车站来接，就是以前他告诉过我的那个学医的好朋友胡正详。第三章剑桥过家上次说到在火车上省钱买些罐头陈皮鸭吃，吃食是对付了，但是到了地头就没钱用了怎么办呢？所以过芝加哥元任就打个电报给他从前同住的朋友胡正详，不但叫他到波士顿南车站来接，并且叫他还带了钱来接，因为身上钱不够了。所以到了一看见胡正详真是喘了一口气。一到剑桥第一样事就是找房子，因为那时很少人有汽车，连教授中只两三个人有私人的汽车，所以大家都愿意住在靠学校近边，也不是多数人可以自己买房子的，因此找住家的地方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不比一个学生住一间屋子容易）。我们到时离开开学日期又近，所以更难找了，因为多数的客座教授们都在半年前就托朋友们定好房子。（近年在美国找房子更难，所以多数人连临时居住的，只要事情有两三年合同的时候，都是自己买房子，只要地点好，买卖并不吃亏。）我们是在半年前还没想到一定来哈佛大学呢，并且那时的元任对这些事还没知道清楚，样样事他总想到像学生的生活是怎样过的，现在有了妻子，不久还要有小孩，各事都又是一种情形了。所以我们到了以后先住在一个相当远的寓所里，是李熙谋给找的小旅馆在中坊后面，大约一个多英里，在哈佛和麻省工业学校之间。元任又对我说你英文还不能说话，最好在旅馆等我，也许半天也许一天才能回来，因为我还要到哲学系去谈谈接接头，你不要急，可以在窗户里看看外头。我嘴里答应，心里想看着再说吧，我若是一个人出洋还不要过吗，只不能说，可是有眼睛还不能看吗？等他前脚一走，我想他一时不回来，我就后脚开步出旅馆了。一出大门我就给转弯的房子铺子心里留一个记号，左转右转的一条半街就到了很热闹的市面，第一就看见一个很大的店，什么都有，门口的招牌是红底金字的十钱均一，我希奇得不得了，这些好东西只一毛钱一件吗？走进去看样样都好，我想过家总须很多东西要买，若是房子租的离市面远更难买了，不如现在买些可以从临时寓所搬家时一道搬去，岂不省事？并且我是最喜欢买东西的。我不会说就指指说给我点这个给我点那个的，各样一共买了两大包，到拿不动为止。看见一大些人坐在围着柜台的桌子上吃冰淇淋，我也坐上去要了一杯，人家问我要哪一种，我就指指要旁边人的一样，因为我知道是些什么又不会说，看见几层的三名治，我也要了一盘子，不管里面是什么指着墙上的图画要就好了。我不会说话，他们也不足为奇，以后我才发现波士顿好多中国人在美国多少年的人都不会说英文，就这样过了一辈子，所以在纽约、波士顿及三藩市，尤其在檀香山，和中国人接近的用手来代替说话都不以为奇。大约两点钟我回到住所，元任站在门口急得不得了的样子等我，看我拿了两大包东西，又可笑又可气，说你把我急死了，初到一个地方又不懂说话，丢了我还要报告警察才能找到你呢。买了些什么？我想起来你还没吃午饭，所以赶快回来了，怎么还会买了两大包东西？我笑笑说这么大一个人还会丢么？买东西我就指着说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就好了，不管多少钱，我给一张二十元的票子他总会找我钱的，午饭我也吃过了，叫了一个冰淇淋，一盘三名治，又好看又好吃，比中国的多两层（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吃这种所谓“俱乐部三名治”）。元任说你怎么叫的？我说一个指要旁边的人一样，一个看图画就是了。若是不好吃也只一回，不过都很好。你知道我专门不懂话做冒失事的，到日本一句日文不懂，还带着两个人从长崎到东京呢！元任大笑起来说：还提呢！到东京，从横滨就下车了，还以为是东京，叫东洋车到牛达区的事，多少人都作为笑谈。我说不要紧，结果到底到了东京了。在此地更不要紧，我若找不到你，我就到警察局问哈佛哲学系这几个字我总可以说得出来吧。两人说笑一阵，元任说言归正传，我还没吃午饭呢。我们就赶到餐馆里，他匆匆去拿了吃的东西坐下来一面吃我一面问他房子找得如何？元任说房子是找到了，可是是在三层楼上，是哲学系请的一位英国很有名的客座教授叫William McDougall 的。（他是心理学家，但是那时哲学心理在哈佛同一系。）他有三楼分租，水电在内六十元，可是那个房子很可笑，美国有一个出名的房子叫七个三角墙的房子（House of Seven Gables ），可是我们租的这个房子有十三个三角墙，大小有七间房。我们用不完，可是说好了，不能转租给别人，但是家具要自备。我说这么些房间如何打扫，要买多少家具才能装饰起来。元任说不要紧，我们有一张大书桌两人用，一个书架两张椅子和一张床就够了，并且床只要有褥子，不要架子也可以睡，等到钱一来我们就可以买了。我笑笑说吃饭呢？元任说吃饭就在书桌上铺张纸好了。我说何不就在地上铺张报纸终日野餐也是一样的。（几十年来一加入人家野餐时我总告诉人我们从前在家里野餐了两个多月的故事，我在日本留学时都没有这样简单过。）搬家时箱子手提包都有十几件，可是一件家具没有，房东太太好得很，说晚上总得要个床，今天晚了没法去买，我先借一条褥子在地板上睡睡吧。（他们虽是名教授，可是也穷得很，所以我常说若是嫁了一个教授不管在哪一国也是吃不饱、饿不死的。）第二天元任第一个就是到旧家具店里买了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一个四方可以转的书架，他说我们两个人可以对面放书（算他想的到和会打算）。从学校领了两个月薪水，付了一个月房钱之后，存下的不到二百元（连借胡正详的）。幸亏那时吃饭便宜，尤其是中国人不要吃牛扒等等贵重的东西，生活还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所以很容易过。可是哲学系里的一大些教授们都要来拜访我们（美国规矩坐客先拜行客的）。没家具凳子椅子的如何让人来呢？只得回他们我累了暂不见人。知己的就对他们说因我不懂英文的缘故，暂不见人，可是像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 ）教授他们特别热心地定要来看我们，无法只得实告他们，以后几天这家送几把椅子来那家送一张小桌子来暂用。我上文已说过都是些名教授，而都是穷得很，没有一件东西不是要加钉或要用刨子锤子才能用，我最初还以为他们看不起我们，给我们破烂东西用，以后到他们这些人家去才知道他门自己的家具大都也是如此，没有像现在这些人家讲究成套的新式东西。我还记得霍金教授太太告诉我每星期六下午到批发菜市去拿他们不要钱的蔬菜和水果，因那时还没有大电气冰箱收藏两三天的东西，而美国规矩有一点黄的菜叶子或坏一点的水果就不能卖的，所以大箱大箱连好带坏的倒堆在菜市路旁，任人自由拿，我们房东太太也去，我也跟她去了两次，可是拿时总想多拿，拿回来了用不完更烂得怪味，又没有冰箱只好丢，垃圾桶两家用又不够大，所以我以后就不想再去拿了。有一次我喜欢吃猪脚，五毛钱买了一大锅，红烧起来给骨头去了冻起来可以切了吃，骨头上的筋我就舔舔吃饱了。三天不想吃饭了。等了差不多一个月了，教育部的补发川资还没到（两个人九百多美元），北大的薪金也没来，元任才起头有点急了。我说你不要痴汉等丫头了，我们还是自己想法子吧，他说第一最快的还是商务印书馆做国语留声片的钱可以要，但是合同上一定要到了哪一期才可以拿多少，我现在赶快给材料弄出来到纽约去灌片子（就是现在所谓录音），可以拿第二期款九百元（一共两千七百美元），但是目前要川资到纽约和住两天旅馆跟吃还须四五十元。我说我们这些金翠等首饰可以卖点用。元任说我一时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卖，我想或者可以拿到当铺去当，因为我以前当过一回照相镜子的，拿一件皮大衣当当好了。我说那太多了，上利多，还是给几条整狐皮拿去看看吧。于是他就拿了三条狐皮到中国城的一个当铺去，居然当了四十五元。（那时的一条狐皮做围颈用的可以值五十美元一条，所以临时要用钱能当出三分之一或半价出来。）各样齐备后元任就打算坐船到纽约（坐船比火车省钱，又不耽搁时间，一夜就到了），到纽约去灌第一套国语留声机片的音，在他临走前我忽然想到要买一架胜家缝纫机器，我可以给带来的一些补子做成手提包，因为在美国店里看见有用两块补子做成一个袋，两边还加两条穗子，上面口子用两个大圆圈来做提手，我就和胡正详两个人去到中国城买了一大些假翠手镯来做把子。机器是月付的，每月只付三元，袋子没有绸里子我就给带出来的各色的衬裙剪了做，所以等元任一走，我就大做起来了。并且楼上七间屋子空空洞洞的，我一个人又有点怕，就连夜地不睡做机器。（我做饭和做衣都快，现在要做一件衣服我只要两个半钟头就可以做成功了。）一夜做了八个袋子。可是没想到楼下就是房东的睡房，第二天一大早房东太太来问我，你丈夫走了，你一夜空隆空隆得做些什么？若要搬箱子可以叫我们帮忙，因为你现在怀着孕，不能多动。（他们自己有五个小孩。）我说不是的，我指给她看，她一看见惊奇得不得了，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打开来了，一屋子一地都是零零碎碎的绣花的东西和山东绸的绣货等，我就给我做的手提袋给她看，她高兴极了。我说你要拿一个去，她拣了一个问我卖不卖，我就点点头表示卖，她又看见三件灰鼠脊子的大衣，她指指那个卖不卖？我说卖。（我听见她说了两次卖的字，我就可以回她卖字了。）她问我多少钱，我说两百五十元，她问我这个价钱对不对，我连点了几次头，她又问我，你的丈夫不反对吗？我指指东西指指我自己表示是我可作主，但是以后她告诉元任她以为我说是我自己的东西的意思。其实我们从来不分的。（因那时灰鼠脊子大衣在外面卖六百元一件，可是是做好了的，做工须一百多元，所以我以后都卖了，没留着自己穿。）他们因为大女儿要出嫁，正想要这个，她当时就拿下楼给她丈夫看，给了我一张支票加了一个条子说明若是不对可以退还。（这是教授们的办法，若是商家就不那样了。）她又说星期六（当日下午）她有一个茶会要我给些东西拿到楼下去可以卖点，那时我还不知卖价，我说你定好了，但是这句英文怎么说呢？正好叶企孙来看我们，我就托他说了。我说我根本不知道美国的时价，请房东太太定，要拿些什么也请她挑好了，不过卖给学校的人应该便宜一点，房东太太高兴得不得了，挑了两大包，她说她再多请些人来吃茶，下午三点叫我下楼去，一切由她作主。四十多个人看见东西非常赞赏，有一位太太说东西太便宜了，叫加价，我的意思是大家照东西给价，不要因为救济我们的缘故给钱，但是我又不会说，所以我就给谁买了些什么都记下来，想等元任回来后要是有的东西卖得贵多了，可以再退钱或加送东西。一个下午下来，卖了二百七十元，零钱我没收，他们一概给了房东太太，她再给我一张支票。午夜元任回来了，第一句告诉我灌好音了。他就在纽约打电报给商务印书馆高梦旦先生，请他照合同付款打电报汇来，因为他走时只留了两块钱给我。（这回事情我想王云五先生大约还记得，但是他们那时候只知道我们急了要钱，不知我们当日的情形，所以我写这些回忆录非常有兴趣，就像当年的境况历历如在目前似的。）我对元任说你不要急钱了，这里有五百余元的支票。元任诧异得不得了说，哪儿来的？我说我没出门就得着了，你放心不是做坏事得来的。（我总爱乱说，元任总是正经。）如是我就给前因后果说出来，他又好笑，又伤心，觉得他一时的错误累我着急过这种日子，他问我是些什么人买的，我说不知道，只有一个闹太太买了七十多元的（因此这位太太我们以后总叫他阔太太）。第二天早上元任就去问房东太太，她就一一地告诉元任，元任第一道歉做机器闹了他们一夜没好睡，我就在旁边叫元任对她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地板不隔音的。元任说了，她大笑，抱着我叫我“亲爱的太太”你给美国人的生活估计太高了，住家的这些老房子很少有隔音的。（现在很多房子有了。）不要紧，我们因此得着了一大些好玩的事出来，不然我也不知道你们有这些好看的东西，我见识了不少，我的客人都问我，我要问你太太，可惜她说不出来，将来我们说话都懂了，更可以有好多朋友都会来问你们的各种事情，还会请你太太去演说呢。（我现在实在觉得懊悔认识的人太多了。）她又问元任皮桶子（未做成衣服的皮子）那个价钱卖不卖，我赶快对元任说中国话卖好了，不好意思懊悔的，并且她帮了我们这一大些忙，元任做出一点不在意的样子来，就很快地说自然卖，并且这些皮都是老家的，我们也不知原价，我想我们愿意卖了，过后有几家来问还有没有了。我们知道了美国皮子很贵，所以我们就回说没有多余的了，剩的自己留着要穿，其实也不过剩了三件。过了两天商务印书馆的钱也来了，哲学系主任又陪元任到妇女俱乐部去演讲，是二百元一次，因此我们的钱就多起来了。但是那种演讲有一个习惯是元任最不喜欢的，就是要穿晚礼服，女人都是长衣服，元任虽知道，可是特意地穿了便服去，主席看见为难得不得了，问要不要另租了换，元任说一定要换我就不讲也可以。主席只得将就过去。可是不久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去演讲，就非穿不可，只得在招待室等，元任的好朋友董时临时出外租了一套来才换了再上讲堂去演讲。（对于晚礼服的事，元任一直反对的，在一九四六年代表联教组织到法国去开会，为国体的缘故没法子只得穿，可是能不穿时总是不穿，自己从来不买。战后再到美国来更没有办这些了，离开檀香山时，陈观胜送了一套，大约在八年前适之在加大来给半年演讲，有一次校长请客，人人都穿礼服，元任没穿，以后适之送了一套很好的也没穿过，现在常常给别人来借，并且西岸没有纽英伦那样在乎，多数不穿晚礼服，连太太们也是短衣服的多。）在 McDougall教授家住了两个多月，房子虽大而不便当。想到有了小孩更不便当了，还有一样三楼没有热气，须每一个房子买煤气炉子，元任又是最怕冷的人（剑桥比北京还冷），买了两个炉子只能暖和两间屋子。房东看我们这种情形也觉得不合式，但是两面都因合同的缘故不肯先开口，结果还是我来放炮。我叫元任对他们说，若是我们找到合意的房子，这面我们认他们半年的房租，或由我们找单人的朋友来住。因为房子离学校很近，在第二学期内也容易找人住，所以我们就是出他们的，也不过三个月的房钱（好在这时我们手边有钱了），两面一说好，我们就进行找房子了。可是难问题还是在我们这方面，因为学校附近的房子，到开学以后就不容易再有空的，从这个学期的半中间去找，真是难上加难。不料真是万幸，只两天就找到 Sacramento Place 的一所二楼全层，两睡房，一客厅，一饭厅，另有澡房厨房，房东是个黑人，住在三层楼上，但是还要自己烧煤炉，炉子亦要归自己装，须花二百多元，而烧炉子要从地下室去烧，由管子通上来（所以一楼的人从中沾光），每天须跑上下四次，每星期一还得搬一大桶煤灰给市政府收去。好在房钱很便宜，只要三十六元，二年的合同，这算是我们第一个家了。（三十八年后，现在的杨联陞家就住在同一条街的对面。）McDougall 教授的房子也找到两个学生住了，所以我们也没花钱，我就送了他太太一个金镶翡翠的戒指，他喜欢得不得了。他说我们这些穷教授若不是人家送这个，我们一辈子也买不起。其实我们也买不起，那是元任的母亲我婆婆的遗物，所以我们也不知价就是了。打算搬家了，这些东西又得装箱，除了原有的东西以外，元任还给存在绮色佳的钢琴等等运来（从窗口吊进来），又买了一个旧饭桌，几把椅子、书架、床、藏冰的冰箱（那时还没电气冰箱呢）一大些旧家具，一共花了一百多元就样样都有了。想到那时的生活真便宜，每星期的吃食只十几元就过得快活得很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只吃食连请客，就得四百元一个月。）这个房子虽然是黑人的房东，可是也好得很，除了打扫我们的前后门外，有时还给我们的厨房也洗洗，我们吃剩下来的东西给他们，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黑人和犹太人特别爱吃），可是元任交代我可别学他们说的英文，因为他们有一种特别声音和带阶级性的文法，而我虽然对语言也不专心也无兴趣，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学话非常地快，不管到何处，两三天就可以说本地话，但是只那一点的浅近话，总不深研，也无心想再深研下去，所以在美国三十多年，还是说不全，只可以说得很热哄就是了。记得孟真在美时，听见我和美国人说话，说得那么流利的那么错，他说赵太太真胆大，我回他，我哪样事不胆大？（敢在《传记文学》上写文章也是胆大。）世界上事若不胆大去做，哪能成功呢？只要不妄为就是了，并且说话也只要他们能懂就好了，我是这样说不通的话，就改一样说法，说到他们懂为止，也不苛求文法上的时间还是现在、过去、还是将来，随便说一阵只要辞达而已矣。并且外国人在中国几十年的还不会说一句中国话呢。孟真也只得笑笑说赵太太总是强词夺理地辩，但是元任从不以我的话为耻，常在学术演讲时拿来举例玩。所以元任以后在一九六八年出的《中国话的文法》前面说：“致献给我太太，因为她一不留神就说出些中国话的文法的绝好的例子。”可是他自己则不然，一字一句都不能有错的。不但是英文，对任何语言都是如此。我就偏偏总不对，他也无法改正我，有时追着改我，我就发急大吵起来，只得作罢。所以他批评我不但外国话没有说全的，连中国各种方言也无一处说完全的，我总回他，不要紧，我又不是方言家。所以很多人非常希奇为何赵先生改不了赵太太的说话，就是这些道理，我觉得我说的话才是代表全国的国语呢。我虽然中国方言说得不全，但是也喜欢试试这个试试那个。有一阵子我和元任定了每一个礼拜说一种不同的方言，南京话北京话湖北话等等。最古怪的是我以前在上海中西念了那些日子书，从来不说一句上海话，跟同学们还是说我的带安徽底子的南方官话。但是这次元任对我说上海话，不知不觉地我的上海话很顺地就说来了，因为那些年早就听了潜伏在里头了。说了一大些傍枝，再来归到正传吧。在剑桥的家是住定了，两个人各行自己的事，元任当然是很忙的，上文说过他是一个能学多少就学多少的人，我呢做点什么呢？元任说你来译点书。有一个山格夫人（ Margaret Sanger），她是专研究生产限制的，她写了一本What Every Woman Should Know，我译叫《女子应有的知识》，我有好多英文字不认识就问元任，元任说你去查字典以后就记得了。我不肯，我说要我花那么多时间我就不做，摆着一个活字典在这儿一问就是了。我就给生字写下来，等他回来一问就完了。（因此也是我英文总学不好的一个理由，和外国人说话时也是如此，一直到现在还是回头一问就是了，可是问完也就忘了。）有一天翻译到一个妇女一生大约有两千个卵（ova ）我就译成有多少鸡蛋（我查字典ovum，ova 是 eggs ）。元任看见简直笑疯了，以后常常开我的这个玩笑——一个女人有两千个鸡蛋。这本小册子，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还有一个忙的事，就是带了那些零碎的绣货，常有人来问要买这个那个的，我们嫌烦了。霍金太太出了个主意叫交给哈佛合作社去卖，他们给地下室摆了一个大桌子特别卖，可是有些我须做成一个东西，圣诞节前又要元任自己每天去半天解说给他们听，一个月下来倒是卖了三千多元，剩下来的三分之一我也不高兴做了，元任也不高兴卖了，留了些给合作社卖，又给了一个专门做这种生意的人去卖，不赚钱，可是省多少事。在那时中国学生中李济之、劳榦、陈岱荪、叶企孙、萧蘧、张歆海、钱端升、李旭初等人常和我们往来，济之来的最多，胡正详差不多就是我们一家人一样。每星期六下午我去中国城买菜，他总在地道车入口等我拿了东西一道回家煮了吃。有时他从实验室里带个兔子回来醃了，下次来吃。到年假了，以上常来的朋友们都来我们家过年。到了两学期当间有两个星期停课，倘若你的学生考完了，你就可以走开几天。我们不是有很多钱了吗，（也不过三四千元现的。）元任就提议在生小孩以前到纽约去玩一趟，带到哥伦比亚做片子公司去看看灌音好不好？若有不对的也可以有机会再灌一下。我生平只要有人提议玩无有不赞成的。正月十六日我们就坐火车到纽约，董时给我们找了一个旅馆靠近哥伦比亚大学，因为那时没有私人汽车，住的地方总要靠地道车近，往来才方便。并且也靠近董时住处，他每天下了课总来加入我们吃玩。（美国各大学放两学期间的假，前后不同的，有的相差一星期，有的四季制，学校根本就不放假，或只一个星期。）玩了一大阵，元任从前的男女朋友看见了不少，尤其他的女朋友对我特别殷勤，我听有两个人低声谈，原来Y ．R ．（元任）要这样的太太啊！因为那些女朋友从前都有过可能的意思的。我想元任也不是对人不赏识，只是对自己的求学心太重了，所以错过好些机会，回国后就阴错阳差地遇见我了，元任！是不是？①在纽约玩了八天，可是这中间元任病了两天睡在旅馆里，我们就和查时人聊天，查也是元任的好朋友之一，他那时还没结婚，谈到他对一个女朋友失恋的情形，我就用京腔唱了一声“大丈夫何患无妻！”以后他对我也是很好的朋友（元任的朋友对我都非常的好）。并且以后他娶的太太也是我中西女塾的同学王瑞娴，是钢琴专家，详细下文再说。因元任一病的缘故，我们就赶快回剑桥了。又是一天一天地过下去，元任发现有两张片子灌得不好，还要到纽约去一趟，我本想再一同去，医生说我，你自己是医生，还不知道吗？再跑小孩就要生在自由神里面了。因为我上一次到纽约在自由神殿内爬了多少档楼梯，累得不得了。我想想也是的，停止到纽约的念头，好在元任只一两天就回来了，元任不放心，还叫胡正详每晚来我家住，陪了我两天。大肚子出去的衣服都成问题。四十多年前美国卖大肚子的衣服并不是到处都有，我就给带出去的绸被面做了一些衣裙，胡正详觉得太可惜，我说以后还可以改做别的东西用呢。吃东西也是古哩古怪地乱想吃，忽然要吃豌豆亩，元任就到花房去买了些甜豌豆的秧子，又少又贵。美国人是栽了看花的，我就馋不择食，就拿来炒了当菜吃了。 ①不见得吧！不是阴错阳差，是音韵学里所谓“阴阳对转”。——元任。一九二二年春天学期开学前，哲学系主任吴梓（J ．H ．Woods ）和还有几个别的教授就跟元任谈，你国内无钱来，一定还是要教书才可以维持妻子和小孩的生活（他们不知我们中国人容易维持的多了）。元任说须有最容易的课他才教，因为可以不占他学的时间，因此吴梓就想出教中文的事来（就是以后哈佛燕京的开端）。以前十九世纪虽然有个戈坤华教过三年，可是后来又中断了。就是元任起头也只开一门课，还不成系，只三个学生，其余都是教授们旁听，哲学系主任自己就是一个长期的听讲生，带杨联陞出国的贾天纳（C ．S ．Gardner ）就是正式的学生之一。当然元任的教法不像中国人教中文的办法，他一切都照语言学的方法来打基础，再用罗马字的拼音来正他们的音，不过在那时他们还是注重文言和读中国古书，多数是预备以后到中国来研究中国文化的。定元任的薪水三千五百元一年，在我们就觉得阔得很了（因为我们一个月只用一百八十多元）。名目是讲师，在那时的哈佛已经是薪水不少了。元任回来后觉得片子事完了，学校事也定了，一面教点书，一面还可以有很多功夫自己上课，高兴得不得了，又出主意了，算定我还有两个星期要生小孩了，以后家里就是三口之家了，我们现在快去照一个两个人的小照。我说这个大肚子照出来好看吗？元任说到照相馆去照，叫他们给肚子影起来好了。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号晚，我就觉得不想吃，元任慌了，打电话给胡正详，他不在家，给医生，医生问我阵痛紧不紧，我回还没阵痛呢。（所谓阵痛就是快生产了痛得一阵一阵，有一定的长短时间，并且痛得越来越密，阵痛就是子宫的扩张和收缩现象。）他说那不要紧，等他来看了再入医院，不会太快的。他来看过说还有半天才会生，并且我是头生，不会太快的。我回他我也许生的快，因为我一天到晚的运动不停，但是元任还是提议早入医院为妥。如是就坐医生自己的汽车到剑桥市立医院，一直就入手术室。（在美国生产都是在手术室内生产后，再用睡床推到病室去休息，在当年住一星期，现在的规矩无特别异常的情状，只两三天就让出院了。中国的老规矩，产妇也是三天就下床，并请客所谓汤饼会，可是他们不管产妇有没有病，总是照规矩做，所以往往产后带出一大些病来。因为产妇早动作，可以帮助于富快收缩复原，可是太多动了往往也会大出血的。）我入了手术室，医生检查过后说还有两三小时再生，他就到别处忙去了。他一走我就觉得阵痛起来了，越来越紧，幸元任在边（因我不大懂英文的缘故特别请求的，一般的手术室是不准普通人和家属在内，最近两个月前美国通过生产时又许丈夫在边上了。）急叫看护来，看护一看小孩头已出来一半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我上全身麻醉，我虽反对无力无法辩，后来听元任说医生半小时后才来，已无阵痛了，用钳子给小孩拿出来了，可是我大出血，危险得很，而小孩更危险，第三天也出血不止，是一种婴孩血液不凝症，只得用元任的血注射了两次进去（每次十五西西）才停。所以这个孩子生后还得了父亲很多的血。我回到病室一醒就看见床头一大瓶蝴蝶花，这花英文叫Iris，样子像兰花，因为我小时候叫兰仙，那么小孩就叫如兰，英文就叫Iris了。并且我的朋友林贯虹的“虹”字与虹彩的 Iris 字相合，所以一半也是由纪念她取的名字。如兰一小多半是他父亲带大的，而她的女儿卞昭波也多半是外祖父带大的。写到医院情形，我就要骂美国事事须照章而做，毫无从权和相机行事的办法。我在日本学医，遇到普通的产妇，医院中看护多数能接生的，当然比中国的产婆有知识，而留院的总有医生在，随时可叫来，遇着意外，不须等本来的医生就可以代做了，可以免除好多危险，但是美国当日的看护我觉得比日本的资格经验差多了，什么事不会临时就便地做，都须样样接板地来。记得在北京的协和医院亦然，事事照美国办法。有一次大约民十五、六年时，学生请愿被卫兵伤了大腿，抬到协和等办入院手续，因流血太多而死，那个学生好像是清华姓崔的，清华的人大约还记得这回事吧。我虽在美国多年，可是对美医总有点不敬的看法。小孩出世了，因遇险的缘故，我留医院两星期才出院，可是元任在家真忙得不得了，买小床、买推小孩车（其实几个月后才用得着），买了一个大柜子式的留声机（那时还没有电视，无线电收音机也很少。）一个人搬不上楼就放在楼梯口等房东来帮忙。每天下午还要去看我，虽然住头等病房，可是我不喜欢吃太久的美国饭，他还要燉鸡给我。到了两星期后就叫了一个救护车给我，小孩和他自己坐回家，抬我上楼，可是我一上楼家里的东西摊得到处皆是，脚都放不下去了。回房内锅碗和叫送来的菜等等也堆了一地都是的，我想理理，元任又不肯，说让他去好了，可是到晚上胡正洋来了，给一切理清，鸡汤也煮上。说到做菜真是没人相信，我那时连饭都不会煮，在日本时虽然不喜欢吃日本饭，由自己来做点，可是自吃无人挑剔，有时就去吃点所谓西洋料理。现在元任要么吃美国饭，而中国饭他一定要吃江苏口味的，甜得很，我是喜欢吃醃腊咸，两人口味完全不合，只得多做几样。所以在美国最初四年都是元任煮饭和白水煮白菜，顶多只会加点盐跟猪油，冷的放在一块煮，因为他只会吃不会煮，这时胡正详常来教我做些无锡常州菜，我就和元任定了他管小孩，归我做饭，因为我做医生时从来不管洗弄小孩的，那些都是看护做。就是在日本实习时亦然，现在家里多出了这一大些事出来了，喂、换、洗，一天到晚不知多少次，那时也没有像现在的尿布的取换服务处，只得自己做。幸亏胡来帮忙，虽然这样忙累，可是过得非常快乐，因为一切与外面无关，只自己关起门来过，一年只四五次大的应酬，多数用有小孩的缘故来推辞。我们有时打牌，谁做庄就谁抱着如兰，董时要如兰叫他干爹。王瑞娴说你叫我什么呢？我们说叫干妈好了，这一叫居然叫成了！我们两人定了无论如何四年才回国，虽然各处来信叫元任回国，我们总回等等再说。每年一次中国学生会的时候，我们总去加入，如兰就由他们大家轮流地抱，其中李济之和钱端升两个人抱得最多。有一次他们把小孩抱去了，我们两人就和大家赛船，我们的第一到目的地，大家叫因为我们两个人同心的缘故，所以比别人赛的快。如兰八个月就会站和扶着走路，我们就给她放在一个小孩玩的四方栏杆里，她就带着栏杆到处撞。元任弹琴时总是给她连小床放在钢琴旁边，元任一面弹她就一面哼一面摇。有一次她忽然不摇了，停在那儿脸都涨的通红，元任说别动，等他给这一段弹完了再来弄！等到元任弹完了再看那一床的，小孩子一身的，又糊得一手的，满屋子空气里的……，我看见了又好气又好笑，我说元任为什么不早叫我，他说一个孩子的音乐教育要早打好基础，不可以把整段的乐曲随便中断的，并且说好了孩子的杂事是归他管的么。我说这样一来不是我的事更多了吗？洗人、洗被单褥子等等，忙了大半天，诸如此类的事常有，我们到现在还常拿它来当笑谈，这都是读书人带小孩的现象。到一九二三年哲学系主任又出主意要给元任向一个基金会请长期款，要正式成立一系，元任虽然想待下去，可是我们家里又出了事了。一个不小心，第二个孩子又快来了。（说到“不小心”，早知道孩子那么好看，也不避孕了。其实用药用罩子等等，是没有百分之百靠得住的，现在虽用吃药的方法，也还在试验时期，又须研究副作用，可是在美国有的州规定一家已有了四个以上孩子，若是要避孕的话，男人就可以由医生手术结扎输精管，又无大碍，又可以几乎完全靠得住。）我觉得我到美国后又没学，只生孩子做老妈子事，颇不值得，还是早点回国好，等到中文系一正式化，就不好意思说走就走了。元任也跟他们再三商量，他们说不管如何，先用你的名字去请款好了，成功再说，哪知一请就成功，给了好几年的讲座和很高的初级教授薪金，每四年可以给连家属的川资回国一趟，由一九二三年九月起。无任虽然当时接受了，可是有言在先说第二年也许回国的，那时候因清华要改大学制，另立研究院，拟请几位大教授。张彭春屡次来信说元任已被提名在内，同时东南大学郭秉文先生也早来信请。（虽答应过他们去教书，后因他们正闹校长风潮，杨杏佛有意要元任去长校，元任不敢去了，前文已提过。）五月十四日第二女孩新那又出世了。上文说好看，可是一生下来头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后来真是越长越美。（以后真是轰动了剑桥三百多中国学生。）现在元任既带了大的，第二的只好由我带了。到了第二个我们对带小孩和家事的习惯也熟了一点，那时候还没有现在所谓 “坐看孩子”的制度。有一天邻居的一个七岁的女孩儿走来问要不要人看孩子？说她特别喜欢看“哭孩子”，从此她就天天下午来推着如兰出去玩一两小时，这样子使我有点清闲。可是我总觉得我都是做了些不关紧要的事，美国一些太太们的应酬并不是我不懂英文的缘故对我无兴趣，根本老是那一套我就没兴趣。（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很少到，这也是我不学开车理由之一，不然得天天忙着开车接送人，）再加我生母来信，从我走后生父去世，她很想见见我们，所以我同元任说还是回国吧。元任和主任谈，他必须提议找一个哈佛毕业的人来代替，他认识陈寅恪，元任写信给寅恪，他回信才妙呢。他说对美国一无所恋，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这当然是不要来地开玩笑的说法了。其时胡先骕正在哈佛，对元任说，梅光迪因离婚的缘故想出来，可否推荐，元任虽知他们是学衡派反对白话的，但元任为人向不以门户之见来埋没人才的，所以一口答应荐他。他一来了，当然注重地内容跟方法都近乎旧时地咬文嚼字的风气，不是从语言方面入手了。后来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一年一年的人才、设备渐渐地丰富起来，元任在战时军训科中又给中国语言的教学打了些强心针，似后哈佛的中文才渐渐地有文白古今新旧并重的局面。比方那个小如兰，她的专科一直到硕士都是西乐，博士论文才是宋代音乐史料，后来在远东系教的有二十年的口语，在音乐系教的是关于中国音乐学，也是代表近年远东研究倾向于各方面平均发展的一斑。不过这是后话。我再接着说那年回清华的事情。一九二四年正月张彭春又来信清华决定办研究院拟聘请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一定要元任答应，我说无怪你不答应，我得答应了。（因此传出去，以后好多事人家都来和我商量，例如以后朱骝先先生要元任去长中央大学，初元任不答应，第二、三次就来电报给我，可是这次我也没答应。）元任说虽然答应清华但还须到欧洲一年，一面游历，一面他还要和有些人谈谈，并且说我出来三年一点没休息没玩到，到欧后一定把小孩托人照应，我们自己自由一下。从三月起我就把些家具等，慢慢地卖给人家，霍金夫妇听见了大不以为然，我们就解说给他听的种种理由，他们也无办法。（不过一直到现在霍先生每次见到我们，还是怪我不鼓励元任回到哲学系去，每见必说：“步伟，你知不知道元任是我所知道的人当中哲学最有希望的？”我就回他只怪元任知道的东西太多，兴趣太广了，所以往往就各面乱跑不回家了。他就大笑打打我。他今年九十三岁了，还康健得很，并且书出得很多，是元任考博士论文的主席。他太太几年前死了，他们两个人真是中国人的好朋友，诚诚实实地对人，不像一般外国人花言巧语的。我写食谱就是他太大再三要我写的，所以以后书出来，前面有注明是致献给他太太的。）如此混了三年。元任得着的不少，我呢，得两个可爱的小孩和不少的美国朋友。我们五月底离开剑桥，先到纽约待一下看看山格夫人，研究一下生产限制的事，我是打算回国后专做一下这类的事，预备好帮助贫穷的人。这次离美国大女如兰才两岁多，二女新那才几个月，还不会说话，她会说话时是在法国人家起头的，所以她的第一的语言是法国话，一直回到清华后才渐渐的说中国话。第四章第一次欧洲游记元任，我想我再写下去岂不是给这些好玩的事情都写了，将来你写自传的时候写些什么呢？元任说不要紧，这些事最好你接着写，因为你比我记得清楚些，我将来另有我的事写。我说那么我就接着再写些吧①。 ①那么我就写不太好玩的事了。——元任。我们坐的是一个只有一等的船，叫S ．S ．Orbita. 非常平稳，可是过大西洋须十天，新那那时还须尿布，又还不会说话，我们就带了一大些旧被单衬衣等等用了就丢到海里。有时还有看护来带小孩去玩。这次我可不太晕了，可是我还是不大愿意到饭厅去，因为中午晚上都须换衣服，麻烦极了，所以每天我只去一餐或两餐，其余或在甲板上或在房间内吃。一到了英国SouthamPton 码头，我忽然得着一个感觉，好像回到本国了，因为乱哄哄的情形和上海码头那些地方一样。查关更可笑，旁边一个外国人对我们说须给点钱，不然给你的慢下来等，我问多少，他说一镑钱，可惜我们身上没有一镑的，只得给了一个五块钱的票子，他们高兴极了（并不要偷偷地给，就大明大白地给他们），挑了查一大些人的就给我们先查看，潦潦草草地一下就完了。从码头到火车站更像我国的情形了，连推的手推车都是一样的形状，人也是乱抓地那么问来问去的。我问元任为什么英国这样和中国沪宁铁路上的派头一样，他回我沪宁铁路是英国人造的，所以一切东西和形式都仿英国办，所以会差不多，我才恍然大悟。但是我还希奇为什么人也训练得一样，元任说大约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管理的缘故。我们到了伦敦，不巧正遇到近郊 Wembley博览会的缘故，什么旅馆都找不到（当然最阔的我们也不能住），元任的脾气又是不喜欢惊动官府的，并且他说由他们找的地方我们一定不合意，反倒麻烦。我们就给东西暂存车站，叫了一个计程汽车（好在便易得很）东找西问地找到一个半旅馆半住家性质的地方，论星期计算就暂住下来。可是最不便的就是厕所和洗澡房须到三层楼下经过房东的饭厅，小孩洗澡睡觉时又正是他们晚饭的时候，真不便当，可是我看到一大些英国的老习惯好玩得很，一个星期下来，他们的桌上老是那一块牛肉，听得见他们刮骨头的声音了，还是拿起杯子来大家敬酒，而男女主客都是穿着晚礼服，男主人的衣服袖子都破了还穿着，女人就是长裙子拖得哗啦哗啦地响，可见英国的一般旧礼教了。（闻说第二次战后都改了，在美国东部所谓新英伦也是最守旧礼教的，一直到现在还比别省守旧规矩。）我们有两个小孩，当然这种住法不便当，就托房东太太找了一个看小孩的来，我们可以出去找找房子和看看人，岂知找了一个美国穷女诗人来，也不会看小孩，只坐在房边看着而已，两个小的又到了一个新地方自然不愿意得很，给我们两个人弄得非常困难。有人说法国好点，所以我们就打算先到法国去再说，但是万一不好怎么办呢，商量好还是元任先到法国去一趟问好了再说，并且新那还不会说话，如兰淘气得不得了，恐出危险，因此我是绝对不能离开她们的。所以第二天元任到法国去了，好在一水之隔，来往非常便当，元任一到法国，也没到使馆去，就打了一个电话问有没有常和中国人往来的地方，他们就介绍了一个中法亲善的机关，元任去问问，管这个的主任说他的岳母Mme ．Bouillol可以看待小孩，不过离巴黎大约有七十英里的乡下，地方很好，而法国旅馆也很好找，他们知道我们从美国来的，就给介绍到一个懂英文的地方去住。如是元任三天就赶回英国，给我们一同带到法国去，但是英国这个房东须要一个月的房钱，我们也照给了，还留了一个箱子在他们家，说一两个星期后再回来住。英国到法国倒是真便当，法国查关什么的都简单，街车汽车更比英国便宜，我们到了旅馆拿地图一看，真是中心得不得了，也不贵，两间房间大约只二十美金一星期，那时法郎比现在大，洗澡厕所本楼就有（在欧洲不比在美国，澡房厕所不是每间房子或每层楼都私有的，多数是大家公用。）。第二天带了一个老太婆来，看过去真是一个乡下老太婆，说好了每月连吃带往大约七十美元一个月，衣服我们另买，其余都在内，可是我想让这个老太婆在旅馆待几天让两个孩子熟了再去，而这个老太婆也高兴极了，因为她很少到巴黎的，现在住旅馆吃馆子，她真是乡里亲家母进城了。五天下来小孩子们也熟了，我们就一同送她们到乡下去，地方叫三多瓣，所以小的叫她叫“妈妈三多瓣”（Maman de St ．Aubin ）。我们到了看看房子虽不太好，可是环境不坏。左邻右居的人都诚实得很，我们觉得完全不是到了外国似的，很像中国乡下一样，如兰一到就赶他们的鸡玩，我们看看很高兴，第二天我们就回巴黎了。临走对如兰说好好在这儿，我们过几天来看你们，因为我们在美国时常出去应酬和到远一点地方去玩，也总是给他们托人看管的，变成习惯，所以她们也不为怪了。并且如兰看见有妹妹在一道好点，临走她们还招手说再见。照元任的意思就回英国，我不肯，我想过几天再去看她们一次，好不好再走就放心了。所以在巴黎待了一个多月，没很玩，只到乡下去两次，本打算就回英国，而在德国的很多朋友们要我们先到德国去。那时在德国的中国人真是人才济济，下文再一一说出。我们先经过比国住了两天，各处玩玩，觉得和法国没有多大分别，火车只三个钟头就给一个国穿过了，可是边界上煤炭堆积如山，我奇怪得很，比国怎么煤矿这样多，记得从前没听说过，我是有奇必问的，就问同车的人理由，他们告诉我们那是德国赔款运来的。我说那德国自己不是没有了吗？就在边界上看着多恨啊。第一我对德国人总有点好感，第二我向来不喜欢人报人的仇恨事，显而易见的小气，那正是停战后的第六年，各处战迹都还是遍地的（不过比以后第二次大战后还好得多）。从比国到德国本想买二等车位，因是夜车，睡铺也买不到，那时年轻，想坐一夜有什么要紧呢？走进车里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坐位，或两个人一排，是一个房间两条对面的长靠椅，本定坐六个人，可是来了八个人，我说满了，他们也不过笑笑不睬，还是坐下来，结果又加入了一个，坐到第九个不能再加了为止，所以人靠人的大家亲热得不得了。那时我的德文倒是还可以说一两句出来，因为我以前打算到德国学医去的，以后在日本时医书的参考书也是用德文，我们坐在车厢里这一夜非常好玩，有说有笑的。我国那时虽然加入过第一次大战，德国人也知道我们不过是被动而已，所以对中国人并不仇恨。到了半夜大家都困得不得了，就你靠我，我靠你地打盹，也不分什么男女地退让。快到天亮了，大家都说饿了，希望有点三名治什么的吃吃，有一个男人说望上帝赐给我们，我看他们说得好玩，一想我们带的有饼干有热水壶，打算我们自己夜间吃的（在法国离开时就有人告诉过我们一路没有吃的东西，晚上更没有，不像我国火车上，所以我们就带了一点），到了车上一看人这样多，不好意思拿出来，现在一听人家这么希望，何不拿出来大家快乐一下呢。如是我就应口说这儿有神在，你们快来接受赏赐，我就拿出分配了吃。他们一看说不出来的高兴（实在并不是在乎那点吃的就是凑巧而已），又看见有热水，就异口同声地说你们自己多吃多喝一点，存下的再大家分。其实我们也不在乎那一点，就大家同乐好了。全房的人有吃有笑又有唱的声音，管车人莫名其妙地走来问，大家告诉这个经过，我们有神保佑，他也好笑得很，别人经过门口问管车的，怎么这个房间里有神了！管车的就照样告诉他们一遍，所以一直到早上车快到了，这节车上还是拿这个笑话说来说去的。到了柏林，东西查得紧得很，有一个人带了一盒香烟，他们要上大税，这个人说我不要了，税关人说我已经填了税单了，就是你不要，也要上过税后才能不要，那人无法只得照办。（英国关税极松，就是美国也有多少是给你免税的，在那范围以外才照上税，一个国家总应有一点给人带点免税的东西送送人什么的，人家就不想偷逃税了，若是叫明一点不免税，我想要偷逃的更多，这种都是不近情理的办法，只于人有害无益的。）查关对我们没有一点麻烦，因为我们根本只带一点随身用的东西，他们看护照上照相就问本是四个人。那两个可爱的孩子为什么没带来，在哪儿？我们回他旅行不便，留在法国了，他们对我们做个鬼脸就算了。一到我的同学冯启亚（元任姨娘）就给我们定好了一个很好的两间房子，她和一位张小组到车站来接了就直接到房子里去。第一天就有一大些中国在德的留学生来看我们，也是现在很多的名人在内，我们多数是闻名没有见过面的，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费留学生，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第一个。大家见面后越谈越高兴，有时间到中国饭馆去吃饭，看见有中国学生总是各付各的聚拢一道来吃。有时他们到我们住的地方来谈到半夜两三点钟才回去。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朱骝先夫妇已离开德国，以后在巴黎见到的。这些做鼓励人的说法，我一到就有所闻，并且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批评，说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有一天罗志希来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的母亲在街上走，我就回他你不要来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志希！你还记得吗？我想你回想到那时真是你们的黄金时代。）俞大维最难见到，因为他是日当夜，夜当日地过，你非半夜去找他是看不见他的，寅恪和孟真来得最多。（寅恪因其父陈三立先生与我祖父交情很深，他小时和哥哥还是弟弟也住过我们家一些时，并且他也是被约到清华研究院之一，以后在清华和我们同住同吃一年多，一直到他结婚后才搬齐。）孟真和元任最谈得来，他走后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变迁，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则亡矣。有一天大家想请我们吃茶点，但定的下午三点，我们刚吃完午饭，以为到那儿（是孟真的房东家）照例地一点点心和茶，岂知到了那儿一看，除点心外，满桌的冷肠子肉等等一大些，我们虽喜欢，没有能多吃，看他们大家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说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什么连三名治都很少的（美西部比东部东西多）。孟真不愤地回我：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地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他们这一班人在德国有点钱都买了书了，有时常常地吃两个小干面包就算一顿饭，闻说俞大维夜里才起来也是为减省日里的开销，不知确不确？但是有一天他和陈寅恪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表弟兄）要请我们看一次德国的歌剧。戏名叫 Freischutz 是 Weber作曲的。他们两个人给我们两个人送到戏园门口就要走，我问你们不看吗？我心里想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轻看，大维笑笑，寅恪就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我们心里又感激又难受，若是我们说买票请他们又觉得我们太小气，不领他们这个情，所以只得我们自己进去看了。大维！不知你还记得这一回事吗？我们在德国一共待了四十天，可是会见的朋友们真不少，除以上提过的几个人以外还有童冠贤、毛子水、何思源、张幼仪等等。地方也玩得不少，在德国最便当的就是每一个人身上有一本小极了的小字典，英德、德法等等都有，我有时说不出就给字典翻出来指给他们看就行了。还有德国的博物馆里面东西虽然没有英国的多，可是陈列的整齐极了，都得当得很，不像英国重重复复地像堆栈一样。我们在柏林又去找了好多医生调查生产限制的方法，他们多数是用铝做的套子，大小尺寸不同须经过医生的配比方可，医生告诉我们说好多人每次都须医生来给套上子宫口，因为一斜就没用了，我想在中国乡下怎么行呢？再问他还有没有其次的简单方法，他们说可以用海绵蘸了甘油（glycerine ）放入膣内也可以，不过不能百分之百靠得住。不过一直到现在还是以手术最靠得住，并且不是药不灵，而是一班人不当心的缘故，上文已略提过一点了。我们临走的第一天晚上志希来了，问我们手边钱多不多？我说不多可是够用了。他说可不可以借几十元出来，因为他们大家欠张幼仪的家用，应到期的钱还没到，暂挪我们一点，因为那时在柏林的人都是大家实行小“共产”。我说我们只够用到回法国大约钱就会汇来了。（因为我们钱存在美国，每月用多少由美国汇到在法国的美国旅行社取现美金。若是在美国就便当得很，只要一张支票和你自己的任何证件都可取现钱用，现在还有有些公司和银行给你一张信用票子，你可到任何地方欠帐，可是在欧洲不行，因为多少人没有信用，所以一班人也不信用你。而那时候欧洲各国的金融都不稳定，不能多换本地钱用，所以用一个换一个。）我给经过瑞士待一星期回到法国要用的钱算下来还多四五十元，就借了四十元给志希拿去了。（志希你还没还我们呢吧？）我们到了瑞士京城Berne 住的旅馆就靠近桥，而站在桥上可以看见对面一排雪山，真是山水风景活像一幅好山水画一样。元任说要我来做瑞士的公使我也干！（以后我们回国后到了黄山那个风景也不差似他们的，只有过而无不及。在屯溪旅馆看对面山和瑞士京城桥上看山水一样。那次是梅月涵一道去的，元任又对我们说中国亦有这么好的风景，那瑞士的公使我就不想做了。）第二天我们坐有齿轮的电车到幼女岭（Jungfrau Joch ），有冰宫内中家具钢琴等都是用冰雕成的，经过冰宫出去就到山顶，那天的天气非常好，可是在山顶看天就像压下来似的，很多人拿了手杖爬山，我们一队人没去，晚上回到旅馆。第二天又看了一剧莫札特的《幻笛》（Mozatr，Die Zauberflote ），看完了戏算算手里的钱不够了，因为有些地方用钱会出意料之外的，所以我们只在了五天就又回巴黎了。回到巴黎后第一件事是到美国旅行社去取钱，没料到钱还未到，而身上只存了不到五元了。怎么办呢？我想铁箱中还有三百元的金洋钱可以拿出来换了用，但是他们的规矩须先付了存箱子的钱才给箱子送到你住的地方去，方能开箱子，而又不准人先到存箱子房间去（欧洲各处没有美国信用人，也难怪，那时第一次战后各国各种样的人都有）。我们想想惟一知道的朋友是张奚若住的地方，我们搭了一个街车又走了五条街才到，不料他住在四层楼上，欧洲的四楼就是五层．因为他们第一层不算楼，好容易找到了，奚若开开门来，有一位年青太太或小姐似的坐在里面。奚若的外衣还没脱掉，我们一进门他就赶快地介绍给我们说这个可以说是张太太吧。我们说恭喜恭喜，几时结婚的？奚若说前天到爱丁堡去结了婚才回来，你们若是早两点钟来，我们还没有回来呢。张太太一声不响，可是并不是害羞，抽身走到睡房去了，拿出一只金簪子往桌上一扔说这个够不够？我们两个人莫名其妙，心想我们借钱的事还没开口他们怎么已经知道了，还问够不够？幸亏还未说出“够了”，奚若很难为情地样子说让我问问元任看，他们若是有，我们暂挪几天，我有一笔帐来了就可以还。我们才知道他们也是钱荒，我就很快地说我们也是来问你们借钱的。我就给各种理由说给他们听，免得他们误会我们是推委。我又说你们若是迟几天我们就可以借点给你们了。四个人大笑起来，我又说金子东西卖不出钱来，若有翡翠什么的也许好点，我们以前在美国试过的。张太太又进睡房翻了一阵，拿个一个一寸半长的翠印出来，说这个行不行，我们大家说去试试看吧。到了 Rue de Rivoli 一家买卖古董店，卖了四百法郎（约合二十美金，其实值五十美金不止）！无法只得卖了救急，奚若说我们请你们吃喜酒吧！我们说大家无钱就去吃一顿晚饭好了，奚若说自然是晚饭，难到还有酒席吗！我们就到一个保定饭馆三个半法郎一个人，每人一小碟不同的菜，尽够送两小碗饭的，以后还存了一点汤，奚若说再来一碗饭吧，又吃了。（以后我们大家在北平每吃饭剩下汤来我总问奚若要不要再来一碗饭？他总笑笑说现在不要了，也许日后还有这种日子都难说。张太太娘家也姓杨，所以我们两家以后的孩子们都彼此叫阿姨的。）饭后我们又提议你们请我们吃饭，我们也该有一点庆贺，就提议去看电影，那天最好的是Douglas Fairbanks 的ThiefofBagdad，票价非常贵，因为我们身上钱不够，问他们要不要迟两三天等我们钱来了再看，他们提议就是今天好了，你们身上有多少钱够买哪一等就买哪一等，（我们当年的朋友们都是不客气讲实在的，不像现在的人口头虽然客气而又在乎面子往往使人发急。）我们两个人口袋里只够买最便宜第七层的票，所谓“黑人天堂”，可是看得并不坏。奚若就告诉我们刘半农和金岳霖的住址，并且说大家都穷得要命，你们预备点钱借，我们说不要紧，钱大约不出三五天可以到，并且现在知道卖东西的地方了，救急还可以卖东西呢，明天设法给箱子内金洋先取出来再说，不能不吃饭啊。看完电影又提议到路边吃咖啡，张太太很急，说一下给钱用完了再怎么办呢。奚若说不要紧，赵家的钱不是几天就要到了吗！我们知道那时在欧洲的人大家都是大“共产”的。第二天一大早又到旅行社去问，说还未到，并且旅馆要先付一个星期的钱（因为我们行李不多，他们恐怕住了两天不响就走了）。我们到旅行社去只得推托说箱子不取，只拿点东西出来，你们派一个人同到存箱间去好了。（上文说过他们规矩不准人到存行李间去的。）大箱开开来，我对元任说但是金洋是放在一副翠镯盒子里面一道的，是否给镯子也拿出去，免得给旁边看守人看见，元任说我们还要到英国去两三个月，跑来跑去带着那种贵东西不便。（这副镯子是元任母亲的遗物，我带太小了，所以以后在南京盖房子时卖给金首饰店一千五百元，大家都说贱卖了，因为三分之二全绿的两三千元的价值，现在想想还可惜，所以留东西给子孙真是糟了东西。）我就轻轻地拿出来，没料到一个不小心滚了四五个出来，我们两人满地找，又不能搬别人的箱子，那个站在旁边的人问是什么，我说是金美元，是平日留给小孩的，现在无钱用要拿出去换了。他笑笑也帮我们找起来了，我只好给一个五元的赏给他，因为没再小的，身上又无别的钱了，他简直高兴得说不出来，给我们搬了十几个箱子来找果然没有了，我也不好数给他看，拿回旅馆算算还是丢了五元的一个。又赶快到卖首饰店去换，他们还要贴水（加点钱），我们想这个店靠近旅行社，再去问问钱到了没有，一问真给我气死了，他说才到了三千元，我们经过钱上如此的困难，以后必定要谨慎一点，因为没有钱无处可借了。自己住旅馆和吃，两个小的贴在乡下，回国旅费还有起头在中国再过家等等需不少钱呢。对朋友们也得想想，不能再太慷慨了，不过允许奚若的，第二天去问他要不要点钱，奚若说他的一笔也到了，不需了。他对我们说有两样事我们必须要知道，第一美金不必全换，因市面不定不管到何处用多少换多少，第二在欧洲的朋友们都是穷的，有些人是真很谨慎，可是有些人是慷他人之慨的，注意一点。我们谢谢他，又说可是今天晚上我们得慷慨一下找一个好点的饭店请你们二位吃一下，并且元任说我急想找找刘半农，奚若说刘从来不出门和人往来，他也是经济很紧的一个，可是耐贫守拙地过和用功，他把住址给我们说最好明天你们先去看看再说。如是我们四个人叫了一个街车到一个叫中华饭店去吃了一顿，老板是中国人，太太和女招待都是法国人，虽然地方好点．可是菜并不比保定馆子好，所以我们以后到保定馆去得多些。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找刘家了，地址和我们旅馆很近，正在找号头，旁边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对我们说中国话问是不是找他爸爸的，我说你爸爸叫什么（因为还有中国人在巴黎住家的），他说叫刘半农。元任赶快说是的，我们正要找他，住在附近吗？小女孩说你们跟我买点菜后，同我一道去，因为天天都是他这个大女儿出来买东西，并且聪明极了。买完东西回过头来问我们，你们在不在我家吃午饭？若是不走吃午饭的话，我就多买两斤猪肉回去，我回她不一定，但是你若预备我们吃的话不要买肉，买点那个连壳的小新鲜鲍鱼好了，我喜欢吃海味胜过肉，她说那个便宜得很，我们常常吃，买这个回去请客妈妈要骂我图便宜，我常常喜欢买便宜东西，家里又没有钱，买点便宜的不是好吗？但是总被爸爸妈妈骂我穷孩子相。我一看见这个小女孩我就喜欢，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她叫小蕙，因为妈妈叫惠什么，可是爸爸不准我们叫，所以我记不清了。我们说着说着走到一个大门内园子里分出好多家的小门，小蕙一路叫进去，说爸爸是他们自己要来找你们的，遇到了我就带他们来了，刘半农还在屋里叽咕说小蕙又多事了（可想他平日爱多事）。开门一看我们两个不认识的人，一问贵姓，元任说我是赵元任，这是我的内人，刘又诧异又高兴的样子说请进来，我们这是化子窝。刘自已穿了一件旧蓝绸夹袍，拖着一双中国鞋，忙地端椅子端凳子请我们坐，一下刘太太也出来了，还牵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是一对双生，叫育伦育敦，因为他们生在英国的。刘太太也没说话，刘就对元任说他前些子日就听见我们到了欧洲，没来找他们，也许听见他们穷，我回了一句彼此彼此。刘就对我轻视的样子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以后他才对我说现在我才知道大阿嫂真是个直心快口的人，从不做假。）坐下一谈就是半天，自然留我们吃饭，问小蕙买了些什么，遇见客人可预备客人吃的菜没有？小蕙说我打算多买两斤肉，赵伯母要吃鲍鱼，所以我就买了她喜欢的东西了，不是我说家里穷要买便宜东西的。刘半农哭笑不得，只得说这个小孩又能做事，又爱多事，我太太不大出门，也不会说法国话，一切都是这个小丫头做，小蕙赶快说我不是丫头，我是他们的女儿。我们都大笑，刘太太就给她叫到厨房去帮忙了。（我向来不喜欢到人家厨房去，我做东西也不喜欢人家夹在旁边问。）元任和刘半农两个人谈得真是大有恨相见太晚之感，又跟元任说每日经过他们门口时若有空一定请进来坐谈些时，我们说一星期后还要到英国去一趟，大约两个月光景，就回巴黎长住半年，刘也说他的博士考完也许一同回国。有一天元任打算给他们照照相，刘半农说我们这一家真是在此苦捱着过，就是因为要得这个臭博士，中国钱也不来，所以我们过得像叫化子一样的生活，就给我们照一张叫化子相吧。他们就一家聚在房子墙角里照了一张，并且那个双生的儿子还给双手趴在地上做出讨饭的样子来，幸亏留下照相现在给大家看看当年的这些学者是怎么成功的。刘一定要约我们每天或隔一天去一趟和元任谈，去时他一面预备博士的考试，一面发明那个“乙二推断尺”，愿意和元任多讨论，并且刘太太英法文都不能说，又无多朋友往来，所以也愿我多去去，那个小蕙听见我们还有两个小女孩在法国人家寄养，更愿接到他们家同住，我想我们是要到处跑的，而他们家房子也是真够小了，我只得婉转谢绝了，刘半农说不要紧，如兰算我们家童养媳妇好了，叫他儿子 Toma快对丈母娘磕头就算数了，所以刘半农一直叫我亲家母玩，没想到三十年后小蕙和他全家到美国来还找这个帐说我们为何赖婚，我大笑说，若是那样算数，我一个女儿可以受一打以上的茶礼了。小蕙是刘半农最爱的女儿，也最能干，可是嫁后倒没小时那样活泼了，而她的小女儿正像她小时。我们在巴黎看了一下小孩，就又到英国去了。因为罗素来信催我们到他乡下去，是在英国西南地角（Land‘s End ），叫喷上斯（Penzance），就是那个有名歌剧《喷上斯海盗》的喷上斯。我们一到伦敦就去拿东西，没想到那个存提箱的地方知道我们不再住下去，就大敲起竹杠来，要我们付两个全月的房租，那时正是第一次战后不久，欧洲处处对美国去的人总敲竹杠，见我们说美国口音的英文他们都不气愤地样子对我们（倒是法国和瑞士好点）。我气了给箱子打开给他看，东西也不值那些钱，并且没占他们的房间，为何要那些租钱，他也说不出只要就是了（还是一个中等人家呢），元任气了丢给他两镑钱拿了手提包就走，他们也无可奈何就算了。过后才听人说战后欧洲各处都会敲竹杠的，英国更利害。（其实法国最利害，不过对人态度好点，使人不觉得而已。）当夜就搭火车到 Land ‘s End ，在罗素家住了四天，地方非常幽静，可是什么都没有，他们的吃食是由店里每星期送一次，所以我们也是吃了八次的烤牛肉（无骨头），到海滩去游泳须走三英里的山路才能到，还要爬下四五十尺的山崖才能到滩边，所以罗素没下去，我们两个人游了一下水而已。我对元任说这种地方才能静下来写书呢。元任说我愿意俗点靠近城市好玩点，这种无人烟的地方我不愿住长。罗素谈起在北京时，他还很想再到中国。（到过中国的人都是很想再来的，因为中国人对人的友善都是很真诚的。）哈佛燕京研究院主任说过，到过中国的人住三天的，会讨厌中国，住三个月的就喜欢中国了，住三年的人就想家永久在中国了。（所以在中国传教多年的人想及中国比我们还利害呢。）我们回到伦敦又赶快再到法国，因为第二小女孩新那在我们看她时，有点大伤风很利害，我恐她得肺炎，本不想就离开，可是和罗素已约定了，他等我们去后不久他们要回伦敦，因为暑期快完了。（这几个月中我们英法的海峡过了十一次之多。）我们一到法国就去看小孩们。幸亏新那已好了，可是老女人告诉我们两个小的淘气得不得了，如兰用凳子爬高给他们的碗柜开开来，给全套的碗都搬出来让新那就在下面接，一个不小心打破了一大些，她给我们看破碟子，又是老东西买不到，我们只得赔点钱了事。在巴黎差不多天天看见刘半农，我们知道他经济紧，总是买了东西带到他家去吃，以后小蕙知道我们去的时候，就偷偷地站在墙边等我们，我也就偷偷地问她喜欢什么和缺少什么买了去，但是小蕙总对我们说不要告诉妈妈爸爸知道，她真天真聪明，差不多各事都知道，一点不像十岁左右的孩子。我们为什么总在吃饭时候去呢？因为那样两面最省时候，而饭总是要吃的，所以都是边谈边吃的，刘半农是正赶博士的考试，元任也须每日到巴黎大学去和他们讨论很多事，所以两个人都忙，就利用吃饭时谈天和讨论各种事。（我们家一直几十年来有人找元任都是利用吃饭时间来谈，一般人还以为我们爱请客，来人总是请吃饭，不知就是这个理由。）我做些什么呢？想到何不到Berlitz 学校去读点法文玩玩，一百法郎一个月只买票，随你去不去，那是一个专设给临时学话的机关，所以各国语言都有，你也可以拿那个票子到任何班上去听。我可做的更可笑了，用一个票子和董时进两个人去，不是同时，有时他去，有时我去也不要紧，因为他们只认票不认人的。其时董时进也正在巴黎，有时我们两个人去玩，有时也买点东西就在旅馆里偷偷地烧了吃，因为房间有一个大柜子可以放火酒灯煮东西，有一天鸡才开锅，女用人来打扫房子，我们就赶快给火关起来，柜门也关了，等用人一走开锅盖想给鸡翻个身来再煮，没料到鸡已烂了，从此知道法国养的鸡如此嫩而肥，味又鲜，难怪法国菜出名地好，以后我们常常地弄了吃，三个人一顿就吃光了。董还说了笑，我们回中国不能连锅上桌吧，我说为什么不能，因为那时想到回国后有用人总不会连锅就上桌的，岂知我们在外国这二十多年来常常连锅上桌，省了多少碗洗。有一天我们打算到饭馆去吃饭站在街边等车，看见金岳霖在街对面自言自语地一面说一面还做手势也在等车，我们就叫他过来问他到哪儿去，他说打算找地方去吃饭，我问他要不要一同去吃，他说正好，为什么不要！我们三个人就叫了一个街车到保定饭馆。老金说（我们总这样叫他的）看样子你们很阔的，钱多不多？我说钱哪能多只够用到回国就是了。他说能不能借点？我们想起张奚若的警告来，并且他还有一位女朋友叫 LilianTaylor ，就回他不但我们自己还要用，还有两个小孩在乡下每月也用不少，回国船票还没买，你要可以拿点东西去卖卖，并且告诉他奚若家卖东西的故事和地方。第一天他拿了两个戒指去是金镶翠的，我对他说非六十美元不卖，他没卖掉，第二天我叫他拿了我的一件貂皮脚的大衣去卖，我说随你卖多少可以全拿去用但是至少值一百五十到二百美元才可卖，不要糟踏东西。他高兴得很，叫他女朋友披在身上到咖啡馆去卖，披了一个星期也没卖掉，又拿回来说可以当八十美元，我说这样还要拿钱去赎，要不赎岂不是糟踏了？他就说那借三十元给我暂用吧。我们以为他生活艰难的缘故，正打算等第二次钱来时，再慢慢借给他百元，没料到三天以后他从意大利来了一封信说，他想想三十元够到意大利去一趟了，所以打算在那儿玩几天，并且给我的皮大衣也带去了，也许可以卖了，就可以多待几天玩玩。我虽然赞成做人玩世和快乐，可是我们不是供给得起的人，就没有回信。过了一星期他或他们回来了（因为我们只看见他一个人）给我的大衣送回来了，说原壁归赵，我也没注意，就收起来了，当时又借了三十元给他，并且告诉他我们钱不多，可是过了几天我收拾箱子，一看大衣短了一排皮子，以后遇见他问他，他说他也不知道，我知是真的就算了。（意大利往往如此的，东西一过手必有毛病出来。）以后他来时遇见我们出去吃饭时总邀他一道去，可是刘半农交代我们千万不要把一般人带到他家去，因为他实在忙。有一天谢寿康先生请客，我们到他寓所遇见蔡元培先生和蔡太太。蔡先生以前是见过的，这位蔡太太是初次见面，可是我们知道他是周子竞的妹妹（子竞是元任的中学、大学同学），谢先生说蔡太太是画家，特别到法国来看画的。我们五个人坐谈了很多时候。蔡先生再三嘱元任还是到北大，元任回说，都在北京有机会一定到北大去演讲。过了几天我们想请蔡先生两位和谢先生刘半农两位到什么地方去吃饭，哪知蔡先生夫妇已到比国去了。刘半农就提议不吃饭去看一回巴黎最出名的歌剧，他本要请，我们就偷偷先买了票子，过后发现二等是在包厢里（头等是中间池座）可是都得穿礼服，刘说：我虽穷在法国礼服不能没有的，并且我预备考时一定要的。可是元任没有，只得去租了一套，女人非常好对付，但是那时我还穿洋服，而洋服晚上必须穿长的，在巴黎买一套像样的女人晚礼服上百元的美金呢。我就跑到百货商场去买了一件衣料一个衣样子一晚就做起来了。（女人的洋服越奇越好，东拖一片西拖一片的都不要紧，那一件衣回国后一直没再穿过，不是不好看，是没机会穿，不久就改穿中国衣服了，一直到现在。）刘太太说她还是第一次到这个戏院来看歌舞剧呢，可想他们的确谨慎得很。我们差不多每晚看戏，那时正巧有一班英国剧团到法国来演萧伯纳的全部戏剧，我们就都给看了。我们在这时当中又到英国去了两次，因元任要和 Daniel Jones ， Lloyd James 等谈论语音学，可是允许小孩们每三个星期去看他们一次也须照做，所以英法海峡来来往往得那么多。在伦敦时候日里元任多数和他们讨论学问，我就在旅馆里看欧洲大陆翻印英国的各种书，看到了 Arnold Bennett 的Buried Alive（后来有汉译本叫《活埋》），又看了这书改编的戏，叫The Great Adventure ，我们喜欢得看了三遍，我就动手翻译它。可是译了一半又跑来跑去的了。在伦敦每晚也是去看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在英国的应酬真少，因为他们对应酬非常讲规矩和正式，平日又不常出来随便吃（饭馆菜算英国的最坏了）。我们两个人最怕正式，所以也不到人家吃，也不请人吃，总是在Soho区吃各国不同的饭馆子，所以饭后就去看戏。有一天元任到巴黎大学去了，我一个人在旅馆里看书，有人打门，开门一看是张幼仪（徐志摩以前太太，在德国会过多次的）和一位很漂亮的年青男子站在门口，张对我说赵太太你在家啊，赵先生呢？我带了一位朋友来见见他。我就请他们进房子坐，一面说元任不在家，到巴黎大学去了，吃午饭时总一定回来的。请你们等一下，我问这位贵姓，元任在美国早认识徐志摩了，我这还是第一次见他。张对我介绍这是徐志摩先生，我当时诧异一下以为他们又好了，可是张的口气又不像，我如何称呼呢？照外国规矩离婚的女的在没再嫁以前总还用前夫的姓叫某某太太，可是在柏林时他们大家都叫她张小姐，我看她又带着一个小孩在叫妈妈，可是有点不合式似的。这次只两个人来。我就直接问他们还是叫徐先生和徐太太吗！并且也是一面用试探的办法。可是幼仪赶快就说我还叫张幼仪，这是徐先生，志摩只笑笑没说什么。幼仪就告诉我小彼得去世了，徐家老太爷不放心我，所以叫徐先生来看看我，并且打算接我回国去，所以我们先到巴黎来玩玩，我当时又觉得给他们伤心（因为在柏林我看见那个孩子真好玩，可惜得很），我只得“张小姐”和“徐先生”地叫着，乱聊了一下。志摩就对我说张道藩在巴黎，下午打算请我们一道去吃茶，午时元任回来了，我没料到他和志摩是早认识的。①坐谈几分钟后就约一道出去吃饭，我提议到中华饭店，元任提议吃法国饭，所以大家就到一个上中的法国饭店去了（名字记不得了）。本打算找奚若他们一阵，可是那时我们大家都没有私人的电话，非坐车去找不可，若是不在家就白跑一趟了，所以作罢。下午到张道藩处吃茶，虽然无多东西吃，可是桌子中间一大盘水果摆得非常好看，我说真不愧美术家，连水果摆得都比别人好看，张回我这是我写生的一盘果子，今天无钱买东西就用这个来待客吧。那时在欧洲各国的学生我上文已说过都是穷的，无钱都不以为奇，反而为荣得很。我以后听人说张的诨名叫张讨饭（因为西文名片上拼的“Tao-fan ”），如此可见当日留学生刻苦求学的一般情形了。那时虽然大多数是官费留学生，总是几个月才得一次费用，国币多数皆花在内战上，朝秦暮楚无人负责，而不以海外这些将来国家基本的人才为念，即有少许所得也皆由个人自己刻苦而来。 ①我几年前在美国见过他的，可是那时以为他是姓张！——元任。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七日刘半农定了考博士口试。（在此加一声明，我们对有的人连名带姓地叫到底的，有的人过后只叫名字，并不是分疏近的缘故，是在对每一个人叫惯了的习惯。）通知我们两个人去，刘分派大阿嫂记点那时的各方面的情形，元任带照相器去给他照相，因不能叫照相馆人去到讲堂照像，私人可以偷偷照一下。幸亏有此一举，所以现在留下永久的纪念，真是我来写这个当日的情形和元任留的照片再发表出来，可惜刘穿博士袍子的一张大照片和副片没有了，因南京失陷时所有副片都未带出来，因（旧式的）副片易着火，邮规不能寄，现所有都是再重另做副片的。刘半农并和元任商量好博士考完一同回国，可是说明须坐三等舱位，因彼全家须花很多川资，所以我们就都定了三等的Porthos ，四月二十三日上船从马赛动身到上海的。三月十七日一早我们两人就去路易利雅堂（Salle Louis Liard ）看刘半农考，刘太太没去，先是六位考员走进讲堂围到上面半圆圈高出二尺多的台上，以后被考的人再进来坐在下面中间，他们的仪式是非常严肃，考员是六个人，差不多元任都认识，现将人名列写如下：P ．I ．语言学家（？） Plerre汉学家Antoine 语言学家Paul汉学家Henri 汉学家H ．O ．语音学家（元任对这个人最不佩服）观众坐在对面台上，很不少人大约五六十个吧。我因给刘紧张得也没心思去数人数了。考员和被考人都穿着黑袍子，刘还有一个大白皮领圈，须等考过博士学位通过了再套上，是加在袍子外面，我们是得到他们偷偷地允许照相，所以元任就左一张右一张地照了很多，可惜讲堂里面太黑，有好多不清楚，刘半农的仪器也放在一边。一考就考了六小时，当中只出去吃了一点咖啡什么的，连我都坐得发急了。（我现在写到这儿想到当日的情形都不愿再写下去了，并想到我自己考医学毕业时一连四天，最后考眼科，我就不耐烦了，老早给卷子交上去，先生看我写得太少就说“杨样再多写点，我知道你是知道的”。我回他只要及格就好了，给卷子丢在先生桌上往讲堂外就跑，先生追到楼梯口不让我走，两人站了一分钟我还是不回去，先生只得算了。他说我就不给你及格，我回他好，我有别门及格就可以了。结果还得了七五分算各科内最坏的，因我当日的总平均九十一分，昔日留日总监督江庸发的证书没想到夹在元任日记里带出来了，所以还在呢。安徽省分监督是姚荐楠。因为写到这些情形不由地想到我自己的考试来了。）刘半农考完后两手撑着头靠在桌上，考员们就进入室内约十分钟出来就对刘道喜说通过了，我们两厢的观众也大家鼓掌。考员中因有些是我们的熟人，所以也请我们到里面和他们一道握手庆祝，刘回家时都要人架着走了，我问他当晚要不要我们请他全家吃饭祝贺他，他很愿意，可是说休息一下再说吧。但是当晚他虽精疲力倦的，还是愿意去吃。第二天一早又叫我们去给他照带白皮博士的照相。（可惜那张放大了送给他后，现在找不到第二张了。）我们在巴黎伦敦玩来玩去地快到回国日期了，但是刘半农说他们很多手续未完还是不能走，我们在一个星期以前就给小孩接回来，在半路上新那忽然说起一口法国话，我们觉得怪得不得了，因为她向来什么话都不肯说的，我们只知道她不是哑巴就是了。半路火车一停，她站起来问 Qu ‘est －che que oh’est que cha ？（怎么回事？）（没料到长大以后她的话最多。）在旅馆住了两天，闹得不得了，只要往外面跑，我们又忙，只得又给那个法国老太婆找来带了她们五天。我们走的时候刘半农一家送我们上到马赛的火车，非常依依不舍地说，不出半年一定在北京见（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后才改称北平的，再注）。到马赛住了两夜就上船，三等里有几位中国人，船名“S ．S ．Porthos ”排水三万多吨（这船在二次大战时打沉了）。在一九二五的四月二十三天亮四点钟我们就动身回中国了。 Porthos 这船的房间饭厅等等都不错，只第一夜我和如兰两个人一夜不能睡，发现一床的臭虫，叫了侍候房间的人来指给他看，可是他们真有办法，用些药水药粉一洒第二天居然一点没有了。船过地中海几天有点风浪，二十八到 Port Said，我在 Port Said 买了一小盒红宝石，那时只二十美元，四粒大的四粒小的，只一半四粒在二十年前价值已经三千了，可惜那一半在南京家书内桌抽屉内和房子一同被烧了。快进红海的时候，船上招呼人大家都拿夏衣出来穿，二十九走进苏彝士运河看非洲一片大黑的地好看极了。我说怎么陆地行舟了，后来走到船边才看见运河的水，因为那么窄。五天在红海内又热又无大意思，中国同船人就大聊天。他们空下就打麻将。到了五月十号到锡兰京城哥仑波，停了三天，很多人到印度去玩，我们虽然买了一个推小孩的双车，可是因为新那还不会走路，太不便了，所以没去，只日里在码头左近玩玩，晚上回船住。五月十六到新加坡，大家全上岸了，他们有特大的洋车两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可以坐在一个车上，同船大家约好在一个中国饭馆内吃饭，也没玩多少地方。十八号到了西贡，可是须停四天，第一天大家全出去玩，也是坐洋车，下午回船后就听见有人报告丢东西，我们因有小孩的缘故更不便走远，总是每天一早下船下午回船，天又热蚊子又多又大，差不多和苍蝇一样大，每晚很难睡觉。二十五号到了香港可好点了，本想多玩玩，可是只得大半天，一早到，我们就快快下船到大街看看，元任看见一家拔佳鞋铺说进去买双白皮鞋吧，穿了很合式，说再来一双同样的，卖鞋人不大懂，希奇得很为什么要两双一样的（我们两个人都有这个脾气，遇见有合式的衣鞋或衣料等等，往往同样的买两双或做两件同样的）。他不肯去拿，元任再三解说给他听，他的国语说得不太好，弄不清楚，反过来说元任的国语不够好，何不买套国语留声片多学学，元任问他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他回说用赵元任的好了。我一听就大笑起来了，我指了对他说这就是赵元任么！他一点不相信的样子，所以我们以后常拿这一回事当笑话说。二十八日到了上海，四年的离国给地球转了一大圈，这就是我们结婚前所定的钻石礼物。一半在南京家书内桌抽屉内和房子一同被烧了。快进红海的时候，船上招呼人大家都拿夏衣出来穿，二十九走进苏彝士运河看非洲一片大黑的地好看极了。我说怎么陆地行舟了，后来走到船边才看见运河的水，因为那么窄。五天在红海内又热又无大意思，中国同船人就大聊天。他们空下就打麻将。到了五月十号到锡兰京城哥仑波，停了三天，很多人到印度去玩，我们虽然买了一个推小孩的双车，可是因为新那还不会走路，太不便了，所以没去，只日里在码头左近玩玩，晚上回船住。五月十六到新加坡，大家全上岸了，他们有特大的洋车两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可以坐在一个车上，同船大家约好在一个中国饭馆内吃饭，也没玩多少地方。十八号到了西贡，可是须停四天，第一天大家全出去玩，也是坐洋车，下午回船后就听见有人报告丢东西，我们因有小孩的缘故更不便走远，总是每天一早下船下午回船，天又热蚊子又多又大，差不多和苍蝇一样大，每晚很难睡觉。二十五号到了香港可好点了，本想多玩玩，可是只得大半天，一早到，我们就快快下船到大街看看，元任看见一家拔佳鞋铺说进去买双白皮鞋吧，穿了很合式，说再来一双同样的，卖鞋人不大懂，希奇得很为什么要两双一样的（我们两个人都有这个脾气，遇见有合式的衣鞋或衣料等等，往往同样的买两双或做两件同样的）。他不肯去拿，元任再三解说给他听，他的国语说得不太好，弄不清楚，反过来说元任的国语不够好，何不买套国语留声片多学学，元任问他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他回说用赵元任的好了。我一听就大笑起来了，我指了对他说这就是赵元任么！他一点不相信的样子，所以我们以后常拿这一回事当笑话说。二十八日到了上海，四年的离国给地球转了一大圈，这就是我们结婚前所定的钻石礼物。有这个脾气，遇见有合式的衣鞋或衣料等等，往往同样的买两双或做两件同样的）。他不肯去拿，元任再三解说给他听，他的国语说得不太好，弄不清楚，反过来说元任的国语不够好，何不买套国语留声片多学学，元任问他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他回说用赵元任的好了。我一听就大笑起来了，我指了对他说这就是赵元任么！他一点不相信的样子，所以我们以后常拿这一回事当笑话说。二十八日到了上海，四年的离国给地球转了一大圈，这就是我们结婚前所定的钻石礼物。第五章四年的清华园说起在四年中觉得是很短的一个时期，可是我们在四年中不知有多少千变万化的事出来。我们回到上海以后本打算弯南京一趟，一扫先祖之墓，再到常州元任的老家去看看，因为我们结婚后本想在离国前去一趟，以后因为听见元任的伯母打算要大请客，并且要有接新娘进门的举动，我这个一小到大是野惯了的人，再加元任处处是求简求新的行为，哪能再去做新娘子上门呢，所以就躲掉了进门的仪式不去了。一九二五年这次回国已经过了四年，又有了两个小孩，想不会再拿我们当新婚的来闹房了，所以就想回常州一趟看看，没料到又为几个理由未得如愿。五月二十八日从上海上岸，我们想住在东亚旅馆最好，因为我们可以就近买好些带到北京去家用的东西。到了上海第一个朋友来看我们的是杨杏佛，他那时正在打东南大学的官司。第二天胡明复等请我们吃饭两桌人，Nova不肯吃中国饭，下午回到旅馆，我叫元任带两个孩子休息一下，让我一个人去买零碎食物给Nova吃，我才出门转了一个弯，看见红头巡捕骑在马上拿了一根大铁棍子在扫人，有被打倒的，大哭小叫乱得不得了。我莫名其妙，只得由公司里面转到旅馆里去，告诉元任。再去打听说是因为学生游行红头巡捕不准，所以打他们，因此就大闹起来了。第二天大马路附近断绝一切交通，我们住的旅馆正在中心不准进出，给我们关了一天一夜，幸亏电话还通，有些朋友请我们都不能去。隔了两天杨杏佛又来了坐谈一晚，说东南大学（就是以后的中央大学）正在闹行政的纠纷，两不相让，最好请元任出来长校，对两面朋友都说得过去，元任一听怕起来了，说我生平最怕做行政的事，如何找我一个初回国的人呢。初以为他们谈谈而已，不想第二天他们又来谈这个事，元任想快走吧，并且外面也乱得很，正在演那个出名的五卅惨案呢。本定的船还迟三天，我们就一声不响换了一个别的船走了，没有头二等，只坐了一个官舱，闷得不得了，路上Nova 发热，从元任姨母处找了一个“老陈妈”专门看守小孩的带到北京去。到天津事前打了一个电报给丁在君，他到码头来接，他直往头二等找我们找不到，正在甲板上徘徊地看，正想上岸时没有想到我们从三等钻出来了。他骂元任该打，你们怎么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赵太太打小算盘的主意。那时他还没有知道我是个生平最不打小算盘的人呢。（因此以后所有的朋友们常常当面对我说元任所赚的钱都是被我花完了，而孟真说得最多。）元任说，我们是逃两种乱子来了，所以等不及拣船拣地方。丁又大抱怨元任不该太省钱，我就很快地回他，这次也不是元任打算盘，不巧的理由你还不知道呢，丁就对我翻了一个白眼（丁常常对我翻白眼的，因为我总爱堵他的话）。到了天津听说姨姨①病危，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到北京，东西下到中央饭店，我们就一直回我的家，看姨姨瘦得差不多都认不得了，她就虚声短气地说：我没有想到我还可以看见你呢，你从来不会带孩子的，没有想到你没有用人在外国带两个小孩子。说说就哭了。我虽然伤心还忍着笑脸对她说：我现在一点不觉得困难，外国人都是这样的，很少有用人带小孩的。和她说说笑笑。姨姨又说今天看到你们回来我死也瞑目了，有两样事要亲口对元任说，第一传弟（我的小名）生性刚直，又不喜欢做家事和带小孩，处处你总得原谅她点，夫妇好好地白头到老。第二我的长孙（杨时逢）是我带大的，盼望将来跟你学和做事，我别无牵挂了。（这两样事元任几十年来都做到了，可是我也渐渐管理家事了，只是有时管得还嫌太多。而时逢多年来不贪不争地屈在人下也不在乎，只怪自己不长进而已，并且有宗教的信仰，解除了一切的烦恼，耐贫守拙地在中央研究院元任名下几十年了。）第二天张仲述和梅月涵两人坐汽车来接我们到清华园去，说，房子都预备好了，张说你们这四位大教授我们总特别伺候，梁任公王国维都已搬进房子，现在就等元任和陈寅恪来。（上次刘寿民先生来还笑我说四大教授的名称，但是这个名称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如此称呼的，刘先生或忘了，或没听见过。其实正式的名称是四位导师，其余的都是讲师或助教。时逢在那时还得了一个助教的名称呢，其实他缺的就是以后没好好地读完大学。） ①我叫我生母叫“姨姨”倒不是因为我过继给二房，连没有过继给别房的哥哥姐姐他们也那么叫，是由从前的一种迷信来的，好些地方，好些民族都有这种叫法的，因为儿女中若有死亡的，就改口叫父母，以避免再有死亡的缘故。我们的房子是南院一号，元任一看就说不够大，给客厅做书房也不够，商量了一阵暂无法办，给书箱等堆在下人房内，一直等到陈寅恪来了他住二号才匀了一半给我们（因那时他还是一个单身人）。到清华第二日请李刚大夫来一看新那已成肺炎，而元任也有点发热，自然我暂不能离家进城去看姨姨，不料第三日一早三哥电话来说姨姨已经去世了，四年的盼望只匆匆的几句话就成永别，真使我歉恨终身。（病人往往希望着一个人，精神作用可以多活几天的。）月涵一早来看我们，因他家也住在南院（五号），进出必经过我们门口，我就告诉他如此消息，托他照应一下元任和新那，因为家内只从上海带来的那个苏州的老陈妈，新那又是一口法国话，不懂中国话，并且还不会走路，须老陈妈背着，老陈妈又不懂北京话，靠元任一个人译来译去地传话，但是他又发热在床上，可是我只好不顾一切地进城去了。正要打电话叫汽车，幸亏梅月涵说可去借校长车一用（那时由清华叫城里的汽车来回一下三十元呢）。我到家后虽然伤心，但是办事要紧，我对三哥嫂说我先拿二百元用，以后再说，棺材可以先支，以后慢慢还，四位父母我生不能奉养，死后安葬全归我好了，当然我也不能来慷元任之慨，等我慢慢设法出来再办，现暂停庙内。那时三哥在国务院做事，收入也不过仅仅糊口而已，六弟在青岛胶济铁路做事，也无多余钱来负这个责任，我想生父母及过继父母养育我一番，我应该负此责任的，所以告诉他们以后此事归我办好了。隔了三年如果我愿买地在清华园附近，王国维先生的墓邻，五棺全葬了（生父母、过继父母、及六弟妇），希望有日回国看见坟未给平去，才算是我的一点孝心尽到了。我这个人家居是不能安稳的①，做些什么呢？清华园又是一个乡下，无事可做，偶然给同事的太太们看点小毛病等等，也只不过做做顾问而已（因为大病有校医负责），每星期必坐洋车进城一次（有些太太永远不进城的），可是冬天就冷得不得了，我想既吃苦往城里跑，何不就开起“诊查所”来专做生产限制的事，每星期两次就够了，其余时间留给一个有好训练的看护来负责，不比医院须二十四小时都有责任的，不过其时政府还禁止这个名目，我们就进城和适之、梦麟大家谈论，他们都赞成，并且说我们都做你的后盾，只不明说出来就是了。我想这个事要本钱不少，因对穷人最需要的，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出得起钱的人出二十元，可以介绍三个无力出钱的人来，大家又想到横是既由人介绍起头就不必在闹市附近开诊所，所以我们就看好了景山东大街的一所房子，三进，第一进为诊所，第二进元任他们有花样了，作为他朋友往来用，第三进我三哥住家，因为我们不去的时候必须要有人照应房子等等。我的诊所自然生意不太好。可是元任他们朋友们的玩意可多了，第一他们定了一个“数人会”，钱玄同、江怡（一庵）、黎锦熙（劭西）、刘复（半农）、林玉堂（语堂）和元任，最初他们这一班人都是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忽然有这个地方有吃有谈的多高兴，第一是钱玄同摇头摆尾地高谈阔论，谈得不停，胡适之也偶然来来，王国维想加入还没正式加入进去，而他自己就出事了，数人会的意思是用切韵序的一句话，就是“吾辈数人定则定矣”。（虽然他们要考订和规定的工作很多，但是主要的成绩是定国语罗马字的方式。）②所以元任以后挽刘半农的挽联有“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③之句。 ①小心用词！——元。我是小心啊，所以不说“不安于室”。——步。 ② 还有一件较具学术性的议案，是凡用国际音标时加在右上角的小字是属附加性的；在右下角的是属形容性的。后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刊物上多半用这个原则。——元任。 ③上联差劲一点：“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元任也承认是先有了下联再想个上联凑上去的。在清华家里时无事做，我们三个太太又组织了一个三太公司（这是别人送的混名），给近边的女孩子招了不少来教他们做各种手工，因为我在美英德等国到处收集了不少的各种手工样本，北京出名的大钟牌铺子东升祥（外国人根本就叫他 Clock Store ）都问我借了不少的样子去仿做，或扣花，补花种种床单桌布手巾等等，有的当时人家就买了去，有的批发给铺子里，一直到现在清华园西山海甸一带还不少的女人会做这种东西呢。学校里梅月涵他们又组织了一个董事会整理和改良成志小学，因为他们的那些孩子们渐渐长大了，附近又没好小学校，我也在董事之一，要去问曹校长要钱，可是曹的为人你去要求他，他总有一大些不相干的话对你拉三扯四地乱谈，结果还是无结果，梅和何林一太太李广诚他们或是太熟了，或是不便多辩论，所以又找到我这个爱多事的人的头上来了，举我做董事长，五个人代表去见校长，曹校长又是来犯老毛病，不绝地谈别事，梅就对我看看，我想这一定要用我了，我一开口就说校长请你快快答应我们来要求的问题，那些事有空再谈吧。他回我：赵太太这些原因不说不明白我的为难！我回他固然为难，可是这只是一点点小事，而对教授们子女的教育将来的影响可是一件大事。曹又说，好好，我们来根本算计一下，又岔到别的上头去了，我就又催到本问题上头来，如此四次他才问，到底要多少钱，我说全体预算在此，请你看看，我又怕他打岔赶快说每月只一百五十到二百元而已，不过只等于添一个小职员，我想用不着等清华校董会再开会了，这点小事校长自然能作主的，他只得哈哈大笑说，好好，就这样定了吧。我让他在预算上签个字，他说还没看呢，如何签字，我回他反正每月不过此数，看不看没关系，但是我心里想给他一看又不知耽搁到何时，我们大家这趟不是白来了吗，所以明知不合法就装不懂地无理要求。大家临出来时曹问我熊希龄太太和我有没有关系，我说一点没有，只父辈在世交上有点交情，曹追说一句你有点像她，连不大响的梅月涵都笑起来了，何林一太太也说我们想的办法不错啊，因此一来以后就给我找出好多事来了。还有清华本校里有两个大厨房，到轮流请客时，总是那几样菜，所以我们最怕人家请吃饭，自己家厨子也用不好，几天元任就觉得厌了，所以做中国菜的换到做西餐的厨子，从北边的厨子换到南边叫来的厨子，常换来换去的，我就又来出主意了，和几个太太商量，我们何不共请几个好厨子，有做点心的，有做菜的，我们还可以给我们大家各省不同的菜和点心教他们做，岂不多少不同的东西来吃吗，家里又省了用厨子的麻烦，价钱除了本钱以外只加出三间小屋租钱和厨子的工钱来就是了，轮流托一位太太管，大家都赞成。但是一起了头就人多主意多了，有的赞成开正式馆子赚钱的，有的要出股的，有的想管这个那个的，又主张要北方厨子的，又主张要南方的，大家一点不一致，我知道又是要找麻烦了，我提议让我先拿出四百块钱来做，好的话再扩充，不好就算玩玩好了。到北平找了三个五芳斋的厨子，一个做菜的，一个做麻糕的，一个做汤包和点心的，要了学校大门外小桥过去的三间小屋子起头修理，不过只做一个公共的厨房而已。岂知被学生知道了，不知写了多少信来要求加入吃，而多少亲自来要求的，一天给大门都要跑破了，我说学校里的规矩，学生都归学校包饭，不能出来吃的，并且学校大门又须六点要关，不便为学生吃饭，并且点菜花钱太多也不好，而赵先生在评议会不能破这个规矩的。他们说让他们自己请求学校当局去，我想一定不准的，我何不做个空头人情呢，就回他们若是学校准我就答应，可是包饭的人数不能超过三十人。没有料到开评议会时，他们真去请愿去了，校长和评议会的人一口答应，并且对元任说你太太要开馆子了。元任气得不得了，跑回来和我大闹，说我坐在家里不耐烦又来出花样，快快停止，不然不知要多少麻烦来。我好笑，我说不要你多事麻烦，全归我，你只有好菜吃就是了。他知道我的脾气要干总是要干的，绝对不会中止，只好听我去闹，我们两个人的脾气就是如此的过了四十多年，我是处处要找麻烦，元任是处处要省事。学生们的要求虽然答应了，可是我对他们说了，第一我们是大家闹着玩的，只当一个公共的厨房，并不是做生意，第二只我拿出四百元本钱，可不够你们大家欠帐来吃，要吃只可以定人数包饭，每月先付后吃才可以，因为对学生要欠起帐来真是一个麻烦事，以三十人为限，而他们可都答应了，一下午就交了四五①元来（十五元一个人），再来的只得向隅而叹，学校改了十点关门，我就定的学生须六点来吃，九点一定要回校。（我想现在还记得当日吃饭情形的人是陈之迈、孙碧琦、王慎名等等，因为他们都是在馆内常坐之客，并且我学的做菜也是那时才起头注意的。）本定了第一天的第一跑堂的是郝更生先生，管帐的是孔敏中太太，帮忙拿菜的是何林一太太、马约翰太太、刘廷藩太太和我，一共六个人，第一个定菜的是王文显家，不过都是大家好玩而已。头一天又进城买菜，鲜的干的买了一大些，最可笑的是王文显太太洋车后挂了十只活鸡一路叫，她吓得只叫洋车夫停下来，一停鸡又不叫了，一走又叫起来，就一路停的不止，（我现在写到这儿，还和元任两人对桌子笑的不止呢。）买了一百多元的菜以为可以用得好多天了，没料到第一天各家来定菜，和学生来吃的去了二百多人，这个桌上来要的菜，那个桌上的人拿去了，我们只希望吃完了的人，快走，也没想到问他们要钱，孔太太大叫没给钱，“第一名”跑堂的郝更生先生也不愿干了，给买的菜吃得光光，而钱没收回来，学校到十一点才关门，吴公之先生要两样菜等了真是半天也拿不出来。第二天他就送了一副对子“小桥流水三间屋，食社春风满座人”。第二天我只好请他两位吃饭，如此一来大家都送起对子来了。还有更可笑的事就是本来定的头几天各家都要一两样菜，没有想到临时那样忙都拿不到菜，教职员和学生每天都去二百多人，过后忙不开给我们三四家的用人都叫去做事了，连去吃饭和看热闹的人都站起来帮了做跑堂的，每天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还未吃完，每天都是百元以上的材料加进去还是不够，忙到半夜才能回来。元任说如何喉咙都哑了，自讨苦吃，我只好笑笑，但是第二天一早又得办货，不能让它几天就关门啊，只得一天一天地忙下去。还有一个最外行的事，就是用五芳斋的菜单，来的人总是点不同的菜，如何能办那么多的材料呢，所以赶快改主意，给菜样减少份量加多好弄点。以后连燕京的人都来了，我想忙不过来拒绝他们，洪威廉（煨莲）太太自己来还两面生了大气得罪好些人。因为这是西直门外第一个正式有厨子做菜的馆子，厨子可找得真不错，以后连城里的人都来叫酒席，例如李济之先生老太爷的生日，周寄梅先生请客都是来几桌，闹得到处都知道，好些朋友安心和我起哄。特为地去叫菜，弄得加人加开支，厨子还嫌我限制生意，我也实在麻烦了就把买卖让了给他们去做了，本钱也多半自己吃了，在他们接管以后学生中就有欠的了，所以我自己写了一副对子说“生意茂盛，本钱干尽。”他们以后开了好几年，我还是忙我的生产限制的事为主题，在清华园这个小地方自然不能发展多少，可是已给过他们几个演讲，什么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等都请我演讲，北京城里女青年会，妇女会也常找我去演讲，不久也认识林语堂太太了，她也赞成我办这些事，她还提议叫我到她们厦门去演讲去呢。可惜我不能天天进城，因为坐洋车非常不便，而冬天更难，我又和何林一太太等商量集股办公共汽车，那时在清华园的银行分支是大陆银行，我们去和他们的经理谈起来，他们说由他们办好了，这就是清华有公共汽车往来城里的起头，可是有多少不爱动的太太们大抱怨起来。说赵太太都是想些花钱的主意。其时山格夫人也正到了中国，胡适之先生大请客联络一大些人，自然我们是主要的人物，因此给一般人的兴趣更引起来了。我的目的对于贫穷人为主要，告诉她中国穷人多医院少，做这种事无大基金和政府官办不能实行的，所以我才定的每一个有钱的出钱，可以带三个穷人来，就是这样办还是有钱的人和知识阶级人来得多，因此有人反对说结果还是穷人没有得着益处，但是我并不失望，因为提倡一样事总是有赞成和反对的，又有些人反对方法不灵，但是避孕的方法一直到现在除了手术以外还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地有功效。不过说到这个上头不能不提点性上的关系，中国对于公开谈性交是避讳的，其实对避孕不能不谈点有性交的关系，因为有性交的兴趣时不宜在这个以前来忙种种预备的方法，或有恐惧的心理，若有就不能得着满足的，倘若变成一种责任和事务似的来忙着用避孕的方法心理和行为上也就没有兴趣了。性交多数是忽然来的兴奋才能真真地感觉到兴趣，所以对用套子和药，若有一次忽略就会出事的，所以当事人就非抱怨医生，或怪药的不灵，其实这都是误解，因为外国遍地都有医院，明说禁止生产限制，其实每个医生都给做的，我们在柏林去调查时在诊查屋内等一下子就有了三个女人去放套子，医生告诉我们并不是准用，不过预备而已，并且医生要钱很少，目的是对社会服务，并不以好奇来敲竹杠，而且也不是临时来忙这个那个的，在那时我也受到很多知己的朋友们抱怨，我只好笑笑，虽做医生还不好意思在很熟的朋友们前来高谈阔论性交的情形。又有些人说因我不会再生小孩了，所以觉得避孕得法，我就又来一个赌气的办法，来再生一个小孩给大家看看，而元任也觉得家里没有小小孩了，因此没留意给我来了一场大病。原因是在中国那时虽然自以为是新式的太太们，可是有用人招呼小孩，自己还是日高三丈睡在床上，而我们两个人在外国自己带惯了小孩，虽然那时也有老妈子，可是自己还是老早起来，看小孩们分好了早点，我们两个人就去打网球，南院有一个大球场，很少有人用，因为球场是在各号房子的正中园子里，若是早上一打球就可以给各家吵醒了，先生们九点到公事房自然七点半八点都起来了，可是有些太太们还高枕而卧呢，第二天就来质问我们吵人，我就回她们谁叫你们还不起来，大家也不好认真生气。可是十六天下来我自己出毛病了，打球后洗澡，在盆里大出血不止，找医生来打针也不过想是月经前太动作的缘故，其后血出老不停，到城里找一专门妇科检查用小手术发现有一个胎盘在内，才知是小产，连我自己也不信避孕五年后，就可以受胎的这么快，如此一来大家非常相信了，不过朋友们常拿我开玩笑说赵太太以身作则。在城里一连住了两星期，元任除上课和到医院看我外就他们的数人会更开得勤了。我一个星期出院后在自己诊所内休息，钱玄同来了看样子很急，可是结结巴巴地说不出所以然来，在房内走来走去的半天才对我们说他的太太要死了。我问是什么病请医生看了没有？他说妇人病不肯看，我笑了说休息休息也许会好，钱一定说不会好的，他又说和他太太很早结婚虽无感情，可是多年在一道的伴侣了，大家都笑他，黎锦熙说你就殉葬好了。我正在看竹枝词内有十首悼亡诗，我就拿了一首改了几个字给他开玩笑（因为我总和元任的一些朋友们在一道玩笑，不分男女的）。原诗是：悼亡只为爱缘牵，英志同心近十年，离别较多欢聚少，倍添今日泪绵绵。我就给他改成：悼亡非为爱缘牵（因钱玄同总说他的结婚不是爱情的），相敬如宾二十年，离别非多欢乐少，回思今日泪连连。给黎锦熙他们大家看的，只大笑不止，刘半农骂我大阿嫂该打，钱就给诗拿去了，他说给我太太看看，没料到不到两个月以后在中央公园遇见他们，钱介绍我这是我太太，使我真觉得不好意思开那个玩笑。金岳霖愿来清华教逻辑，托元任想法子，那时元任正在教逻辑，听他这样说就说你来正好，我可专教音韵学，还带教音乐欣赏科，因此老金就来清华了，可是他仍住在城里，和那个美国小姐（Lilian Taylor 前欧洲游记上提过，还有一位 Emma，姓什么忘了）同住，有时我们进城他也请我们去吃玩。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电话说有紧急的事，赵太太能不能就进城来，我问有什么事，老金说不能说出来，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你们吃烤鸭。我想一定是Taylor小姐出了什么事了。我还回他犯法的事我可不能做，他说他想大约不犯法的吧。我知道老金说话靠不住的，就和元任两个人进城到他家，Taylor小姐来开门，我还对她尽看着，老金迎出来说赵太太你真来了，我可放心了。我问什么要紧事，他一本正经的脸对我说我有一只母鸡三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请你来动手术给取下来，它现在满园子乱跑。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元任就引了一句张彭春译Galsworthy《争强》里的一句话说：“简直开玩笑！”他们两个人给鸡子捉来了一看，也不像一只鸡，有十八磅重，老金告诉我他天天喂鱼肝油给它吃，我大笑说和人一样，有孕时吃得太多太油，胎儿太大就难产。这只鸡的蛋一半已在外面了，我让他们两个人捉着用手一掏就出来了，可是蛋形状已像一个葫芦似的了。老金大叹一声气说也不用家具，手一来蛋就出来了，真是手到回春，明天送你一个匾。我想他真是瞎闹，就叫他快请我们吃烤鸭去吧，他给张奚若和丁西林也找来到便易坊去大吃了一顿。回想当日真是不觉神往。我虽然爱做这个做那个的，可是都有始无终，但是我要为我自己辩护一下，大都是因为遇到意外的情形不得已而停止的。这次在北京开生产限制诊所，可以说是无关紧要了罢，可是因为政治的意外而影响到我这个边缘的小地方。三一八（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各校教职员和学生对政府请愿，没料到政府公然对请愿的人民开起实弹的枪来，这是在民主国家很少听见的手段。不过在那时虽然算是革命以后，可是到底革命尚未成功，仍是军阀当政，有几个人真知道什么叫民主的政治呢？所以出事以后（有少数我们的朋友在内）受伤的有的就逃到我的医院来，而少数学生也跟着跑来了，大家都狼狈不堪，血淋淋地撞门而入，给我的嫂嫂和看护都吓得要死，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记得有顾淑型、钱端升在内。）我嫂嫂告诉我：并且有些人就到我诊室内去拿起药棉、纱布等就用起来了，看护叫着来帮忙，他们也不听，打长途电话到清华园。我和元任坐车进城，到了西直门，而城门又不开了。因为他们恐怕清华学校再有更多的人加人请愿。第二天一大早，我一个人进城，到诊所门口一看，还有一个巡警站在那里问我是何人，不准进去。我说这是我自己的诊所，如何不准我进去。他说你为何窝藏匪人，你是不是也在内起事的人？我真气得不得了，我回答他说教育界的人对国家利害关系的请愿，怎么是匪人？我若在内为何才从城外跑来，青红皂白不分还做巡警吗？我打门进去看见诊所屋内乱得一塌糊涂，血布一地到处都有，顾和钱两个人还未走，脸色还是苍白的，钱还可以说话，而顾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们以后说因为他们站在前面听见里面上头叫放实枪的，他们就关照学生后退，但是来不及了。他们五、六人往里面一退，所以没正式受伤，只是惊吓和气得失魂落魄而已。我给顾送回西河沿他姐姐处，我和钱就回清华园了。以后接二连三地警察来查而又问到“数人会”的事是何意义，为何要组织这个会，更觉得办生产限制是暗暗减少人口，那是大逆不道的事（没想到退后三十五年才起头知道这个是重要的问题），有种种麻烦。元任和适之商量，适之就请我们吃饭，他们劝我还是给诊所关了吧。我很气地说这种政府，人民还能办事？还能改良？梦麟和还有几个人大笑说革命这么多年还未成功呢，我们大家要做的事还很多，也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困难，赵太太不要灰心，仍努力前进。我回他们我私人的力量有限，以后只可随着大家进行了。所以那次以后，我就没想到再开私人医院了，而个人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做。这次风潮以后，刘半农做了一个歌，元任作的曲，歌名叫《呜呼三月一十八》，现在把它附在下面：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如乱麻民贼大肆毒辣手天半黄尘飞雪花晚来城郭啼寒鸦悲风带雪吹呀呀地流赤血成血花死者血中躺伤者血中爬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如乱麻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如乱麻养官本是为卫国谁知化作豺与蛇高标贱价卖中华甘拜异种做爹妈愿枭其首籍其家死者亦已矣生者肯放他？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如乱麻有时我虽然在清华园里帮旧制学生们排戏、化装、导演什么的玩玩，但是不是常有的事。当中有几次最好玩的是演《最后五分钟》一戏，第一次是梁秩章扮女主角，第二次再演，他不知和谁闹了蹩扭，临时不干了，王慎名来代替，王的说话非常好，但是他长得是一个道地的男像，上脸吊角的特别高，嘴又太大下一点，我只好用墨给他吊角涂上，嘴如何办法呢？我给他用胭脂打下一点、深一点，口唇擦口红只擦中间，在台上还好看，可是下台一看，真可笑。过后他们还送了我一个花篮；我简直笑得都不能上台去接受了，好容易给脸板起来一下，可是到台上后就大笑不止，连台下人都听见了不知何事。元任知道我爱动，看我闹得太多了，他正好要到南边去调查方言，就打算给我也带到南边去玩。十六年十月十号动身，同梅月涵先生、唐擘黄夫妇一同到苏、常、杭州到处玩了两个月。到苏州我有一个意料之外的感觉，是我以前从不知道的。到苏州玩天平山坐一段洋车或船到近山以后，需走路或坐椅轿，那些抬轿的都是二十多到四十岁的女人，还没有到下车或下船以前一里半里的时候，这些女人就在路边等着，看见客人来了，就跟着车或船在岸上跑着说价钱，等到一下车或船，路旁椅轿就靠着，同时有绣花的绷子架在一边放着，若是有了生意就停止绣花去抬轿，若是价钱说不好或没有客人来，她们就坐下来绣花，真是意想不到的那种出力的事和这些细工会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具有的。若是价钱说好了，客人坐上去，他们两个女人抬着就走，若是人分量重的，就三个女人轮班地换着抬，翻山过岭走得快得不得了。我们去的那一天还有一个女人正喂小孩子的奶，没有等吃完，就给小孩抱在怀里用一根腰布捆在衣内抱着，一面抬轿一面喂奶，我叫她喂完了再走，她说那样耽搁时间了，快去快回来也许还可以多赶一班生意呢！并且小孩放在家内也无人看守。我当时想这样女人真是才配说平等呢！也真应该有平等权享受。可是事实还是不这样，因为她的丈夫有的好吃懒做，还须给女人养他们不算，更要时常打骂呢。那天我们同时有几位男人和丁绪贤太太陈淑一同去的，我笑他们，我说你们男人们笑着让女人来抬，你们不难为情吗？他们说我们不坐她们没有生意。当时他们真觉得这些女人可怜，叫她们停下来，让客人们自己走走，这些女轿夫还不肯，怕客人觉得她们抬得不好，就跑得更快点。中国乡下的女人真有本事，江浙一带种田的都是男女一同做工的。广西女人也是什么重事都做，所以人家娶了一个媳妇进门，就是家里多了一个工人。当时生产后只三天就出来照样做事。（我听见过一个故事，有一家每年总是由媳妇挑一担饭菜送到田里给丈夫等吃，一天送迟了，丈夫就拿扁担打她。她哭着说因为我在家生了个孩子，要洗弄的，所以来迟了。可想中国老式的女人也是里外粗细都来的。）苏州的吃食和甜点心是中国最好的，你不要看他的铺子小，东西是可出不尽的。小饭馆的菜也是好得不得了。还有街道窄，人家住的房子，围墙高得不得了，外面粉刷黑的，你到了那儿一点不觉得好，可是你一走进大门就是别有一个天地了。大厅堂、书房、楼房、花园、花厅等等又大又好看，香花草木、假山一切都包在里面，屋内的家具都是一堂一堂地花样不同，用红本做的，嵌大理石。夏天珠帘挂着，如早上加席套子。妇女们穿戴也比别省人讲究，终日打扮好了和出门做客一样，所以中国有句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书房内总是古书满架，就是子孙不大念书，可是祖上留下来的不到家败不卖的，名人字画，也是尽力收藏，这是一个风俗，就是小家也都是文质彬彬的。所以那次日本人进苏州，由他们的领事（因平日往来都知道了）带人按家点东西收了几船去了，光是红木家具和字画书籍闻说装了五军舰去了。现在你到日本去还可以看见他们很多苏州的红木家具在人家里和市面上卖呢。还有外国用的纸牌在苏州他们也用象牙刻起来做成纸牌一样，可以放在桌上一只手打一只手还可以做别的。苏州的中国牌向来也最出名的，别的象牙东西也好，总归一句，吃玩都好，人也风流。玩了几天，元任、我、梅月涵、唐擘黄夫妇我们几个人又到常州了。这是我们结婚后元任第一次回家乡的。他的伯母本打算我们这次回家又要大请客，但是我们事先写信去声明我们不愿再做新人样的受人招待。（因为中国的老规矩不管你做了十年二十年的媳妇，若是没到过婆家，第一次进门都要照新人招待的，拜家堂（就是拜祖先）和夫家的家族亲友会面。）我们又说，若一定要大请客我们就不回去了。所以元任的伯母就不敢请客了，并且我们指定要吃螃蟹，因为阳澄湖的螃蟹最好。当日元任在南京读书时，到螃蟹季节，特别回家吃螃蟹。梅月涵也喜欢这个，所以我们商量了点明要吃螃蟹，酒席一概不要。元任伯母早寡，一辈子多半住娘家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到她娘家的府上去。当天晚上每人吃了七八只，五个人吃了三十元的螃蟹，回旅馆天已黑了，根本没看见城里是什么样子。第二天早上定了到元任老家青果巷那儿去。我和唐太太坐洋车里，元任和梅先生、杨时逢、唐先生走路。元任推着车子在街上跑，大家都像看把戏似的。一路觉得好玩极了，坐在洋车上觉得两只手都可以抓着两边店铺的招牌似的。元任对我说着玩：“我来做常州的县知事好不好？”我说，我可不要做这个小县的县长太太（其实常州原是府城，武进是一个富县）。城里有河，多少小船来来去去的，像维纳思的内河一样。到也没有等人通知，我们就一直进去了。我们初到就这样起哄闹，元任家的房子是从曾祖手上盖的，三房下来因元任祖父这一房人少，所以住在最后进的平房。这个房子除大厅和书房以外都是走马楼（走马楼就是四围都是楼房中间有天井的）。门窗等比我们家的房子老式多了。没有玻璃都是用“明瓦”（就是蛤蜊壳做的），当然要比玻璃的亮光差多了。大厅旁边有一棵大香椽树，我们就打了一大些下来带了玩。梅先生不知道是不能吃的，咬了一口，给嘴都缩成一道，我们大笑得不得了，说乡下人进城了。元任的伯母们对我们无法讲规矩，只好拿我们当外国人看待。又给元任父母住的楼上开开来，里面的东西堆到屋顶了，多年也没有人动。我们就叫了两个粗工人，全给搬出来看，我们要的拿出来带回北京。但是我们在乎的和他们不同，元任只找书画、祖父父亲和他自己从前写的东西和照相，我就喜欢拿箱子，因为十六口大红描金的福建皮箱装呢和皮衣真好。那种箱子关起来和罐头一样，里面的东西从来不生虫或坏的。放点樟脑，数年不坏，比现在的大铁箱好得多。我就想给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装了元任的杂物带了走。岂知一打开来全是绸缎、衣服、绣货和皮货，有些衣服还是他母亲陪嫁时用红绿线钉好未打开过的呢！中国向来的习惯有钱人家女儿，嫁时不管用得了用不了那么些，和将来流行不流行，但是一定要做四季的衣服，每季多少套，床帐被褥等多少套，一辈子用不完的。给子孙留下算是家产，珠宝金钱也是如此，因为女孩子除嫁时给的，以后的遗产不分给女儿的，所以赔多少，要多少，总在这个时候要。元任的外祖父做过好多省府台，对于这个小女儿又爱，所以常常带东西给她。夫妇两人只三十二岁都死了，所以东西不知留下多少来都没有用过的。元任无弟兄姊妹，他的父母在他十三岁那年差不多一阵死的，所有的东西，他的伯母和堂妹们都给他封起来了，等他结婚后交给他，哪知我们这两个不成器的人不在乎这些。我们一共在常州待了三天，带回十六只箱子，还从当铺里拿出两口大皮箱，内有二百十六件皮货。可惜现在只存了三只小的箱子和五件皮衣了，其余的都随着我们的房子在南京给日本人烧了。以后又到杭州，住西湖饭店。元任和他的助手们去各处找方言的材料，我和唐先生太太、梅先生、我的一个堂房五妹就终日在西湖上玩，爬山并吃庙里的素酒席。那个新鲜笋子看他们在地下挖出来的。他们的找法是看哪一块土有裂痕，就知道里面有笋，用一个锹锹起，里面真有一个淡黄色的笋出来。去了衣子，白得像一个玉笋样，真好看，都舍不得吃它，但是以后吃起来又嫩、又鲜得不得了，一种清香味（完全不是像在外国吃的那种罐头笋）。我们又在湖中孤山上饭馆内吃生虾，就是给虾洗净了，个个都要活的，放好作料，放在碟内，因为跳的缘故，用个碗盖在上面，拿到桌上来，吃时用筷子搛一个出来放在嘴里，自己用牙齿夹着一挤，肉就出来了还在嘴里跳。不会吃的人拿不出肉来。杭州是出绸子的，我们又到各小工厂里去看，他们第一步洗丝绵，这种是活的蚕蛾，把茧子咬破出来的。先用热水煮了，用一个竹圈给茧子一个一个绷大了，往上一套渐渐就成功一片丝绵，拿它做绵袄比皮都轻暖。第二看他们抽丝好的织缎子，次的织各种绸子，再次的或头上有小疙瘩的，就织成绵绸（就是外国人最喜欢的生丝绵绸）。在江浙方面穷人都穿这种绵绸，比布还结实，又可以染各种颜色印花，只可惜织的口面太窄，做衣服费得太多，因为他们是用土机手织的，将来改良自然就好了。日本人卖给外国的丝绸并不是完全是他们自己出丝的，他们多半从中国方面贱价收生丝去，他们再织造过，以后卖给外国。有时我们中国又贵价买回来，所以我们常说中国生丝出口，熟丝进口。我们本打算还多待几天，而内战又起，恐火车不通，就匆匆回北京了。我的脾气生性喜动、好奇，又喜欢追究新鲜东西。这一次和无任出去调查方言，得了不少的新知识，我觉得好玩极了。从此为例，凡他出去我总跟着。回北京只半年，孟真从广州来信邀元任到广东去调查两粤方言，知道我总是跟着的，所以也请我同去。但是元任近来常说我们两个大的孩子已渐渐大了，家中没有小孩子了，我正怀着第三个。上次出去时候清华园车站一节军车炸了，全校人受了大惊吓，而我们家只有用人带了两个小孩。其时内战时起，万一南北不通，只留小孩在家不便，所以这次我们要走，决定先带两个小的上海住下来，我和元任再到广东。我从四岁离开，这是第二次到广东，看过去一切都改变了，府台街门变了中山公园房子都没有了，只有那棵榕树是我以前常爬的还在。我就坐在下面照了一张像。我是爱吃的，而中国人又是爱请人吃饭的，所以到一处大家总是请吃，次数多的不得了。所有的名馆子都请吃过，有一位朋友问我还有什么没有吃过的，请我点菜，我说吃蛇吧！从前在广东只听人说过这种东西不送到府台街门来，而大家出去吃也不给我们小孩子们看见，所以我想尝尝。可是我不知道是极贵的东西，无意中敲了人家一个大竹杠，只吃蛇一样加点小菜碟子，就四十元（广东钱）。虽然只蛇一样，可是拿上三次来，每次一大锅，蛇肉并不多，都是白菊花和鸡多，我一共吃了九小碗，我想那个好吃的味道都是鸡的味。住在傅孟真家四十天，孟真对我说给他都吃穷了。广东的菜是中国好菜中之一，可是不像在美国一般的饭店那样，他们的菜无奇不有，可是又好又比其他各省的贵。最可笑的有一天中山大学正式请我们吃酒席，朱骝先先生是代理校长请了一桌最好最贵的菜，而我们吃完了先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北京炸酱面的担子，我想这是一个有点希奇的，叫车夫停下来去看看。卖面的人问我要不要，我说好，来一碗。我的意思不过想看看和尝尝什么味，刚拿起碗来，孟真和骝先两个人车子来了，也停下车来了。骝先说赵太太还未吃得饱，孟真就抱怨我不成样子。我说什么不成样子，难到街边不能吃东西吗？你们不停下来谁知道我们是谁呢？孟真要我们一道走，我就是不肯，我要看看大街呢。我和孟真两个人最爱争吵，可是都是友善的，吵了又说，说了又争，从无完的时候，每次见面都如此，往往到晚上二三点还不停，一直到他从纽约最后一次分手时，我们到了升降机下了一半了，孟真还在说赵太太我们这次没吵够！没料到竟成永别了。想到老朋友们的当日真是追念无已。我因身体不便，而两个女儿又留在上海寓所，所以我就要先回上海，元任和孟真送我到香港上船，恰巧朱骝先先生也到上海去，而又巧的李济之先生又正从欧洲回来经过香港。元任就介绍傅李两人第一次见面。傅孟真并约李一道到广州去玩玩，所以我下船后，他们三个人回广州去了。可是我一个人在船上并不冷静，我是向来晕船的，就到房舱里躺在床上，有人打门要进来，一看就是朱骝先先生，已经半醉的样子了（我和他那时才见过几次面并不太熟）。坐下来东聊西谈地没停，茶房来问吃晚饭，朱问我可要陪我到饭厅去，我说我晕船得很，最好不去，在房舱随便拿点来吃吃好了。他说那我也不去了，对茶房说开两个人的饭到房舱来吃。那是个德国船，菜好得很，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头等，有一个德国人管饭厅的头子还是自己到房舱内招呼一下。哪知一顿饭朱先生就边吃边谈吃了三个钟头才完。我是累得不得了又不好意思叫他走，他一直坐到三点才说走吧，明天到船时再来陪你下船，其实船到上海各有接的人来了，朱太太来接他我没答应和他们一同走说再会。元任是等我离开广州后才到各处去调查方言的，那时起头认识罗常培等人，三个月以后他回到上海我们才一同回北京清华园。这几年中清华园学校内很不安静，起了好几次的风潮，虽然没有我们的关系在内，可是常常请愿什么的到我们家来，而且北伐以后，大学院又下了几次的命令要元任做校长，元任屡辞不就并荐贤自代未准，但不久就派了罗志希来长校，好些事就一变当日的清华校风了。因当日的校风多数近乎洋派，自从改大学以后在张仲述做教务长时已经改变了不少，而罗来以后自然更往办大学的方向改了。就办大学来说那种办法当然是对的，因为从前是专为在训练留美的目标着重，所以很少发生风潮，现在可惜的校内风潮一起动头，一来就请愿，訇这个一下又訇那个一下总无了时，连梅月涵全在内，虽然有些人是应该去的，可是不能全由学生来定去留，元任虽然没在被訇之列，但看看那种样子总不以为然。幸他那时总到各处调查方言，留校日少。这次经过上海时，大学院正在发起办中央研究院，杨杏佛说元任你不喜欢办行政事，而学术机关你总可以帮点忙吧！你做历史语言所的所长好不好？其时蔡孑民先生当院长，杨杏佛当总干事。元任回他你老兄为何总派我做点带行政的事做什么，你不知道我是最懒的人吗？荐傅孟真给你比我办事学问都高。杏佛说孟真我虽见过，脾气恐难对付。元任回他学术机关不须专讲谁对付谁的，有事大家商量办好了，我敢说他办事起来一定比我高明十倍。杏佛还未一定决定可否，而晚上蔡先生就请我们吃饭，蔡先生又提，我们想借重元任先生，元任就赶快说：我已和杏佛谈过了荐傅孟真最合适，蔡先生点点头，嗯嗯，我就赶快说蔡先生已答应了，杏佛不好说什么。出门后他打了我一把说韵卿的外交真可以（杏佛的太太赵志道是我中西女塾同学）。因此我们回北京后就从清华搬出来在东城羊益胡同住。但是罗志希也挽留元任，学生中又来一个小请愿，我们也觉得朋友来做校长，我们抽腿就走不好意思，所以答应他们每星期来上一堂课，以敷衍目前的情形。有一天元任坐清华公共汽车进城，在换电车回家，停车时他不下来，车开了他反走下来，自然跌在大街上了。右手连膀子都跌伤了（他是出名的absentminded教授），到协和医院查看，腕骨已裂非上石膏绷带不可，人又发烧两个多月。从此清华也不能去上课，就此结束了在清华园的生活了。第六章元任和中央研究院的关系作者按：在再写这篇杂记的回忆前，我必须向读者道谢和解说一下，因为我停了几期未写，收到很多来信和问我为何不接着写下去，并且朋友们见面又总问这个，我不能—一答复，这个毛病就是我不能动笔，因为几个月前我的右手大拇指骨忽然高起半寸多来，并且右膀时时麻痛，我自己恐怕是骨癌，经医生多少次的检查和照 X光线，照相上并无癌症的症状，说是字写得太多了，我自己觉得可笑得很。照我写东西和一般著者来比，不知要少多少倍，实情就是因为在美国的家庭主妇一天到晚地杂事不知有多少，从无一刻钟能坐定下来不动的。近年来更因为赵先生赶写他自己的书，又加他的腰部背部近来不能做重工作，因为会影响到他的胃，所以一切粗细琐事都是由我来担任了——除了每早他做早饭和来客由他配鸡尾酒（那个他认为是“轻工作”）。并且我写回忆这种事，要么没有动笔则可，若是想到了来写就得一口气连写下去。在美国的困难，将来我写住美四十多年的杂记和各方面观感时，我再都给描写出来。现在不能——一地回信，就在这儿总道歉一下了。前文提过一下，入中央研究院的来源，因为从有中央研究院起元任就和它发生了关系，一是杨杏佛答应元任不任行政可以，但是永不许辞职，元任还说笑若是你老兄不做了或情形变了也不准我离去吗？没想到变成谶语：他不久死了；二是傅孟真说他在研究院一日，元任一日不能离院，此虽默契，自然不会告诉外人的，而孟真又知元任绝对不干行政事和争权，所以屡次有人提元任做总干事等等，孟真总阻止，别人还误以为孟真反对元任在他上头，并且有些不知道的人因此妒忌元任的就由此设法离间。而孟真对于语言组所以永不愿换主任也是这个缘故。这些事实我以前始终没有宣布过的。在那时中央研究院各所大半在上海，元任提议历史语言所应在北平好点（那时北京已改称北平），可以就各处书籍文化机关等等，并且全院在南北都有研究所，比较全国性一点。孟真也赞成，那时因孟真还未完全离开中山大学，就和元任商谈，让元任回到北平后先开始语言所，历史等他到后再说，所以我们回北平后就由清华园搬出来，先租了东单牌楼羊益胡同四十号住了几个月，但是一到城里我们的事就多起来了。我们也觉得各事比住在清华便当得多，但是还是安稳不下来，大家很多人组织了一个小剧院，元任做董事长，可是负责最多的还是余上沅和熊佛西他们，大家有写剧本的，有译剧本的，有上台的，我们好些太太在里面做各种的杂事，我是帮忙化装也夹在里面选戏等等，有一次在协和大礼堂表演，熊佛西和元任两个人亲自上台，那次演的《挂号信》，是元任在美国时写了玩的，在学生会演过，可是这次连北平的电车头上都大登起广告来了。预演的第一天元任戴了两副重复的眼镜，熊以前没知道，在对话时忽然看见到那种怪形状，就大笑不止，都演不下去了，幸亏不是正演的时候，只是化装排演，可是那次还卖票呢。想到当日真是我们的黄金时代，自从中日战争起，在国内人的苦境给些人都苦老得无兴趣了，并且多数的听说已死了，每想到当日情形都历历如在目前。那时我还正怀着第三个孩子，（就是怀着我们这个天才的怪物来思 Lensey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她生在这个房子里的。）我那时大肚便便的还是终日忙来忙去地跟着他们忙，有一天叫大二两女孩唱熊写的《爱神与诗人》里的一首歌，她们两个人也不知道字义，当中有一句“三个分不开的和声”，她们唱成了三个分不开的和尚，台下大家都问熊你的歌怎么写出了三个分不开的和尚来了，我简直笑得头都抬不起来了。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北海公园喝茶，忽然我的侄女杨若宪说：“你看，三个分不开的和尚”。一看，果有三个和尚在一道走路。这个笑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所以以后大女如兰在美国剑桥指挥学生会合唱，那时哈佛和麻省工业学校两校有三百多中国学生，因为以前谈过这个笑话，所以他们就给哈麻俱乐部特别用白字来给这个叫虾蚂俱乐部。不久为语言组的缘故，又搬入盐务稽核所的两所大楼，中间有一个大园子隔着的，前面羊益胡同是语言所，后面西观音寺我们住家。那时朱庭祺做盐务署署长，我们去办房子的交涉，他说租可以，但是须两所一道，所以我们才搬到后面一所来住，不然我们本来住的也只隔一条街，何必搬动呢？（以后妒者造好多谣言说赵元任非得要家跟着公事房一道，其实越在一道，自己的时间越多白贴在里头。）各事元任向来不作无理要求，处处都照公事公办，必须得着孟真同意而后行，向无争执，所以孟真常说元任你若办行政总是输给人的，每件事若要发展必须有争的地方，元任说所以我不做行政事煞！因此好多人看见元任的这个缺点就可以真对他欺负，可是领略他这个上的人多，还是上算的。以后孟真到北平，弄了北海静心斋作史语所，那到是无任懒得再搬了，因为元任已经装制了各种录音器等等仪器，静心斋是一个古式的宫殿房子，装起来就既很费事又花钱，而这面的房子租的又不贵，将就着用还上算点，所以孟真也同意了。我到北平城里后，除了大家玩以外还做了一点正事，就是高梓邀我到女子大学教体育系的生理和解剖学。高虽然后来到东北去了，还是兼两面的主任。我除了上课以外，还带学生们到协和医院看实习解剖尸体各部筋皮神经和血管等等部位，和受伤后如何救急治法，因为那时找不到尸体可以随便看的，只有协和医院留给医学校学生们看才可以借看看。在我班里有一个学生终日爱唱《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歌。有一天派了刘半农来长女大，大家学生看见他穿了一件中国蓝绵袍子，学生们偷偷说听说刘是个很风雅的文人，怎么这样一个土老头，我听见了就对他们说，你们有的人一天到晚唱他写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歌，这就是那个他呀！大家哄起来说，这个人不像么，那歌不是赵先生写的吗？我说曲是赵先生作的，词是刘先生写的。以后不知怎么传到刘知道了，他就又写了一首词：教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那时我又正怀着第四个小孩（因为我们要一对一对地可以有伴并易教养），但是快临产前学生们还要我接续下去。我说不能生产在讲堂里呀，不过还是一直教到临产前几天才停。因站得太多，所以产后出了大毛病。五月十三发动，十四才用钳子拿出来，这就是老四小中，西名Bella.因此产后缺奶，只得雇了奶妈喂奶。我和赵丽莲女士因同系的缘故才起头认识，偶然打一个招呼而已，那个以后暑假郝更生夫妇请我们全家和我侄女杨若宪到北戴河去避暑，是和唐家同住，而他们也有客人，我们大家住了四天，因人太多我们另又在旅馆住了两天，就回北平了。元任虽也在女大音乐系兼点课，可是从没见过唐太太（赵丽莲女士那时才初次见面的，所以有四天的同住——不是同居——之雅。）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东北朋友们纷纷往北平逃难，其时因为我们住的房子大，丁在君看见我们住的房子，骂元任这种房子不像我们这些人住的，就让出五大间住了五家，而又是在一个小家庭内初次供给三十多个人吃饭，每日厨子要做早饭，我就自己起早到东单牌楼市场去买菜。我想人多只可以样数减少，分量加多，买回叫各家的用人来分派了做，煮饭菜等是归一个厨子，大人和小孩们分开来吃，再加来探访他们的亲朋，所以每次大小总开四桌饭，可是我定的大家须按时来吃，过时不候，如此才忙得过来呢。一个半月以后大家才分头找到了住处，这些时钱用得不算，可是精神用得也不少。（也由此练习了对付多数人的饮食的办法，所以以后在美京往往来大聚餐，于峻吉说过赵太太可以对付一师人的伙食。）这样子总算对付过去，大家快乐而散，不过旁边有些不出力而反说闲言闲语的也大有人在，自己不尽义务，反说赵太太好客，元任的钱都是被她这样做好人花掉的，但是我不气，只笑笑而已。我知中国人向来不帮人的人，总反而妒忌人的很多。（外国人这种行为似乎比较少一点。）没料到一九三二年正是九一八以后清华大学发生了种种困难的问题，元任虽离开了，可是清华凡有紧要的事，他们评议会的人总是来找他的。那时评议会人员是叶企孙、陈岱荪、周培源、吴有训、金岳霖等等，常常全体来我们家讨论，经过多次的危机，元任总是在背后帮点忙，这次的风潮（可说是危机）息后就是校长问题，又有人提议让元任做，元任又不愿意做，他说我若愿做就不会罗志希来做了。大家再三商量，就由翁咏霓代理，他只答应代理三个月，元任是提议梅月涵从驻美清华学生监督处回国长校，不知其中有好些人要做清华校长，以后都怪元任不该提议老梅（我们总是这样叫他的）。去了五封公私信而老梅始终没有回信的消息（我常骂老梅对任何事总是太慢）。翁一方面也追，而校方也百事待议，元任就说我去代他一年半监督任务，促他快些回国。以后才知道他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他也知元任打算去了，并且其中两个愿接监督的人他又不敢正式地派，因国内情形复杂弄不清，只得暂以不了了之托于峻吉先暂代。我们到唐山去接他，他才知道国内已定了，虽然他有点不愿意没得到他的同意，谁叫他老不回信问问呢。其实元任也不大愿意去，而孟真则大反对，叫李济之来劝，可是济之赞成我们走，也因前些时李和傅两个人因董某（不是董彦堂）与Freer 博物馆办合作办的损失了主权，傅和他大争，李来我家谈到他若离中央研究院奈父母年老多病不愿离开北平，但和孟真一道又实在受气太大，因他们两个人都无忍耐性的人，我就给李留下，请几个人陪他打牌，元任就去和适之商量改由中基会出薪水（一种另外津贴），因此两面关系远一点可以减少冲突。（济之，我这个记得一点不错吧？）因此李济之多年都是由中基会出的薪水。（我们两个人都年近古稀了，常细想对朋友们真可说宁可天下人负我，我真不负天下人，两个人一辈子从不以暗中作弄人为快，而也从不忌妒人。不过也说回来，元任也是为国际上人已经太看重了，所以也不须去忌妒人了，我常和元任说我们是得过于求，并且先祖常有戒言，古云知足常乐，乃人生立身之要言，因此就不苛求与妄求了。）我们在一九三二年的二月底离开中央研究院又搭上清华的关系了，其时我还有病极不想到美国，并且第四女儿小中还未断奶，因她出世不到一个月我们家和翁、任等人玩西山八大处因太累回来当晚就病，以后我就无奶，所以她一个是奶妈带的。并且清华也只剩了还有一年半的留美监督处，所谓“旧制”学生就完了，新大学留美进修的不多，也不需专人住美领导，所以元任才答应来的。我想我就不去了，短短一年半容易过得很，但无任不肯，只得带病动身，他的意思是到美手术可靠一点。因此就给小中留下来，起初由我侄媳关照，后因她和奶妈不和，又改由唐擘黄太太照理。刘廷藩随来作书记，刘太太也想去，元任觉得只一年半，再带多少人出来花钱不应该，所以刘太太总觉是个遗憾。我们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号正在齐东西好多人来了，晚上月涵，擘黄，上沅夫妇还打了两桌牌，差不多到天亮了才大家吃完早饭送我们走（可是没有中央研究院的人，因为他们不高兴我们走），二十一大早动身到塘沽。那时正值一二八之役，火车不通，坐船到上海，当时看见进口的两岸都是战迹，小孩们问为什么上海这样破烂，我们就解说给她们听，虽无大的政治宣传，不过也说点大略的坏处给他们听，大二两女并不大在意，而来思不到三岁，可是她就查根问底的追问，日本这样不乖，妈咪为什么不打他们的手。她一小就是一大些哲理的问题发问出来，可是日后她倒嫁了一个日本人。路过日本在那时我们自然不上岸去玩，可是日本来查船的人极力劝我们上去玩玩，我回他日本话我是日本学医的（那时日本话还记得些），他就不说什么，以后查护照的人和美国船上人争论我们到底是中国哪个政府派出来的。（美国人那时对中国自然没有日本人清楚，我想现在还是如此。）船上美国人自然不明白，政府就是政府好了，日本人就再三地解说给他们听，我在旁边又再解说给他们听还不是你们日本作祟吗？一会帮这面，一会帮那面，让中国内战不停，可以自相残杀，使国家日弱下来。美日两方面人只得看看我，不好认真说什么，以后有一个日本带刀的警察一直在我们房舱门口走来走去的，我们就多数的时间在客厅和甲板上待着，回房也有茶房特别关照我们。从神户到横滨一直守着，到横滨要开船了才走，我还笑了对他说麻烦守门，希望下次经过时再看见你。我们这次根本没上岸看见各处日本在大地震后的各处破烂还未恢复。（我一生不迷信，但我相信世上有报应的。否则被欺者永抬不起头来了。）我这次还是多数的日子睡在房舱里，离上海时孙克基医生叫我在船上一路打针到美京后就快快动手术，哪知船到檀香山病已经好了，上岸吃了一顿好好的中国面（因为中国饭船上有，每餐送到房间来。）带三个孩子玩了一圈。如兰（大女）说这个地方很好，我们住下吧，我说还没到呢。没想到几年以后我们真来住了十个月。中国领事馆有人来接上岸玩（照例的有船到总领事馆总派人来欢迎的），但是我们已上岸无处找我们了。到旧金山后也没通知任何熟人，不知清华学生们如何知道的，船一到，张汇文、林同济等六个人来接，可是我们行李很多，有大小二十八件。照例我们官员护照不查的，但是他们一定要查，因为不久前查到过有人带禁物过境，真是一人犯法大家遭殃。张是学法律的，还和他们争，我说不须争，这多行李打开也费事，你随便挑哪件我们开哪件给你看好了。他说好，挑了两个大柳包打开来一看其中都是零碎食物等等，就伸手插进去，没想到我带的香油洒出来了，和周围的藕粉都混和在一道，他抹了一手白油粉，就往自己制服上一擦粘了一身，给我笑得不得了，他莫名其妙问我什么东西，我告诉了他，他也大笑说你们中国人真会开玩笑！另一个人开元任的手提包，里面有一瓶阿摩尼亚是路上用的，他们也是以为是烈酒（那时禁酒），查关人打开一闻气味冲得吓了一跳，我们告诉他，他只得做个鬼脸走了。学生们问我是不是安心地作弄他们，我说碰巧这样。以后多年来都以为是笑话。我想那时在士丹佛和加州大学的学生大约还记得这些笑话呢，因此他们都知道赵太太爱逗人的。我们住了四天，因为随时就看看在西部的学生们，免得以后再来西部视察了。打了一个电报到华盛顿给何培元，因为他是监督处的书记，我们坐火车四天四夜，因为那时的飞机还没客机呢。有一天晚上经过忒撒斯没想到给孩子们吃了一个大惊吓。因为过南部加车辆换来换去停了很久，我和新那坐在原车上没动，如兰来思两个人到了另一节车上玩，元任下车走走，忽然给两孩那节车带走了，他们不知加车在中间，就大哭大叫起来，元任又在下面叫。我们的老二做人一小镇静，她说不要紧，不会带走两节车的，叫姊姊妹妹不要动下来危险，一下带了三节车又接起头来了，新那对她们教训地说，你们看我不动，我就免了着急作吓。晚上到美京是于峻吉和何培元两个人来接的，开了监督处一个大老爷车，住的地方是正在电车街的边头，三夜元任都不能睡，我们说月涵真好耐心，如何能一住三年，何太太说梅太太常说不能睡，可是梅先生睡得很好。但是元任三夜根本不能睡，写信给月涵商量，我们宁可自己出房租也要搬房子，月涵回信允许，可是叫何培元快回国，因此监督处地方和人事又是一番变动了。第七章在华盛顿的一年半元任到美京后，除必要公事外第一样事就是学开汽车。何培元教他，就在京城外三四里路的一个空场内学习。十天后就拿着开车的学习执照。居然和王慎名替换着开我们一家子上路逛纽约剑桥等处，去巡阅学生去了。后来回到华府考了正式开车执照一个人开到最大的一条街上去，警察忽然停止他，我们莫名其妙的问他是不是开错了路犯规了？他回说不是，你拿了罚票三个月都没有付款，我们要取消你的开车证了。元任回他我到美京还只两星期不到，开车证昨日才拿到手，为何三个月前有罚票呢？警察说，是同一个号码的车子么，若是人家转卖了给你那就该换牌子啊。元任就告诉他这是中国学生监督处的车子，前监督（梅月涵先生）走了两个多月，我才来接管监督处的事。警察才恍然大悟的说，那是你的哥哥吗？你们两个人真像，是不是双生兄弟？我回他长得差的远呢，只慢慢吞吞的脾气有点像，但是我的丈夫是仰着脸答应人的话，那位梅先生总是低着头哼的。警察大笑回我，这点我可没有注意，就快快地放我们走了。如此开车玩了几天，我就乐极生悲又发病了，找孙克基介绍的朋友，而他本人也生病，就转介绍一个他的学生。他们知道我也是妇科专门，对我非常客气，问我再要不要小孩子？我问元任，元任回我不再要了，我就和医生商量根治吧，免得以后常常麻烦，没开腹，只用爪爬子宫内粘膜手术，再用一种镭的放射停止月经，只两次后完全复原，一星期后出院，从此以后人身体非常健康，生理也无衰败现象。所以我常劝人，若无儿女问题，这种病是根治的好，现在自然更进步了，就用大手术人的生理状态也没有变态现象发生。过了一阵元任要开车看他的先生霍金，住在 New Hampshire省，从那儿又开上白山去玩，他一直开到华盛顿峰的六千尺的顶上。虽然好玩，可是下来时给我吓死了，因为山中忽然起了大雾，一点也看不见，而当日的山路开得又窄，走到边上去一点就一落千丈，或对面来车也不好让，所以小小心心地开了两个多钟头才到三分之二的山腰中，有一个破极了的小旅舍，我们只得住下来了。（张其昀先生以后也同我们住过的。）等第二天早上的太阳出来，雾下去再走，因此我好久不愿出去。但是元任喜欢开车极了，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愿自已开车玩。（所以我们自己一直有车，使得别人妒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爱摆阔呢。）监督处里面只刘廷藩一个人，办事不行，而他又要去读书，所以有些学生读完学位的一来游玩的，我们就扣他们下来，他们边玩边帮忙，因此就热闹起来了。例如陈之迈、王慎名、苏宗固、林维英、缪经田、张汇文等等都是常住的。从前定规的学生来由监督处给一元一天的伙食钱，我想要不了，就定了常住的十五元一个月，归一个人管，我们自己全家也照样加入（多数是王慎名管），吃不完时就想特别法子来用。有一次大家每个人半只鸡吃得不消化，叫王慎名去泡一壶福建铁观音大家吃吃，泡前我对王慎名说虽然只一小锡瓶，但是很贵，力量也很大，你只可以用三分之一瓶泡一大壶大家喝喝。林维英是福建人，他在旁边插嘴说，福建人只用一个小极了的杯子喝半口那么多就够了。（林维英，你现在是贵人多忘事，大约不记得当日在监督处的事了吧？）并且我已告诉王这个茶叶是赵先生的叔祖赵竹君在上海我们临走时送的两小瓶，他还怕我们不知价钱告诉我们十元一瓶只一两重。哪知王慎名不响地用个烧水的大壶泡了来，大家你一杯，我一杯地喝得不停。第二天早上陈之迈第一个摇着头出来说，赵太太以后不能这样办法了，我们吃得太多，一夜不能睡。其余的人也接着出来异口同声地说不能睡，我们自然不用说了，连那个爱睡向来能睡的林维英也说不能睡，真是奇了。大家又想大喝茶了。我就问王慎名昨晚泡的茶还有没有？他回我茶没有了，可是壶没洗，茶叶还在里面。我走去一看差不多半壶茶叶。我叫大家来看，说所以你们不能睡了！一两铁观音全泡了，我抱怨王慎名。他说，我想赵太太小器那一小瓶茶叶一大壶水还不正好？所以我全用了。因此大家都要罚王请客。我写这一段使当日的大家们也记忆到当日做学生时的乐趣。我想多数人还记得的。林维英无事就教我炒福建肉松，其他的人很少到厨房去的。因林最爱吃的缘故。（回国后大阔了的时候，大约用了很多厨子吧？）说到那时在中国的驻美公使馆内的情形，和我们关系很多，因为颜惠庆多数在欧洲，代办是严鹤龄。他没有太太，只儿子和媳妇随着在使馆里，因地位的缘故好些事不能出来做主妇，多数是一位头等秘书的美国太太出来倒倒茶什么的。应酬中他们总觉得须中国太太好点，而有几位又是三等秘书太太，并且遇事时彼此还争吵等等行为，所以严就找到监督处的头上来了。元任自不用说，就是那时的几位学生都是出人头地的特色人才，例如陈之迈等等，所以一有大点的事就是我们全队出马。说到这里又想起一样可笑的事了，有一天是下午茶会，我们都不知道是须穿小礼服的，我穿中国衣服自然无所谓了。可是男人都没穿，元任还有一套，其余学生们哪来的大礼服小礼服什么的呢？事后那位美国秘书太太对我说，赵太太你对他们说，这种茶会是要穿小礼服的。好了，我就对他们关照了。不久宋子文到美京来，公使馆也是找了我们这班帮忙的去了。我们想这次招待美京的要人一定是很正式的了，别的人不肯花钱租小礼服，陈之迈和王慎名两个人特别租了穿了去。到使馆一看大家都没有穿。他们两个人不好意思极了，就站在吃茶的过道门帘子旁边不进不出的。我正在里面招待客人，看见他们那样笑得不得了。这位秘书太太问我什么可笑的，我对她说回过头来看，看见这一对人站着，她也觉得可笑。请他们来吃茶，他们不响，一下两个人不知到何处去了。（之迈！慎名！你们两个人还记得那回事吗？我不是打趣你们的丑事，因为你们现已到此地步了，所以我才拿往事来和你们笑笑。）还有陈之迈现已做到重要国际外交官的地位了，我不能不会想到三十年前就有人赏识他是一个外交人才。一九三三年施肇基调驻美公使。初到任时太太未来，使馆有事也还是来找监督处的人去帮忙。施就看上他们几个人，想留在使馆用。陈之迈说非二等秘书以上不做，结果外交部派下来是三等，他自然不接受了。施和元任商量可不可以暂留一下，以后不久他即保升？元任回他人各有志，先回国教书一下更好，因为元任向来赞成人作教书匠的。三十年的经过，现在他们都成了重要人才了，我想之迈他们都还记得当日事的经过。还有林维英的一段笑话不可不写出来以博大家一笑。林睡觉爱打呼噜，大家谈笑话提到结婚。林说赵太太学医的，有没有法子治，不然以后娶太太是一个问题。我就一本正经地对他说有办法，大家都看着我。我就对他说，你造一个特别的睡房，两张床安一个电机关，同太太要好时就在一道，想睡或怕打呼噜时，给扭子一按一半床就下去了到另一间房内睡，岂不两便吗？大家起初瞪眼看我，以后想过来了大笑不止，不知他娶了太太后是不是照这样办法了？元任多数时间和我开车到各处查看学生。监督处就交给王慎名、苏宗固他们大家看守和办公。如兰、新那两个大女孩要上学自然不带到各处去了，可是来思还小，又不便带出去，所以留给大家招呼，可是她最喜欢王慎名，有一天晚上叫了他三百次的“Sherman ”。她说只有三件大事要人帮忙，做饭（做饭根本就是一个黑人做，可是她不要，说女用人手不干净）、上马桶和铺床，其余都可以自己。那时她才三岁，她根本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怪物，大二两女入学校，有时跟去玩玩。有一天请了一大些同学的来吃玩和唱歌，以为她一点英文不会，过后帘子一开走进一个小女孩出来，手里还拿了一个花篮满满的花，一路唱“I'm called Little Buttercup ，” 居然给两首都唱出来了，大家希奇得不得了。以后大女对朋友们说你们若有秘密事不要当她面说了，哪知道她英文全懂了。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开年会，大家提议到New Hampshire 看全日蚀。元任向来对天文有兴趣，我也从来没看见过全日蚀，就开车赶去，怕一迟就看不到了。车子开得快得怕人，而车后的一个手提箱掉了都不知道。后面车尽按喇叭，我们还以为警察追来了更想开快点。后来那个追过我们，对我们嚷着说，你掉了东西了！我们才开回头把路上的提箱拣起来，箱内还有很重要的文件呐。我们停在一个树林里看。一到全蚀简直就是晚上了。元任高兴地叫“看Corona，corona！我生了四十多年才看到这个，真是难得。和我们同车的韩权华说”怎么已经完啦？ “如兰新那说”就看这么一点儿啊？“来思说，”太阳真难看，一个黑脸长了些白胡子！“她一直等到一九五五在挪威才觉时日蚀是个好看的现象。我总记得从前小时候．我祖父夜里把大家都叫起用望远镜看土星的光环，我们孩子只知道要睡。一天一天地这样过下去，到一九三三年罗斯福上台，我们去看了典礼回家，晚上忽然听见左邻一个熟人在银行做事的告诉我们明天恐有空前的新闻出来，我们还以为是好消息呢，并且美国这个上头真顾全大局一点风声不漏出来。到了第二天一早号外出来了，说所有的银行都关门不兑现。我们监督处大家合起来不到十元现钱，我手上只得三元多，还有孙洪芬带了一个吴庭耀，是上海的镖金大王，到美国看看金融界的情形，并到美京看总统上任的热闹，所有旅馆都有人满之患，只得住在监督处作客。十一口之家拿什么东西给人家吃呢？我的习惯，向来不喜欢对买东西拿帐的，连牛奶都是现钱买。这一下可糟了，十元不够维持两天的用，只得买点五分钱一磅的猪脚爪红烧了大家吃，并请远来的外客。过了一两天想这不是个办法，而又听见很多美京观礼的要人如议员省长等都回不了家，连开车的汽油都没钱买，因为美国人很少有现钱在手边，样样都写支票用，银行不开，支票也无用了。监督处人起先笑我东西不肯拿帐，我听了这种消息笑还给他们支票也无用，拿帐而店中也无东西来，如何办呢？屋内只有一大袋米和一大些茶叶，我说大家用茶泡饭吃吧。天无绝人之路，一家熟的卖牛奶的居然还肯兑三块钱的支票。后来我们大家又想起路旁边农场摊子上不知肯不肯赊东西给我们，因为我们常在他那儿买东西。开车一问他们居然肯了。我们又告诉他们须多拿点东西，因为不能常来，汽车油也无钱买，他们都肯了。我们是两个车去的，一车坐人一车装满了鸡和素菜等等回来，可以吃过四五天了。刚好五天以后，银行才定了凡机关或公司须发薪的才能取现款分发，但仍不能用个人支票。监督处每日不知收多少学生来信和电报来说没钱了，元任只得回他们“此地一样”。到开放机关可以拿点钱的时候才拿着学生名单给银行看，他们才兑一张大支票的现款，元任就拿了论千论千的纸币到邮局排着长队给一个一个学生邮汇月费（幸亏他还肯给学生月费以薪水论。到了十天以后银行（除了真倒了的）才全部开放，这风波才算过去，真是在美国史上自从一八九六年以来没有过的一个经济恐慌。我们在那时又急又觉得好玩似的。以后罗斯福就用以工代赈的方法来平衡国内的金融，不到多久国内的经济就稳定下来了。虽然以后遇到日本战争起始，可是那也是日本人恐美国太强起来所以在他第三任时突然在珍珠港起事，固然一时的太恐慌，可是稳稳地对付过去。我们一九三八年离开中国在美国，其时也正逢其事，以后另有交代。一年半的日子很容易过去，预定的给清华监督处交给华美协进社代发学生公费而已，其时因旧制的学生（就是专门预备留美的）已不多了，大学的只每月领费而已，监督处的名目就取消了，所以我们说了笑元任是送葬的监督。一切结束完后元任因为还要在美国看点老朋友们，并想无官一身轻了到到处玩一下。说到元任爱开汽车，在美国也是一个大危险的事，有一次我们到耐亚嘎拉大瀑布去玩，我们一家同韩权华、王慎名和熊学谦八个人从早开起一天就赶到了，玩了两天回来也打算一天开回。到了下午经过一个火车铁轨的地方已经有红灯左右晃了，本想快快过去又停下来了。后面一个汽车以为我们过去也想跟着抢过去，没料到我们忽然停下来了，它就一直撞过来给我们的车被撞上铁轨，并且引擎也停了。一车人除元任外大家本来都睡着了，幸王慎名机灵，懂开车而转变的又快，他一醒就说，赵先生快开，开过去！那引擎居然还踏的着。我们离了铁轨不到半分钟火车就快得不得了地开过来了。若不是王慎名脑子动得快，一车人同归于尽了。所以告诉来美的青年人对开车，必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汽车虽然是一个最便利的器具，没有也是最不便的东西，也是随时可以杀人和被人杀的。美国一年死在汽车上的比任何打仗的都多，每到一连几天放假必要死几百人的。这一年半时候元任虽然算是向中央研究院告假，但是他对语言学方言学等还是不断地活动。趁到各处跑着看学生的时候，还参观了勃朗大学美国方言调查处，里头的库拉斯（后来到密西根）和勃洛克（后来到耶鲁，新近故去）也是这次认识的。到耶鲁拜望人类学又语言学家萨披耳。他不到一个钟头就学会了元任的常州话音位和声调。我们到芝加哥的时候还顺便拜望了美国派语言学领袖勃鲁姆菲尔德（是李方桂的老师），顺便还看了一九三三年的世界博览会。那中国馆里有四五尺高的全翠宝塔。（可是现在保存，保存到哪儿去了？最近存在中国城展览的可只是一部分，不全是原物了。）一晃也真快，不久就是到动身回国的时候了。我们走前自己买了一个新的汽车一路玩一路开到西部上船，比一家人的火车钱并贵不了多少，并且一路有专为开车往的小旅屋，那时才一个人一元一晚（现在十倍了）。可是元任一个人开车也够累了，十七天才到，因为路上也停下来看了很多朋友们，又逛了黄石公园，到西雅图只两天就开船了。我们来不及带点东西给朋友们，就买了两箱蜜露瓜带到上海。那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正往南迁移，因为其他科学的研究所等早在上海的。这样子一年半多点地告假完了，又回到中央研究院了。第八章元任又回到中央研究院那时中央研究院奉命一起集中在南京，因为北伐成功后政府南迁（并且日本人在热河也有战事时时发生），所以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随政府迁移。但是南京一时没有这么多的房子，所以各机关有暂用旧督署及各衙门的或租民房暂用，而中央研究院本有一部分向来在上海，所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暂迁上海梵王渡小万柳堂，等南京新址落成时再往南京迁移。所内人员的家眷自然也随着南下，临时在上海各处租房暂住。史语所在上海时孟真多数时间仍在北平（那时改北京叫北平了），所务多数李济之代理，所以我们在回国前就托他们找住房子。他们找了信义村的房子，是一种新盖的老式上海弄堂房子式样，他们多数人则住在花园村半洋式的房子。这次我们路过日本时上岸去玩了一天，到东京去拜望中国公使蒋作宾。他的夫人是我小时同学，也是张默君女士的妹妹。他们留我们吃了午饭，我们只稍微看了一下东京就回船了。我们回中国船到码头时，第一看见唐擘黄太太带着我们老四小中和奶妈等在那儿接我们。小中看见我们都不认识了，我觉得非常伤心不应该给她留下来。老二新那说不要紧，你看我一天就可以给她弄到同我们在一道回家住了，真是不知道她用什么法子半天就熟了，和他们一同玩的好的很。我们搬到租的房子里去一下发现了一个怪事。是两楼两底的房子，可是买的床二层楼上都搬不上去，因为楼梯太窄，别的地方更不用说了。我说另找房子吧，济之说我替你们找的不能不住。我回他你们自己的房子自然也是你找的了，那我们就对换好了，他只得笑笑作罢。（我们向来有几个人见面必争的，就是丁在君、傅孟真和李济之，不过和济之争的还少点。）我们只得另找房子，在忆定盘路住定下来以后，第一样事是找了我的五妹到上海来关照小孩们，我和元任还须到北平去一趟，因为元任须对清华交差呢，并且搬运我们家具南下。十一月二十五动身，二十六到北平。我们到的一天是梅月涵夫妇、胡适之、任叔永四个人来接的。在车站商量住哪一家，月涵说应该住清华，元任说城里事还多，并且清华校长有事，你容易进城。适之说我太太预备好了，住我们家。叔永也说他太太也预备好了，住他们家，并且说我太太很少留人住的，对你们两位特别，非住我们家不可。并且中基会也有汽车，到何处去都便当。适之向来怕任太太的（大名鼎鼎的陈衡哲女士），一听就说那我不敢抢了，我也有一个老爷汽车可以接送你们，就请你们大家天天到我家来吃饭好了。如此定下来就先到任家，我陪老梅坐一车，适之叔永和元任坐一车。适之老爷车跟在后面慢慢走，一直到任家。陈衡哲高兴得很，带我们看给我们预备的住房在前院，便当得很。大家坐下来吃饭，胡太太电话来了。说为何还不回来，我们等着呢，还有别人也在这儿等着呢。适之接电话说，该打，我忘了打个电话回家就一直来了，接完电话回到桌上说我回家一定要挨太太打屁股了（适之向来喜欢造空气说他怕太太的）。我就说我们饭后一同去讨情去，免得你挨打，并且我们暂不住你家也应该去一趟。因此大家匆匆吃了饭就一阵到了胡家。大家说定了每家住几天，清华也得去住两三天。我们住的和打扰人家还在其次，可是朋友们定了一个单子东家请吃饭，西家邀吃饭，自然都是这一班人来配享的不停了，自然自己也用不着花钱来吃饭了。清华也有些人进城一同吃饭或坐谈的。有一天梁思成请，他的太太林徽因拿出徐志摩两年前动身到南边去的前夕忽然写了一张条幅给他们，文字上有像飞机撞山的形状（可惜我没有他的那首诗，以后曾登在他文集里“想飞”篇内），大家都叹惜得不得了。我想到他临走那天晚上拖着一双拖鞋走出来说，赵大嫂你不大打牌，今天非要你陪着打四圈到我动身止（半夜动身是坐顾维钧的专机到上海），元任也说他要我做的海韵曲我还没弹过给他听过呢。林徽因就说弹给我听也一样，我就笑了说自然一样了，那本是你们的故事写的。蒋廷黻就说赵太太不要说穿了好，林徽因说不要紧。那一晚真是尽欢而散。我们一共在北平呆了十七天，任家住了四天，胡家住了九天，清华梅家住了四天，所有的朋友都请了，吃了一大转，连馅儿饼周那里月涵都请我们去吃过了。没想到那一次北平一去就一直到现在三十三年没有再去了，希望我们有生之年还有机会再到那里，并且我生父母和过继父母的坟墓都在清华园旁边呢。日子真快，十七天一大些朋友们差不多每天聚会就觉得更快，真舍不得匆匆就回到上海。在上海只住了九个月又须往南京迁移。所址是在考试院旁，北极阁下面（北极阁是南京的古迹），除气象台研究所外其余新盖的房子多数是宫殿式的。元任的研究室在三层，特别讲究，隔音的地毯都是从北平定制的，照全房间的大小，是一色灰白色的厚地毯，所有各种仪器也都是由外国定购的。这些上并不是元任特别地要求，全是孟真预备的（所以因此也特别招人妒忌）。因孟真想这些以后都是大家终身的事业了，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可安心一意地发展他们专行了，所以各人员们对自己的家庭也都打永久的计划。我因为生长在南京而老家里的人还很多在那儿，金陵刻经处也还蒸蒸日上，所以我比别人更觉兴奋多了。有人到新住宅区去买地，有的在附近打主意，因为大家都想要盖房子，但附近地自然不够，因为多数已给教育部，考试院和中央大学的人早买了。我们从萧友梅手上分了两亩，因为他们的音乐院规定在上海他不须要有那么大一块地在南京，所以卖了三分之二给我们，地名蓝家庄，我家是二十四号。蒋梦麟等人也买了些地也在路对面。那时南京真是一时之盛。我们回南京临时就给我家（金陵刻经处）内的那两间凶屋修理起来暂住（在我的《一个女人的自传》一书中提过那两间屋内死人和停棺材很久没人敢住了），我给房顶整个修理，加了水道装了澡盆和抽水马桶，住了九个多月平安无事。只大女忽发扁桃腺炎而二女又得白喉症。家中哥嫂们急死了，要我们搬出去，说因为这屋子不利的缘故，我极端反对说，二女白喉症乃是由学校传染来的，与房子有何关系？（小孩由学校传染各种病症，不要说中国，连美国现在还是如此呢。）请王素宇医生来打了血清针几天就好了。但打针时王医生问我他当日得肺炎的时候打的是马血清还是牛血清？我说忘了，因为打过那一种以后不能再打重复同样的。那么王医生无法只得打了马血清再说，并嘱我守着看三小时内有无变化和反应起来，他再来想办法。但是我对看着病人几小时干着急有何用处呢？书又看不下去，叫别人来看着又不放心，我就给早买好了的几斤螃蟹煮熟了来剥肉子。家里人非常希奇我不知是何用意。等一下王大夫又来了一看见对我蹬脚说，连我都等不到三小时就来再看一下，赵太太！你哪来的闲心剥螃蟹？我说不找事安心下来对看着，我干急而对病人有何用处呢？这是一种安慰人的心理作用。以后在南京他们传出去说赵太太用剥螃蟹当心理的疗法，那是以错传错了。我的意思是遇到最急的事干急是无用的，必须找一样不关紧要的事来安定你自己的精神，然后可以想其他对付的方法，乱急没有用的，所以我常常遇到紧急事的时候，总用一个不相干的事来打岔给精神松缓一点。说到盖房子的事，我们不应该讨了公家一点小便宜，和李方桂两家从上海买了两个洗澡盆和两个抽水马桶，就是不该讨了公家一点小便宜把买来的东西交给所里，和所里的东西一同运到南京，所以人家就以此藉口说我们连盖房子的东西都由公家运送。以后在南京撤退到后方去的时候也以此籍口连元任的重要文件都不让带，并声明不带私人的东西，可是有权者连洗衣板子都带全了，天知道。在南京住定下来后各家就忙了盖房子，有在蓝家庄的，有在新住宅区山西路的，纷纷地动手。但是盖房子第一是要钱。我们这些穷读书匠很少人有现钱在手上的。听说上海新华和金城等银行在南京大投资开了分行，可是我们不认识行里的任何人怎么去接头呢？新华南京的分行经理徐振东指示上海总行的总经理王某（清华学生）和元任认识的到上海去一趟接好头，在南京分行拨多少都可以的，元任就到上海去了。王还请吃饭，没料到同桌上遇到一个元任中学同学的瞿季刚先生（瞿现在还住在美京呢）。他是国华银行的总经理，他听见元任要借钱盖房子，他们也愿借。元任觉得已经和新华接过头了还是归南京分行办便当一点。徐振东以后都是和我接头的，说赵太太要多少都可以（现在的加州柏克莱的美国银行经理对我也是一样的）。我就找了一个包工的，自己画好一部分蓝图外，再找人斟酌斟酌，到银行把图给徐一看，一点问题没有，就借了二万，每月还三百元，签字时叫元任去，元任也不看多少就签了字。徐说了笑，你知不知你太太借了多少？（因元任薪水在中央研究院也是最高的，和所长们一样，这也是使人不愤气的之一，但是这是蔡孑民先生亲自批的，并且蔡先生每到南京来，夫妇两人总亲到我们家来拜望一次，这位续弦的蔡太太是周子竞的妹妹，周乃元任康奈尔同班之一，所以并不是孟真私心。）等我们房子一动手而好多人都纷纷到新华去借钱买地盖房子了。有的是我担保，有的就由我介绍而去的，因此新华银行好像我的银行似的。凡是我担保的徐一点不问就签合同，这样所以我的程家表妹已动念头了。她是我一个出家的二姑母的承继人，除庵房以外还有些空地想盖一所房子，可以收房租以维持庵中开支。因为此庵向不用化缘，当日都是由先祖每月津贴开支，现表妹此举当然我赞成。这个房子盖好了李济之家就租了去住。庵后还有一块地，二姑母死后，邻居欺表妹年轻，给地占了去。我又找了一个表亲的律师给弄清楚了。律师费和庵中还有点欠帐我就和六弟两人照时价给买了。我们盖了两所房子。但是这所房子盖好只八个月，日本人就占领了南京。可是这个房子现在听说还在，表妹给我租出去了，但是我想租钱一定不够付税的，也许被没收了，现在已久无消息。中山陵也开放给公务人员领买，我们和月涵由我三哥名下领买了两块，每块三亩，地段在汪精卫的地对面。月涵凡来南京办公时，我们总一道到那儿去砍树和在地上野餐一下，他打算将来盖点房子叫梅村，我们的打算叫杏花村。有一年冬天梅花正盛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在梅树底下照了一张照，以为纪念，因其中好几位已故了。第九章在南京作“永久”的计划在南京盖房子的时候，我虽然一切设计和画图都弄好了，可是登记手续等等，须两个月后．执照方能批下来动工，我就利用这个时间，随元任到安徽的徽州去调查方言。他们做正事，我就到燕子矾、宜兴、无锡等处各处去游玩，并且最喜欢注意各乡的民间风俗等等，又到黄山去大玩了几天。黄山的风景每一处都真是出人意外地好看而又雅致；各种的天然气象比外国各处开辟了坐汽车上山好玩得多了。石头真有几千尺一块整的，每经过一个山谷或穿过一处山峡，就换了一个天地，奇形古怪的松和野兰、菊花、杜鹃花等到处皆是，真是应了中国有句话说：入山不想出山了。我们坐的是两个人抬的藤椅子上山，可是还另有一个人跟着等换班。我们一共七顶藤椅轿子，六顶坐人，一顶专门带食物，因为我三哥在十年前到过黄山的，他们几个人编本处县志，所以知道山内一切的情形，告诉我们若是去玩，必须多带食物，庙中只有石耳和冬菇等干植物做菜享客，吃了人更觉得饿的不得了，并且又是大运动时，食欲更好更饿的慌，所以我们就预备了一大些罐头牛肉、牛奶、火腿等等带着走。我们第一夜住狮子林，半夜他们忽然叫我们给大门关紧了有土匪经过、大家都不敢响出声音来，大约经过两小时，他们又报告说已经过去了，好像若无其事似的。可是我们有点怕。虽然连轿夫听差的一共二十多个人，怎么打得过土匪呢？第二天又玩鲫鱼背、望乡台、文笔峰等处，那个鲫鱼背，轿夫说从来没有女人到过，只有母猴子经过过，两面两千多尺高，当中只一条二尺多宽的通路过去，轿夫搀着我过去的。我们同行的男人都没敢过去，因为有些地方危险得很，若遇大风，可以给人刮下去。（第二次隔了一年我们再去时，因为黄山风景大出名了，这些地方都加上铁栏干了。还有一个大煞风景的事，就是当权者和阔人们给最好的地方或买了去或硬圈圈起来作为禁地，不让一般人游玩，开路和让中国旅行社办起住处来，在温泉的附近盖了不少的半洋式的房子，连经过都不能了，珠砂温泉也不例外，可谓“与民同乐”乎？我想当局者自己一点还不知道呢。）还有一块大石头伸出去可以看黄山所隔断的两面县分，我们站在上面可以看见我的家乡太平府石隶县，所以我们以后就起名叫它望乡台了（其实我没有到过家乡）。第二天住文殊院，到半夜里罗莘田和杨时逢两个人满头大汗地大叫跑到我们的睡房来，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怕？他们说发现了几口棺材和多少坛子是和尚的骨灰，怕得不得了，但是到了我们房内回头一看更可怕，房子的半边没有墙，睡在床上可以看见一个黑漆漆的大佛像头就在那儿，我们因一天玩得辛苦了没有注意到，等他们一叫才觉得。因为文殊院没有特别给客人住的房间，就给佛像的半腰间的四围，用木板隔了几间小房子，作为远客来住的。闻说黄山的和尚从来不化缘，平日都是耐苦地过，这是一个好风气。可是后来开放了中国旅行社去发展，也是一个好事，不过不应该给些风景区划为私人所有。（今夏我们在美国米西根大学，元任教语言学跟跟语言有关系的学门一科（元任是他们请的美国语言学会的讲座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Chair ），同时今年是米西根大学的成立一百五十年，所以各种学会和展览会什么的都在那儿，我们看见展览石涛的画，内中有一张黄山文殊院的风景，但是那时文殊院还没有呢。）我们发愿以后每隔一两年必去一趟玩个够，因为这次只玩了三天，为公事的事务只得匆匆回来了，也希望外国人来看看我国天然的风景山水有多好。以后日本占领南京安徽时，没有打进这个山里去，闻说作了后方的运输总站。我们经过歙县看见适之的老家，真是山清水秀之乡，我和元任写了一封信给适之说，你们有这种好风水的地方，所以出了你这个人，适之回我信说：“韵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谢谢你。” 我们回南京后自然就是忙着盖房子的事了，房子的设计画图等等都是我打草稿，再给人画蓝图，包工的人也就照葫芦画瓢做。没料到车房顶上加的一间和正房接头的地方，因为车房低了四尺接不起头来，人走不过去，只可以跳下去。无法办，只得在上面加了一个台子，下面的楼梯才可以通过去，人人看了都要莫名其妙一下。朋友们以后都笑我这个好设计家，他们一盖房子就说不要像赵太太样，楼梯下不去，上面加一个台子。元任就拿那个阁楼完全堆重要的书和杂志，成了个书库。新屋成功，很多人送搬家礼腊烛、发糕、花等等，我们又回常州去了一趟，给他家内所有应该归他的东西都搬出来，给他母亲的十六口大红描金的箱子内的衣服等等都打算不要，就只装了书籍字画带走，元任伯母说不行，如此办法要招家乡人骂，老衣服等不要，带到南京再扔好了。又到当铺店给存在内的二百六十多件皮子皮衣等拿出来要我们一同带走，所以这次几十件行李，幸梅月涵和唐擘黄夫妇一同去的，帮着照应带回南京，给三楼都堆满了。我向来有多的东西就喜欢分给人家，这么些穿不了的皮货，自然也分给大家穿用了，连用人每人都有一件老羊皮袄，当然也招人妒，也招人骂，我可不管那些了。元任就给些书籍等分类归齐，定做些有玻璃门的柜子装好，房子虽然盖得大一点，为将来扩充计划。可巧房子成工不久，钱端升娶第二个太太，就借了我们打算做书房的一边两间暂住，一共住了半年。元任暂时就给书房做在车房顶上那间。这间房子因为开了两个窗户，和邻居俞诚之两人还闹了不少麻烦呢。因为这两个窗户正可看见钟山，并不干俞家的事，是在他大门外路边旁，又是楼上，和他来人进出一点不相干。他说我们犯规，非要封起来不可。他是王雪艇先生连襟，雪艇去调解无效，我也气上来了，既是朋友不讲交情，我也可以不必讲交情，他们房子在我们的后面，大门进出必经过我们，而他们路只有十尺宽，旁边就是七八尺深的田，他汽车往来非借我们一点路不好开，我气起来就给照定界打一排竹篱隔起来，他到我们门旁就非下车不可。本是可以说得通的朋友，而他要摆官架子（也不过是一个铁道部的司长而已），弄到两个不便不欢而已。并且他的太太还在女子大学音乐系做过元任的学生过，舅兄萧友梅又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呢。我生平最爱养花，中山陵园管林木花草等是林家八哥倜生管理，他们常到法国去选玫瑰种。我总托他代买，光是黄玫瑰花就是三十多种。我每早六点多钟就起床，带着洋车夫和园丁做捉虫、上肥料、浇水等等工作。我还想养菊花，因为我三哥他们也最爱养菊花。这时我们真是快乐极了，像退休养老似的了，什么都不想做了。所以当日孟真总骂我们不知国难，尽是小资产家的作风。可是有一样还是有兴趣，就是盖房子。亲戚朋友们看见我的房子材料好又便宜，就都来和我商量，那时南京正造新都，家家造房子，也都是太太们来管和监工等等，变成一种风气了，所以成天地一大阵东跑西奔地忙。到银行借钱也是我担保最多。结果一面帮人，一面自己又盖了一所在同院内。李方桂初到南京在那儿住了将一年光景，以后卖了给丁绪宝家，但是抗战后我想我们虽然是破产出来的，可是他们在内地的人比我们更苦，所以我们就照战前的原价又给还给他们了，不过两所房子都在抗战期间全烧了，在出国以前徐振东本已告诉过我们，而我们还是帮助了丁家。我们两个人对钱财上向不注重，友谊比钱是看重多了，所以朋友中欺我们的，和负我们的最使我们伤心，因为我们永不负人的。这是后话，现在又得说回头来当日的情形了。我们搬进新屋不久，元任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处去调查方言的计划又实行起来了，我因家事未大定不能同去，不料半途中间元任在赣州病了，电报来，我只得又坐长江船赶去，没料到到九江下船时，他病已好，到码头来接我了。可是因此我又有机会看新地方和买瓷器（当日到过庐山，可是未到过九江城里细细地玩过）。九江是中国瓷器最出名最好的地方，可惜没有功夫去看烧窑，只得在店内看着，可是一看就想买，一共买了两套全桌的和其他零零碎碎的一大网篮。（可惜还没很用，就在南京和房子一同烧了，元任还买了一对瓷驴子带回来，放在书架顶上，真活灵活现的，也一同葬在火内了。）回家不久，梅月涵到南京办公事，抽空和我们还有唐擘黄夫妇、李济之又一同到黄山去玩，半路遇见陶孟和夫妇、丁西林夫妇（还一两个人不记得了），一见到我们，就大叫好了，遇见赵太太就有办法了。我还以为是谁摔伤了或是病了。哪知是他们饿了几天，没有荤东西吃，知道我总有准备的，并且一定多带，一问果不其然，这次比上次带得东西更多，就分了些罐头牛肉等等给他们，在分路以前，还在山上野餐了一顿，陶太太向不吃牛肉的人，罐头牛肉更不吃，现在忽然吃起来了，我就大笑她真是饥不择食了。这次珠砂温泉不能洗澡了，我们就到一个所谓龙口温泉去洗澡。这个是露天人人可以看见的，不是在山洞里的。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和元任两人换了浮水衣就进去洗了，轿夫们不愿我进去，说这是个龙口从无女人进去洗澡，恐怕龙王爷以后就不给泉水出来了。我对他们说不要紧，我是龙王的亲家，他不会怪我的。同去的人大笑，说你如何不说你是龙王奶奶，岂不更好？我说不行，回头龙王真来给元任抓去了。大家真快乐得不得了，大玩了几天，才回南京。第十章安与危蓝家庄房子正在盖好之时，忽然发现市政府要开一条马路穿过去，直达城外。征收的土地，影响附近新盖的几十家住宅。（最奇怪的是申请盖房时，市政府都批准，并未提到开路，也许政府和市政府没接过头，因为城外直通幕府山炮台，恐与军事有关的缘故。）我们大家就组织了一个请愿团到行政院去请愿，开了两次会，一想所有的人都是教育部行政院和中央大学的人，恐不便争论，大家就举我做领队的出头说话。一到行政院，他们出来办交涉的人，就是蒋廷黻，他看见我赶快回头就跑，口内说我去找翁文灏先生去，他可以作点主。翁出来了稍为讨论一下，又推到市政府去了。那时是马超俊先生做市长，他倒亲自出来见我们。（提起来马先生也许还记得那一幕吧？）他见领头的是我——一个女人，他愣了一下，以后听我们都是教育界的人置产不易的苦衷，就很表同情地回说容我慢慢和政府商量或能改道也未可知，就如此算告一段落了。（岂知外患已来了。）那时大家在南京的人正在兴高采烈地盖房子，观名胜，真是最起劲的时候了。有一天我们很多人在玄武湖内游船，船家对我们说从前的安徽督军柏文蔚就住在湖心洲上。（湖中有一个小岛大约有十几家人家住在上面，并且樱桃是出名的。）说他在一所民房内，清修念佛，我一听说我就对大家说，我们去拜访拜访他去。有的人不愿去的就另回去了。我和元任叫船上人给我们开到湖心洲去，一打门果然见柏文蔚手拿一串佛珠出来了，一看见我们两人很诧异地说，杨先生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块。我说我早一点不知道，刚从船家告诉我的，所以就来拜望你了。一下他太太和儿媳妇们都出来了，他太太并且直叫大姨太太也出来见见杨先生（我早听见他在安徽督军下任后反娶了两个姨太太）。柏文蔚快快地摇手说不必不必，杨先生他们是不喜欢见这种人的，这不过是一种孽缘而已。我赶快说怎见得我们不喜欢见她们，我很高兴见见你的尊宠，结果还是没出来。柏又再三对我说，杨先生慧眼识人，嫁着如此清高学者，除自己两人的幸福外，对国家前途的贡献是不可限量的。元任还客气地说岂敢岂敢。我又接嘴说怎么知道我们将来不离婚，他不另爱人呢？柏又觉我笑他似的，但他随时很慨叹说他自己一点无用了。我还安慰他自古英雄名臣未尽所志的不知有多少，而国家还是多事之秋，仍要你们老辈出来帮忙，他只笑笑。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次，没想到他以后还加入了“扩大会议”，也许他们另有深意也未可知。果不其然，外患一天一天地紧张起来了，日本侵犯我国的情形更比以前明显出来，而我们当局和人民也是日渐醒悟，各种的准备和各事的进步快到日本人觉得不安了。（连南京各街要道，例如新街口都放个大炸弹的模型，以示人民想到有敌人来轰炸的情形及防备而不要惊乱，家家还挖防空壕以备避炸，有汽车的人家一定要预备多少汽油和粮食等等。元任就只注意那些标语的古怪文法，什么“大家要提心吊担的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之类。）外患还未到临，而要人个人的安危忽然发生了。第一蔡元培先生在上海大病，门生弟子及一大些有关系的人对于其医治上和他的太太发生意见，并冲突起来。孟真和骝先先生要我到上海去调解和劝蔡太太。但是蔡太太回我众议不一致也是危险的事。我只得回她大家都是为蔡先生好是一致的，若有意见不同时我负责调解。说着说着就听见骝先先生和雪艇先生两人在大厅里争论美医和德医的决定，我即负责任出来劝他们大家必须一致才能免去蔡太太的疑心，方可进行医治。各人的信仰以后是你们自己的事，眼前必须一致地办理，幸他们两位都还对我好感就停止争论。不过难问题到我头上来了，问我是请何医生为善，我无法只得回他们哪个医生最出名就请谁，有错也不会受埋怨的（那时找了谁来我忘了）。那时蔡先生本人已昏昏沉沉的了，问他话也不清楚回答，只指指胸腹部难受的形状。医生查后腹部膨胀，问小便如何，多否？蔡太太回说几天没有小便了，医生和我都大笑起来了，蔡太太还说因天冷的缘故，不好下床，用尿盆不习惯又尿不出来。医生和我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第一放尿，否则会变尿毒症的，放尿以后再查有无别的毒菌合并症在里面再医治。我和蔡太太站着床后面，她一看见医生给放尿管放进去，她就要用手去抓住，我赶快用手挡她，她叫起来说要是出了事你如何办？我回她蔡先生若是死了，你做太太的可以殉情，我算什么呢？殉葬可也不好听啊！给她和医生都笑起来了。等尿一出来都已经变成红色并且很浓厚的，看护给尿当时就送到医院去检查细菌，这面就先喂蔡先生的白水喝。真只不久蔡先生人就清醒一点，看看我和他太太站在那儿对我们点一下头。蔡太太还问他觉得如何？他很弱地回说好受一点。我劝蔡太太离开床前让蔡先生睡一下。医治还未起头！幸第二天蒋梦麟先生从北平带了协和医院的医生来了，这时才正正经经地起头来治疗。并且蒋梦麟先生对蔡太太和大家说，我对蔡先生和儿子一样，我可负全责，大家也知道蒋蔡几十年的交情，和梦麟做事的果断，就全无异议了。可是蔡太太还要追一句，包管能好吗？我又很快地插一句，医家虽有割股之心，但是也不能总救人的命数，大家都对我笑笑，蒋又对我说赵大太守着他家眷不干涉，所以我们两个人就负起全责任了。岂知一重要人物的一波将平而另一重要人物的一波又起了。忽然听见外面大叫卖报的号外，满街都有，大家快快地叫用人买了一份来一看，是西安的事变起来了，而蒋委员长被围困。起初大家不相信，以为租界上或小报造谣，可是罗家伦就第一个急得在厅堂内乱转，口里尽说快打电话到南京去问要紧（可见他的忠心一斑了。志希！我想你一定记得很清楚）。无奈那时各机关的线都忙得打不通，雪艇和骝先两人提议此间既有梦麟来负责，我们就大家速回南京，（不知何人）一下又提议给梦麟也拖走吧，他可以拿出主意，并肯负责任的，如此大家就都搭了特别快车回南京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上海看守医治蔡先生的责任。我就亲自坐车到申报馆去看看，方知是实在的事，可是还不知实在的情形是什么，不过觉得出人心惶惶的无主似的。第二天晚见蔡先生人清楚了，我也就回南京了。回到南京更觉像是大难来临似的，各处戒严，人人举动紧张得很。当时我心想从这一点上显出人民是一致拥戴蒋为主要人物无疑了，即平日反对的人在那时也觉得西安之变为不应有的事，全国人心我想因此反一致起来拥护蒋委员长，而敢追随他起来抗战的力量影响很大，等于测验一样。否则大家还怀疑是不是可以领导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呢。和以后日本人炸珍珠港似的，一样因此而反鼓励出美国人民的一致抗日。王、朱两位要元任日夜在无线电上收听西安的消息并录音下来。（那时王是教育部长，朱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转送各人各机关，因那时中央研究院语言组的收音机等最全，凡是有最新的，院中总拨款给元任买，（他的嗜好一直到现在不改，所以家中七八套录音机。）所以这时正用得上了。收到其中一段正是张学良的讲演，马上通知大家，可惜这个片子后来锈了不清楚了。大家对蒋委员长的安危关心如此可见了，二十四日蒋回南京真是人民欢呼震天，爆竹之盛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而大家皆出于自然而不是警察往人家强迫的举动。但是国家多难之秋人力不可免去，不久接着热河事发生了。虽然大战还未爆发，可是人心已震动起来。那时还派不到妇女从军呢，我们这些太太们总得尽点义务才对啊。所以大组织很多私人团体来做劳军等事。我们想冬天军人在外饥寒交迫，大家做点冬衣去慰劳他们卫国的前线战士们，所以我们家又变成一个大本营了。因为我家向来往来人多，凡来的都劝他们出点钱和出点人力做冬衣等等，没料到大家非常踊跃参加，一下就是二三十人，大家分担买材料的，做机器的裁剪缝纫忙个不停。并且边做边谈天，很快很快就做成了一百七十多件棉短祆。张默君和志希太太还来我家探望我们，问要不要加入妇女工作团，我们大家都回不要，我们都不是沽名钓誉的，不过为前方战士们尽一点义务而已，打算用无名氏团体交给绥靖公署代收转到前方战士们，在每一个口袋内还放了一个条子谢谢他们受冻受累拼死忘生地来保护我们后方的人民。还有人提议写点好玩的给他们，我说恐怕他们想太平的景象，心里不安。（李济之太太也是工作的之一，大约还记得吧。）其时庐山也正在开会议商讨国事，北方教育界的几个领头人物也都到会来了（军政界自然也有要人在内，可是与我无大关系，就不一一报名出来了）。会议会议着，而七七之变发动了。在那以前大家就知道事情紧急，幸亏有开会的缘故，多数名人和要人们都到南方来了，不然全被他们所掳。在事变的前几日，梦麟、适之和月涵他们的三位太太们打了一电报给我，说请留下他们在南方多玩几天，她们自己不久也来加入，我很莫名其妙她们什么意思，以后想想内中必有说不出缘故。不过月涵每到南方来，公事完后总留几日和我们到处去玩一下，可是适之从来不玩的，而梦麟亦然，每次南来时总到我们家几次，除坐谈吃喝外，从不玩风景的，所以他们一到，我就赶快拿连名的电报给他们看，讨论其中原因，适之主张急回北平以安人心，梦麟一面吃花生一面想理由。月涵则仰面看墙上的字画，不定可否。我只得大开话匣子了，我说他们三位忽然无缘无故来一个联名的特电要我留下你们，这绝对不是说玩话的。并且一定是别人不便打电报借用三位太太打给我，使人不在意是无疑的，一定有不可回去的大理由在内，万一回去一事不能办反招危险何必呢？倘为日人所掳更无益于本身，和国家大事上一点无补。（以后好多人为日人掳去弄到身败名裂，其实不见得他们都是心愿为日奴的。）我和他们那时是在对街吴之椿家力争，而在座的各人意见也是不一致。四五小时后，还是梦麟站起来说，如此我们暂停两三天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好了，现在大家散了休息吧，又说一句，不知太太们的安危如何？我回他太太们不动正是以安人心，你们不必多虑，以后自有方法出来的。（中国女人真有临难不慌的能耐，总讲以镇静为上，所以很少像外国女人一下就晕过去了，我想这也是古训使然的习惯。）幸亏以后北平虽已沦陷，他们几位太太还是无恙出来了，否则我的过处可不小了。那时我国虽然自知力量不足，但是政军界人和人民还是不顾一切地起来抵抗，可说真是全国一致。（对政府内情我们固然不知切实，但是人民的勇敢我们是看得清楚地。）虽然有少数人怕无力抵抗并希望各国出面调和，但是上海方面日本的兵船也是日日增加，我们都知道他要用此来威胁南京。所以政府就命令人民对长江上游和内地各乡疏散，政府本身闻说也是打算第一步退江西，第二步退汉口，第三步重庆。虽然政府已决定抵抗到底的打算了，可是一般人民还是像无头苍蝇似的乱打主意一阵，不知何处最安妥，今天这家出南门，明天那家出通济门，有的出去又跑回来。因恐遇土匪打劫不敢住下来，又搬回来，真是乱得不堪。而先生们因政府还未正式挪动，他们还须到公事房办公，所以更使得一班太太无主了。我家呢，第一我向来胆大，只恐天下无事而不怕有事，第二元任正大病，我们自从结婚后他从来没生过大病，而在这个大乱的时候，他偏偏得了恶性疟疾，六天的高烧，南京中央医院两三个名医每日来看。以后人弱得不得了，一听见小声音就一身大汗不止。所以我守着他，外面的消息一点不敢告诉他，又不敢给他多挪动。适之和月涵他们每日来看一次也无办法，孟真虽在百忙中也是天天来，济之也常抽空来一下。我虽然再三对他们说，各人公事太忙，等有特别变动情形我再找你们，免得大乱百忙中，他不能分劳，反劳动朋友们，但是他们大家还是照常要来看一下才觉得安心一点，真是临难知好友，乱世见忠臣之时了。各人公事太忙，等有特别变动情形我再找你们，免得大乱百忙中，他不能分劳，反劳动朋友们，但是他们大家还是照常要来看一下才觉得安心一点，真是临难知好友，乱世见忠臣之时了。第十一章撤退后方那时上海和苏州都被炸了，闻说最后的防线是在苏州，梅月涵因清华大学在长沙建筑房子事要到上海转长沙，匆促地连手提包都未拿就想走了。我说你总要带点随手用的东西吧，就给我印有名字的一个小提箱给他装了些必需的东西带去（没想到这个手提包因此留下来了，一直到现在还有，而又作为我毁家后的一件纪念品）。因为听见苏州都被炸了的缘故，我着急起来了。因为元任病中一点声音都不能听见，一有声音就满身大汗出得不止，如何能听炸弹的声音呢？我正无法办时，孟真来了，我和他商量办法，他说公务人员现在都还不动，只家眷可以先走，但研究院因保留古物和档案的缘故，暂有一部分人走，乃定的太古怡和两只船舱位。但是元任因病自然可以先走，叫我向吴亚农要船舱位，我对吴去说，吴回我须和李济之先生说，因那时傅做政府的抗敌工作顾问等事忙去了，李则代理所长。我就去问李可否让一两个舱位给元任带一个女儿先走，我们以后再说。李很快回我赵太太我们听差的都有职务的，暂不能让，元任事慢慢想法子。但是那时弄一个舱位比登天还难，故那时的我，自然容易多心的，我就回他元任连一个听差的都不如了，好！我就自己另想办法。我回到家里，行为上还不敢给元任知道，可是心里难受极了，坐在楼下客厅里出眼泪（我是很少出眼泪的人），心想今日才知一般人争权之故。正在伤心的时候，周寄梅（周贻春）来看元任的病，问我为何伤心？是否元任病有变坏？我说不是，就给原因说给他听。他说我来想办法，明天的太古船有实业部包的一个整大菜间十个舱位。我说不要太侵占别人的位置，可以在大舱间加两个床位好了，只元任和如兰先走，我们以后再说。晚上他自己就送票来了，还说一句赵太太真给别人想得到，在这种时代总是各人顾各人，能占多少就占多少，不给别人着想，我今天要为你们全家叫别人让舱位，就不容易了，只元任和大小姐两个人去，一对他们说就很快地匀出来一间大菜间，明日中午上江顺号船。他走后我就对元任说你和如兰先走，若是我和你先走，我不能丢下四个小孩在家，全体走弄不到这么多的舱位，因为那时招商局船不能坐，恐怕日本飞机炸，只得坐外国的走长江船，所以挤得不得了。我们已定了明后天就走，家中有现款一百八十九元你们带一百七十元去，我留下十九元，元任急了说那怎么行，我说不要紧，我们一、二日就来了，家中吃的全有不要钱，元任从不管实务所以容易哄他。其实本来家中还有几百元，我因守信用的缘故拿了三百元照定期日子还银行的每月付房子的借款，到新华银行去付钱。大门已经关了，我打开后门徐振东经理还在里面算帐，我就给款付了给他。他双手抱着我说，赵太太世上没有人有你这样守信用的，我还高兴极了，岂知以后几乎为钱所困。但是我的为人一点不后悔的，所以我现在在美国要盖房子时，也是一问银行借款，银行总是借的，我是宁可自己受紧不愿失信给人的脾气。元任和大女儿走时，我对大女说，若是我们一时不能出来你们不要急，我是经过多次内外战争的，总有法子出去，你好好关照父亲要紧，两只皮箱衣服和我们四个人的皮大衣，因若出去皮衣无钱再制了，你们先带走，另一箱是你们父女的四季衣，我们离家时能不能带东西不得而知。万一出事汝和汝父就到檀香山去。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午我带了三个小的送他们到船上欢欢喜喜地离开他们，使他们不觉得我心中十分悲痛。（此种情形以后朋友中都知道。）元任走前我们两个人商量好，家这么大，带什么东西走是好？想想钱买不来的东西最要紧，三十一年的日记，和四千多张自己照的富有历史性的小照须想法寄出去。所以元任还躺在床上时我就把他的日记和小照从本子上撕下来包了七小包。第二天一早从邮局寄出去（因前几天给这些和要留的信件装了一大手提箱给研究院带，他们回说不带私人的东西拿回来了，其实以后查出来有权者十几箱都带出来了），我亲自去寄，等了七小时方寄出去，我在等时越想越恨，元任一病大家就一点不顾了，我就给包裹填的住址都在邮局内改寄美国纽约的朋友（Robert W． King ），而又不知他家的住址，只知道他是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高级职员，就用那个地址寄了出去。元任上船走后，我回家就带了三个小的到金陵刻经处后进住家处坐了聊天。（金陵刻经处后进三个院子始终还是杨氏子孙住着，而祖宗牌位也还在那儿未动。）我五弟的连襟黄金涛（声音记得，那两个字记不得了），是吴国桢的丈人，他的前妻和我五弟媳妇是姊妹。他说元任走了你们不要急，我慢慢想法和我们家眷一道走。我当时就谢谢他，还说了笑，家家都是太太小孩先走，我可是打发丈夫先走多好玩，我不怕，倒要看看日本人来什么样子。说笑说笑警报来了，我赶快坐家里的洋车到了成贤街就走不过去了。再三和警察商量我们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待下来，大家都问赵太太你不怕吗？我回他们你们都不怕，我为什么要怕呢？我心里想幸亏元任走了，我就什么都不担心了。一小时以后解除警报我回到家，用人们自然慌张得不得了。我就再三安慰他们，连我还未走么，你们若是怕就回家，我给你们一个月的工钱（每人只三元到五元的工钱），你们知道我手边并无多钱。当时两个走了，小李妈和王二留着不肯走。第二天八月十四（或十五记不清了）中午日本飞机真进城了，丁绪宝住在我们那一所房子里也未走。以前家家盖防空壕，我们两家也盖了一个防空壕在地面上（南京盖的都在地面上）。买不到结实木头就给一个电气冰箱放在中间可以结实一点。两家小孩还在园子里看热闹，二女新那还恐看不见特为坐上滑梯上看，三女来思怕得给头放在冰箱里，我也站着看。连飞机上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可是这次放了两个炸弹在小营里，并未炸城里和市面及住家等处。元任走了以后我就想加入红十字会工作，但是适之他们都反对说元任好好的时候，你们总在一道，现在他病未好，你须设法追去，现在国家最不能损失的是人才。那时美国大使馆一个二等秘书叫J ．Hall Paxton ，是我们老朋友，他打电话来问元任病体如何？我回他已给元任和大女送走了，只我们母女四个在家里还未走，因无船票。他回答我那怎么成呢？元任病体非你关照不可，后天或十九号我可以弄到太古船票是全家的，我可以给我母亲的一间大菜间给你，其余统舱并可带用人走。他的电话来时，不巧正是吴之椿在此，得知此事赶快说，我派人去拿，我觉得再好没有了，因那时总觉得遇到的朋友都是帮忙的。没想到这个自私的人，给票拿到手，来对我说，可不可以给这张大菜间票给他太太和小孩先走？两三天后他可以弄到船票给我们，若是一定要十九号走，招商局的票也有。我回他为什么你不坐招商局，既是怕打，为何我们不怕？他说他的儿子小，我们孩子大了。我气了要打电话给美国使馆取消那张船票，吴用身子拦在电话前，用两手推我。我当时看那种卑鄙样子气得我要死。我回他你欺我们母女将来你得不着好报的，也许你的儿子会死在江里的。他就坐在我家下午不让我出去。我那时手上又无钱，又无船票，幸亏元任走的第二天丁声树来说研究院发两个月的二成薪水，他给我们拿了一百八十元，否则零用费全没有（因那时元任在史语所薪水和所长一样大，因此为人忌妒），而政府又收买以前叫民家储积的汽油我又卖了一百九十六元，因元任病汽油无用了，而政府又声明储有者必须被收买，车子本为李济之等借去，叫我六弟送他家眷到乡下，出了南门又不敢去送回来了，正好白崇禧的王参谋住在我家楼下，他是住楼下朱姓的朋友又付了我一百元租用，就是那个“京字880 ”号的汽车的结果，还有多下来的米面等等半卖半送的，我记得一共凑了九百元我们离家的。有一天适之和我在电话上说话一半警报来了，就停了说话等解除警报又接着说，那一天十四次警报。在离家的头一天适之来了，说他太太和蒋太太等也许日内到，可不可以住我家？我说自然没有问题，我就给被单全换了，床前桌上还插了一朵玫瑰花才走的，所以至今闭眼还觉得家中还是那样的。八月十九号大早黄来通知我，先在江边等一下，他们先进去，以后才从栅栏里给票递出来，再用那个票进去，住的房舱以后再想法子，因为管栅栏门的是印度巡捕记不清，可是非有票不能进去。我带了三个小的坐在江边等，也不知道能走不能走，所以四个人和小李妈一同只带了一布袋和一个手提包走。真是冤家路窄！史语所同人和吴之椿太太小孩老妈子也是这个船，李家小桐看见我们坐在那儿，还走过来问二姊你们也是这个船吗？新那自然不会回答了，李济之还在骂小桐你不快过来，我们就给你留下来，这一幕我永远忘不了的。李家老太爷只叹气，所以以后他写有诗和信对我们道歉的。我是向来以德报怨的人，以后再详说好了。票出来后，我们五个人进去了。先在统舱里等等，但是乱得很，我只觉得二女新那大一点，不便在统舱里。看吴之椿太太（欧阳采薇）大菜间内有四个床位，同他商量只放二女住在里面（这本是我们的舱位，为吴之椿抢去的），但是吴太太不肯，恐人惊了她的儿子，我因她丈夫做的事我也不必和她去争了。李济之太太在旁看不过去，对我说给二姊放在我们房里好了，那时我真感激她，我想世上好坏人真是不等，不可一概而论。岂知未到开船，下午三点警报又来了。船长发命令不等人到齐就开船，因此房间空出不少来了！我们正得其惠，弄到两间房子正在吴之椿太太隔壁，而吴太太还问我好运气弄到房子了，我没睬她。一天不到他们的报应来了。船到九江前忽然船舱轰轰闹起来了。我去看，哪知是吴家小太子抢了两个外国小孩的玩物，吴太太不管，还反打了人家的小孩一巴掌（中国人惯小孩往往在家里如此尊贵而对外想也应该如此的）。全舱人不平，要给他们撵下船，此事李济之太太大约还记得呢？因为她也在旁边看着的。过后船长出来定了在九江请他们下船。第二天中午船到九江，船长亲自出来看着他们一定下船才算了事。我在那次心里想世上若无果报一般人还能过吗？看见各种卖物的小贩，还都提篮子上船卖东西，因为那时江西九江等地还是比较太平呢。我向来喜欢瓷器的，但是这种时代怎么能买和带瓷器？只得买了一个全白的观音像。（以后一直带到美国，现在还放在家里客厅呢，留作纪念乱时经过九江的一个纪念品。当时在我的心里想看中国人抗战的精神，和日本人的准备，这个战事一起，不是一两年可以完的，不过还总觉得不久仍可经过九江的感觉，没料到一别三十多年了。）到汉口后吴国桢派人来接他的丈人，而王慎名由元任离汉口时告诉他，我们何时到，所以也去接我们。（因为我们一有了可走的机会，就打了电报给元任，以安他的心！）王那时是汉口电台台长，他有汽车和大卡车，所以接人和带行李很便当的。到他家住下来，我就赶快打听唐擘黄太太的住处，因在南京临走时，擘黄托我到汉口看看他太太如何办法。他是早一班船走的，唐本人也因是心理所所长，不能离职先走，只太太和小孩先走了。到汉口后不知他们如何情形，只知所里给定的旅馆名字。我幸亏有当地的王慎名又有地位又有汽车，又对我们十分热心关照，所以一到样样事就全托他了。找到旅馆后一看李济之的一家也在那儿，在这时大家见面比亲人还亲了。李老太爷更是关心得不得了，说一下船大家都分散了，他们是由考古组先到的人员给安排的旅馆（唐家也是由心理所人员安排的所以都住在一道了）。董彦堂、梁思永等人也在那儿，大家都在说无车到长沙，不知哪一天才可以动身呢。问我住在何处，我回我有我的洞，不劳别人烦心，大家一笑而散。想不到第二天日本的炸弹跟着来了，在汉口市外放了几个炸弹，市内的人自然更恐慌起来了。王慎名正在想办法弄火车给我们到长沙，我说先去看看唐李二家吧。一到旅馆李老太爷就和王谈起同乡来了，问给我们如何设法走？我说现正办交涉火车位子，李老太爷对我作揖说我们也照赵太太以前办法给小祁先带走，其余再说。梁思永走过来也拱手说赵太太给想想法子可否能挂车走。我回他你们公事还不早想好了吗！还托我干什么？他说公事虽然有办法不过还不一定呢？而各家的家眷实无法可想。我回他我也是靠人的，若能办到再说，梁思永笑笑说是不容易，若要办到我对你磕四方头。董彦堂就对梁思永说，小心点，我想你这个四方头磕定了，你岂不知赵太太是孙悟空拔一根寒毛就可以变一大串车出来了吗？大家笑了一阵分散了。我知道梁的意思又是恐人多行李多无办法，其实他们为三组（考古组）运东西早接好头挂特别车了，不过只答应了两辆车，带不了那些人和几十箱私人东西而已，又恐我们和唐家也要加入则更难办了。我向来总说亲戚是无法才做的，朋友则是大家有感情愿意才做朋友呢，劝导人总是说人患难相同友谊不可忘。可是从这次的经验中，我感到我的看法不完全准确了。亲戚朋友关系并不在乎名份上，只在乎各人的为人而已。什么从小用故事来勉励人都不一定有用的。世人很多都是见利忘义，自私而已。不过果报有灵，我还有点这个迷信，否则世上人被欺者，永远不得出头了。（所以我教导小孩子们，不管是亲戚或朋友或不大认识的人，或事情，总须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我不能为，对人也不能为，患难中我顾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幸我们女儿女婿都还对人忠厚。他们未必跟着我信果报，但一向看我做人对人当然受影响。）我看李老太爷的急法，只希望我把孙子小祁带走，因汉口日机已来了炸了市外一两处了，我和王慎名商量，可否再和吴国桢商量商量，能否多挂一辆车给这些人都带到长沙再说，不能的话就多带一个是一个，因在南京临走时唐擘黄也再三托我关照他太太和小孩们的。王说不用找市长了，他现在也是忙得不得了，站长是赵先生的学生，我打电话问问他有没有办法。当时在旅馆的人（都是考古组的）一听这个消息，大家都哄哄地要走。我说不要急，办法还没有呢，就闹起来了，这不是公事公办，这是我私事私办了，应该让年轻人留下，老年和小孩先走。你们若觉得我提议不公平，你们去找你们的负责人去，这个不管大家的事。当初在南京，我闹没闹？我并不是说你们没有顾我，我现在就不顾你们了，要看办法如何呢。我对人要车真是完全私交，而你们可以打官话要，因为是办公家事么。梁和董两个人赶快先走了，我和王无法，就只得打电话。王又想法说这些人都是由我带出来的，倘若不给他们带走，我也走不了。车站上回话答应可以另加一节车，但是须有二十个人以上才好意思挂车。我赶快说不止二十个，一共二十七个人呢。（因为唐家连奶妈都在内，李家也有用人，还有所里听差的也有家眷在内，都是先出来住在旅馆里的，老胡大约还记得吧。）王又打电话叫了他们电台里的一个大卡车来装东西和人，但是李老太爷又说还有三十多只皮箱存在（上海银行办的）中国旅行社仓库里也须拿出来。我听了笑笑，想我们这些人在南京时都不及人家一只箱子，但是今日他们还要来靠我来想法子，我就不提了。王慎名说这个年头那么些箱子，就是自己本机关的车夫也靠不住，并且也须熟人才可以拿出来，否则行李不给取的，只得我和赵太太两个人亲自开大车去吧。行长也是赵先生的学生，所以非赵太太亲自去一趟不可。我大笑起来了说，幸亏赵先生从前教了这么些学生，不然连难都逃不成了，不过也要看哪种人就是了。有些人到紧急起来哪还想到当日的老师，还来恭敬师母吗？王也笑了说，我若不恭敬老师师母，这个大乱时还不回家呆着，来冒险自己开车来听师母的吩咐吗？好，我们这就走，给小车留在这儿装人用。我们两个人到了公司仓房一看共有四十三只皮箱（自然不全是李家的，什么听差的也有）。唐家的好像也有在内，王只摇头。我苦笑笑对他说：你看有时候，物的价值，胜过人的价值！但是，我们一家现不到八十磅东西，不过只要人平安出去，身外之物有去有来，何足惜乎呢。我们两个人虽然说是这样说，可是一个大车装不下，只得去问行长借一辆大车添，并且开仓库的钟点也有限了，又只得请他们通融。可是堆好车内都无处坐了。行长叫了两个车夫出来开车，我和王慎名两个人坐在箱子上对谈对笑。岂知不巧走到半路上日机又来了，只得给车子靠墙边停下。这次是虚报，所以不到二十分钟就解除了警报。我对王说：若出事才对不起你家呢，你是一个独子（他的妹妹是我的学生）。王说死生有命，我回说富贵在天，说说笑笑到了旅馆给大家接上卡车和小汽车内，一直开到火车站，排队走进去。我在前头领队高兴极了，我对王说古诗有 “老婢当头娘押尾”，现在是“老妇当头王押尾”了。王回我说赵太太你真会急中求乐还来背诗呢！我说人生何处不求欢。（我的为人一生都如此的，骂人和取乐随时而遇。）到了月台上看见梁、董等人还在月台上站着等。我就对梁说快磕四方头，他笑笑，董接口说我叫你不要对赵太太说满话，她向来什么事一变就变出来了。我说彦堂快不要再说这种话了，人家可以借此话题来说，可不送了我一家性命吗，你们还站在月台上，不快钻进车去。梁说共挂了四节车，不让我们进去，我又问王是什么缘故，王转问站上人，他们就来指点三节是中央研究院的，只两面有木板凳子无床无东西，另一节车上有一个小房间，房内有一张木床和褥子，还有一个双层木床。梁想占那个房间，我不肯。我说，第一这节车不管你们事，第二让李老太爷年高的睡这个床。我们大家靠靠站站就可以了。梁只得让出来了。（济之你的好朋友都这样对你的，你自然不知道，多年来我不说一句，我想你太太也许知道，至少研究院还有些活口的人知道的。）他们就给箱子堆在火车中间，其余的人都半坐半靠的在箱子上。到要开车时，李老太爷叫起来了，他有一只小箱子不见了，本在他自己车跟前的，忘了拿下来，里面还有很多现洋呢。大家又下车分头去找，哪知就在车站路边放着，并不是无人拾遗，而是那时人人都慌张了。车开前王慎名下车对我说，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地到长沙，赵太太也自己特别保重一点，赵先生身体还未复元，须你关照呢。我再三谢他并托他转谢黄吴两位患难中特别关照出力，并且我在南京时心中等于许愿似的，别人虽然那样对我，但是日后我有机会帮人我还总须帮人。因天无绝人之路，虽受人欺，现在想不到有你们这些人来帮我，更连带还帮了别人的忙，所以我劝你们年轻人患难中总顾念别人一点，不要自顾自己，世上好坏总有报应的。我又请他打一个电报给元任转托朱经农代找房子，因为到时有二十七个人，没有人家能有力量招待的。我一路招呼大家连嗓子都哑了，而元任在长沙接到电报对朱说，你相信吧，我太太到时嗓子一定是哑的。朱经农那时是长沙教育厅长，凡有熟人去，无有不帮忙的，找房子的事更是出尽全力。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到长沙，到时我没料到元任也可以到车站来接了。我一看见真是喜出望外，可是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元任就对朱说，如何！我还莫名其妙呢。朱给清华和中央研究院租了一所大房子，是办公用的。我们大家只得暂住一两夜再说。第三天就找到警察厅长的楼上一大排房子了。正屋是前后十大间，唐生智侄女婿住了四间，两间做大家公共的。李家住两大间，我们住两大间，旁边还有八间厢房是做下房的，就给董梁两家暂住，以后李方桂老太太和姊姊来了也住在那儿。唐家由心理所设法搬去了，可是小孩那么多如何办法呢？我就赶快给他们送进学堂，有好些人反对说，住堂太贵，避难中无力量。我就去和蒋廷黻哥哥办的福湘学校去商量，给李家小桐和我们第二个女儿新那送去住堂。虽然免学费还要付住堂和吃饭的费，一百七十元一个人。我们手边虽只有九百元，但是想小孩不可一日废学，也只好送进去了。再说我们大女孩如兰不要住堂，就让她和来思、小中三个人和李家小竺、小祁一同送入周南学校走读。梁家隔了几天就搬到别处去住了，董和李方桂的老太太一直住下去了，各家用人聚在一道都很好，不吵嘴。不多久，北大清华和南开等等大学的一部分都来了，到后我们大家又热闹起来了。我们住处又成了大本营，大家常常凑拢来一道买点肉等来吃，李太太还学了做牛肉干呢，真是乱中取乐。有一天我们大家正共买了一只火腿，无大锅煮，不知如何办。我就出主意用一个大火盆来煮，他们给四张（一块钱一张的）小桌子拼拢起来正打算吃饭，从南京来的新华银行经理徐振东来了。我们自然请他加入吃饭，而他有点愣愣的样子，给济之叫到一旁去耳语，我就大叫吃饭了不要捣鬼了，我只听济之说告诉不要紧，赵太太是可以担当得起的人。我问什么？徐说你们两所房子都中弹烧了。我听说了，虽然心中不好过，不过还是说大家来吃饭吧，人无国仇家恨，不会尽忠努力的，身外之物有去有来，今日无，比如昨日没有，放心我不会啼啼哭哭的。不过我不愿济之的接口话，说赵太太置家立产的一场空，我回他，你若不为中央博物院在盖房子避嫌疑的话，也盖了不少房子了，何必说嘴呢？蒋梦麟竖起大拇指来说，赵太太女中豪杰女中英雄，我们向来佩服的，我笑起来说，人家破家亡产了你还佩服呢。大家都笑了。说是这样说，元任睡到半夜睡不着，我劝他不必难过。他说什么都不在乎，只那些书籍等等无法恢复。我说不要急那个，将来我一个钱不乱用，有钱先买你的书好了，别的更不用说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目前过到哪儿是哪儿。他也笑了。他终日无事拿个照相镜到处照相，可是因此几乎出了大事。那时何键做省长，下命令凡是可疑的人都当间谍看待，格杀不论。元任因用法国一个照相机，是双头的，看起来可以起鼓。战事起来经济紧了，他想省一点片子，用手捂着一面，只用半边，每张不是可以照两次吗？被警察看见了以为是奸细偷照，报告到省里，幸亏正在开省务会议，因为他们常看见我们到朱家进出又住在警察厅长楼上，所以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去。尹任先是财政厅长，也是元任的老朋友，都对省长说，动不得，是某某学者，等我们查清了再说。朱一回家赶快到我们住处来问，元任告诉理由。并且有个人问元任话，元任没有回答他，他们以为是日本人不懂中国话，也是一个疑问，以后我不让元任一个人出去照相了。梁思成的一个助手一不小心都被打和关起来了。不久政府公务人员也来了更热闹了。那位吴之椿则妙不可言，他闻到太太在九江下船，他就急急地赶到九江，不知如何弄到南浔铁路的车票，上了车去强占了四个坐位。他们夫妇两还和老妈子站在椅子外面，不让别人进来坐，因为小孩睡在里面。那趟车是专给运军人家眷用的，无位坐的人自然抗议了。问他们何人允许这样的，吴回说是吴玉峰将军批准给他们两面椅子的坐位。等了一会一群人来了，一个人问吴，你和将军是何交情，怎么准你特别？吴回他是我的学生，早给我预备了通知我的。那个人指指自己的鼻子说，我就是吴玉峰，你不认识我吗？我何时给你弄火车坐位的？这是大家公共避难用来专门给军人家眷撤退后方的，无人能占如此多地位，两面争吵，在半路一个小站上停下来叫他们出去。以后不知如何设法带了个消息到长沙，杨振声他们设法弄汽车，在一百多里外接到长沙。一到吴之椿就大病了。我们去看他，他只拱手对元任说，对不起我们报应报应。路上消息是丁绪贤夫妇俩同在一个车上告诉大家的。我想这一段故事陈之迈也许知道得很详细吧，因为那时他也到长沙了。他和黎女士就是那时结婚的。我们大家虽然挤到一块避难，倒是过得很快乐。有一天早上彦堂两手抱着一个孩子在我们房门前走廊上两头走（因为我们的正房栏檐宽点），我看他也不会抱的样子，小孩都要掉下来了似的，我对他说小心点，不要给小孩掉了，太太要骂的，他回我早知这个年头也不来这一手了。我们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了。以后我常常拿他来开玩笑，今天来不来这一手，明天来不来那一手的。没料到他们好些人比我们年轻比我们避难的少，而反倒都作古了。我们在长沙和李家虽然每家有两大间房子，但是人不少，所以一切家具都没买，知道不过临时地过家，所以床也是木板加稻草褥子，方桌一元一张，大约三尺见方，面子可以拿下来的，腿也可折起来，日里当桌子用，晚上折起来让地方搭地铺给孩子和老妈子们睡觉。如此相安了四个月，日机又来了，只得再向后方撤退了。在长沙大家住下来倒是安居乐业的，以为可以定下来了，小孩们都进了学校了。但是在小孩们当中忽然发生了一个小问题。有一天小中小竺和小祈三个人都来对我说，我们不能进学堂了，受不了气味和吃午饭，因为大辣椒炒小辣椒，我们闻了打喷嚏不停，吃到嘴里更受不了。我对她们说现在避难期间，第一你们不能废学，因为这个仗不知何日才能打完，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有学校一天都得读一天书，第二学费付出去不容易，连维持家用和我们吃饭都得省下来给你们进学校用，如何能半途而废呢？三女来思她是和大女如兰另进周南学校，她就不平地在旁边多嘴说，妈咪你不要骂她们，你自己去查看查看就知道了。我一想她说得不错，第二天送她们到学校我就一同去了。哪知一进学校大门就打喷嚏不停，再看她们用一个大木盆给些辣椒大的小的绿的红的放在一道，再用一个月牙刀从上面往下舂，连辣椒子都在里面，一面放点盐一面舂，他们自己也打喷嚏不停。我问他们做什么？他们回答我说做菜用的。如此一来，我可相信外省人不能维持下去了，而小孩们更难呆下去，只得给花的钱忍痛叫她们三个人退学。可是“大辣椒炒小辣椒”这句话，一直留传到现在还常常说呢。没有过几天日本的飞机又追着我们大家到长沙了。头两次没炸，只放警报。外路去的各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人都避到圣经学院地下室去，算是防空壕。元任对蒋梦麟说这个办法不好，万一一个炸弹下来，学术界要人全完了，一个不留，他还改编了外国成语说：“不要把所有知识阶级放在一个地窨子里。（Don ‘t put all eggheads in one basement）蒋摇头说真没有办法，只这个地方结实一点，若真的再来炸，只得又撤散到别处去。我们定的再退就是到云南。但这么多人和经济两个问题，都是不容易的事，一连避了三次，大家就公举蒋先到云南去一趟和省长龙云接头。我们在避难中也有些笑话，比方郑桐荪太太（陈省身的岳母），她本来患血压高，平日连走路都坐轮椅。警报一来了，她就大跑起来了，从住处一直跑到圣经学院地下室，大家都希奇得不得了。我说这不是怪事，因为一慌张，就忘了自己，并无大害，只不要提醒她就无害的，这都是心理作用。一次我正在住处等小孩回家和唐生智的侄女婿在走廊说话，日机就在头上飞过，里面的人都看得见，和在南京一样地低飞。十一月二十四日这次可真轰炸了，地方在火车站，伤了很多人。一点钟后湘雅医院有人打电话给我，叫我一同去救受伤的人去，因为我一到长沙后就加入了红十字会服务。到了火车站，看他们乱得一塌糊涂。医药材料都没有，受伤的人也无处送，只得就地安插。好在火车站地方还大一点，还有一阵人啼啼哭哭的，我问为什么？他们告诉我车站旁边一个礼堂办喜事被炸中了，新郎未死，而新娘只存了一条腿，还穿着红绣花鞋呢。我赶去看已搬走了。我看没有需我的事，就回家。大三两女也正回来，一头灰土，因为她们正由周南学校派出去尉劳军队。大女是在军乐队里，她们到了半路轰炸机到了就避在路边小店门口，震动得一头的灰土，老三说幸亏炸弹没到我头上。如此接二连三地来了几次警报，大家又商量往后方撤退了，元任和济之就去和一位姓徐的接洽车的事，陶孟和也在内。元任的意思是要退就退到最后方，而他们还要先到阳朔，说向来听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而阳朔山水又甲桂林，所以要到广西去。元任那时自然无心思去玩山水，而且我们家产尽亡，他身体又未复元，当然不在乎这些上头了。他就说若退就到云南和各大学在一道最好，所以另和章元善坐华洋义赈会的车子一同到云南。梦麟和月涵也非常赞成此举，并且托元任先到云南后和建设厅长张西林，教育厅长龚自知给各大学接洽住处，因梦麟已去过一次还未谈妥，所以要元任再和他们谈妥一下，各大学再动身前往。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从长沙动身（史语所和社会研究所已走了）。因别人不肯带张奚若和丁绪宝两家人走，我就和章元善商量，大家挤挤好了。章虽然是个独断的性情，但是被我一说答应了带丁家，因为他们有小孩子。同车还有张绍镐家，也是有小孩子的。好在是一个大长途汽车，再加一辆小点的私人汽车，一共二十八个人上路。一路争吵的事虽然很多，可是章只听我和元任的话，路过广西省城桂林，到处很难找旅馆，也因为那时撤退后方的人太多了，而史语所和社会所等人还停留在城中一个大旅馆内未能动呢，因为省政府还未拨车给他们，停在那儿不能动。我们到时无好旅馆住，只得住在一个车夫们住的旅馆内。第二天章带元任去拜望省主席，元任说我不要去看这些大人物，章说不能不去，因由广西经过镇南关、谅山这一带非由省政府派车送不可，否则不能去，而你老兄又是多数人知道的，去一下效果很大。元任无法只得和他去了，那时省主席是黄旭初，哪知一见到他就和元任说：赵先生我天天办公前总和你谈谈天才去公事房。元任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他又请元任二人去到他休息室内去看看，他们两人更莫名其妙地对看着，还以为他有何秘密要谈，只得跟着他进去。到那儿一看，不觉大笑起来。原来他的床前放了一套元任做的国语留声片，有一片还在机器上转动呢，他说每日我至少都要听一刻钟或半点钟我才办公呢。他去停机器，章偷偷对元任说我们的车子一定要得到了。黄回头说你们来要车的？到哪儿去？章说华洋义赈会同人家眷往云南退，中央研究院一部到阳朔，赵先生一部也到云南。他问一共要几部车？元任回他语言组还有几个人加入，一大一小也够了，我们还要在此地等人来加入，还待四五天才能动身。他一口答应照办，并且请元任他们第二天吃晚饭，又问下午在旅馆不在？章赶快回他我们因找不到地方住在一个小旅馆里，不必劳驾来看。元任就说下午还要去看别的部分人，明日一定再打扰吧。回旅馆告诉我们走的事是办妥了。元任还要去看看其余停在大旅馆里一班人。一见到他们，他们就问你们到云南去的，为何也来此地？我很快地回他们也来看看山水的，济之倒老实回说他们在此不得动了，等车还无消息，问我们如何？也是我回得很快一切办好了，四五天就走。济之问如何办的？元任告诉他章带去见省主席他一口答应了。大家哼了一声不响了。第二天早他们来看我们，笑我们为何住在车夫旅馆里？我实在忍不住只得又回他们，我们虽住下等旅馆，可是省主席还要来拜望我们呢，比住在大旅馆里无人问得好多了。大家对我瞪瞪眼，我的做人从来不喜欢人家刻薄，但是若遇到刻薄人，我可以比他更刻薄地回他。大家彼此挖苦了一阵，他们就谈到正事上去了。济之等托元任当晚吃饭时和黄主席催运送的办法。（那时好像广西省内一切运送等等车辆，必须归省政府的批准方能行动似的，我可记不清了。）那天晚上元任就再三和黄旭初提到此事。他一口答应照办。他没请太太们，我就提议去吃特别广西饭馆。本想吃他们的特别点心的，可是四点钟以后就没有了，也不会点广西的菜，随他们拿来，哪知和湖南菜相像，多数是咸鱼腊肉等等。第二天中午我们去吃他们的特别点心了和狸猫。下午车夫就来问何日动身？章和元任正睡午觉，我叫了问他们。章告诉我在广西不能叫人家车夫的，必须叫司机。以后我们大家商量商量并无别的事须停留，不如早点动身吧，所以第三天一早就走了。出了省城到乡下，章叫我坐小汽车先到一个地方打尖（吃饭）定菜等等。广西的三餐饭同安徽一样，早上是正式开饭，午餐不过是点心等等。可是我们这一班江浙人吃不惯硬的早饭，但是到了中午就饿得不得了了。小孩们听说午饭由我去办，都高兴得不得了，大叫多预备一点。我到了乡下路边一个小饭馆问他们有什么吃的？只有一大锅汤在那儿煮着，挂了一只鸡和一块肉在桌上，其余什么都没有，连鸡蛋也没有，素菜更不用说了。而鸡和肉上爬满了苍蝇。我想章最讲卫生的若是看见一定不肯吃，我叫店里人给苍蝇打去放在热锅里大煮十五分钟，用医学消毒的方法一定无害的。切了两大盘，可是盘子用水来洗也脏得很，叫他们放在汤锅里烫一下，拿出来刀板也够脏的了，只得就盘子切切。饭是蒸的当然无危险。他们一到大家就大吃大喝起来了。杨时逢就想说，我对他瞪一眼，他就不开口了。我说几点钟以后我对你们说个好故事，现在大家安静一点休息休息。一路风景真好看，大家又吃得饱饱的，高兴得唱的唱说的说，章说还是大阿嫂会办事，以后都归大阿嫂办吧，小车归你坐。我回他自然了，因为我是医生，自然会办事了，但是坐小汽车不要你在内才能办事，你多插嘴这个那个的，事就不好办了。章的舅嫂大拍手说回得好，因为他们两个人一路吵，章说大阿嫂对的，要办成功一件事务必能独断，才能办成，别人多出主意不能成事的。我说都对，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好了不要争了，大家留点精神吧，争得不舒服晕车吐了又要怪我办的不好了。其实我的话是双关的，丁声树笑笑不响。丁声树、董同龢那时都未结婚，只杨时逢一家四口从广西起语言组的人都随我们走了。到晚饭时大家又来推我办，我说不来了，让我担了几个钟头心累了，找个大城市大饭馆去吃一餐安安稳稳的饭吧。章疑心了，问我怎么？我说没怎么，小地方费事想，等于我给你们做饭，章说大阿嫂做的事谁可以抱怨，我回他就是恐怕你抱怨，大家笑笑，以后才告诉苍蝇的故事。经过龙州以后我们住在柳州一个大点的旅馆，这一路虽险，可是风景好极了，一路我们还吃了活鳜鱼。过镇南关就入法境，关上人还要查一下行李，可是他们知道是避难的，只查了一个箱子就算了（广西省政府有个程委员陪着去的所以没很查）。从这儿起就改坐火车。到谅山后大家住在一个旅馆里，因为这是个大地方了（一路往往一个旅馆住不下就分了住）。章又提议这两天大家自由一点吧，各家归各家自由行动和吃用（因为以前每日差不多六十元一天呢）。我知道他也是受累还受人抱怨真够了。他们休息一下就一家出去玩。我们也无心出去玩，就在旅馆走廊上看看外面，只一下功夫看他们又全回来了，而且脸上都不好看的样子。大舅嫂口快就问为什么不多玩玩，我们大家还没出去呢。章家老六最小的嘴快，说不要去了，我们才转了一个弯就被人偷了，哪是偷，就是抢么！从爸爸身后伸手就给自来水笔抢去就跑了。大舅嫂哈哈大笑说你爸爸怎么会被抢呢？我说不要再说了。一路就是他们两人争吵得不停。所以谅山只住了一夜，旅馆主人是中国人，和我们大谈受法国人压迫的苦处。从谅山到河内还去看了一下法国办的远东学校和博物院。看店内的小洋娃娃好玩还买了两个给老三老四，以后她们一直留着做纪念。老二最懂事，赶快说我们大了不要了，并且现在没有钱，其实她最喜欢玩洋娃娃。从河内又包了一节四等木板火车（只有这种车），大家两面半坐半靠，中间堆行李，软东西就算靠背。经过牢开（其实就是“老街”两个字）又入中国境，因黄主席打了一个电报给云南省政府，所以一切未查，只给一个无线电收音机扣下，以后也给运送来了。一路经过七十个山洞。有一天一眼可以看见四个山洞。火车上无吃的，非得停车时叫面担子上车可以点什么，他们当时煮给你吃，并且做得非常可口，但是无味精在里面，一路大小总算平平安安地到了云南昆明。昆明有一八九六公尺高，天气温和，就是潮湿一点。我们是由章的连襟彭陆炳工程师招待一切。他给我们定了拓东路六六三号华洋义赈会当日造云南公路起点留下来的办公室，由彭租下来给我们大家住。房子很大，楼上下十几间，每间不隔到顶，像笼子似的。后面还有六间下房，也可以住人，只要九十五元中央币（在那时是很贵的了），大家分摊，以住房占多少定价。第二天一大早元任就去拜看龚自知和张西林谈各大学（那时还未成联大呢）住处事，他们非常努力帮忙。就给拓东路的迤西会馆作为各大学的临时住处（以后才又迁到昆华师范和工业学校等处，成为西南联大）。元任又和熊庆来商量了一阵（熊那时是云南大学校长）。还有金龙章在云南也很重要的，他又是清华学生出身，所以帮忙很多。我们到菜市去买东西比长沙等处便宜多了，因为他们那时还都用云南钱制呢，我们用钱他们叫中央币，所以我们从长沙到昆明每人一路用下来只花了九十五元中央币。在昆明买东西都还照云南币算，所以我们觉得便宜得不得了。可是我们到的第二天住处出了一个大事就是二月一号到二号，五个小孩都呕吐得不得了，而丁家小男孩更昏迷不醒。赶快托彭家给他们都送入医院检查，说是中毒。我想房子干干净净的从哪来的毒呢？要么毒蛇住过喷毒气也许有的。我就一个人在园子里走来走去的想原因和查看，看见小孩们用砖搭了一个小灶，在那儿还掐了一堆花在上面当菜，周围一大些砖瓦等等，并且那些花也是我们常见的。我只得带了些又到医院去看他们，见丁家弟弟醒过来了，吐了一大些黑血。其余还有点头痛，不过都见好了。我对医生说，我一点异常的东西都没见到，只找到小孩们玩的花草而已，就给带去的花给他看，他也很认真的说拿去化学试验，因为还有很多外省人来呢，我们不得不注意一点。隔了一天报告出来，果然有毒，幸亏不太厉害，五天就出医院了。从二月八号起一大些人陆续的都到昆明。十五日蒋梦麟到，一六、十七两日蒋廷黻、周培元、王慎名、张奚若等也到了。二十六日蒋太太、萧伦徽、罗莘田等又到了。二十八日大学到了五十个人。任之恭夫妇来无处住，和其他很多人就住在我们楼上地板上放被睡。（写到此想到日前任之恭来还谈到此事的呢。）我们住处楼下就给凌纯声、吴定良、萧伦徽等办公，后面小屋芮逸夫、劳榦、董同龢、丁声树、杨时逢等办公。一两个人的，也就住在那儿，人多的家誉就另找房子住。十多人的伙食就成问题了，我无法只得叫关景来管大家的。每人出十一元一个月，因为关景来从前在小桥食店做过跑堂的。（所以有人以后又造谣言说赵太太在云南又打算开饭馆子了。）虽然在那种乱搬时代，可是只要有一点定下来的时候，大家总还坐在书桌上办公或写东西。二月底孟真来信要史语所的人全聚在云南，又叫元任给找地方。就给找了翠华街的房子。三月十一日李济之等到了，可是一到就大发脾气，问研究院为什么不搬到翠华街去住都住在我们那儿？当日就要萧伦徽等人搬去，可好笑董同龢也和他们一道去了。等了一下子董又坐了一个洋车回来了，难为情地说，李先生不要我们语言组的人去。这一组仍留在拓东路住处，丁声树和元任一句话没说。在那时元任对这种事总是不响地生气而已。十六号张伯苓来坐谈了半天。说赵太太现在国难期间出来帮忙罢，您向来会办事的，请到我们南开来做舍监管理事务和学生们，这是您最会做的事。我说目前还不行呢，因为元任病后精神身体都未复元，我还不能离开他，日后一定帮忙。他坐谈了很久，可是发生了一个很可笑的事，因为我们到了昆明后，大家都没有钱买家具，房子内虽然有些零零碎碎的破东西，我们大家就将就用用，凳子不够，买了些装洋油的薄木箱叠起来外面加一层布套着做凳子，可是张是一个大个子，不敢坐下去，自己用两只手撑着，坐了很久，我看他不舒服得很，只得说您很累了换个地方坐坐吧？他把一只手望上一抬说不累，身子就往下一斜几乎跌下来，大家大笑起来，张还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更大笑了。那些时元任倒是每天编些几部合唱的歌，和些小孩子们唱，丁声树就和大二两女她们在院子里打球。四月二十八日联大的徒步学生们到了，在那个前几天就得着消息他们快到了。蒋梦麟太太（陶曾谷）、黄子坚太太两个人来同我商量，我们大家要不要有点表示？我说我们虽然不在联大里面，但是很愿意加入，她们赶快说梅先生还没来，并且你们从前不知帮过清华多少忙，这次更应该在内的，所以我们三个人上街定了一大些鲜花，买了一个大竹篮子，扎了一个大花篮，打算献花给他们，章元善太太又提议让大家先在几里外的黑土洼她妹妹别墅的地方打个尖可以洗洗脸吃点东西再进城，我就说那不是像路祭似的，她们认真地说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他们徒步进城时闻一多领队，章家两女和我们大二两女献花篮，经过我们住处有欢迎的大红布匾，小孩们还唱：“It‘s a lony way to 联合大学，Its ’ a long way to go ”！五月一号大家又提议包粽子给学生们吃，大家太太们在我们那儿帮忙，还加了一大些女用人包了一千个小粽子拿给他们。现在联大的徒步同学们，还有不少的在台湾，记不记得那些事了？第十二章又到美国这一段的回忆我不知起了几次头都写不下去，因为这回到美国的动机并不是我们心服情愿要离开中国，而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我们不能不走的。不走也许为元任将来的精神上恐有无穷的损失，所以无法只得离那个环境。可是事事皆是实情，无一是空造的理由来遮掩我们在抗战时期中不负责任到远地方去避难。幸当时的还有不少人存在，和亲眼看见的各种情形，也是我们一生中最感觉的痛苦时间。回忆这三十多年中，我们人虽在外国，而对国家的义务不算没有不尽，盖棺论定时，我们可无愧于心。我现将当日离国的情形描写如下，在当时的各位谅皆能记得无一不是实情，而给大彩这几十年的一个哑谜也打破，可以知道我们不是对不起孟真，连一天都不等而赶快离开昆明的理由。我们两个人的做人总以顾全大局为第一要务，从不以一时的任性来乱闹一阵为自己畅快，以后我知有人造谣说因恐孟真扣留我们下来不让我们走，所以头一天就走了，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自到昆明后本觉得很高兴的，帮联大接头房子，欢迎学生到，孟真来信说也代史语所等找地方，而他太太也不久到昆明等等事情，元任又高兴起来说，这一大些熟人朋友们都又聚到一道了，并且可以讨论和工作起来。我们住在拓东路华洋义赈会的房子，虽然不大，楼下每人一间小房，凌纯声、吴定良、劳榦、苏逸夫、萧纶徽等人每日照常工作，大家都是很认真地做事。元任在那时期中还写了一千五百一十七页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再加地图，闲时大家到各处去看看昆明名胜和民风。有时我们上街买东西看见买火腿时用长铁针扎进去，再拿出来闻闻气味好就买。我们从前不知道这样办法，因为都是厨子去买，现在学会了也这样办。有一天金岳霖和张奚若来了，告诉他买火腿的办法，老金非常有兴趣说我们这就去买，到了店里拿一个来，他打一针进去闻闻，说再换一个，如此三四个，店里人疑心了，说难道我们火腿都不好吗？我和张等大笑不止，叫金不要再换了，金说因为真好闻，我都想吃了，所以愿意多闻闻。我说每家给打过针的都买一只吧。店里面人知道了缘故皆大欢喜得不得了。我们每早大家又常常邀到金马碧鸡坊旁一家油条店里一道吃油条，大家又可以聚会闲聊和商量事。那时真是忘忧取乐，大家精神得不得了。并且昆明是一个离海六千多尺高的一个平原，四时不谢之花，八节常春之草，一点都是不谬赞的。而城内外的各种建筑宏大和庄严不亚于北平。街道整洁清净，生活又便易又富有。就是一样，人都懒希希似的，这大约是气候的缘故。但是不久闻说生活一切高涨起来，比何处都贵了，是因为人口太多了。元任的习惯是每天都要弹两次琴，现在没有钢琴了，就自己写合唱的音乐，指导四个小孩来唱，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一套乐器总是全的，活得到处都可动，也总是快乐的。三月十一日阳朔大队到了，没料到忽然给研究院的大势一变，上文也大略说过一下，可是特别给语言组就撇开到一边。弄到大家垂头丧气得不精神。元任更不用说了，七八小时手拿一管笔一字写不出来，终日不说一句话，我一看这种情势不好，不要因人家对付我们一家而害全体，不如离开为两全之计。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在一九三六年本来请元任去数年或永久性教授，元任觉得才回国两三年又出去不肯去，我又是个最恨住在外国的人，倘若要做事行医，就要起头读英文，还要再考开业执照等等，所以回了他们不去，适之就荐了陈受颐去了。可是那个主任孙启礼（Gregg M． Sinclair）说希望你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们总欢迎的。有这一句话我就对元任说我们去信问问有没有机会，我们去一年避一避风头，等大家定点，消点气再回来。元任想想也对，就去信到檀香山大学，孙启礼回信欢迎之至，但是那时的薪金只五千元（可是比现在两万的购买力还多），我们本不求赚钱，只要一年的开支和来回的川资够就满足了。但是去的川资不好意思预支，只得在国内想法子。正巧元任给语言组定的一笔仪器费取消退回三百多元，元任向所里商量一下暂借一用，到后就归还，而不肯，还云赵太太用钱从无存的，如何能还，不借。给多付一个月的薪水（一八O 元）。萧纶徽来不好意思说出口，吞吞吐吐地说不出来话，我知他何意，快快回他不管你事，我自有法想，正议论时蒋梦麟夫妇来了，蒋太太（陶曾谷）说她还有六百美元存着，借给我们暂不须还，存我处，我还说笑，人家说我从不留钱，你不怕我不还吗？梦麟接口说我们还怕你跑了吗？你的为人慷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如此我们就起头定船票、见美领事弄签证。岂知他给了我们一家“D4”教授的签证，大家看了又批评他羞辱我们，因不是官员护照。元任懒得再跑去换，就说我们根本不是官员么。但是出来人人没衣，四个小孩每人做了两件白地印蓝花布褂子（现在还留着作纪念品呢）。送行酒时更可笑。翠花街不准我们送行，就在拓东路大家请我们，自然所长大驾不到，后为别人劝驾只得一到，可是梅贻琦加入了（有照为证）。送到车站也是下命令不准送，只得傅太太和杨时逢夫妇去，也有照为证。可是傅太太因为住在拓东路的，使她最遗憾的就是孟真第二天到，她老说她手上倘若有钱一定要我们换车票，多耽搁一天等孟真。她不知我们的苦处，因为我性子躁见孟真时一定会给一切说出来的，我们既走了何必扰的他们不和呢？我始终未提过。现孟真已过去了，我方给这个谜揭开。当日对我们的情形，现在活口不少，皆亲自看见无一句造谣的话，梦麟夫妇特从蒙自赶回，手抱着一个蒙自出产的气锅送我们，盖上有“故国可家”四个字，并说不要忘了此字之意，所以在美三十多年以来我总对小孩们说好好学，不要给本国丢脸，多给中国人尽点义务，看华侨多么爱国啊！到香港后住六国饭店，元任第一要务是到商务印书馆买点书带走，因为从南京出来时一本书都不让我们带。（打官话不准带私人东西，也因为我们书实在太多了，在南京新盖的房子有五间专放书的，也因此为有些人妒嫉的。）元任见了王云五先生，他也劝元任一个人去，一年下来还可以存点钱呢。但是一则元任病后精神也不好，二则他向来不管到何处总是和我一道惯了（因此之故以前和人起了很多冲突），所以这次虽知道经济很紧，还是一家出去再说，就是紧缩一点好了。在香港住了十天，临走又去向蔡先生辞行。他总是照老样子叫我们早回，研究院元任先生是主要人物，我又嘴快了，接口说先生才是主要人物呢，为何不到昆明去，那边正在大兴旺起来了！蔡先生嗯嗯笑笑。蔡太太在后面推我一下说，因他身体不大好，一好就去。临行我和蔡先生握手，他又说早回早回，没料到那是永别了。在香港又给小孩们做了几件衣、鞋等等，元任离南京时不是带了两只皮箱吗？内中他的衣和衣料及每人一件皮大衣，元任衣我在昆明又大慷慨起来了。看梅他们没有衣的人又每人一套造了，我说元任可以到香港再做。忘了谁在旁边提了一句，说赵太太你不要忘了手上钱不多。我笑笑说钱和东西都是有去有来的。（我的几个女儿也是如此性质，大女更然。）这次定的是Canadian Pacific特别二等，船名加拿大皇后，同船有八十多中国学生和家眷。多数总是围着我们一家问这个问那样的，元任虽出来了，可是总没像前些次那样高兴，有一天大家要他唱《叫我如何不想他》的歌，他说我不唱这个，我唱《过印度洋》的歌来过太平洋，歌词如下。原歌周若无作词赵元任作曲，（谱见《新诗歌集》页2 至4 ）词如下：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也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哪里是亚洲？（原是非洲）哪里是欧洲？我美丽亲爱的故乡丢（原文却）在脑后。怕回头，怕回头，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飕飕，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飕飕，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唱完了元任一声不响回到舱里去了。学生们还要他再唱，我说今天他累了，明天再唱吧。船经过上海时中基会孙洪芬还上船来看我们，说可以下船玩玩不要紧，因为那时日本人的势力还没到上海租界呢。这是我们这个三十多年中，第一次脚踏大陆土地。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不久还可以回去。到檀香山以前大家都理东西，除我们一家以外，都是到美大陆去的，那时檀香山还没改成美国的本部一省呢，不过人口制度和美国本部一样，我们从昆明带出来的一只火腿和十小罐火腿都要在下船前扔了，我回他们拿回船上给那些中国学生吃可以吧，他们说可以。我就走回船叫了两三个学生出来拿回去，他们大高其兴说，我们来一个祝颂赵家宴好了，一直到现在还有几个那时同出来的人在美国还常常提到这个事呢。孙启礼教授到印度去了，李绍昌教授夫妇到船码头去接我们的。下船后一直到住的地方。虽然房子很小，而邻居都很好，家具等都是东借借西凑凑地暂住下来。无任还租了一个钢琴，我们从香港带了一套藤椅子和一套碗碟，以后有人来吃饭常笑我们住的地方这样小，而碗盏这样讲究。两个大孩马上进了初中，两个小的勉强插入小学一二年级，我还带了一纸箱小学中学的各种教科书，下午三点后他们补中文，免得回国时赶不上课程。（可惜以后进大学了恐英文赶不上都给时间在英文上，就给中文落下了。这一箱书现仍留家中。）大女一到学校可是样样都赶得上，课外活动也加入他们，而行为上更是到乡随乡。有一天下大雨，檀香山常常日中夏天早晚凉而忽然一阵大雨下来，她们都未带皮鞋，她一下就给鞋子脱下来拿在手上，而赤脚走回来了。陈荣捷一家常常来带我们出去玩玩，应酬很多，大家无聊得很。元任一点不发生兴趣，他虽然精神上不大高兴，可是身体一天一天地健康起来了。这时我才学起头过家来打算盘，第一我起头来做三餐饭，不要小孩们以三明治、牛肉饼和热狗（肠子）当正餐。每餐道地的中国或外国饭，哪天书读得好就给一个冰淇淋卷作奖，一直到现在我最恨长在美国的小孩们，非牛肉饼和热狗不吃饭，这是大人们懒的缘故。隔了不久陈受颐在中国城发起开国语课，在明伦中学开了两班，本来听见他的太太也去教，结果请了我和大女如兰两个人去教了，每天一小时，每星期五天，每天他们接送。年老的学生在我班里，很多年纪比我大，还有孙中山先生的朋友呢。年轻的在我大女班里，也是年纪比她大，因为她那时才十六岁。因为她的国语实在好，又是天生的教书匠，她很知道怎么教法，就是有时常到我班里来抗议，因为我的声音大，往往她的学生不听她讲而竖起耳朵来听对门我在讲和教，她就来请我声音小点，免得两面混乱了。有一次更可笑，学校大门外街边很多人站在那儿不动，警察来问出了什么事？他们回说，因听楼上先生上课，我们在这儿听也和上课一样清楚，警察上来看我真是在上课呢。以后我上课时就给楼上窗门都关起来了，以免扰乱治安。（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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