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书城:游戏的城市

游戏的城市王唯铭自序当这本小书即将从印刷厂进入城市各个书摊的时候，我的朋友，我们城市非常出色的诗人和电视人之一的王寅先生向我指出我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欲望的城市》中，对城市酒吧、夜总会、总统套房等等所谓的新空间的细部——譬如盟洗室—— 作了不厌其烦的描写，这种细腻的描写显然不由分说地体现了目击者的心态：他赞赏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在物质界域里的一切变化。紧接着王寅先生一针见血地提问： “与此同时，我又看见了你在另外一些文本中对这种变化所持的否定态度，而且是在津津乐道之后的批评与否定。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矛眉，一半赞美一半反对。回此我在想，这种矛眉现象是不是说明了一方面你渴望吮吸物质世界中的甜美汁水，另一方面，你的潜意识又向往着更为精神性的东西，意识到灵魂沉溺十物质世界中的那种不安，你需要一种自我清算，需要用自我反对来说服自己？” 是的，我想王贞先生非常透彻地揭示了城市写作者的两难心理：他所迷恋的正是他所反对的，而他所反对的也是他所迷恋的。纯粹的感性并不会被抽象的理性所说服。即使在今天，在此刻，我依然欣赏甚至推崇着我所面对的这个非凡的世界。迪斯科广场中律动的场景，以它的简单、纯粹和如泣如诉让我神不守舍（虽说由于体力的关系，我不能像往日那般持续地狂热摆动）；各种各样的品牌以它们的精湛、雅致和文化理念而使我心驰神往（虽说由于金钱或者其他的原因，我不会刻意地去追逐杰尼亚或者乔其·阿马尼）；高密度建筑群以它们的坚挺、高耸和对视城的压制性掠夺而令我心神震慑（虽说出于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对抗，我不会如同一只压启了的甲虫哑口无言）；酒吧中摇曳的灯光和妖冶的女子以神秘、暖昧和逼人的性感而叫我心旌荡漾（虽说鉴于文化的压力，我不会将自己的心灵与其作一次粗鄙的交换）；INTERNET以它的绝对能量让我身陷其中（虽说不同的语境造就的只能是不同的人们，过去的语境让我不可能去扮演网络语境中一个疯疯癫癫的网虫角色）。这一切是如此地不由自主，以致你无法用理性的城墙来加以抵挡。诚然，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是我们渴望的，我们生动而又迷乱地沉浸在这种变化里。与此同时，停留在畴昔、往事中的灵魂对我们沉溺于繁华如梦中的肉体感到了惊恐不安，它在黑夜时分发出了尖锐的叫声，它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唤醒我们洋洋自得的肉体。这样的心境和感想，我在若干年以前便已点点滴滴地传达于文本之中，我常问：我还能感觉什么呢？我还能够在黑夜里听见我灵魂的声响吗？常常，我会怀着那么一种差惭的心情，一种内疚的情感，看待着我正经验的生活、所面对的世界。此外，如果我们对文化有着真实的认同，那些不朽的大师同样在黑夜中敲打着我们的肉身，使我们对灵与肉的矛盾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超越人性现在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早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他的名著《单向度的人》中就如此说道：“…… 这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一种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但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的变化。由此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凡其内容超越了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入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 我注意到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上加了着重符号，这是他惊世骇俗的思想的精髓所在；我同样注意到这种思想中于它的深刻性而穿透了时空隧道，当岁月从六十年代前期已挪动到如今的九十年代末，当我们全体都跨越二十一世纪的门坎，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思想还印证了这个世界的现实，尤其是印证着身处发展中国家正努力地向发达国家转换这一区域的人们的现实。上海，我们的城市，被主流媒体所夸耀的中国内地最具灿烂前景的地域；被西方资本集团不怀好意地赞美的“新华尔街”街区；被这座城市中的遗老遗少们反复梦呓的怀旧之乡，缠绕人们压迫人们乃至窒息人们的正是赫伯特·马尔库塞所尖锐抨击的“单向度思想和行为”。新人群（它们中包括了白领、伪朋克、新广告人等等）正抖擞着精神贩卖着他们各自的理念，但这份理念的核心不外乎是对一个虚幻的物质世界的礼拜；新文化（它们中囊括了网络文化、白领文化、电视文化等等）正呈现着自己与众不同的面貌，但在这种面貌的遮盖下面更多的是对物质界域的迷恋；新时尚（它们中集合了形象设计、摩登饰品、身体裸露等等）正显示着时代气象的新趋势，但撩起它们外外衣你一目了然的还是这座城市的男女在物质世界中的沉溺之相。在这座城市中大概每天都会产生一种新花样，然而，它们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要么是对胜利的物质帝国的狂欢；要么是对强大的物质机器的恐惧。简言之，对物质无法控制的迫逐和崇拜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单向度思想和行为，虽说这种迫逐和崇拜正给城市生活带来无与伦比的新鲜活力。本书要做的事情是向我们居住的城市提供另外一种向度的描述和说法，你也可以称之为城市的新批评。这些文字没有廓清多少东西，阅读这些文字也不会给人多少启发，除非我们过于狂妄自大。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是由于我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使得这个世界不再被划一的声调所统治，使得那些始终洋洋自得的人们因了耳膜的受惊而终于将一丝“惊讶于纸醉金迷的脸庞上掠过。最后，让我由衷地感谢：雍和先生。他欣然接受了加盟于本书创作的邀请。作为一个有着高度感受力和表现力的摄影家，他用自己独特的影像语告阐述了对城市生活的看法，他将那些在我们开边倏忽飘过的男女深刻地捕获并且固定，常常地，他的影像语言表达了与我文字相反的观点，我们的对立也恰是对相同世界的不同理解。我深信，当未来的人们如果还有兴趣在某一个时刻拿起本书时，他们一定会忽略书中的文字，而将目光牢牢地投注在雍和先生的照片上。陈鸣华先生。至今我还记得他与我相会于东湖宾馆大堂咖啡吧中的一切细节，在那次会谈中我时刻感受着他那如同电石火花般的灵感，感受着他对我们城市的独特理解。作为一名高素养的职业编辑，他不仅善于激发作者的写作热情，更善于为城市写作提供一条与前有所不同的线路。我记得在那一次会谈后，他提出了“新阅读”这个令人深感兴趣的概念，同时有了《游戏的城市》这本书的写作。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于康健公寓新人群批评：你真的了解他们吗比“朋克”无聊的“家伙” 这一次我将带领读者来认识他们，那些比“朋克”远远要来得无聊的“家伙”。在98年夏季的大街上，他们神气活现地向你晃悠而来，他们的外在标识是如此地明显，以至于你一眼便能将他们与城市的另外一些时尚男女作出区分。他们的头上一般而言总是一派五光十色，不是染着十黄的颜色，便是染着栗子的色彩，总之与汉民族应有的发色完全不相干。他们的耳朵上则总是戴着两个耳环，其质地有金有银，款式有俗有雅，那架势与传统的城市男人亦大相径庭。就发式而言，他们中有人呈现出板刷头的强硬，有人则呈现出鸟窝般的混乱。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在他们脖子以下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身黑色的衣服紧裹着他们的身子（他们的胸大肌在黑色的T恤背后常常隐隐透出），再往下我们则看见他们的双脚往往套着一双后跟极高的黑皮鞋。暂时，我还很少看到他们的手臂上烙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图案，但是，我和人们一起看见了披挂在他们身上的那些闪闪泛光的金属挂件。这便是我们在这一个夏季看见的那些与“朋克”似乎很有些关联的人们，然而，他们真的与我们熟悉的“朋克们”有所关联吗？历史早就告诉我们，在风云变幻的六十、七十年代，那些被西方社会叫做“朋克”的人们与街头流氓们有着截然的不同，在他们稀奇古怪的服饰、斑驳陆离的发型和惊世骇俗的行为背后，有着的是他们对一个高压、专制、单向度社会的愤怒，有着的是他们对一种毫无创造力、自由度的既成体制的抗议，他们在表象上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其实只是为了表达他们在内心中决不与一个彻底世俗化的世界同流合污。简单地说，历史中存在着的“朋克们”，他们的历史深度在于对那个时代的前卫状态作了积极的贞献，他们的看似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背后有着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他们真的是与众不同的一代。而我们所看见的这些所谓的“中国朋克”呢？他们的眼神是阴郁的，但那里除了空洞大概不会有更多的东西，他们的装束是古怪的，但那古怪的装束至多说明他们喜欢在他人的眼里能够获得更多一点回头率，至于他们的思想，如果你有可能与他们交谈的话，你能得到的仅仅是“在这个社会里，我是最有个性的一个”这样的说法。总之，在我的观察中，他们至多只能算是一些轻率的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在他们故作惊世骇俗的装束和行为中，你如果试图在这里面主发掘一些思想，那肯定将是一个徒劳之举，你如果想在这里面去获得一种启示，那更是看错了对象。我不否认他们中的某些人会有一些想法，但也就是一些想法而已，在那里你找到的更多是哗众取宠，是招摇过市，是欺世盗名，换言之，他们的标新立异只是肉体的最直接的表现和冲动，只是生命的最浅层次的表白和呼告，它无关于一种深刻的体验，无关于一种复杂的经历，更无关于一种痛苦的思索……因此，我将他们认作是一些比“朋克们”远远要来得无聊的装腔作势的“家伙”。对我们来说有趣的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出现如此众多的”伪朋克”，在他们玩世不恭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令我们深思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伪朋克” 模样只不过是穷极无聊后的表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社会里充满了这样一些比真正的“朋克”远远要来得无聊的伙计们？反抗空洞的“空洞主义者” 他们出现在你面前的概率大概小于为数众多的下岗女工，但大于经常相遇的推销人员。我不想过于详细地描述他们的外在面貌，你只需记住一点就行了：他们打扮得与一个“伪朋克”大致不相上下。然而，与“伪朋克”相比他们似乎更有一些思想，因为一有机会他们便会满腹惆怅地向你说道：“人生真是空虚，生活真是无聊，生命呢，也真是没有多少意义。” 逻辑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他们要求的是充实的人生、积极的生活、富有精神意义的生命活动。逻辑地，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他们有着和“毕巧林先生”相同的精神气质，以二十世纪的名义他们与十九世纪进行了沟通。一开始，你真会被他们震慑。试想，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能有多少一眼就能看出如火如茶生活的背后却有着无穷无尽空虚的阅世人呢？他们这番不说惊世骇俗但可称之振聋发聩的话语，是能令人为之惊讶和叫好的。然而，当你与他们稍微深入一下以后，你便会对自己的想法、判断产生真实的动摇，因为他们才没有你刚才慷慨地给以的那番思想、那种认识。如果我没有说错，他们是一些感触敏锐、想象丰富的人，对生活中的任何遭际、任何经历都会作出强烈的反响。就日下而言，他们正处于什么都不对劲的时期，你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正处于“青春期综合症”时期。换言之，他们时常夸大自己在社会上的“畸零”的感觉，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无法融入社会的孤独者或一个无法被大众接受的流浪汉，当然，他们在这样表达的时候，带着一种精神贵族的优越感，同时也带着对社会、对大众的藐视心理。一座健康的城市和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容忍和包容他们的“优越”和“藐视”，只要他们真的能够显示出毫不含糊的超越性，表现出思想者的痛苦和精神者的胜利。问题在十一切并非如此。这些反抗城市生活中广泛存在的“空洞现象”的人们，他们自己的内心就十分空洞，他们只是以虚无的情绪来对抗面前的空虚，远远达不到上一个世纪便已产生的虚无主义者的思想水平，更不用说去迫随这一个世纪反复出现的理想主义者的行动身影了。有时，我真切地认为，他们既没有流行一时的摇滚歌手的精神境界，也没有喧嚣一时的反抗画家的精神力度，虽说后者在今天看来也只能用“失望”这饲加以描述。宽容地说，他们存在的意义显然要人于那些脑满肠肥的成功人士（后者有着对金钱的能量十分自以为是的判断），也要大于那些自作多情的白领男女（后者有着对品位的力量极其魂飞魄散的理解），然而仅仅这些还不足以让我们真正地叫好。退一万步讲，即使他们永远无法企及“格瓦拉”的身影，那么，他们至少也得让我们明白，他们和上一世纪产生的“中马林先生”一样，对“空虚”、“空洞”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新新人类会变成什么今天，我们几乎处处可见新新人类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影踪，他们首先零敲碎打地出没于泡沫红茶坊；接着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各个旱冰场；又随后集团军般地集结在迪高城，他们染着红色、棕色甚至白色的头发，那头发中夸张地鼓突而出的一簇以及小小耳垂上的同样小小的金、银耳环，都让我们过目不忘并且沉思良久。与新人类相比，新新人类的变化已经划出。倘若说新人类是在谭咏麟们的乳汁中滋养成长，并在张学友的《情网》和刘德华的《我和我追逐的梦》中获得对人生的一知半解，那么，新新人类则完全无视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和任贤齐的《心太软》，他们在所有的文化意义面前掉头而去，他们比新人类更为感性，同时也更为放纵生命。旱冰场中的呼啸和红茶坊里的闲聊成为绝对的必要，当然，还可以加上在通通、纽约客、时代广场等等迪斯科中应对着每分钟12节节拍的疯狂起舞，映衬着迪斯科空间里的坚硬钢管，然后着了魔似地将一头长发惊心动魄地鼓荡的情景，是上海新新人类在世纪末时期的一幅生动而迷乱的写照。自然，这只是我们对新新人类的表层印象，这也是我们对上海新新人类的部分印象，因为，就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另外一部分新新人类正坐在奔腾二代面前，通过调制解调器去网上冲浪，与麦克卢汉先生所描绘的地球村村民进行CHAT。我们明白，新新人类的出现既无法阻挡也不可避免，她关涉到自然的法则，也关涉到一个全球性的消费市场的出现，在这样一个消费市场的制约下，区域的、民俗的、种群的文化正日益失去其存在价值，个体的生命正日益地被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称谓中，一如日本的新新人类、美国的新新人类和中国的新新人类都集结在一面旗帜下一样。一个真实的忧虑就这样表达而出，在世界性的新新人类的浪潮中，上海的新新人类会否成为美国新新人类的复制品？上海的少年一代会否克隆成西方的X世代？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这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情景。嗜好“哈根达斯”的新新人类假如需要用某种物质或者说某种物品来说明、联系我们城市的新新人类的话，我想，一种叫作“哈根达斯”的冰淇淋可以担当此任。必须在冬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对新新人类来说，夏大吃冰淇淋是属于“巴子” 的行为），必须在“哈根达斯”的专卖店，你会发现他们乐此不疲的身影。他们带着过一个节日的心情而与自己的伙伴、情侣进入这方空间。这种空间之所以对他们有着特别的吸引力，首先在于“哈根达斯”这个名词。这个名词令他们非常愉快地联想起“乔其·阿马尼”、“克里斯蒂·迪奥”等等同类名饲，也令他们愉快地产生出一种非常欧化、洋派的感觉。其次，这个空间的吸引力还在于它前卫的装饰。现代主义的装饰不法为他们营造了一种摩登、时尚的氛围，而差不多在每一个“哈根达斯”专卖店墙上都画着的那一双欲醉欲仙的女人唇印，又给了新新人类所要的那一份性感的气息。当然，上述这些对新新人类而言还只是表层的原因，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之所以特别地钟情“哈根达斯”就因为他们是国际主义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白求恩战士。这句话的意思是，假如“哈根达斯”只是中国上海与某某新加坡商人的合资产品，那么，对新新人类来说，他们的态度也就敬谢不敏了。问题在于“哈根达斯” 来自美国，问题在于它的原料中有着瑞士、澳大利亚等等字眼，这样，咀嚼“哈根达斯”就成了一种国际主义的象征。这或许是解读新新人类的一条线索。与旧人类或者老人类相比，新新人类确实更富于国际性，而为了表达他们的这一特点，他们就像一贯所做的那样，包容了“哈根达斯”的昂贵价格。他们挥洒自如地对待着冰淇淋中的“劳斯莱斯”，对待着四十九元一份的“忘情都市”、五十九元一份的“仲夏黄昏”，仿佛它们就是马路边烟纸店中出售的五块钱一份的“和路雪”和“曼登琳”。在深秋或者初冬的黄昏，在残阳如血的氛围中，他们有滋有味地品赏着“哈根达斯”，完全不在乎甜食对肥胖的鼓励，也不在乎对身体其他器官的威胁，某种意义上，那只是为了给他们自己贴上一个国际化的标签。当然，用他们中的一个叫作刘蔽的话来说，一旦有一种比“哈根达斯”更“哈根达斯”的物品，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掉目下令他们无限神往的“哈根达斯”，这就是今天的新新人类。新新人类的迷人之处新新人类与后细小族也许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还有“迷人之处”。放纵情感和放弃意义，这差不多便是今天的新新人类与后细小族的两大特点。一如我在观察中所见，那些与我们相隔了两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最大的乐趣之一便是嚼着摇头丸在迪高城里完全没有意义地甩着头发，那一刻，他们真的感到活着的无穷乐趣。完全无意地，他们的行为给了我们以必要的启示。对始终在生命的历程中寻觅着意义的人们来说，他们始终困惑着意义获得的不易。首先的问题在于意义并无一个标准，各人自有各人的理解2其次的问题在于迅速发展的经济以及随之派生的新老意识形态又对人们的生活、思想作着强有力的干预，它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变化着人们的观念，它使昨天还在接受 “幸福在于克制个人的贪欲”这种观点的你，到了今天，却又不得不去接受这样的理念“无欲的人生是对人性的最大攻击”。矛盾的说法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对立的观点遍布于我们的社会里，对行尸走肉般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当然不会在乎这些矛盾和对立，他们每日每时都可以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完美充溢的生命状态。但对反复不断地寻觅生命意义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焦虑、苦恼、不安便始终伴随左右：在活着的各种状态中，怎样才算最为接近生命的原本意义？完美的人性又是什么？就如我刚才所说的，新新人类和后细小族在无意之间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以肉身而不是思想去接近人们苦苦寻觅的意义底部。我的意思是，当我们的肉身作着最为激烈的活动时（或者作着最为温柔的触摸时），思想正处于休克的状态，头脑中一片空白，灵魂悬于半空，记忆、回忆、想象、感悟部消失十净，唯有对刺激的生理反应，以及那股奔腾不息的激流……这个时候，我们反复寻求的东西或许便会慢慢地浮现而出，它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门学说、不是一种可以被理性所分析所概括所解释的哲理，它只能被我们所感觉、所意会，并且，在那个片刻，我们突然接近了生命的根部，我们能够这么说：生命的意义原来就在这里！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得感谢新新人类和后细小族，尽管他们完全无意识，但当他们在今天的娱乐空间放纵身心在当下的生活里浮生如梦时，这些曾令我们不屑一瞥的行为举止里却有着启示我们的东西；进入社会的生命常常被歪曲了本意，其实它的本意既不是功名，也不是利禄，而是进入彻底的放松状态，还原到原始的境地，唯其如此，我们方能够找到自然而又完美的人性。崇拜肌肉的新新人类这个情景决不是我的夸张更不是我的杜撰。在这个初夏时节的夜晚，具体而言是晚上6点半钟，他们齐聚于电视机前，观看由有线电视台一台所播出的一部叫做《灌篮高手》的日木动画片，并且绝对忘我地沉浸在它的故事中。必须说明，这个时段，“婴儿潮”一代正在激动地评点上海申花足球队与北京国安足球队的比赛，而“X世代”的人们则或是期待着国际米兰队与尤文图斯队的殊死较量，或是沉浸在“二十一世纪新领袖”的美梦中。他们暂时还无暇顾及其他的东西，只是百分之百地被《灌篮高手》所征服，这就像当年他们被那只呱呱乱叫的“唐老鸭”所迷惑一样，问题在于被征服的他们还不是一小部分人，问题还在于他们都只有十三四岁。是什么让我们城市最年轻的一代（或者叫做新新人类）如痴如狂？或者说《灌篮高手》得以迷恋住他们的是什么？动画片形式应该是打动他们的因素之一，它的夸张、虚拟、漫画味都对应着他们这个年龄段渴求有趣的心理；《灌篮高手》中的角色身份也应该是打动他们的因素之一，通过我们时代的电视媒体，他们不是已经半生不熟了NBA的好汉们吗？在《灌篮高手》众多角色的身上，他们可以并不费力地想起飞人乔丹、猛汉巴克利和那个“酷”得使玛当娜也无法自持的罗德曼，这所有的一切都对应着他们十分稚气的英雄崇拜心理；但我想，对“肌肉”的崇拜，对尚武精神的推崇是《灌篮高手》控制他们潜意识和显意识的根本力量。新新人类没有也不可能有“婴儿潮”一代的“街头文化”的背景，这种“文化” 制造的是街头小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形象，以及那种挺身而出的勇气、殊死搏杀的意志、敢作敢为的精神……处于特殊年龄段的新新人类对这种“街头文化”有着天然的认同，但是城市的规整生活却无法令他们的情绪得以宣泄。在这个时候，电视媒体上出现了《灌篮高手》，而他们的视城里出现了这样的情景：那个叫做宫城良田的汉子，在明知没有多少胜算的情形下，依然以决死的勇气迎向他的对手三井寿，虽说自己被打得趴在了地上，但在这同时他的对手也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那就是先他而倒下…… 他们被这种强汉子形象所深深吸引，好勇斗狠、逞强显能、决不服输、永不言败正是前青春期的特征。重复一遍，对新新人类来说，在今天的城市生活里，他们基本没有可能去扮演类似“宫城良田”灼角色，但是，电视媒体拯救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情感（也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让他们在对《灌篮高手》的审美过程中进行情感的移植和替代，让他们原本相对瘦弱的肌肉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得以鼓突，恍恍惚惚地，他们似乎也变得十二分地“宫城良田”了。 “肌肉崇拜”由此而产生，一同产生的还有我们城市最为年轻一代对“街头好小子”的自由想象。出于对前青春期心理的理解，“肌肉崇拜”不应使我们过于不安，除非新新人类彻底地沉醉于动画片之中，并且在现实生活里自以为是地去扮演 “宫城良田”或者“樱木花道”。多维的新新人类当城市新人类以他们反复跳动的职业观念、追逐流行的审美态度和占有品牌的社会意识使“婴儿潮”一代进退两难的时候，新新人类带着比他们更为独特同时也更为夺目的标签走上了社会舞台的前沿，虽说，对生活一棵不敏感的人们或许这一次依然会麻木不仁。新新人类呈现的是一个多维的向度。 “国际主义”或者叫作“世界主义”是他们身上的第一个标签。从“哈根达斯”到“汉堡包”，从“飘马”到“ELLE”，从“贝克汉姆”到 “岁伯特·巴乔”，新新人类愿意比他们的兄长新人类体现出更广阔的世界视域、更多样的国际知识。由于他们成长的背景与新人类有所不同，新新人类更鲜明地模糊着本土与域外的界限，在强烈地无所谓任何民族化的东西，更热狂地将双眼紧紧盯住国际上的每一种流行趋势和每一个流行潮头，在跟上这种趋势和跃上这个潮头的时候，陶醉于国际主义的想象中。某种意义上说，新新人类实现了“杰尼亚”品牌对它的主打客层的希望：穿“杰尼亚”服装的男女，应该是一个放弃本土文化观念的人，他在“杰尼亚”这个品牌中，完成国际主义者的形象塑造。不断地迫求运动感，并在这种运动感中体味生命的细微差异实现生命的意义，这是新新人类身上的第二个标签，或者说这是他们的第二个特点。从“香山瘦身”到“青年会健身房”，从“通通迪斯科”到“卡丁车大奖赛”，新新人类比起新人类更富于动感。如果说他们的兄长最主要的身体姿态是“坐着倾听齐秦、王杰、赵传、童安格、惠特尼·休斯顿、邦·乔维、迈克·杰克逊”的话，那么，他们的身心语言则更多地讲述着有关城市运动的故事。我们发现他们是如此乐此不疲地求解着各种城市运动程式，忽儿渴望自己成为一个三围标准的业余模特儿，忽儿希冀自己成为一个腾挪自如的准芭蕾舞演员，在这些角色的不断置换中，他们有意无意地拒绝内心的停顿，拒绝使自己在这样的停顿中获得悠长的思考。他们要求的只是让自己跃人城市的能量场，在能量漩涡的高速转动中虚空、掏干直至瘫痪，也只有处于这样的生命境地中，他们方认为生命得到了它存在的意义。而纸一样的平面性，则是打在新新人类身上的又一个印记。已经有人用“无厘头文化”来概括城市新人类，新新人类则以“超级的无厘头文化”来对自己进行新的概括。仅以流行音乐为例，如果说新人类还能够咀嚼谭咏麟《水中花》的凄婉意境、崔健《一无所有》的愤怒心声，那么，新新人类则弃绝流行音乐中任何可能的深度、可能的意义和可能的想法，他们津津有味地感受着那个由商业社会一手炮制而出的范小萱的没有深度（当然，这个深度是以“婴儿潮” 一代的标准）的节奏，要不，便和那个同样没有任何深度可言的张惠妹打成一片。顺便说上一句，假如你有兴趣去听听张惠妹《牵手》的话，你会对新新人类的“超级无厘头文化”感受颇深，你亦会知道什么叫作纸一样的平面性。描述多维的新新人类可以有多种角度，但我想，这些描述只要不是出自新新人类之手，它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代的偏见”从而导致叙述的偏见。因此，期待一种“原叙述”就十分必要，它是对我们尚不太清楚的新新人类的另一种逼近，也是对这个让“婴儿潮”一代始终瞠目结舌的人群的另一次解读。从边缘走向中心的 “白领” 在这之前——我指的是1997年以前——“白领”这个在今天已被许多人反复聒噪并反复引起歧义的人群还只能处十社会大厅的一侧，还只能扮演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角色，尽管作为一个最富于生气的新人群，她不但早就存在于我们的社会里，而且也早就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看她周边区域的人们。细细推敲一下“白领”的这种非主流状态，我想是颇有意味的，因为在这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和人们出于历史、现实双重需要产生的对这个新人群的压抑。首先，在旧文化模式中浸浮甚深的人们无法接受这个新人群的出现。对他们来说，这个人群给他们的感觉只是一些在洋人的豪华写字楼里颠前跑后的家伙。由于这个人群始终渴望以准洋人的面貌出现——装腔作势地学习洋人的作派，自命不凡地看待自己的同胞——这不仅使人们嫉妒地联想起录年在外滩一带狐假虎威的“洋买办”，还使得他们相当轻蔑的心情将这个人群描述成“伪白领”和“假白领”， “他们算什么白领？在中国，会有西方意义的白领吧？” 其次，对传统的社会架构而言，“白领”这个人群成了一种有力的颠覆，一种不安的挑衅。因为就在不久前，我们社会中的人群在总体上还被划分为“工人阶级”、 “知识阶层”等等不同的群体，在这样的划分中，社会的结构获得了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获得了它的所指对象。然而“白领”的出现将这样的划分作了彻底的改变，它瓦解了原先稳定的社会结构，它也使原先的社会意识形态失去了它的部分所指对象，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再其次，旧日的社会文化也由于“白领”的产生而无法保持它的固定面貌。人们不是熟悉着以孔盅、老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吗？他们不也熟悉着一度曾是“洪水猛兽”的西方文化吗？他们还熟悉着唯我独尊的精英义化，激越、强悍的叛逆文化以及缠绵、柔婉的流行文化，而今，在这块文化拼图板上出现了鲜为人知的“白领文化”，它不仅分裂了既成的文化图景，它还带来了令旧日文化深感不伦不类的有关“品位”、“情调”、“欧陆风情”等等的学说，使旧日文化为之瞠目结舌、哑口无言。压抑于是就变得十分自然和必要，在其时的社会背景中，“白领”这个新人群只能以十分可疑的面目侧身于社会主流位置的一边，虽说在非主流圈子中她相当活跃，在民间社会中她引领着时代的风尚和时髦，但在主流的媒介上你看不见有关这个人群的点滴报道，而在社会的发言台上你也不会听见有关这个人群的任何声音。这一切将结束于何时？我们不能贸然断定，否则我们不是过于自信便是过于狂妄。但有一个年份对这一切来说是相当重要的：1997。种种的细节都表明，正是在这个年份，曾被社会架构、社会文化和社会主要人群所不屑的“白领”登堂入室，开始由边缘而走向主流。具体而言，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社会和人们冷落的一些精品杂志（它从一开始就期待着“白领”这个新人群的青睐），如《时尚》、《ELLE》和《HOW （好）》等等，在97年纷纷迎来了它们的黄金时代，统计数字真实地表明，在昔日一本也卖不出去的地方，而今它可以十本十本地出售。在曾经被禁上出现“白领”这个字眼的大众媒体上，而今我们不但读到了对她的具体阐释，我们还发现了将这个人群作为自己主力客层的谋略，譬如，上海最富于生气、最具有激情的青年报人就表达了这样的鲜明倾向。此外，在新创刊的《大都市》和新改版的《上海文化》等等精品杂志里，我们亦可以感受到我们城市部分文化人对这个新人群的特殊兴趣。商业集团的敏锐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在1997年将这份敏锐投注到了“白领”身上，在房地产商的众多广告上，你都可以看见这样的说法：白领人士的乐园，成功人土的天堂。当然，在上海其他商业行当中，“白领”也成为它们的首要关注对象，服饰商正反复地向“白领”推销着他们的品牌；旅游商正不断地向“白领”灌输着休闲的理念，家电商正持续地向“白领”宣传着技术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而城市休闲新空间（从卡拉OK、KTV、保龄球馆到迪高城、啤酒屋、泡沫红茶坊）则是“白领”这个新人群和我们这小城市相互整合、相互溶入后的结果，因为在这些不同的空间中酝酿、生成、弥散着新人群所需要、同时也是他们所制造的情调和气息。我想，“白领”中边缘向中心移动的事实在未来的日子里将进一步扩张它的重要性，有人已经在预言她将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下一世纪令世界刮目相看的要素之一，鉴于这个人群普遍拥有的广阔视野、高教育背景和对西方文明的锐敏感受，这种预言自有它的道理。当然，它对我们已经拥有的文化能够作出多少突破性的建树，我们还得静静观察。被误解的“白领” 当一度被我们这个社会所彻底压抑和窒息的新人群“白领”开始登堂入室，由边缘走向中心，由非主流迈向主流时，对他们有意的误解也同时产生。我们惊奇地发现他们正被市民部落描述成一种神话，也就足说，在上海众多小市民含混不清的印象中，这个新人群主于和今日世界最强大的资本集团——西方的有产阶级——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又由于这个新人群似乎拥有天文数字般的收入，他们回此在我们的城市已经济身于豪富阶层，成了和VIP一样的人物。在上海的这些小市民心目中，“白领”仿佛上每口逍遥地起居于“康馨花园，每天悠闲地驾驶着 “奔驰”轿车，城市生活于他们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已，并且他们完全没有王杰先生的那份伤感。接着，我们真实地看见他们正被城市强大的商业集团当作一个庞大的市场。换言之，无以计数的大小商人正将这个新人群当作提升他们渺小的利润（但这可以使他们产生伟大的乐趣）的最好来源。早在1994年，上海最具象征性的购物空间友谊商城就率先提出了这个口号：友谊商城，白领的理想世界。稍后，出于商业浪漫主义的需要，他们又将这个口号作了修正：友谊商城，白领的伊甸园。曾经如日中天而今却江河日下的房产商，也许急于摆脱他们被长期“套住”的不幸命运，寄无限希望于这个新生的人群，迫不及待地向这个新人群诉求，在他们炮制的众多广告中比比皆是这样的句子：“成功人士的天地白领男女的乐园”。我们同样还可以看见跃跃欲试的汽车商对这个新生人群的由衷热情，他们不仅为我们城市的“白领”反复地描绘驾驶着轿车（它的品牌可以是满街都是的“桑塔纳”，也可以是即将面世的“别克”）行驶在新干线上的这一幅动人的情景，还蛊惑和挑逗着“白领”：还有谁像白领这样渴望速度的刺激？最后，我们不安地感觉到他们被全社会当作了一种象征。譬如，在精神的意义上，男性白领上被象征为“欢乐”、“成功”和“无往而不胜”，也正因为如此，在今日林林总总的视象和文字媒介中，身着精品服装（这服装的品牌最初为金利莱，随后为皮尔·卡丹，现在则分化为“POLO”、“登喜路”、“杰尼亚”和“雄”、 “杉杉”、“圣达菲”）的男性白领频频地与我们相见，他们从容镇定、挥斥方遒的气质令你想起十月革命时期的伊里奇、二战岁月的巴顿将军；而他们的黄金拍档，那些女性白领正被象征为“美丽”、“典雅”和“品位”，我们同样在许许多多的图文媒介中看见她们那优美的身姿、迷人的神情（当然，这身姿、神情亦和下述品牌有关：C．D、CHNALE、PRADA、尼娜·瑞屈、路易·威登、乔奇·阿马尼），一个广泛地通行于今日这个社会的词语“白领丽人”，将女性白领的精神面貌作了不容分说的界定，同时也强行地让你将她们与当年的朗布依埃夫人进行“通假”（尚若你具有一点十九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知识的话）。上述的误解正造成若干混乱，当然它也带来了若干的危害。想想几年以前，具体来说是1995年，在《青年报》和友谊商城的一次联手的调查中，我们城市对“白领”的物质当量还仅仅给定在月收入800元至1500元（虽说这个给定曾经招致可以理解的非议），我们便能明白今日城市小市民对“白领”的神化是多么的荒谬；逻辑地推演下去，今口城节商业集团对“白领”怀抱的无比期望也同样盟得相当可笑，因为即使拔苗助长，这个尚在成长中的新人群也无法充分满足商业集回对她的殷切期望；而整个社会将“白领”当做时代之船的镇舱石，更是这个让会的一次自我亵渎、自我手淫，它除了证明缺乏自信和力量之外，再无法证明什么。如果你善于对自己提问，那么你一定会这样问道：这样的情景为何出现？我想，在表层上，普遍误解的原因可以缘自市民群得不到正确信息、商业资本急切地寻找出路以及社会文化缺乏主导力量。但在深层上，我们可以将这些看作是社会内在“饥渴症”的致命发作，这种“饥渴”从头至尾就表现为对财富现实与想象的占有，是的，是“想象”的占有。也就是说，在新意识形态的描述了一个不亚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唐王朝的百年盛世正在到来，然而，当下世界却绝无可能让每个男女在这个百年盛世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白领”这个新人群在不久以前的边缘性和在今日世界里的模糊吐，她就自然而然地被选择来扮演这出时代神话剧中的角色，在对她不断的美化和神话化的过程中“透支”着明天，在自我欺骗中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由此，一个被误解的“白领”就这样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只要我们面对的境城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样的误解就将继续存在下去。变掉嗓音的白领首先必须声明，变掉嗓音的白领仍然是白领，而且是我们这座城市中的高级内领，是令对她们捉摸不透的男女不免诚惶诚恐的白领之王。她们一开始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颇有嚼头”这个词语，因为你的观察力向你提供着下述细节—— 她们身着质地高贵且格调雅致的世界名牌服装，鉴于她们把玩的不同凡响的品牌实在过于浩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这部分证明了她们在这座城市中已有的品位；她们在大班桌后的皮转椅上坐下时，会看似无意其实有心地对墙上的“西铁城” 挂钟投上一瞥，这举动暗示着你，她们正日理万机如同七十年代的李嘉诚、九十年代的比尔·盖茨，与你谈话的时间极其有限；当她们以带着香港或新加坡等地的口音向你简述她们那虽然短暂但是绝对值得一提的个人历史时，你完全可以感觉到潜伏在她们话语背后的傲慢：上海某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西方某老牌大学的进修生，上海与新加坡或香港或韩国的某合资企业的总裁或副总经理。在中国上海这座恢宏的城市里，她们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都鲜有人能与她们分庭抗礼，要知道她们的年薪达六十万人民币，而这个庞大的数字还没有包括年终时节公司的分红。也许正因此她们在上海长期单身，“在上海，一般的男生怎么和我们沟通？老是我买单，他没有丝毫感觉。他买单的地方，我又感觉档子太低。” 情形推演到这个时候，一切都证明着这些女人的与众不同，这些高级乃至超高级白领的与众不同，假如电话铃声在她们的大班桌上没有突儿地响起，并使得事情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她们慢条斯理地拿起话筒。随后的情景是这样展开的：她们的口音里突然消除了香港或新加坡等地的色彩，她们在你面前的那种不亢不卑甚至盛气凌人的神情也一扫而空，她们变得小鸟依人、含情脉脉，那嗓音里充满了干娇白媚、嗲声嗲气，仿佛正和圣瓦伦丁作着交谈，仿佛正重度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美好时光。在最初的那刻间，你在一边目睹这一幕略有尴尬，稍后，当你什么都明白了你就只有不屑：电话那一头的交谈者是她们的某个客户，他对她们口头承诺着某一笔生意而还没有动手签约，这使得这些不可一世的超级女白领变掉了嗓音，使她们立刻扔掉了自己的不可一世而换上了十足的女人味。中国上海的超级女白领就这样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们使得我们城市的大小市民流传的有关白领尤其是超级女白领的说法显得极其可笑，她们也证明了这么一点：所有新近产生的人群在本质上与旧日的人群没有多少差别，在脱掉了文化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做就的外衣之后，在超级女白领的身上你我看到的是人的虚荣、矫情和两面性。在家“新女性” 这个初夏时节的那些阳光灿烂的上午，当然，更多的是那些意兴阑珊的下午，她们在自己完全达到小康水平的家中作一番精心梳理，唇际处涂一些口红（颜色当然决不是X世代嗜好的“朱古力”）面颊间抹一点白粉（品牌当然也不会是“雪奈儿”），收拾得一派山清水秀地前往她们的休闲场所。她们的休闲场所一般是固定的：其一，百年沧桑但历久弥新的麻将桌；其二，你来我往却始终老曲新唱的交谊舞厅。她们在这两个空间里或出手敏捷或长袖善舞，自有一份逍遥一种轻松。在正常的情形下，这些女人应该是近况虽然不佳但昔日己小小地发了一笔的生意场上的“忙手”，要不就是日渐时髦并已开始多如牛毛的白领，但她们都不是，确切地说不久前她们刚刚下岗，刚刚被城市机器无情淘汰，但她们目下流畅自如的生活状态或者说快活无比的活法却勾勒了上海新女性的一幅景象。理论在一边十分好奇，它再一次地落后于这个变化多端的时代这种见异思迁的生活，它无法解释这个女人群体，只有生活本身在作出叙述—— 这些下岗女人的年龄大都没有超过四十，有些人只有三十光景。她们虽然已过了少妇阶段，但基本还出落得阳光明媚。就人性中的欲望而言，她们不仅没有到达风平浪静的境界，不少人还保持着冲刺的能量。当然，上述资讯对我们来说还不关键，关键在于她们都有一个在今天生活中尚可一提的老公。这老公的身份多半为外企白领或国企中干得还不错的职员，月薪不会少于三千元。由于经济相对的宽松，他们因此并不要求自己的老婆再次上岗，“吃辛吃苦一个月，才拿500元，还不如让她在家养养身体，看机会再说。” 新在家女性就此产生。她们尽管刚刚下岗，但既不要在生意场奔波，又不要在老外手时打工，也不要像她们的同时代姐妹那样为一个五六百元的职位而日夜操劳，她们每个上午或下午在麻将桌、交谊舞场上因此显得十分地润味。然而，这样的滋润产生了新的情形。足够的闲暇让她们内心空虚，充分的空虚又计她们心猿意马，而心意的恍惚则使她们萌生了新的方向。有足够的事实表明她们对“麻友”的兴趣更甚于麻将本身，而她们和“舞搭子”的默契也超越了交谊舞的层面，当她们的老公正为她们的滋润早出晚归时，她们中的一些人却在和新结识的男性朋友暖昧地你来我往。 “新在家女性”很不同于寻常的下岗女工，下岗的一般意义在她们身上已经消解，某种程度上她们成了女性摆脱工业、摆脱机器控制的一个最好说明，使自己的个人天地获得了更大的拓展。此外，她们也改写了在家女性的历史。和传统的在家女性截然不同，她们不甘于在家只承担一个“买、汰、烧”的角色，更不甘于在丈夫的“核保护伞”下平静度日，她们对生活有着自己的想法，在我们不知的内心深处蠢意欲动，虽说这种蠢蠢欲动对主流文化、主流结构已隐含着新的挑衅。与罗斯福比肩称雄在这之前，说句老实话，我们倒真的没有重视和关注他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上布满了李奥·贝纳、麦肯·光明、智威·汤逊以及大卫·奥格威哺育的奥美等等的印象，直到他们向我们反复地传递了据说来自罗斯福田中的那句名言“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之后，我们方才有意识地对他们投上一瞥。他们都受过一些教育，有的受过高等教育（这使得他们拥有了比一般的上海市民开阔一点的视域吗）；他们多半为共和国的男性公民，而又多半为“单身贵族” （这使得他们较寻常的上海人有着更强劲的活力吗）；他们的财力大致与一个中级白领不相上下，目下通过迅速调资又迅速抽资的方式注册了一个个其貌不扬的广告公司（这使得他们因此要常常背诵罗斯福光生的格言吗）。他们的生命历程各各不同，没有人可能去细数这之中的所有，但我们明确地知道，他们对中国广告业现状和它继往开来者的使命的认识却是惊人的一致。于是，在这个世纪末时期里，我们不时地与他们尽管时常两袖空空但却始终一腔豪情的身影擦肩而过，我们更不时地倾听着他们那番令大地生辉、使日月无光的豪言壮语，他们起誓要彻底改变共和国陈旧不堪的广告业面貌，立志要为新广一告人的诞生加添砖加凡，当然，他们并不讳言自己在这么努力的同时，个人的经济建设也得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直至能够搞定海华花园中的四房两厅两卫外加 “别克”档次的轿车一辆。但据我个人的观察和统计，我发现这些时常要以罗斯福为榜样的好汉们眼下远远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们弱不禁风的小公司并没有在这一、两年里如同他们最初设想的那样“固若金汤”起来，而在新广告人信誓旦旦的广告理念的创造和导出方面，他们的成就与足迹也十二分地勉强、十三分地可疑。就广告业务而言，他们的发展水平还只是维持在不同社会关系的利用与被利用上。更等而下之的，只是将自己小公司的帐号供他人所用，从而收取若干“过境费” 和“买路钱”。明白了这一点，你还会被他们小公司帐号上的略有规模的营业款项所迷惑吗？那只不过是他们移花接木、围魏救赵伎俩的演绎罢了。至少暂时地，他们与世界一流的广告公司、广告人的距离还有“十个长征”，虽说他们和我们相遇时依然“拳不离手、曲不离门”地“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当然，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倒也不可小觑这些与罗斯福比肩称雄的人们，如果说我们对其撰写人类文化新篇章基本不抱希望，但中国广告业的新段落说不定倒正是由他们所炮制。这个夏季的主角过去的夏季总是热烈、奔放、多情并已十分性感的，这个夏季也不会例外。那么，这个夏季的休闲主角或主角之一又是谁呢？那些在幽暗的包厢中喷吐着若干暖昧气息的男女会是这个夏季的主角之一，然而，他们除了经常地被证明为生活中存在着的黑暗一面和被证明为我们这个时代经济成分中的泡沫性质，并不能算作休闲生活中的主流；那些在24道保龄球中掷出16 磅“捷豹”、“斯莱辛格”的人们也会是这个夏季的主角之一，然而，他们同样更多地是被转述为城市的一种暴发户的新兴休闲运动，而这个运动今天你分明已闻到它的没落的气息；我们还可举出在巨型的哈雷酒吧、在迷人的恐龙世界以及在自以为是的巴黎春天的咖啡馆中的都会新贵作为这个夏季的主角，然而，他们也没有给这个夏季的休闲生活注入新的东西，他们只是重复着86年的浮华、95年的喧哗、97 年的沉迷…… 也许只有他们令我们特别地睁大眼睛，并且，带着一个陌生一个迷惑的心情走近他们的身边。我已经在我的专栏里部分地触及了他们，他们可以被这样地概括：受了尼戈洛庞蒂思想深刻影响的、在虚拟世界中自得其乐的、在深夜上网的至今令我们还有许多不甚明了的上海人。当另一部分人推开夜总会大门的时候，他们接通了调制解调器，在另一部分人沉浸在泡沫红茶、海涅根啤酒、巴伐利亚生啤和雪碧加红葡萄酒的混合液体的时候，他们也陶醉于和一个完全无关的美国人、韩国人甚至曼丁哥部落人的网上CHAT，当另一部分人们终于在午夜前的某个时刻因了某个媚眼、某种氛围而达到情感高潮时，他们亦在BBS站的公告牌上表达着自己生动的愤怒和愤怒的生动，有时，也表现人性中的最黑暗、最阴暗的一面。他们今我们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七八年前邂逅、遭遇的年轻一代，那些在港台、欧美流行歌曲中身陷于中而不能自拔的人们。他们比这些人们更诡异一点，虽说不一定更复杂一点。他们成了这个夏季的主角。他们中不少人通常在现实社会里是默不作声的，一副漠然、冷淡的神情，而在这个夏季之夜却带着极其狂热的感情与电脑进行对话，与导线、集成电路、电子邮件打成一团，对此，我们应该能够谛听到一些特别的东西，除非我们不想谛听。发现城市“网虫” “网虫”的被发现大概是1997年中使人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在这之前，社会生活里还没有他们的身影，从时尚角度而言，他们的同时代朋友们忙个背着赝品的“路易·威登”或者“BLADA”的身姿吸引着我们的视线，与此同时，他们的另外一些同时代人在迪高城中蜂舞蝶狂的姿态也抓住了我们的目光，他们则无声无息地潜伏在社会的术知角落里。随后，他们开始出现在我们的面的，以我们一下子无法理解的身姿和语言：他们在网上“CHAT”，在“BBS”站用自命不凡，又在“INTERNET”里面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总而言之，他们自成一个系统，在自我的王国里封疆裂主。我们逐渐地发现了他们与过去的一些时尚男女截然不同的地方，换言之，他们可能不如追星族那么多情但肯定比他们更为成熟；他们可能不如品牌族那么典雅但肯定比他们更为深邃；他们可能不如反文化族那么激越但肯定比他们更为理性…… 直觉揭示着我们这些人在城市文化意义上可能具有的重要性，在拥有了那么多的新空间之后，我们曾经期盼过但迟迟没有到来的新人类（是在最积极的意义上使用这一个词语）现在看来有可能真的到来了。因为他们和在这之前所有扰乱过我们视线的年轻人不同，他们已经在干或即将要干的事情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一同消失，在未来的时间里，他们今R所把玩的东西将日益显出它的重要意义，而他们是和这个重要的东西浑然一体的。也许有一点是会令我们不安的，倘若下一个世纪里布满了这些在1997年产生的 “网虫们”，倘若这些“网虫们”占据了社会文化的制高点并且拥有了绝对的阐释权力，那么，他们不但将刷新以往的社会文化面貌，他们也将让我们的世界发生彻底的分裂；要么你尾随着他们从而使自己成为所谓的后信息时代的一分子，要么你和他们保持着若干的距离被他们视为电脑社会中注定要被淘汰的可怜虫。你当然可以完全无视上述的这一幅画面，你可以将它当成一个荒诞无稽的笑话，然而，他们一旦被时代所发现就再不会烟消云散，他们，“网虫们”。后信息时代的初级权力者在这之前你不会对他们加以多少关注，因为在社会文化权力的护法使者的席位上你看不到他们的存在。那时，占据这些席位的是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人们：作家、诗人、批评家、理论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等等等，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们以擅长的文本方式，或准确或歪曲或模糊或清晰地勾勒着时代的趋势、社会的发展、人性的演变，他们控制着我们的精神方向引领着我们的心路历程。而他们不是在中学的课堂上一知半解地领会着抽屉外的信息，便是全心全意地沉醉在“魂斗罗”、 “小霸王”、“超级玛莉”的游戏中。令他们痛苦不堪的是每当他们想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或传播一些自己的感想的时候，他们总是被轻描淡写地打发了回来，退稿纸上写着的往往是文本主义者唯我独尊的判断。此刻，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我们正迎来一个电脑时代，以奔腾二代、BBS站以及令人们凝神屏息的MODEM组合而成的这个新世界，正建立着它的信息管道，形成着它的自我秩序，它无情地排斥了文本主义者（不管他有多少权威），它指认的只是识别它的代码并无条件地遵从其中规则的人们（无论他是多么地稚嫩）。于是我们发现在原先的社会文化意义上并没有被我们重视的这些人们开始不同寻常地活跃了起来，因为对他们来说，从“魂斗罗”、“小霸王”到“BBS站”、“MODEM”本就有着一条胡志明小道，他们在毫无文化压力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用新世界的语言讲述着有关新时代的寓言。具体而言，我们在BBS站里感受着他们常常是纷乱的思想，在那里，他们激动地宣告、呼吁、独白，强烈地向身外的世界施加着影响，以此来证明他们的存在：我们在网上的CHAT界面上发现着他们的闲情逸致或者说是百无聊赖，他们以自己的连篇废话和言之人物，发泄着那种青春期的躁动和未成年人的狂热。我们又在不期而至的E－Mail里面阅读着他们的处女作和不知梅开几度的作品，尽管在文本主义的时代里，这些东西大概只配与字纸篓作伴，然而此刻他们却大言不惭地对你讲述着这个城市的故事，似乎他们拥有的是巴尔扎克或者托尔斯泰的高度，至少也和苏童、王朔之辈比肩称雄。重要的是，他们再也不用像昔日那样被他人主宰自己言说的命运，在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世界中，他们毫无顾忌地大声喧哗（尽管这一切并没有发出声响），百无禁忌地自我张扬（虽说那内容并无多少出奇之处），他们真正瓦解了传统文化的城墙，颠覆了文本主义的基座，他们如同古代中国的王莽一样，自己坐上了护法使者的王座。但是，我想不应该过于夸大这些人在今天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管怎么说，他们虽说拥有了超前的信息管道，但这些管道在今日社会中占据的地位毕竟有限；他们虽说在自己的界面里进行了传播，但传播的内容也无法广泛地影响人民，更不用说在这个社会里去做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引路人了。说到底，他们此刻处于的是非主流的状态，他们只是信息时代的初级权力者。在下一个十年里，他们会发生一些更重要的变化，那将比较彻底地改变我们社会的文化面貌，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又有什么理由因此就认定这样的一幅情景是人们所渴望的呢：时代趋势由这些被叫作网虫的人们来解释…… 后信息时代的别有用心者如果我们是真实的话，那么我们不会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今天的社会里晃荡着许多别有用心者，他们对一个所谓的“后信息时代”的鼓吹和描述，不仅脱离了我们今天的现实，而且还对这个现实作了严重的歪曲。首先，我们是否真的生活在一个后信息时代里？不错，我们社会中的一部分男女在他们的屋子里放上了奔腾电脑，较少的人们开始阅读起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更少的人们则通过MODEM进入了国际互联网络……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后信息时代。原因十分简单，以社会中整个人群作为标尺的话，那么，上述的人们就显得十分单薄，他们对电子文化的了解绝对代表不了他们之外的更庞大的人们，更庞大的人们其实还是十分地陌生或者说十分地无知于电脑、网络和信息化时代，因此，这些在人群中显得相当孤立的网虫代表的只能是狂热的自己，虽说这种代表自有深刻的意义。不错，在美国有将近六千万人民进入了INTERNET，还是在美国，比尔·盖茨先生和他的几乎无所不能的微软公司正一次次地刷新着电脑软件的记录，而挑战性极强的电脑黑客们因了他们的越轨举动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所有的一切都说明了美国或者说西方世界的大部分确实已跨进了后信息时代，然而它同样不能被用来证明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同构，甚至不能被用来证明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联系。愿因十分简单：美国不是中国。这就如同当上海拥有了浦东陆家嘴地区的一百幢摩天大楼并不等于上海就和纽约或者美国扯平。别有用心者有意无意地忽视着这一切。他们首先对在中国最大的城市里所发生的情形进行夸张，他们将一小撮网虫所干的事情夸大成所有上海人正在干的事情，仿佛一千三百万上海人都在网络上忙得不亦乐乎；其次，他们虚构着上海之外地区的情况，他们将上海“安放”到了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仿佛西双版纳的一个苗族姑娘也像上海网虫一样正在田头上打开着MODEM看看世界在这一天里发生了何许变化。与此同时，他们渲染着城外所发生的情形，不断地歪曲着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判断，仿佛上海浦东三林塘的王阿根同志每天清晨上和纽约哈兹姆地区的罗伯逊先生以E—MAIL的方式互致平安，而崇明岛的李阿香同志也和坦桑尼亚的古图木先生以C hAT的方式谈情说爱。别有用心者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他们中有着一张张不同的脸孔，面孔背后有着各不相同的心理。但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叫做lSP（也即电脑网络服务商）的同志们。出于希望每一个男女都来认识他们的网络，进而加入这个网络这样一种虽不崇高但也可以理解的原因，lSP的同志们就必须不断地制造有关INTERNET的种种神恬，反复强调电脑这个玩意儿和每个男女生活方式的关系，持续地述说后信息时代到来的伟大意义。对他们来说，一个被神化被虚构的后信息时代存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决定他们自身的生存。其实，我们并不拒绝电脑、网络、信息以及电于文化的说法，我们亦以同样浓厚的兴趣关注着在地球的另一边上发生的有关未来时代的变化，我们知道，这一切并不被我们的个人好恶所左右，它的到来是无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十分警惕某此别有用心者，警惕他们出于个人或者小集团利益的说法和做法，在他们富于蛊惑性的鼓吹背后，他们渴望膨胀自己的口袋和口袋中的存款外他们使得一个与我们尽管有着不少距离但真实地存在着的后信息时代变得面目全非以致谬误百出。你还能给我什么与试图用物质堆砌来营造今日贵族的人们一样，另一些人们也在今日生活中存在着一种梦想，说得更严厉一点是一种妄想，那就是企图用不同档次的悬赏来造就他们的下一代。这种悬赏的手段在每次考试前使用得尤其频繁，具体而言，它们表现为一次上海近郊的远足；一台世嘉公司出品的三十二位立体游戏机；一套世界级品牌（其实也不过是南方某地加工而成）的运动服。自然，对这些东西作出选择的前提在于他们孩千考试成绩的高低上下。我想，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部分内容就这样被令人不安地继承了一下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和他们的某些先人一样，在信奉高额悬赏与出类拔萃成绩之间自有逻辑关系的人们眼里，悬赏成了他们的孩子投入考场的唯一动力，它也是他们的孩子成绩得以提升的唯一力量。这些人们也许确实触摸到了人性中的普遍弱点，也许确实直觉到了人类有史以来存在的共同弊病，只是他们过于绝对因而过于荒谬，因为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用物质造就的常常并不是社会生活中的精英，更多的倒是在上海迪斯科舞厅里将自己装点得十分“朋克”或者说十分“酷”的、而其实什么也不是的家伙。危险就在这里。推崇高额悬赏的人们正在侵蚀着未来人（今天的孩子上是未来人的雏形），他们对其下一代的态度有意无意地强化着功到社会中奉为至尊的准则、信条和教义：任何情状的维持与任何东西的获得都是也只能是以物质交换作为唯一的媒介，没有人能够超越这个“唯物”的层面，为了一种较为纯粹的境界去提升生命。今天，我们已经领略到了这种功利思想的毒害——只要你有足够的观察力去发现那些背着大兴的路易·威登而时刻准备将自己当作一个专卖店的妙龄女子和那些戴着无框墨镜随时渴望扮演“拆白党”的纨绔子弟——要不了多久，我们便会感觉到这种思想对更为年轻一代的破坏性作用，那时，今天的孩子会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对整个社会冷冷地说道：你还能给我什么？物质堆砌不出“贵族” 无论从我们所建立的民主社会这一角度还是从我们民族传统这一角度，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断然地说：今天没有“贵族”。然而，和我们生活于同一座城市的有些男女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对自己拥有 “贵族”身份也许已经绝望，但变本加厉于自己的儿女身上，期望在充分的物质化之后，能够营造他们的“贵族”后裔。他们因此用世界品牌的婴幼儿用品将不足六个月的女儿武装到了牙齿，他们又向刚刚凑足两岁的儿子提供着绝对豪华的家庭空间，他们已有的财力使城市蓝领只能望洋兴叹，使城市白领顿感捉襟见肘，而他们则沉浸于这样的想象之中：在添加了足够的物质能量之后，他们的儿女将会变成完美的人，是芸芸众生中的精英，是平凡男女中的“贵族”。他们没有想到或不愿去想到的是这只是个人的一厢情愿，历史早就证明而现实还将继续证明：享有充分的物质并不足以培养出社会生活中的“贵族”，因为假定中的“贵族”应有的那种精神性的力量，那种无与伦比的忘我意志，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独特气质，都不是在世界名牌的包装下所能产生的，也不是在豪华空间里能够生成的。绝对的精致、优雅、奢华的生活确实可以派生出一些东西，譬如上流社会的那份作派；又譬如中产阶级的那份架势，以及若干的情调、若干的风韵、若干的气度、若干的姿态，但这所有的一切都与社会精英中的精英——“贵族”——无关。相信物质可以造就“贵族”的今日生活中的富豪们，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最可能看到的一幕是这样的：被他们打造得十分精致的儿女每每就着慵懒的阳光，品尝着哥伦比亚咖啡，打发着漫长的下午时光；他们也可能看到的是这样一幕：挣脱了他们的卵翼，他们的儿女在夜晚的边高城中，和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披散着已被染成土黄色的头发，疯狂地、忘却一切地舞蹈着。重复一遍，物质堆砌不出“贵族”。更何况，在一个民主化的社会中，至少在理论上，每一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那种所谓的“贵族”和“贵族思想”不仅是对民主社会的一种越轨，更是一种反动。溺爱会有什么结果开宗明义，我个人认为“如今的孩子母亲管得多而父亲管得少”这种说法过于暖昧，因而缺乏真正的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怎么看待“管”，这是我与其他一些人所持观点的分野所在。让我讲得具体一点。瑞华坊，那是我居住的里弄。我看见不少母亲无微不至地管束着自己的孩子：从上课时应带的矿泉水到提醒起床的闹钟；从每天看电视给予的法定时间，到开启智力的某种读物，总之，对孩子的每一个细节她们都给与了相当强度的关注，她们的爱心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爱心是否一定有助于孩子的成长，使他们成为未来社会中一个极富于竞争意识从而能够更好地掌握自己命运的新人？恕我直言，我在这些母亲的身上并没有感觉到她们理解了这一点，我更多感觉到的是她们出于与生俱来的那份母性的“溺爱”。她们也许给与了孩子充分的时间和感情，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孩子成长乃至生存中的本质性的问题—— 譬如，非常敏锐地洞察到孩子内心中的一些微妙变化，同时对这种变化作出作为一个家K的细腻反应；又譬如，及时地了解孩子身边的那些朋友们的素质，同时向他作出你的公正而明智的判断；再譬如，自始至终坚定孩子的信心，并且。恰到好处地给他一份压力，使他明白生活在最本质的意义上便是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反挑战…… 我个人认为这种忽略将是致命的，它决非用过分的“溺爱”便能替代。因为，如果由于我们的多情、深情、迷情造就而成的下一代，却无法适应二十一世纪这个更为开放同时也更为冷峻的时代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明我们在孩子们身上所花去的时间是全部白费了，而我们在孩子们的在生活细节上所注入的情感也只能被用来证明是毫无意义的。新文化批评：到来的是自由还是压抑尼葛洛庞蒂给我们上课来自美国的尼葛洛庞蒂先生正在给我们上课，教材便是他那一本已在中国大陆某些特殊人群、特殊圈子中广泛流行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数字化生存》，这样的教材并非只有《数字化生存》，我们不是还读到了《网络为王》、《虚拟生存》、《电脑时代的恐惧与压力》等等的读物吗？所有这些读物都明确无误地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人类正进入一个后信息时代，由于INTERNET的产生，电脑不再是一台任人摆布的计算机，它将决定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秩序、我们的文化结构。用尼葛洛庞蒂的话来说：计算机不再是计算机的问题，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对一座尚处于发展中时期的城市（哪怕它已拥有了世界第三高楼，即将拥有世界第一高楼）来说，这样的信息多少带上了一点耸人听闻的色彩，除了居住于这座城市高科技据点中的那些人们，除了始终坚信技术的力量并视之为生存的最主要支柱的那些人们，以及那些陌生于人与人的交往而迷恋人与机器对话的人们，更多的人们恐怕对INTERNET仍无动与衷，当然更无视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从某种意义上说，当生存在眼下还非常具体地表现为以有限的积累加上同样有限的公积金去获取7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两房一厅；表现为以拼死一搏的心情在1200 点股指时进入，妄想在1500点股指时有所斩获；表现为乞求于再就业工程给与的50 0元甚至更少一点的月薪来维持生存的需要，尼葛洛庞蒂和他的《数字化生存》不是显得过于神话也过于奢侈了吗？但我想，如果我们不那么急功近利、不那么鼠目寸光，我们便有必要倾听尼葛洛庞蒂的说教，因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不会由于时间、空间的距离而被永远地阻隔，同样也不会由于我们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们尚未触及而变换它的性质。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识到《数字化生存》、《网络为王》、《虚拟生存》等等的读物不仅只有文本的价值，在它有时不免夸大其词、有时不免耸人听闻的描述中，一种我们并不熟悉但无法拒绝的未来社会的架构正在被勾勒，我们已经听闻那汹涌澎湃的大潮来临前的沉郁涛声。我们同时又有痛苦的直觉：未来社会中缺席的人们或许就是今天对所有这些都无动于衷的男女。虚拟社会和它的电子信徒在这之前，我们有着由芸芸众生所构成的现实社会，有着由戏剧、影视所再现的艺术社会，但我们几乎不知还有着一个虚拟社会的存在，而现在，这个被未来学家、数位专家、后信息主义理论家所超前演绎的空间却一下子和我们拉近了距离。譬如，在我们这座城市之外的一些发达区域正流行着一种TAMAGOTCH的东西，它虚拟着自然界中的生物——小鸡、小猫、小狗乃至恐龙——的生态习性，从而以动物性界面（借用一个信息主义理论家的术语）来完成与人的沟通。虽说，TAMAGOTC H的流行还不能指证一个虚拟社会的完整成形，但它却传递了这个社会来临前的信息，而干百万电子信徒对其的狂热也传递了“未来人”的雏形。这可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世界性趋势，比时尚更深刻、比流行更持久的趋势。在我们这座城市，早几年，我们不是目睹过多少男女痴迷着俄罗斯方块（尽管它还不能归之于虚拟社会的范畴），而今天，我们不又目击着几多GAMEBOY聚集在城市的电玩商店、游戏机房，在虚拟的电子空间里格斗、厮杀、奔腾、飞翔……他们在这种拟人化的时空中投入的感情、迸发的热情是远远地超越了在现实时空中的强度的。他们有时感觉到一片虚拟的情景、一种虚拟的环境比他们生存的真实时空要来得更为激动人心。由此看来，TAMAGOTCH何时出现在上海男女的掌中并不重要，而在它出现的背后潜伏着一个虚拟社会与现实人们的关系问题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想，我们确实有理由向自己发问：为什么年轻的一代更乐于成为电子信徒而不是文本信徒？为什么电子信徒将虚拟社会看得比现实社会更为逼真从而更为动心？渴望虚拟社会会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情感吗？并且，虚拟社会的信徒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将成为新的另类？ INTERNET不是“诺亚方舟” 一个人类历史上变化最为多样、急遽和诡秘的时代正被我们这一代所而对，其中，这个时代的产物之一INTERNET让我们全体感受着它的无边魅力、万千气象。当我们还十分朦胧地理解着电脑的发明不同于电话的发明的时候，当我们还十分含混地想象着卡斯帕罗夫与深蓝的胜负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小插曲的时候，当我们还十分模糊地看待那些在网上闲聊的人们并将他们只是当作吮吸林忆莲乳汁的细小族的时候，我们能有多少自信去不屑INTERNET？然而，有一点是需要加以警惕的。在今日的时代里，我们开始听到这样一种说法，INTERNET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创造，它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是最为全面的，一句话，INTERNET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它甚至可以表达人类最复杂的情感，解决人类已有的一些难题。这种说法充塞在我们的大小媒体上，它压倒一切，唯我独尊，是正在慢慢形成的新意识形态的素材之一。必须注意这种说法的来源，他们不外乎是这样一些人物：别有用心的网络服务商、单向度思考问题的电脑行家、永远走在所谓的时代前列而其实永远迷乱自己的大大小小的网虫们…… 但是，已有的历史证明了没有一种发明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没错，十九世纪人类拥有了公路，二十世纪人类获得了飞机，二十一世纪人类将由电脑来承担他的一部分任务，人类在有效地克服时间、空间加在他身上的阻力这一方面的努力是极其成功的，但是，人类在面对自我的时候，却显得十分无力。人们内心所存在的痛苦、焦虑、怀疑、隔膜、敌视、仇恨、不信任等等的情感正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与日俱增，又有谁能够向我们证明由于时代的更替使得我们也一同进入了一个较前更为明朗、清晰、安全的肚界呢？ INTERNET不是“诺亚方舟”，它不能拯救我们的肉身更不用说我们的灵魂了。它只是人类的一项发明，一项伟大的发明。它的作用确实不比瓦特先生的蒸汽机来得差，它指代着时代的更替、生活方式的变化，但是，我们绝对无法去指望它会来解决我们内心存在着的、连上帝也无法洞见的问题。胜利的电脑与被“组织化”的恐惧我相信，任何一个对电脑、对国际互连网络、对前信息后信息时代有着不可遏制的迷恋的男女，他们都不会产生这样一种压力和恐惧，然而，对在文本时代中成长并用文本方式去和他的身外世界沟通的很小的一部分人们来说（请注意，我用的是“很小的一部分人们”这个限定），这样的压力和恐惧是真实地存在着的，他们不信任电脑，同时拒绝这个现代社会的超级尤物。在事物的最一般的层面上，也即事物的表象上，这样的人们容易被一个前进的社会、一个时尚的人群和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所忽略所不屑，然而只要你有足够的感受力和洞察力，你便不会如此轻率、如此肤浅地作出判断。仔细地观察和感受他们一下，你就会明白一点，他们对电脑时代的压力、恐惧来自于自己即将被彻底机器化、彻底组织化的一种“野兽般的预感”，但愿这样的说法不至于冒犯他们。彻底机器化和“彻底组织化”的事实是真实地存在的。比如，在文本时代里，你和组织的对话可以采取人际交往的方式，即使你完全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你至少可以与对方有所交流，你可以争辩、反驳、抗议，你可以用尖锐的愤怒来表达你的思想，用强硬的不满来传递你的立场，一句话，你的对话和沟通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的，它让你感受着人性的氛围，感受着人性空间中的一切生命的反应。但现在，在一个电脑时代里，当一个人与他所栖身的组织进行对话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只是一台冷冰冰的机器，一个寂然无声的物件，它将你与你的交谈对象截然分割，你完全感受不到对方的任何情感反应，无论是愤怒还是轻蔑，无论是冷淡还是狂喜，你接受到的只是一连串的电脑指令，你只需在你的“菲力普”的键盘上打上YES或NO。在这样的对话和交流中，你根本得不到人性空间所存在着的那种极微妙、极细腻的感受，你同样得不到那个空！司里有着的属于人性独有的正常反馈，悲观地说，你先前所赖以生存的人文空间现在被无情地消灭了。这就是在彻底的机器化后“彻底的组织化”。这里的“组织化”与我们先前谈到的组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表达的是一个时代在它无情的发展中所强加给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其实目下很难评判的生存系统。我一开始就说过，这个时代适得其所的人们是不会理睬更不会在乎电脑时代的悲观主义者的，他们当然也不会去在意悲观主义者的观点。由于从一开始他们就生活在CPU、CD—ROM、MODEM所构建的世界里，他们是兴高采烈地欢呼着电脑时代的到来，他们认为这样的时代才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个性。但我更愿相信，再过若干的年头，他们也会渐渐地体会到“被彻底组织化”后的人性悲剧，也会慢慢地理解起人性化空间被消解后的生命的空洞。至于我们，我想，是有足够的理由去注意电脑时代中的这些小部分的背道而驰者，去关注他们的“野兽般的预感”。电脑时代与一种伟大传统的被丢弃当我们开始谈起电脑时代与这个时代对人们的压力时，我们并不是从一个机械文明的反对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也不是从一个信息时代的边缘者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换言之，一种平面而又简单的“卢德主义者”的立场并不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我们谈的压力是那种义化的压力，指的是一种传统文化被今日的电脑文化所颠覆后我们所面临的压力。具体来说，用笔（无论是毛笔、铅笔、钢笔还是圆珠笔）书写的方式是我们固有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它与我们达成的和谐、一致和下意识的沟通是无与伦比的，这是由时间的积累、文化的代代相承所形成。如果说我们拥有的书写方式是一种传统方式的话，那么，这是一种绝对有价值的传统方式，因为在这里面不仅注入了历史的成分，它还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或者说是一个伟大的种群存在于世的物化证明。然而，现在我们不仅看到了用电脑输入文字这样一种崭新的方式，我们简直就是被这样的新方式所逼迫，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得接受这样一种方式，除作我们甘愿被别人指责为一个落后于时代并且立刻将被时代所淘汰的可怜虫。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痛切地认识到，我们的文化之根正被斩断，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正被埋葬，那个至今只有五十年历史的电脑代替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书写方式，它在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传统书写方式里面色含的历史价值，更不必说这里面包含的审美价值了。譬如，从今以后我们还能欣赏到那说不明、道不完的书法艺术吗？我想，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这样的简单代替并不会使我们与电脑立刻建立一种十分和谐的关系，更不会让我们与电脑产生一种我们和传统书写方式曾经有过的那种下意识的关系，而正是这种下意识的关系，使我们的文化传统保持了统一。也许，比我们更年轻的人们不会有这种文化压力，他们和电脑的关系与我们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明我们承受的压力毫无意义，不能够说明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的被丢弃是值得欢欣鼓舞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尊重历史的话，那么，历史同样不会尊重我们，不会尊重今天妄自尊大的人们。幸福的冲浪和不幸的沉没今天，我们将成为一名无可比拟的“冲浪者”，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足够的热情进入那个叫做INTERNET之海的话。在那里，我指的是INTERNET上，冲浪将是十分的刺激和兴奋，超文本阅读让我们知晓了施瓦辛格的下一部动作片诉求的是什么内容，卢卡斯正作着怎样的空间战幻想，而欧文·斯通先生在《野战排》、《KFG之后又有着多少有关社会、政治、艺术的想法……INTERNET为我们展开的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信息之海，我们在其中漫游、冲浪，同时真正地感受到什么叫做“浩瀚”。如此看来，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生逢其时，生逢神奇的INTEKNET时代，但冲浪者中有人难道不会因此而沉没吗？且不说我们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多的信息，即使对一颗有准备的头脑来说，过多、过量、过分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十分有害的。现比心理学家和通讯理论家早就对人体作为信息的通道量做过实验，他们证明了这么两点：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信息的超负荷将会使人们严重地行为失常。在那些信息研究先驱者的眼里，超量的信息摄入将会导致一个不祥的结果：精神的紊乱。联想到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有着稳定发展节奏的社会，当我们要以大大快于这个节奏的速度去接受和处理信息，其中的裂缝不是由此而清晰可见吗？尽管，一个技术社会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对于每一个冲浪者来说，在他航行之前，他应认识到这样一点：并不是每一次的冲浪都是必须的，他应谨慎地作出选择以防在信息之海里被彻底淹没。奈斯比特还能预言什么整整16年之前，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他著名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已经天才地预言了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从非此即彼的选择到多种多样的选择，更分散、更个人化的生活模式将成为主要的方向和趋势。16 年之后，奈斯比特的预言果然得到了世界性的印证。在上海，’98之夏人们的休闲生活便呈现了1982年（也即奈斯比特写作《大趋势》一文的时候）所绝对没有的缤纷色彩，上海人如同奈斯比特预言的那样作出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具体而言我们看到了喧哗的派克97晃荡着借酒浇愁或以酒壮胆的人们；我们看到了雅致的绿茵饮品屋错乱着附庸风雅或独标一格的玩家；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众多文化馆翩跹着自我实现或自以为是的青春玉女……在这个季节我们还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与休闲生活有关的学习班，它们满载着电脑、插花、装裱、博弈、舞蹈、书法等等的学员，显示着生活的多姿多彩、休闲方式的形形色色。奈斯比特有理由自豪，他超前地为我们描述的这一幅全球化生活方式的前瞻图景，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都获得了回应。有一点不会出错，奈斯比特的非凡之处在于他能够透过这颗星球的经济、科学、技术等等的发展，洞察到它们必然将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变化。然而，奈斯比特没有预言到的是当人们拥有了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之后，他们却失去了生命应有的紧张意义。也即当人们普遍地放松着“生命”的时候，如果他们还会叩问心灵的话，他们便感觉得到生活中的“空洞”成分。这是至今我们知道的一切对技术的发展充满了信心的未来学家的共同特点，他们在对未来世界的科技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作出了常常是非常准确的预言之后，出于他们的乐观主义哲学观点，他们一般回避生存在技术世界中人们的内心问题，也不对这种内心问题可能会产生的危机作出天才的预言。科技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这是他们的观点。这就如同我们在今天听到名噪一时的后信息主义理论家尼葛洛庞蒂对数位技术在未来世界的影响所作的热情洋溢的预言一样，在他那里，一张光碟包含了生命中的所有问题。然而，就是在产生了奈斯比特和尼葛洛庞蒂等等未来学家、后信息主义理论家的美国，不久前，一个叫做“苹果白”的男子，以我们不可理解的原因，率领着他的伙伴们在圣地亚哥集体自杀，他们都是精通网络的工程师。在下一个16年到来之后，我想，我们还会倾听未来学家们的天才预言，因为他们对未来世界的判断、把握是我们赖以认识世界的途径之一。但是我们有权利要求他们的预言不仅仅是一派对高科技发展的乐观之言，也不仅仅是一席吻合高情感的惊世之说，很简单，不是我们喜欢悲观，而是我们需要世界的真相。谁令CI更有意义已经有着若干的年头，一些人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们CI的魔力：它的起死回生作用、它的摧枯拉朽能量以及它的另外一些令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灵魂出窍的神奇本领。一般而言，对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多半只能将信将疑，我们没有理主去否定这种说法，我们确实知道在它的发祥之地CI拥有着不胜枚举的成功范例；然而我们同样不敢过于相信这种说法，在这里，我们多少还是分辨得出什么是真正的CI设计，而什么只是对CI设计的“淘浆糊”的演绎，这就如同我们能够分辨在CI的亚种“形象设计”中，谁是真正的大师，而谁只是过眼烟云的过客。对至今为止的CI设计，如果我们要求得稍微严厉一点，我们就只能说它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只是停留在浅表层次上。不错，我们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些企业的形象标志，它们红得很鲜艳、蓝得很悦目、黄得很敏感，仅就色彩的迷惑力和蛊惑性而言，我们的CI设计师们确实达到了目标。但是我们的头脑呢？它可不像我们的眼睛那么容易满足，它要求着更多一点的东西，说得更明确一些，它要求的是CI设计师们对文化理念的创造能力和抽象能力，而没有这样一些能力，我们的CI设计师们只能算作一个二、三流的美工。从青岛新城市中心广场的设计平面图上传来的信息多少计我们改变了一些看法， “诺贝”的CI设计师们在其CI设计中显示了思想的独特性。就我个人来说，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这个超级购物城中设置的“世界商业贩卖形态博物馆”，它将人类历史上已有的“贩卖形态”，从设在巴黎的世界上第一家彭·马歇百货商店到被称作引起了第二次零售业革命的金·库克伦的超级市场；从让人们重新回到他们童年时代的以物易物区到最为新颖的INTERNET购物的新销售实验地，都一一展现在你的面前，让你清晰地看到了“世界商业贩卖形态”的演变过程，从而也看到了人类在其走向商业社会时的蹒跚足迹。无需过分地夸大“诺贝”的CI设计师，但是，如果说他们令我们深感兴趣的话，那么不是别的，而是他们的CI设计中表现出来的某种思想独创性和想象独特性。说得绝对一点，一切的CI设计师们部应满足我们对思想、对想象、对理念的强烈要求，一切的CI都应表现出足够的文化情怀和足够的文化意蕴。否则，我们的CI设计师们便只能娱乐我们的眼睛而无法影响我们的头脑；而我们的CI则不会具有真正的意义，尽管它似乎满世界地存在。 “好的广告是改变” “好的广告是改变”。如果我们没有听错的话，我们可以断定这些话语出自于他们的口中：中国新一代雄心勃勃同时也是好高骛远的广告人。无论在理论的意义还是在现实的意义上，我想，这番话都没有错，而且，简直是相当的正确。我们以人群中最突出同时也最有影响力的成功人士为例。我们一回了然着他们怎样被今日的广告所说服而营造着自己的“殿堂”。换言之，在房产广告反复描述着今日上海成功人士的家室所必须拥有的“罗马”、 “希腊”以及广而言之的“欧陆风情”的氛围之后，多少成功人士深信不疑地直扑这些所在。并且，当他们居住的公寓的门洞前树起了几根不伦不类的柱子，当他们自家的屋檐边修饰起了若干拟古的花纹，当他们居室的墙壁一侧安装上了永不冒烟的壁炉，他们，我们城市亲爱的成功人士于是真的天真地认为广告所言说的世界现在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现实，他们中特别有想象力的通过虚假的壁炉、做作的纹饰、不伦不类的问题似乎还与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日耳曼人进行着精神沟通，似乎还虚构着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所燃起的熊熊烈火。我们再以人群中最为广泛同时也处于最为无奈境地的“蓝领”为例。我们不无感慨地目击着他们怎样被广告所征服而最终只能成为一头迷途的羔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当电视媒体上出现力士健美器的直销广告后，他们对其的推崇是无以复加的，然而，由于他们可能拥有的购买力与健美器之间的差距，他们不得不望洋兴叹；又譬如，当他们置身于非主流社会圈子并与传销广告劈头相撞时，他们不加思索地沉浸于中，然后又身体力行，将自己当做了一个更为热情洋溢的传销广告，虽说被传销广告迅速改变这一事实并没有使他们同样迅速地改变现实生活。我们还可以举这座城市最为年轻国而在未来的日子里也最为重要的人群为例。目下，这些心理上还没有断奶的细小族，从他们的五官对这个世界有着最初反应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熟悉了对他们的广告轰炸——从“吉列”刮胡子刀到“雷达”喷雾剂到“百事可乐”大促销——所以，当他们将某某冰淇淋或某某甜点的广告歌词当成自己童年的歌谣时，我想，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从社会主要人群被广告大面积覆盖这一事实来看，我们明白了广告在今日社会中的无与伦比的影响，我们也理解了新广告人的宣言：好的广告是改变。是的，它确实是一种改变，是一种深刻而透彻的改变，它改变了人们在今日社会中的消费态度，甚至改变了人们对今日时代的基本态度。问题在于这样的改变正在派生出另外一些问题，一些在我看来是很严重的问题。我指的远不是新广告人炮制的广告中普遍存在的自吹自擂、哗众取宠、指鹿为马等等的广告病，在我看来，这些广告病尽管是某些新广告人明显败笔的最好证明，但它还不那么地致命，因为它关涉的还只是一种技术性错误；本质性错误在于新广告人的思想指向：这是一个快乐无比的时代，每个男女在这个时代都可以分享它的幸福，那些其实只是生存于广告的调色板、招贴画上的名车、豪宅、华丽家具仿佛即刻就可搬迁到任何一个人的家中。新广告人就这样虚拟着一幅华丽美妙的图景，而被这幅画面所眩晕的普通公民正为此付出迷失自我进而丧失自我的代价。公正点说，新广告人中富有才气者已经给一度陈腐不堪的广告事业带来了若干希望，他们中亦有人在局部的范围内为共和国的广告事业增光添彩。但是，他们中鲜有人会在自己创造的广告中为我们说出一些更加真实因而更为深刻的东西。他们在努力地粉饰生活进而虚构生活，这也许出于一种现实无奈：他们的生存命运上被强大的商业集团所左右，同理，他们的思想能力也被这些商业集回所左右。然而，处于这样的境地并不能解脱他们对这个时代所负的责任，如果他们真的是像自己所渴望的那样成为新文化的建立者，并进而成为时代之船的镇舱石的话，那么，他们应该具有超越自己生存和言语境地的勇气。他们不应该只是津津乐道于那些小技巧（哪怕这些小技巧为他们搏得了洲际性声誉），他们也不应该只是乐此不疲于那些小聪明（哪怕这些小聪明为他们赢得了亚世界性影响），在广告中，他们有理由问人们说出关于这个胜界、这个时代中的种种疑惑，既然他们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里获得如此庞大的言说权利。唯有此，他们方能这样说，好的广告是改变，更好的广告是颠覆。后自然盛宴：语言的蛊惑和谋杀如果你是一个有着正常审美能力同时又有着当代文化基本知识的人，对“后自然盛宴”这个词语相信你一定会产生丰富的联想，因为它不但将勾起你有关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后信息时代等等的回忆；它也将唤醒蛰伏在你内心中的有关 “美”、“绚烂”、“华丽”、“激情”等等的想象。但在我们这座城市一条颇具怀旧意味的大街的某个橱窗呕，我们看见这个饲语指称的是一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服饰，这些服饰既谈不上什么特点更谈不上什么风格，绝对不为人注意地垂挂着，如果不是“后自然盛宴”对我们的强烈提醒，我想它们会这样无所作为地一白垂挂到．一个世纪。于是，在“提醒”的意义上，“后自然盛宴”这个充满了需惑性的词语得到了证实，紧接着被证实的是它的“欺骗性”，因为如同我刚才所说的，每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男女都会清楚地知道这个词语并没有真实、客观、深刻地反映它的所指对象，在它不怀好意的粉饰和夸张下，它的所指对象的真相遭到了彻底的遮蔽，回此，识认被这个词语所歪曲了的物象的男女其实受到了这个词语的“谋杀”。这不是个例，不是偶然。在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里比比皆是这样的“蛊惑”和 “谋杀”，而且，我们发现它们的炮制者常常又是新广告人，那些时时以罗斯福的名言（尽管没有得到过证实）作为口头神，又时时试图改变、颠覆世界的好汉们。我想这不奇怪，新广告人本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意识形态”的共同炮制者之一，出于他们个人渺小的商业动机和对未来太平盛世宏大的乐观主义这双重态度，他们时时刻刻需要向社会和人民透支，将一个并不存在的“香格里拉”当成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或者将一些毫不相关的元素生拼硬凑在一起，然后给定一个意思，运用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已有的话语权利，把它们强行地灌输给这个社会的男女。从“后自然盛宴”这个词语的出现中，我们察觉了新广告人的企图，同时，我们也感觉到了新广告人的敏锐，因为“后自然盛宴”这种词语所打击的对象决不是最为庞大的蓝领阶层（因为它无法唤起这个阶层的自我联想），而是一个正如火如茶的新阶层——白领。由于这个阶层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具有的趣味，它们对“后自然盛宴”这个词语会有自己特殊的敏感，同时也会作出自己的特殊反应——不由自主的亲和和不主自主的迷惑。问题在于新广告人本身来自白领阶层，他们是这个阶层中的一员，当他们向自己所属的阶层兜售并不存在的物象的时候，他们不是在作着自我欺骗吗？于是，我们所目击的这一幕便以滑稽的方式发出了深刻的提问：是谁真正地需要“后自然盛宴”这个词语？又是谁被它“蛊惑”和“谋杀”？城市“克隆”：消失的激情和胜利的游戏对上海的不少时尚男女来说，1997年最值得他们回味的流行文化事件之一便是在通通迪斯科广场中作为“明星替代物”的尽情出演，它的正式称呼为“克隆明星”。在那些令他们醉心的夜晚，这些城市的新新人类、细细小族从四方而来，先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乔装打扮，将自己处理成“张学友”，改造成“范晓萱”，变化成 “任贤齐”，然后带着他们个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信走上了通通迪斯科的舞合，全情投入地演绎他们心中的偶像。我个人便在1997年11月的某个夜晚自击了一个 “上海李小龙”的表演：但见他一身黑衣黑裤，口中念念有词，跳上舞台后向他的假想敌频频出招，嘴里还发出着阵阵恐怖的袅叫。他的作派和当年的武学大师无甚区别，他由此而博得了满场的掌声。他们乐此不疲。上海的新新人类、细细小族乐此不疲。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模仿他们内心中的英雄进而成为这个英雄（哪怕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刻）更令他们心潮澎湃更令他们神不守舍呢？无须怀疑发生在通通迪斯科广场中的一切对今天部分的城市青年已经产生的影响，从城市游戏的角度而言，这种对明星的模仿行为以它广泛的参与性、创意的独特性和演绎的生动性超越了过去所有的城市游戏，它使得通通迪斯科广场在每个夜晚成为上海部分年轻人朝拜的圣地，在这里所发生的事件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上海流行文化篇章中的一节，而“克隆”也随之成为这个章节中最重要的词语。对我来说，也正是“克隆”这个词语勾勒了这个时代的部分真相，揭示了游戏背后的真谛。原创力的缺乏早就是我们民族素质中的一个缺陷，而原创激情的消退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倒退若干年，我们在城市中还能目击原创力和原创激情的充分表达——以先锋诗歌、反抗戏剧和非主流行为艺术的形式，我个人始终清晰地记得在九十年代初期的那些日子里，我是如何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夜晚时分穿行在黯淡的城市中（那时，上海还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灯火璀灿、繁华如梦），去观看张献君的小剧场戏剧《屋里的猫头鹰》，去感受上海摇滚组合的半地下歌唱。而今，所有这些曾经振奋过我们心灵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没有消失的只是在平庸的生活中产生的复制文化和陶醉于这种文化里的平淡无奇的灵魂。只要打量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有事实，我们就会丧气地意识到我们不再有多少可能去遭遇那些离经叛道的人物、事件和场景，遭遇其中所包孕着的无出其右的个性、意识和氛围。譬如在这个普遍地灯红酒绿的城市，那些因装饰的占怪、风格的独特而曾令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的城市酒吧，我们亦很快地感觉到了这之中疲弱的复制性质：一样的做作、一样的矫情、一样的晔众取宠。平凡的生活无法激活人们的内在激情，使人的生命力呼啸而出，在一种特殊的境地和境域里将创造的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些在消费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后细小族，他们的生命力原本就这样地孱弱，原创的激情原本就这样地缺乏，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他们除了不断地复制、不断地克隆还能够做些什么呢？由此，我们在通通迪斯科钢结构的舞台上，看见了那么多渴望“克隆明星”的城市青年，他们接踵而至的身影是关于软弱的一个最充分的证明，虽说，我丝毫无意对作为游戏的“克隆明星”和它的创意者表示不敬。《迪尔伯特原则》：“办公虫”的新宠在上海《文汇报》工作的朱伟先生有多种理中可以被我们所关注，但这一次他被我们注意的原因是他和他的《迪尔伯特原则》。那是在1997年的圣诞节前夕，生性优雅、颇有品位的朱伟先生给他的四个朋友寄去了四本《迪尔伯特原则》，作为他对朋友们的节日祝贺。稍后，朱伟先生向笔者谈了他的心理感受：“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对我来说，它甚至有点奇特，因为它尽情地嘲弄了美国的老板，当然，也可以说它尽情地嘲弄了全世界的老板，但它的行文和笔调却极轻松，那里面并没有过多的抗议和控诉。” 同样有趣的是朱伟的朋友们的反应，她们几乎全都这样说道：“我们对这本书深感兴趣，但是我们都非常小心，不让我们的老板看见，以免生出什么误会。” 必须说明的是，朱伟的这些女朋友都在中国目下最走红的企业——三资企业中忙乎，她们正是被斯科特·亚当斯先生在《迪尔伯特原则》中所不幸地描绘的人们，更直率点说就是“办公虫”。朱伟先生和他女友们的情感反应并不是孤立的，在’97与’98之交的上海，我们发现不少和办公室有关的作品正在这一严格来说于我们还颇为陌生的人群——白领——中广泛流行，譬如叫做《办公室兵法》的这本书就走红于白领群落。这种现象给’97与’98之交正在兴起的城市白领文化涂抹上了异样的色彩，使得我们对这个新兴的人群有了另一种打量的目光。之所以这么说，乃是“办公虫”的遭际和对这种遭际的犀利反拨构成了《迪尔伯特原则》一书的基调，引用书中一句听来最为调侃其实却是最为愤怒的话来说，所谓的“迪尔伯特原则”就是“将R痴按步就班地向上提拔，提得官位越高，他们所造成的损失就越小”。在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尤其在第一世界的美国，对办公室或“办公室文化”的彻底看透以至无情解剖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那块新大陆中有着现代让会所整合而成的最精密同时也是最冷峻的工业机器，身为这架机器中颗颗螺丝钉的那些喉管下系一条职业领带的白领们，正是在华尔街的匆匆行走、汉堡包的狼吞虎咽中不由自主地衍变成一条条“办公虫”，我想，这些“办公虫”是深知办公生涯所包含的致命的乏味，从而也深得斯科特·亚当斯先生一书的精髓。但在中国，在这片严格点说还只是刚刚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世界的土地上，这些身为白领群落中一分子的人们对斯科特·亚当斯先生的积极响应就理应格外地引起我们的注意。试想想，就在不久之前，“白领”一词还无法出现在共和国任何主流的媒体上，还只能蛰伏在非主流的话语圈和生活圈里。而此刻，“白领”如同“股票”、 “淘浆糊”之类正成为人们口头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办公室的故事上编写着人们生活中的新浪漫主义；而这个其实正受到最多误解的新人群正被无知的人们抽象为新时代的典范，一句话，“白领”已成为一种价值尺度，而它所指代的物化现实也成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基于这样的“白领文化”语境，“反白领文化” 或者更准确点说是反“办公室文化”的倾向，就不只是有趣还应是自有它的深意。 “全世界的白领都应是相同的，他们有着相同的心理感受和相同的内在欲望，那就是渴望不断地向上爬，但又不得不忍受向上爬时的屈辱，因而，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们更需要发泄。”在某家日本老牌公司中工作过而今已跳槽至某家英国老牌公司的洪先生这样说道。他刚刚看完《迪尔伯特原则》，他说斯科特·亚当斯的观察力让他敬佩，他又说尽管自己身为白领的时期不算很长，但有时他确有着如同斯科特·亚当斯所指出的“生命之泉干枯之后变得像一块抹布”那样不祥的预感，此外，他非常欣赏斯科特·亚当斯的叙述立场，那就是彻底的调侃：不仅嘲笑办公室中所发生的一切，并且也嘲讽作为嘲笑者的自己。“这样，他不仅表现出了自己的睿智，洞察了新人类的阅读心理，他还使得本质是灰色的生活变得轻松起来，人们不至于因为愤怒而最终绝望起来。”月收入在三千美金与五千美金之间徘徊的洪先生是如此解读《迪尔伯特原则》一书的，他的解读也许并不能概括作为第三世界一分子的中国白领的心理，但那里应该有着朱伟和他的女友们的若干心绪。换言之，在中国上海这座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中，那些身处白领群落的人们，远远要比在一边胡思乱想进而胡言乱语的男女更精准地理解到，当他们在为自己看上去相当不错、听上去相当体面的“白领”生涯奋斗时，其实正怎样无可挽回地变成一条可怜兮兮的“办公虫”，正怎样不可救药地堕落成一个工业社会中的“白痴”。他们由此而人手一册《迪尔伯特原则》，由此而在各自的小圈子中尽情地戏谑自己的老板，将各自在刚刚开始的白领生涯中积累的压抑、不满得以尽情释放。或许，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不同，他们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一步：在无法谋杀自己老板的无奈中，只得恨恨不已地将斯科特·亚当斯的漫画钉在办公室的墙壁上。豪华杂志：寻找城市之门的钥匙豪华杂志继续以迅猛的速度在发展，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在“疯长”，当我们再次打量和言说它的时候。仅以上海为例，我们在看到了《HOW（好）》、《文化广场》、《大都市》之后，现在又看到了《上海文化》和面世不久的《青年社交》，我曾经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是中国大陆所有试图现代化的城市对中国新人群、新社会的一种解读，或者也可更为抒情地称之是我们时代试图“寻找一把打开城市秘密之门钥匙”的努力。然而，这只是一个角度。还有着其他的角度有待我们阐述，譬如“文化的替代与置换”。我指的这种文化替代与置换并不发生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换言之，在市民社会里，这样的替代与置换早就开始而且早就完成，我们不是在向隅哭泣的精英文化的一边听到了大众文化得意洋洋的聒噪吗？我说的文化替代与置换发生在大众文化的内部。在今天，大众文化发生了再次的分裂，不那么精确地说，是迅速崛起的R领文化对蓝领文化作着粉碎性的压制，并且，在露出诸多败象的蓝领文化一边，白领文化渴望着独领风骚。在这之前，蓝领文化（仅就刊物而言）占据着大众文化的首席之地。举一个我们熟知的例子，当年发行量曾超过五百万的《青年一代》，它的主力客层便由城市青年职工这个蓝领阶层所支撑。那时，这些刊物在成功地控制中国大陆蓝领阶层的同时，亦成功地对这个阶层进行了令人陶醉的“催眠”，它的模式之一便是提供足够的奇闻轶事，提供毫无障碍的阅读，以及提供适度的神话色彩（譬如某个一文不名的家伙，由于遭遇了某个媚眼如丝却腰缠万贯的女子，一下子跃入了城市的成功人士的行列中；又譬如某个人半生潦倒的汉子，由十邂逅了多年前曾经不经意帮助过而今已成为VIP的男子，刹那之间改变了他灰暗的人生），对终其一生都只可能以 “平淡”一词形容的蓝领来说，这种“催眠”毫无疑问是非常成功的，他们在这种 “催眠”中打发时光、虚构梦想和填满欲望之谷。其时，后来的消费社会还没有真正地形成，以后将改变新人类价值观念的品牌理念暂时还只被那些先富起来但身份极其可疑的人们似是而非地接受着，而在今天产生着越来越大影响的白领阶层，其时还只是在某某株式会社或者某某HOTEL窜来窜去。蓝领文化稳居着它的霸主地位。斗移星转，时过境迁。一个新的人群在时代的变迁之中从大幕的一侧走向了大幕中央，他们被叫做白领。他们人性中新的欲求需要着新的催眠，他们文化上新的需要导致了新的阅读。也许无人能够求证是新人群的内在逼迫使得中国大陆风起云涌了如许豪华杂志？还是新杂忐人觉察到了新人群的广泛存在而鸟枪换炮了如许豪华杂志？现实是，我们触回可见这些由110克铜版纸、高密度彩色图片所构成的刊物，我们还看见了这些刊物里面所反复描述的这个时代的部分象征之物：缠绵至死的爱液（以法国香水为代表），貌如天仙的丽人（由时装模特为代表），说不完、道不尽的品牌（由雪奈儿、波罗、凯尔文·克莱等为代表）。我们还发现由数不胜数的信息、林林总总的姿态、层出不穷地涌现的线条、色彩共同构成的一种氛围在这些豪华杂志中生成，对豪华杂志的阅读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地感受、消费、融入这种氛围，新人群将他们的文化与蓝领文化作了鲜明的分野。并不是说，今天的白领彻底地拒绝城市故事。他们也需要用城市故事来催眠，然而与蓝领不一样的是他们似乎不在乎城市神话。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潜意识：我就是今天这个社会里的神话主角，无需借助想象中的邂逅、虚构中的遭遇，我就能跨进蓝领眼中的非凡者这一行列。此外，与蓝领不同的目光和感受力告诉他们，他们更多需要的是资讯，有关消费、有关情调、有关品位的资讯，因为他们不仅是生逢消费时代的人，他们还是尼葛洛庞蒂叙述的信息时代的一员。今日大众文化就这样又完成了它的一次分裂和蜕变，并且，在它的分裂和蜕变里面潜伏着非常残酷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前消费社会与消费社会之间存在着一条真正的壕沟，就整体人群而言，这条壕沟根本无法跨越。尽管用理想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不同的文化可以加以整合，但更多的时候，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只是殊死对抗的状态。今日豪华杂志的兴盛与普通杂志（姑且如此称呼）的式微便说明了这一点，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的人们，其实选择的是方生与将死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他们选择的是方生与将死的价值观念。《心太软》：无力时代的无力反应如果不是任贤齐的出现，如果不是这首被叫做《心太软》的歌曲在97年如同狂飙一般地横扫了大半个中国，攫取了大概几亿男女，那么，对’97大陆歌坛我们只能用“冷寂”这个形容词，我们还能够用的恐怕是“死气沉沉”之类的话语。你就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相爱容易，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不必勉强…… 至少已有若干个年头我们没有看见如此热闹的场景了，在大街上任何一家出售正宗CD或者出售大兴CD的商店门口，你会发现任贤齐老兄正酷似当年的齐秦、王杰、赵传、童安格一般地向你微笑；而在今天正多如牛毛的形象设计室或者更直截了当地叫做剃头店里，你同样会耳闻任贤齐老兄反复地叹息着他和人类共同的“心太软”，至于在目下已“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卡拉OK包厢中，由于任贤齐老兄的出现，酒足饭饱的人们除了又有东西可以帮助他们加快胃部的蠕动，他们还使得门可罗雀的卡拉OK而显一点起死回生的迹象。心太软，心太软，我们周遭的世界都反馈着“心太软”，这个情景使得中国内地伸往于原创音乐的人们为之而扼腕长叹。然而，任何一个对流行音乐有着独特感受力的人都心知肚叽在我们已知的所有流行歌曲中，《心太软》最多只能跻身一流的行列中。说得直白一点，就旋律的才华而言，它与周治平辈不在一个层面上；就歌词的打击力而言，它与罗大佑们相去又何止一千里，就演唱的技巧而言，任贤齐显然无法与张学友之流媲美。如此差强人意的任贤齐，如此平淡如水的《心太软》，却让多少上海人、多少内地中国人为此心驰神往，这里的缘由决不是音乐能够解释、也不是音乐能够包容的。如果说，每一个时期城市生活中都会产生一种主导情感，那么，当人们以各种方式将它阐述而出时，这些人们和这种方式就会由此获得社会和历史的超常注视。任贤齐和他的《心太软》有幸担当了这样的角色。 1997年对我们这座城市来说可以作多重阐述。从城市主流架构的视角来看，三月份封顶的世界第三高楼——金茂大厦——足以让我们的城市为之自傲，并让它的子民浮想联翩于不久就将到来的“太平洋世纪”。然而，从下半年度开始的东南亚金融风波，却以索罗斯的名义对这座城市作了一次有力的摇晃，它使得稍有觉悟力的人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即使“太平洋世纪”真的到来，那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亚洲人民的快乐时分，更不意味着它就是中国人民的狂欢时期；从城市非主流的视角而言，那些在稍早的时候就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人们（他们中包括着曾经蒸蒸日上的私营业主，始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国企经理们，以及所有在城市生活中努力地睁大双眼去发现时代裂缝并且常有收获的男女），在1998这一年里你时常会听到他们的唠切：生意真是太难做了。他们真切地体会到了生活的沉重性质，也再次地体会到了“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的古训。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们纷纷生出瞭望诸如“雅仕居”、“依莎仕”这些城市中产阶级居住区域的念头的话，那么，此刻对他们来说，能够保住自己若干年来结累的财产已属上上大吉，他们的情绪因此十分无奈，他们的感觉因此极其沮丧。在这样的情境下，任贤齐先生来到了他们的身边，《心太软》对应了他们的心结，对应了城市主流与非主流入群的’97情感，融合了几分落寞、几分无奈、几分迷茫。在任贤齐的反复歌唱中，这些人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灰色时期；而在反复地应和任贤齐的咏叹中，他们又渐渐地省悟到自己当时“该出手时不出手”，以致落到而今这种疲惫不堪、软不拉塌的局面，这正是不可饶恕的“心太软”、 “心太软”啊！这种“无力”还体现在人性这个较为隐蔽也更为恒久的层面上。用就职于中国最强大的媒体之一《文汇报》的朱伟先生的话来说，“《心太软》被如此之多的城市人喜欢，那是因为它表达了城市人的自恋情结。” 在情歌的意义上，《心太软》完全不同于稍早时候风靡城市的《情网》，更不同于更早时候征服城市人的《安妮》，任贤齐没有也表达不出张学友般的深情倾诉，没有也不可能像王杰那样地激越呼唤，但他在《心太软》一歌中充分地宣泄了自怨自怜，而这种自怨自怜却对应了世纪末情绪，对应了人们与生俱来的自我玩赏的情感。自我玩赏某种意义上等同于黑夜中的手淫，它是软弱的、卑忙的、无力的、琐碎的、毫无激情的，但它也是无法解脱，并且是不可救药的。就这样，二流的任贤齐做到了那些所谓的一流歌手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制约了我们城市中的多少男女；而二流的《心太软》也做到了那些所谓的一流歌曲做不成的事情：它制约了我们社会里的几多情感。这一切并不简单也并不复杂：某种意义上，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和它成了这个时期的象征物，传递了无力时代中同样无力的情绪。 “该出手时就出手” 当任贤齐以一曲软不拉塌的《心太软》而差不多成为1997年中国大陆的大众情人时，与他的题旨、倾向、趣味完全相反相成的一首歌也恰到好处地诞生并且控制了同样广大的人群，它就是出现在电视剧《水浒》中的插曲《好汉歌》，我们尤其熟悉的是刘欢同志在这首歌中引吭高歌的那一句：该出手时就出手。因为，这句歌词现在已经如此广泛地流传于上海市民各个群体中，并与“不要搞得太好噢”、 “淘浆糊”之类一起成为这座城市的口头禅，或者说成为这座城市的解读密码。让我讲得稍微详细一点。如同我在《心太软：无力时代的无力反应》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心太软》这首歌之所以广泛流传的一个极重要背景，在于1997年对普通市民来说是个经济情状相对低迷的年度，在这样的情状中，昔日曾经红火过一阵的人们此刻正承受着冷寂的折磨，他们心情的低落、凄迷和无奈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因此愁肠百结地吟唱着 “心太软”，这样的吟唱毫无疑问已突破了流行歌曲的范畴，指涉的已是我们时代的心理和情感。然而，所有的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在任贤齐先生之后我们看到了刘欢同志，在《心太软》之后我们发现了《好汉歌》，发现了这首歌中的致命一句：该出手时就出手。正有那么多的城市男女倾心于这种致命的意味，我们无法确切地考证他们的社会成份，但清楚不过地感觉到了埋伏在他们歌声中的那种凶狠心情：往后，他们将彻底地告别自己过去的错误，抛弃昔日那份优柔寡断、缠绵排恻的心情，对今天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和这种生活，他们定当机立断，将斩钉截铁，会毫不留情，该出手时就出手。如果说，某种意义上《心太软》象征着这座城市部分男女的忏悔心理，那么《好汉歌》则成了他们的复仇誓言，在他们的集体下意识中，现在，他们和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关系是也只能是“斩”与“被斩”、“捕猎”与“被捕猎”，如同百多年以前伟大的歌德先生所教导的那样：在命运的伟大天秤上，天秤针很少不动。你不得不上开或下降。不做铁锤，便做铁砧。有趣的是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若干年前，当我们城市之门刚刚开启，那些来自忠孝东路上的阿里山山民在夺去我们城市一些女孩贞操的时候还带来了一首叫作《爱拼才会赢》的歌，这首歌不久就融入我们城市中，成为一种集体的心声。在表象上，这两首歌曲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一样的昂扬斗志、一样的决绝气势和一样的雄性意识。但其实它们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爱拼才会赢》更多的是成功人士的自我表白，它洋溢的是一种脑满肠肥的乐观主义，或许还可以加上一点灯红酒绿的顾影自怜；而《好汉歌》则对应着失意人们的咆哮心情，它弥散着人们操刀在手、寻求猎物时的那份焦灼、那份急迫，弥散着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那股血腥味…… 假如我们有着足够的敏感，我们对此应该有所警觉，甚至有所不寒而栗——当 “斩”与“被斩”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公开的事实，当“猎杀”与“被猎杀”成为城市人的主要游戏，当“该出手时就出手”成为某个人群的唯一信条。然而，话要说回来，我们又怎么能够避免这一切，甚至超越这一切——当商业化成为我们社会中的“新意识形态”，当城市中的主要人群正热衷于世纪末的“圈地运动”，当竞争正以你死我活的方式凶狠地进行。现在，可以肯定的只是这么一点，千百年以前的文化传统正被我们城市的某些人们以皮相的方式加以承继，但他们视财如命、狗苟蝇营的心境与当年义士侠客们气壮山河、豪气干云的精魂相距又何止一个干年。鬼魅化：窒息我们的性感有一千个男人，那么就存在着一干种对女性性感的理解。但是如果我们够诚实的话，我们便会发现这一千种理解不是导向形而下想法便是导向形而上的感受。在一般的层面上，女性的性感不就是表现在她们的生理特征上吗？那些丰乳肥臀的女人刺激着我们对性感这一词语的本能联想，她们或玲珑或丰腴的肉身由于直截了当地冲击着我们的视觉，从而激发着我们对她们的生理性想象，但这只是在最一般的层面上。就我个人的特殊体验，“鬼魅化”的女人以特殊的形式生动着我对女性性感的内在遐想。在城市的一些特殊空间，我指的是在迪高城、酒吧之类的空间里，一些女人在摇曳的烛光中以缓慢的速度向你飘浮而来。由于光线非常朦胧的缘故，她们所有暴露在外的肤色变得不可思议地白皙，但就在她们那张特别白皙的面庞上，我看见了一对用浓黑的眼影勾勒而出的大大眼圈，那眼珠在眼圈中摄人魂魄地灼灼放光；我同样还能看见的是用黑色或者巧克力色口红夸张地凸现的嘴唇，这种夸张使你感觉她们的唇际线仿佛在空气中正暖昧地延伸着；我还必须指出她们的掠夺了人们视线的发式和装束，那种歇斯底里地直刺青天的头发，与已成主流的白领女士装截然不同的怪诞、疯狂的装束，所有这一切都带上了一种被我称作是鬼魅化的特点：是寻衅的、傲慢的、反主流的、窒息你智性和感官的，极其妩媚极其妖艳又极其反叛。我认为，这一切因此十分地性感。我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现代的审美，是对性感这个古老话题的现代解读。在这个颓败兼杂繁华、死寂兼杂活力的世纪末时期，人们对女人和她们的性特征应该有一种全新的认识，应该能够超越乃至破坏掉自亚当、夏娃以来男权社会对女性性感的纯粹生理性感受，这种感受不仅将女人当成一种供男人玩赏的东西，甚至将她们简化成一种性器宫。我们应该提供新的经验和新的想象。在不同的空间里面，拥有一种超凡能力去发现女人，发现她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并还原这些无限美妙的女人在内心深处要求的东西。一句话，目击或者感受女性性感决不是重复男性社会古已有之对女人的粗鄙说法，而是对女人外在的一切作出更富人性的深刻反应，在被这个社会不怀好意地叫做性感的词语背后作出崭新的读解，从而去分享她们肉体和灵魂的全部快乐和痛苦。在这样的角度上，我断言，鬼魅化：窒息我们理性的女性性感。 “酷”的背后是什么尽管我在我的城市随笔中已多次提到这个空间：上海通通迪斯科舞厅，然而，鉴于它对这座城市的新新人类所具有的伊甸园意义，所以，我将再次将它提及。在1998年残春的若干个夜晚，当喧嚣不已的上海在这个空间之外正沉沉睡去，我站在通通迪斯科舞厅的带上了后现代主义气息的二楼平台上，长久地沉浸在由D· J的忘情吼叫、领舞小姐的妖娆起舞和迪斯科乐曲强劲冲击所混揉而成的动感氛围中，吸引我的当然不仅是这一切，更准确点说不是这一切，而是那在低层大舞池中疯狂跳着迪斯科的男女们。他们一身黑服，在这个射灯光闪烁不停、照明度甚低的空间里，又每人戴着一副镜框扁狭的墨镜，更有甚者戴着的是一副没有镜片的扁镜框墨镜，他们的眼珠在这些墨镜后面可怖地凸现着。使我感触颇深的还有他们忘却一切的迪斯科舞姿（它令我想起了两只好一斗、勇悍的鸡）：一男一女或者两男两女相向而立，双脚叉开，两手悬在胸前，上半身则随着音乐的节拍而狠命地摆动，在这样的摆动中，那些小女子的头发仿佛中了魔法一样地四散开去，是如此的肆无忌惮，如此的不可思议。他们对这些自然不会有我们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们以一个词来加以概括，那就是“酷”。他们很“酷”，他们。当然，这种“酷”的情景不只是出现在迪斯科舞厅间，在今天的城市大街上你随时可见显示着“酷”的作派的人们。他们一般总是以一身黑服出现，头发尽一切可能染成五颜六色，眼神也尽一切可能显得明郁古怪，他们倚在厕所的外墙间或走在马路的两旁时，总是阴阳怪气地看着前方，给你以十分寒冷的质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和稍平时人们认识的“比朋克无聊的‘家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仿佛是一棵树上结的两个果子。此外，我们还分明看见“酷文化”不但流行于像通通迪斯科这种亚文化圈子，它还正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进行着深入的侵略。今天，你每时每刻都能与这些“酷文化”迎头相撞，无论是在主流的媒体上还是在公众的集会已你会发现那些十分山清水秀的人们也会竞相说着“酷”并赞美着“酷”，以致于有一瞬间你以为前卫男女的智力已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他们只需用一个“酷”字就可以传递所有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不仅是这个社会又流行了一个词语，还因为它为什么引起了如此众多男女的青睐，在它的流行背后又有着什么东西。那会是什么东西？你可以将它理解成是遭受压抑的青春文化试图摆脱羁绊时的一种激荡。这种压抑是由今日的主流文化之———白领文化所造成的。它的表象特征是世界名牌的服饰、优雅舒适的居室和一尘不染的轿车，当然还可以加上轻松自在的休闲方式、活力四射的健身运动……总之，这种文化是对今日规整社会的一次同样规整的映射，是对今日既定秩序的一次同样既定的描述，它内含的正是这个正在努力走向现代化的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它传递的则是整洁、明快、雅致、一丝不苟以及适度奢华这样的审美。青春文化（我指的是比较极端的青春文化）敌视着这样的“文化”，出于它天然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好幻想性、好激动性，它试图以漠然、轻蔑、无动于衷的方式向白领文化寻衅，试图以它所谓的格格不入和特立独行来凸现自我价值，“酷文化”便由此而生成，它对应的正是我们时代里众多年轻人和他们渴望挣脱成人文化脚镣的心理。与此同时，你还可以将它理解成是一种文化的做秀乃至于文化的造作。当那些怀抱着去除文化桎梏心理的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说出自己感受的时候，他们便已被更多更无聊的男女所吞噬，这些男女将“酷文化”的本意作了彻底的消解，而将它仅仅阐述成为一种城市时髦，试图与这个城市已有的流行文化并肩而行。也就是说，当他们在城市舞厅、酒吧、射击房、溜冰场、大街以及其他共享空间寒冷地出现时，他们想说的并不是“对这个世界我有我的看法”，而是“请瞧一瞧，我是一个多么时髦的人，这一个浪潮我又赶上啦”。现在，将我们不朽的先人那句“满城尽带黄金甲”作一下改变，便成了“满城尽是玩‘酷’人”。“酷”的作派如同大兴的路易·威登一样被批量出售，“酷” 的文化像冒牌的登喜路一样只有形式而无内容，当“酷”从通通迪斯科玩到了巴黎春天，当全上海都“酷”了起来，我们就知道，“酷”只是一种文化做秀一种文化造作，至多这里面还有一点商业集团的小小把戏罢了。我想，应该还有更多的解释，关干“酷”。真正“酷”的女人在哪里 “酷”的女人俯拾皆是。如同我在《在酷的背后》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只要你有兴趣去迪高城之类的空间转悠一下，你便会发现那么多的“酷”女人盘桓于此，她们留给我们的印象无一例外是一头染成不黄不红的头发，一身以黑色为基调的衣服，一对冷漠而无动于衷的眼睛，有时，她们亦会在光线明灭不定的迪高城中戴上一副墨镜从而遮蔽自己的眼神，从而更好地表达她们对“酷”的解释。仅从形式感而言，我们城市的女人已经很好地表达和解释了“酷”，在表象上，上海的这些女人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呼应了这股滥觞自西方的服饰美学思潮。但是，对上海的这些“酷”的女人来说，问题还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提出：她们中有多少人能够察觉到“酷文化”的内涵不仅仅是某一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服饰美学在社会中的流行？又有多少人能够绕过伪情调主义的陷阶进而传达生命中令人不快但发人深省的“酷”的意境？我的观察自始至终告诉我的是，上海女人对“酷文化”的认同，固然可以看成是城市青春文化对日益占据主流地位的白领文化的一次极有意义的反动，但更多地可以将它看成是城市伪情调主义分子们对她们认同的情调的又一次卖弄。譬如，Y小姐（恕我不能将她的真实姓名写出）便是这样地解释她所推崇的“酷”：“我认为 ‘酷’是一种作派，一种将我这个人与这座城市的许多女人区别开来的风格，装 ‘酷’的人内心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希望其他人将她从汹涌的人潮中认出，以证明她在这个美妙世界中的地位。” 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女人，如果她还有着最起码的感受力和分析力的话，她一定会对自身的存在发出适度追问和适度质疑，她也应该懂得在一定的程度上坚持 “拒绝”这种理念对自我的含义，懂得“酷文化”与这样的“拒绝”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酷”，是最清醒地反动着看似蒸蒸日上其实腐朽透顶的市民生活，在它的冷静、冷寂、冷漠乃至于冷酷的审美中，传递的正是这个时代最为缺失的意识：生命中的任何一次随波逐流和得意洋洋都不过是一种小市民的无耻堕落。如果说“酷”是一种姿态的话，那么这也是一种拒绝、背后的姿态，一种让城市女人在日益粗俗的生活中得以升华、得以超越的姿态。上海的扮“酷”的女人有这样的认识吗？她们能够超越Y小姐有关“酷”的肤浅解释而去表达一种时代的情感吗？换言之，她们能够真正地洞悉生活中的全部“空洞性”而皈依内心的“酷”吗？我从不敢奢望上海的时尚女人在对“酷”的理解上整体地超越Y小姐的水平，如果我们这么想那只能说明我们是一些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然而，上海的时尚女人如果清一色地和Y小姐看齐，那更令人沮丧。事实上，上海的时尚女人确实像Y小姐那样地把玩着“酷”，将一种具有深刻内涵的社会思潮歪曲成某次流行指标的发布，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反抗信号阉割成一次有关时髦的搔首弄姿。因此，我想问：真正“酷”的女人在哪里？我又问：有这样的“酷”的女人吗？玫瑰婚典与新人类狂欢这一回，又有一个事件令我们为之吃上一惊，我指的是正在我们这座城市里甚嚣尘上的玫瑰婚典。已经有了并且显然将继续产生许多对这个玫瑰婚典的描述（在大众媒体上或大众的口头传播中），这种描述让我们看见了过去全部婚礼中还不曾有过的东西，它们是：浩荡于这座城市最好的大街——淮海路——上的古老花桥、记录于高科技产物之一C．D中的人生片段，以及狂放于复兴公园广场中的各种情感……毫无疑问，被历史所记载同时又被人们所遵循的传统婚礼形式，在玫瑰婚典中被彻底地颠覆，取而代之的是新人类所推崇的开放风格，它们集中了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怀旧、自恋、悠闲、激扬、狂放、忘我、夸张、戏剧化、精雅乃至粗俗。已经有不少的说法指涉着玫瑰婚典的形式创意，并将这种形式创意提高到了革命性的高度。对此，我们的观点有所不同。我们承认这种形式创意的与众不同，但我们同时强调不必过于夸张它的革命性，因为在这座城市早期有过的集体婚礼中，我们察觉到了玫瑰婚典创意的原始文本，今天创意者的才华更多地体现在整合上面。更有意思的是创意者对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新人群心理的把握。必须承认，他们捕捉到了完全不同于婴儿潮一代的X世代的心理特征，对X世代来说，人生便是一个硕大的舞台，生命的过程就是舞台上的一次又一次狂放自我、毫无顾忌的表演。社会学家或许比我们更有能力说明传统婚礼的内在意义。多少年来，婚礼这种形式在本质上指涉的都是家族意义上的生命意识，都强调着单体生命的继承和繁衍。因而，当人们出演他们百年好合的这一幕时，那应该是极具私密性的，也应该是极富个人的色彩。以往的历史无不证明了这么一点：当曲终人尽的时候，围绕着新郎新娘的都是与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们。今天的新人类却无情地瓦解和破坏着这些做法和说法。由于他们将生命理解成是一种持久的外倾叙述，而将人生看成是一出需要不断张扬的大剧，因此，即使是最富私密性和家族色彩的传统婚礼在二十世纪最后这些时刻也被彻底解构，原本是单体生命的密码交流变成一次面向世界的莫里哀式喜剧大会演，变成是一次密斯· 凡·德·罗式的自我表现。玫瑰婚典的成功由此就变得不言而喻了，因为它的创意者满足了今天的新人类的全部要求，那就是：节日般的气氛，狂放浪漫的动作，戏剧般的高潮，连绵不绝的注目与喧哗，被人不断叙述和传播的可能…… 在这样的意义上，不是创意者发现了与众不同的玫瑰婚典，而是在下一个世纪将主宰我们这个世界的新人类，他们发现并创造了玫瑰婚典。从“青春大使”到瓷器娃娃先是某个超级购物广场寻找它的“青春大使”，随后是某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征求“形象代言人”，再接着是某个国际化妆品集团对“上海新女性形象”的探索，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们城市中对女性新形态的寻找、发现的事件，都勾勒着都会流行文化的新画面，同时，也传递着今天这个时代的重要信息。 “婴儿潮”一代有着一百个理由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而沮丧不堪。年近四十的她们在其“窈窕淑女”的岁月，也拥有着让好逑的君子动心的能力，但社会的桎梏使她们只能在幽闭的空间里去想象玛丽莲·梦露在白昼给她们身心两方血的刺激，她们无法也没有任何可能将自己青春的赌注押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赌盘上。新新人类却有一百个理中为此而兴高采烈，所有这些评选正是为她们而准备，经过了C．D、雪奈儿、蓝康等等美容品熏陶和锤炼的她们，早就在不经意之中便拥有了这些评选（也可说是这个时代）所要求的东西：青春、美貌、情调、气质以及那种在不断瘦身之后的肌肉感。我们可以想象她们中感觉特别好的人已经在设想成为“青春大使”、“形象代言人”、“上海新女性”后的美妙情景：默默无名的她们在这座城市一夜醒来之后，被她的子民照单全收，而在她们深入人心的形象背后则是她们多年以来所梦寐以求的东西——那亲爱的人民币，几乎所有“青春大使” 或准“青春大使”的评比都辅之以六位数年薪的承诺和诱惑。表象上，对新新人类来说，选择是如此地多样和丰富，在林林总总的选择中— —昨天是“青春大使”，今天是“形象代言人”，明天则是“跨肚纪上海新女性” ——新人类似乎正经历着一个个性自由的时代，正随心所欲地书写着自我命运的《独立宣言》。但我的目击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一切并非如此，其实选择并不多样，自由更是一种虚假的图像。因为即使是新人类中的佼佼者，这个人群中那些最具张力的人们，当她们在参与“形象竞争”时，都只具有一种姿态（这个社会所要求的妩媚姿态），都只会以一种视角去思考问题（永不置疑、一个向度的视角），回此，她们其实只被一种力量所控制（这或许是她们自己也未意识到的），那就是今日时代里正越来越显示着它的霸权地位的商业力量。是商业力量提供着似乎是多种多样的选择，这种选择由于它内在的“意图”和 “操纵性”，使得看来琳琅满目的选择其实变为一种选择，并且是一种极不自由的选择：你要么成为这个社会所要求的“光鲜”的样板，要么被这个社会开除出局。选择的多样并不代表着选择的自由，在今天时代所提供的选择中，新新人类更多地显示的是她们纸一样的“平面性”。这或许正是这个时代与这些似乎非常现代的女人共同达成的一种默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女性形象”的发现中，让女人再一次地放弃思想的深度，再一次地担当一个没有任何解构能力的瓷器娃娃。 “踢”弑父和谋反 “马丁博士”正在给我们上课，来自英国的这个与鞋有关的老品牌以它独特的理念将我们洗了一回脑：穿着“马丁博士”最为重要的并不是你可以走遍大下，而是你可以那么凶狠、那么无情、那么不顾一切地踢向面前这个世界，你可以踩扁所有的一切。是的，踩扁所有的一切，“马丁博士”这种断然的态度让我们怦然心动。因为，自从我们这座城市向西方世界打开大门之后，仅就鞋（运动鞋、皮鞋）而言，我们所知的品牌理念不外乎是：“飘马”的青春朝气，“阿迪达斯”的活力四射，“耐克”的高科技呈现，“皮尔·卡丹”的贵族作派，“杰尼亚”的典雅高贵……我记得一个并不怎样的皮鞋品牌亦以这样的语言诱惑、讨好、谄媚着城市新人类：穿米罗的女孩，小心陷入爱河。风度与气派，还可以再加上一些新人类或者叫做X世代所喜好的朝气与活力，这就是现今为上几乎全邹西方鞋品牌在我们城市中强调的理念，说得更开阔一点，这也是现今为止西方鞋文化在我们城市呈现的基本面貌。但是这种基本面貌现在遭到了真实的冲击，昔日的文化格局正被撕裂出一道口子，我指的是“马丁博士”强悍地出现在我们的视城之中。我们看见，在它全部文字与图像的主题诉求中，反复出现的是冷冷的眼神，严酷的表情，旁若无人的行走，以及凶狠的踢踏。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它的用心与企图：那便是决意用绝对放肆来骚扰面前这个花花世界，不惜用血腥的自戕来强调自我个性的重塑，胆敢用思想的谋杀来完成一次物质的凤凰涅槃……换言之，“马丁博士” 向人们作出的承诺是，它的鞋子决不只是用来行走更不是用来显示这个时代的风度，它是现代都市人的一种践踏的工具，一种击打的利器，在度过忍无可忍的市民生活之后，它可以被用来宣泄人们内心的全部恐惧、怨恨和愤怒。拥有这样理念的“马丁博士”们我们惊诧。原因很简单，“马丁博十”是鞋子中的一个品牌，是商品花花世界中的一员，它原本应该是物质帝国中的御林军，是既定秩序的斥候兵，但现在它却从本营垒中哗变而出，并在独立的高地上树起它谋反的大旗，它弑父的形象就这样深刻地烙在了我们的心头上。虽说，我们有时仍不免疑窦丛生：惊世骇俗的“马丁博士”背后包藏的其实是商业的良苦用心，而它的理念说到底也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庞大的东方市场一次向日梦式的演绎。来自英国的严肃“刺激” 只要你是一个对城市流行文化的任何变化紧追不舍的人，你就不会忽略这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上海梅陇镇广场，这就如同当年你不可能忽略美美百货、巴黎春大和锦江迪生，原因非常简单，今天上海某一部分流行文化的最新信息常常来自于这个空间。譬如，不久前我们便感受着来自英国文化的严肃“刺激”：海伦·斯托里与凯特·斯特里联手推出的“原始情调”。具体而言，这是一次记述人体胚胎发育情况的时装展览。它由伦敦新进的时装设计师海伦·斯特里策划，并由她的妹妹发育生物学家凯特·斯特里所配合，两姐妹将时装设计与生物学进行了一次破天荒的整合，以一系列的时装作品来阐述胚胎生命头一个1000小时中的十起关键事件，当你对这些时装作品作着传统的观赏时，你其实已经不那么传统地日击着胚胎发育的神秘过程：从精子与卵子的相遇，到奇迹般地进化为可以辨认的人形…… 如果你拥有相当的认知能力同时对美又有着相当的感受，相信你会对这种创意表示足够的敬意。因为，这个展览不仅罕见地发展了时装展览（我们经验过的时装展览更多呈现的是表象热热闹闹而实质空洞无物），让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来时装还可以包容这样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个时装展览向科学与艺术无法沟通这种普遍信念发出了挑战，它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改变了我们对艺术和科学的传统认识。现在，我必须解释我为何使用“严肃刺激”这个词语作为本文的标题。就解读生命的神秘过程和拓宽时装艺术的表现方法、表现手段而言，海伦·斯特里与凯特·斯特里创意的严肃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绝对地超越了我们经验过的那些以取悦、挑逗乃至猥亵人们感官为日的的时装展览。但有趣的是它向我们提供着流行文化式的审美，有着流行文化特具的“刺激”性，我指的是它使用的是大众最为熟悉的媒介：时装，它的展出空间不是上海博物馆或者刘海粟美术馆，而是非常波普的上海梅陇镇广场。这或许正印证了它的自我宣言：当代艺术正经历着一次巨大的变革，人们不仅必须重新思考他们过去坚持的艺术观点、艺术理念，他们更有必要将这些观点、理念来一个彻底的颠覆，“原始情调”就是这样一种认识的一次实验。对这座城市来说，“原始情调”的意义还在于提供了精英文化和波普文化合一的一个范例，提供了这样一种操作：只要你投入独特的创意，那么即使是一种最为大众的媒介都可以拥有击打、震撼你心灵的能量。而上海，我亲爱的城市，在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之际，数以十计的时装发布会在不同的空间中一一进行，但它们除了展览着时装设计师们三流的智力和四流的情感之外，再也没有给渴望想象的心以任何满足；而在夜色浓重灯光迷离之际，数以百计的时装队在不同的空间中登台亮相，但这些女人除了暴露着自己肤浅的肉身和同样肤浅的心情之外，也没有给城市审美带来丝毫新的东西。没有创意、没有天才、没有激情的城市时装界，在海伦·斯托里和凯特·斯托里的严肃“刺激”面前，他们还敢像往日那般地夸夸其谈吗？办公室：没有色彩的无性地带某种意义上说，办公室中的“好时光”已经随着岁月的过去而永远地过去了。过去的办公室更像是51号兵站或阿庆嫂开的春来茶馆，在那里不断地会流传着你所在单位的种种说法、消息和情报（用今天的话来说则叫做信息）。它们的来源五花八门，内容也五光十色，举凡这人是谁的亲信、那人又是谁的部下、某某同志因为某某原因这个月的奖金突如其来地猛长、某某某小姐又由于某某某缘故情绪显而易见地低落等等捕风捉影、不着边际的事情都会在办公室里被传播、被解析、被肢解、被整合乃至最终被全体所分享，成为你的开胃红酒或者佐餐佳肴。在过去的办公室里，男女性的差别也特别明显，尤其是换季的日子里。倘若你是一个男性并且刚好喷了一点“乔其·阿马尼”之类的香水，你肯定会搏得周边女性同事的哗然，自然，你个人存款单上的阿拉伯数字也会被她们或善意或别有用心地提及；而假如你是一个女性并且在某个上午穿了一条和迷你裙稍微靠拢一点的裙子，你也肯定会引得一房间男性同事的目光，他们中有不少人出于坚定的信仰或许表面上一如柳下惠般视若无睹，但内心中有些什么无伤大雅的想法其实我们全体也都有些了解。此外，在过去的办公室里你还能在斑驳陆离的墙壁上尽情地表现自我，譬如，挂一张法拉利跑车的大照片以示自己的豪华目光；又譬如，钉一束干枯的野草以示自己也有若干的情调。过去的办公室之所以有着如此丰富的人情味，我想这与它的空间结构有关。换言之，一间四五十平方的屋子里松松垮垮地放上五六张桌子，那份空间的舒展度、开放度都极有利于情报的交流、生活品质的把玩以及人类情感的点滴释放，而这所有的一切随着办公室的更新换代、随着新结构的到来现在都烟消云散。没错，现在你拥有的是一个我们在电视、电影上经常看到的空间格局：偌大的一个房间里（它的面积不会少于三百平方），整齐划一地排列着几十个由蓝白两色漂亮挡板固定的小空间，小空间虽然不会大于三平方米，但桌子上干净利落地配备着一台让你跨地域甚至跨国界访问的586电脑。在这里，你不用担心由于大暴雨的突然而至头上天花板会像泥石流一样地突然崩塌；你也不用考虑过于热闹的老鼠已使你的精神有了多少热闹的损失。并且，由于强有力的中央空调将室温控制在永远的 22度，这里因此永远是一派迷人的新时代春光。总之，白领化的办公室提供了你许多昔日没有的便利，它绝对的干净、舒适，要命的整齐、划一，但这样一来却将过去的不少乐趣从此也一笔勾销。譬如，由于每人原则上都只能呆在自己的“三平方”里面，“情报”的交流基本已无可能，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因此消灭了不少显在和潜在的长舌妇，不利之处则是正常的交流管道也因此堵塞，人们显得有些落单、有些寂寞；又譬如，由于白领化办公室的要求，你再无可能在一尘不染的挡板上来显示你的嗜好、你的品位，你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布尔乔亚情调也就彻底清扫干净；再臂如，当你或者他人在和密友们通电话的时候，现在已不存在隐私这个概念，除非你用007在影幕中的方式通话，否则你基本上就是向这个大房间里的几十号男女作着近况通报；同理，你也很难不听他人的“壁脚”，除非你天生耳疾近来又患有听力障碍症；最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同时失去了欣赏对方的可能（自然这不是绝对的），原因照旧：22度的空调房间让人保持的永远是一种着装方式，你既无法展示自己健美的肱二头肌，也无法显示自己颀长的玉腿；而“三平方”空间则使你划地为牢，漂亮的档板并不漂亮地挡住了你探索生活、了解人性的视线。尽管如此，我们肯定不会再搬回到昔日陈旧、邋遢、略显破败的办公室中去。如果我们说想搬回，那是假话；如果我们想这样做，那是矫情。今日白领化的办公室有着不可替代的优点，在一扫当年老办公室中那些杂乱、污秽、搪懒乃至我行我素之后，自有我们也需要的审美趣味。我想说的是，世间本无完美的东西，白领化的办公室当然也不例外，在它那里，过度的划一让我们感觉到了乏味，超常的整洁令我们领略了许多的无趣，而逼仄的空间更使我们有着自由被拘捕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我们理解了这么一点，那些曾令我们心动的人情味在今天的办公室里迅速消退，只是因为现代办公室要的就是它的 “现代性”：这里，是也只能是一个干活然后领钱的地方。鲜活的生活不会在这里滋生，因为它已是一个没有任何色彩的无性地带。颠覆之后是什么刘海粟美术馆推出的“以艺术的名义”全国装置艺术展，以当代物质材料的大量运用和艺术主题的高度模糊，而引发了圈内外人士的兴趣。 17位艺术家分别呈现着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的非主流艺术。用传统的艺术观念来评判，许多作品看上去较少艺术家创作的痕迹，物质材料都是现成的，作者不过是进行了有意的组合而已。譬如你看见了现成的电视机、警报器、木箱、招贴纸、碎玻璃、老式的电影放映机等等，从而生发出作者也可叫装置艺术家的特殊的理念。坦率地说，就其视觉冲击力而言，展品中还鲜有让我们留下十分深刻印象的：它不能一下子攫住你的灵魂，使你的情感被它所搅动，并陷于一种莫名的感怀之中。或许北京李强的作品“人体”是个难能可贵的例外—— 摆放在地板上的九个橡胶做就的人体，乍一看酷似九只大大的避孕套。在生命和机器之间，在现代工业和原始激情之间，在社会规范和绝对意志之间，这一个装置艺术作“给我们留下了足够想象的空间。本次艺术展的学术主持人、上海新锐的书法批评家王南溟原先有一个构思：将 100只BP机放在展厅的大门上，在同一时间让它们发出呼叫，从而宣布展览会的开始。它的暗喻是整个世界都在BP化，人们都成了BP人。遗憾的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而没有完成。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小小的本次展览会的布告，名为《牵着线的风筝》，其艺术张力显然远远不及前者。在艺术展上，某位资深的艺术批评家如此说道：“每件作品都有它的具体意思，但重要的是要让观众一下子便被这种意思所击倒，现在显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他的观点或许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感受。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装置艺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不言而喻的，但人们同样有理由要求这些进入他们目击之眼的艺术品除了颠覆了他们的传统艺术观念，还应提供给他们更多的东西。消失的声音和膨胀的声音很多声音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正悄悄地消失，那些不敏感的、或者没有这方面知觉的人们甚至还不知道这些声音的存在。与此同时，很多声音却又在我们的感觉系统中突然地出现，它们甚至出现在我们的知觉系统中，如果你是一个对城市生活和这生活背后的密码有着特别想象力的人。在一边的消失和另一边增长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文化权力的转移和替换。就声音的消失而言，我想，我们其实应该讨论的是曾经占据着社会文化权力中心的那些声音——比如文学的声音、哲学的声音、批判的声音在这个时代消失这样重大的问题，但我想，主专家们来讨论这一问题将是更为适宜的事情，而我们能够做的是在都市文化这一层面上（也就是大众的、世俗的文化层面上）来目击和解析城市声音的消隐和喧哗。让我们先从卡拉OK谈起。将近有着十年的历史，由我们的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所输入的这个电声玩意儿，它成了中国青年们的图腾。那个时候，你在中国大陆的每一座城市中，都会听见卡拉OK发出的混响，与此同时，在这些混响的背后，是整个中国一代细小族的那种有时迷乱、有时清晰的情感。技术崇拜或许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更正确点说，那个时候人们崇拜的并不是技术而是由技术支撑着的人，比如从一开始的齐秦、姜育恒、钟镇涛，到后来的王杰、赵传、童安格，以及再后来的四大大王等等等等，他们身上闪烁着的光芒无一不投射在中国青年们的瞳仁里，他们的声音也持久地响彻在中国青年们的灵魂中。如果今天我们重新回首往事，我们很容易便会想起“大约在冬季”、“跟往事干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些歌曲是怎样强烈地攫取着人们的心灵，而“安妮”、“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让生命等候”这些歌曲又是怎样地催眠着人们的感情。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们是藉着歌声来传递他们内心中的信息，同时，藉着歌声来与一个刚刚开始苏醒的社会进行沟通。解放，某种意义上就是从声音开始的，对一个被禁锢了许久的社会来说，它首先需要松弛的便是自己的声带，在最初，还有什么比清清喉咙更能振奋自己的精神呢。同时，我们几乎立刻便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化权力的转换已经完成，流行歌曲控制了中国的年轻一代，港台歌星作为一种特别的象征，他们替代了曾经占领社会文化权力中心的作家、诗人、批评家、哲学家，他们象征着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时代，在广大的年轻一代的眼里，他们是时代之船的镇舱石，虽说并不是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与此同时，一个叫做摇滚音乐的古怪东西，它攫取了为数不多但极有爆发力的一些青年男女，他们也许还来不及去分辨什么叫做布鲁斯，什么叫做蓝调，什么叫做爵士，便跟着那个穿着一身黄军服、头扎红布条的崔健一起狂热地呐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要不便是聚集在并不怎样的音响周围，任凭邦·乔维小子摇撼着他们有时脆弱、有时强悍的灵魂。在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为数不多的家伙，几乎总是以不屑一顾的心情来看待流行音乐的爱好者，他们过于自我地认定全部的港台歌曲只不过是一条缠绕在娘娘腔男人脖子上的同样滑溜溜的丝围巾，只有在摇滚音乐的节奏中，方能获得生命存在的意义和方式。时间淘汰了许多偏见和偏激，在今天，也许我们再也不会去关注当年一度有过的流行音乐与摇滚音乐之间的对立和不屑，我们全体都认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便是无论是流行音乐还是摇滚音乐，作为声音的一部分，它们在特殊的时刻都扮演过特殊的角色，都在文化权力的转移、更替中发挥着无可比拟的作用。这在未来的城市文化历史的撰写中，将会是非常有趣的一笔，因为它有力地说明了一座伟大的城市在其吐故纳新的过程中，曾经由何处开始走出了第一步。同样富有深意的是，在今天，我们发现喧哗了多年的卡拉OK正在完全地沉默下去，无论在大众化的卡拉OK歌舞厅还是KTV包房，我们都发现一派寂然无声、人影寥落的景象，当代的中国青年不再以港台、欧美的流行歌星摇滚歌星作为自己生命中的必需、感情中的必然，他们寻找着新的人生偶像，寻找着新的感情慰藉的对象，他们不再以声音的表达作为心灵倾诉的唯一方法。摇滚音乐的彻底沉默也是我们感知的一个基本事实，曾经出挑过一时的崔健而今消失不见了，黑豹、唐朝也一如过眼烟云，很难听到他们的声恩，至于那些二三流的摇滚歌星摇滚歌手此时大概多半龟缩在豪华的宾馆之中，正在为了脑满肠肥的成功人士作着他们骨瘦如柴的表演。偶尔，我们能够在郑钧之辈的呐喊声中听到一些过去时代的悠远回响，当然还有张楚、还有何勇等等等等。从声音的膨胀到声音的消隐，城市就这样将它发展的曲线作了一次勾勒。新声音的产生却在旧声音的归隐之后接踵而至。主持人的声音一下子便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在这之前，也就是当流行歌星和摇滚歌手成为时代象征的时候，电台和电视台的大大小小的主持人们在一边开始了成为城市新偶像的历程，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这个历程＃不需要多长的时间，他们立刻便从社会的非主流位置转换到了主流的位置，成为这个时代的新的图腾。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对他们的迷恋与对歌星、歌手的迷恋看不出有多少的差别，换言之，这两个人群其实可以归并到一个人群，他们在广义上部是开放时代的幸运儿，也是消费时代的衍生物。他们就像追逐齐秦、王杰、赵传、童安格那样地追逐着不同节目、不同类型的主持人，他们会在电台的门口苦苦地等待几天几夜，他们也会在某个重要的时刻将一筐苹果、一束百合花、一本精美画册及时传递到他们心仪的电视台、电台主持人的手上，他们更会长久地将自己内心中的苦恼、不安、感伤一一地通过书信这种传统的方式与主持人进行逼迫式的沟通。与此同时，城市的大小主持人也在尽情地发挥着自己，他们在谈话类、专题类、社教类、游戏类、搞笑类等等的节日中将一个新世界的基本图形描绘给了人们，从而引领着城市的迷途羔羊、心灵幽闭症患者以及渴望吮吸新时代乳汁的小男女们一同走向他们共同认定的美好世界、欢乐境界。主持人成为今天这个时代新偶像的另外一些例证便是：在最大众的层面上，有关他们的书籍成了人们最抢手的东西（我们不是惊讶地目击着杨澜、赵忠祥等人的自传风靡着大半个中国吗）；有关他们的节目成了人们最热衷谈论的话题（我们不是既听见了对境界独特的水钧益先生主持风格的讨论、又听到了对富有激情的唐蒙先生主持艺术的争论么），虽说至今为上我们还没有得到如同美国的克朗凯特那样对全体人民产生深刻影响的主持人，然而，在相对的意义上，比如在某个年轻而又狂热的发烧友的眼睛里，这样的主持人早已产生。在这同时，还有一些更为细微的声息也在勾勒着新世纪的图形，只不过由于种种的原因，它们还没有被广大的男女所知晓，那就是电脑发烧友在深夜上网时发出的声响。这种声响就其意义而言，我想它可媲美于任何已有的自然和人工所发出的声音，因为在这样的声响背后，我们不仅目击着也许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为惊心动魄的发明对人类自身的压力，我们还看见了一些被叫做网虫而我们并没有认识得很清楚的人们正突儿地成长着，此外，我们还逐渐地明白了我们有过的人文历史立刻将被那张闪闪发亮的光盘所颠覆，用那个叫做尼葛洛庞蒂的美国佬的话来说，计算机不再是计算的问题，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也许很多人并不会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同样不会在乎今日主持人在这座城市中的地位和分量。以他们的观点来看，社会文化权力掌握在主持人的手中不仅是时代的一种误解，还是时代的一种错误。因为，即使以最优秀的主持人作为标准，他们都无法代表社会文化中的最精英的层面，更何况他们中的一些人究其实不过是现代科学、信息技术和传播手段联姻之后的产物，他们本身对时代精神就缺乏着洞察和理解，他们又怎么能够去引领他人的前行呢？至于那些网虫们就更不在话下了，在今日的社会文化权力的更替与交接中，他们只是非主流中的一个小角色，他们的地位至多相当于当年的摇滚歌手，以亚文化的可疑面目远远地呆在一边，他们能给这个时代作些小小的注解就不错了。这种观点在多大的程度上是成立的呢？我们不知，但我们明白这种观点的存在本身便是对城市声音的此消彼长作了一个强有力的说明，说明了在某些声音的消失之后另外一些声音在这个时代里发生着作用。我以卡拉OK、摇滚音乐的迅速退出城市生活与城市节目主持人、电脑网虫们的有力崛起来描述、解析声音的消退和膨胀。我想，我们远远没有认识清楚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城市，没有认识清楚它的变化、它的发展、它的停顿、它的逗留，我们需要钥匙来打开时代和城市的大门，来破解大门背后的密码。对城市声音的描述和解析可以看作是寻找钥匙的一种努力，但这种努力真的会让我们找到这把钥匙吗？这把钥匙在什么地方呢？新状态批评：肉体不会理想小情调：被滥用的社会意识如同我们早就看到的那样，情调主义不仅继续收割着它的胜利果实，它还在继续地扩张着它的地盘，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通过“速递”、“上门服务”而如期而至的鲜花、水果花篮以及其他与情调有关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作是“送上门的情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情调主义在这座城市的蔓延和扩张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从历史传统而言，情调主义早就是城市的主流意识之一。我们不是早就听说了发生在和平饭店底楼爵士乐队中的故事吗？我们不也早就耳闻了流传在红房子之中的传奇吗？今天的上海人更是将情调辅展于生活的每个领域中，他们将带着充分怀旧意味的壁炉放进了家中（虽说这壁炉永远不会冒烟），他们使屋子的每一处都带上了浓郁的原木风格（虽说水曲柳的贴面本身也是现代工业的产物），他们还把家中的大阳台做成了一个荟集着海水鱼、人工草地和白色座椅的阳光屋（虽说这种阳光屋以迈阿密的标准来看显得十二分的牵强附会）。城市生活日益地显出它精雅的特点，也显出上海的特点，它传承了自上一世纪就逐渐发展起来的这座城市生活方式中的若干魂魄，它又汲取了这个世纪末期域外的生活模式中的若干精粹，可以这么说，它正表达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那种“形而下”层面里的意义。这一切非常正常，这一切有着它存在的充分理由，要小心的只是情调主义的滥用以及这样的滥用最终将导致它不幸地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导意识。我在这么言说时有着充分的根据。翻开每一份杂志，你都不难看到情调主义信徒的热狂宣扬；打开每一份报纸，你都不难读到情调主义自我的“恋人絮语”，当然在电子媒体里你同样将“声情并茂”地接受着有关情调主义的无数说法和多种演绎。与此同时，在“情调的生活”和“生活中的情调”等等的聒噪声中，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非常重要东西却被悄悄地置换了。换言之，我们生活中的全部意义似乎就变成了对情调的把玩或者对情调的品赏，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似乎就是在阳光灿烂的下午坐在原木铺就的空间里，以“卡巴基诺”的名义追怀那个含糊不清的三十年代，要不便是在暮色四起的黄昏斜对着人工的壁炉，以“卡鲁娜”的方式沉醉于更影影绰绰的十九世纪，两个人的心灵怎样抵抗日常生活的腐蚀这个重大的命题，则被弃置一边。而这个命题是无法忽略的，只要我们并不麻木不仁，并且对生活的意义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情调生活无法替代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积极的探索、紧张的思考、富有意义的遐想——也不可能在情调生活里获得。小情调永远只能点缀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角落或者一个层面，对它的滥用将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悲剧。指向空洞的“咖啡文化” 在我们言说了不断地被滥用的社会意识“情调主义”之后，现在，我们有必要来言说“情调主义”的物化对象——那四处泛滥的“咖啡文化”。当这座城市开始了它的极具意义的开放历程，我们同时也看见了“咖啡文化” 的滥觞。在这之中，一种叫做“雀巢”的咖啡以其无以伦比的推介力度而使得中国的每一座城市的子民深刻地认识了它（尽管不一定是深刻地认同着它），有关“雀巢”咖啡的广告语成了这个时期的城市文化标志之一。接着，当“雀巢”咖啡失去了它的霸主地位之后，咖啡文化并没有失去它泛滥的势头，我们在大众传媒上目击了“卡巴基诺”咖啡的盛行，目击了“哥伦比亚”咖啡的风靡，目击了“摩卡”咖啡的崛起和瘐澄庆对它的“让我一次爱个够”的推介；与此同时，各种风格的咖啡馆如同雨后春笋般遍布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它们以空间的形式对咖啡文化似乎正作着强烈的呼应。现在，一切都已具备：回味不同的咖啡，形态不一的咖啡馆，而走入咖啡馆品尝咖啡的人想来也比比皆是，他们正一同注释着今日的咖啡文化。这种文化最关键的内涵是：城市人的日常生活已有着固定的节奏，他们早已超越了“温饱阶段”，更不用谈“生存阶段”，悠闲地品尝各种咖啡从而悠闲地品尝生活中的万般滋味，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主题，与此同时，它也逐渐地成为广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而且绝对不是这样。在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人群中，我们看见的是庞大的下岗人群和准下岗人群，正为了他们的“生存”而不是闲情逸致拼命地奔走着；我们又看见的是日益壮观的白领人士和他们的边缘同盟军正为了他们的“发展”而不是散淡心情着力地忙乎着；我们还看见的是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正为f他们的进一步成功而短兵相接而图穷匕见着……社会中的主要人群在今日的时代里都处于一种“逼迫”或反逼迫的状态中，他们没有多少可能以冲淡的心情在搪懒的秋阳之中品尝“卡巴基诺”和“哥伦比亚” 咖啡，更不用说去把玩这之中在文化匕的细微差别。今天，小部分热衷于咖啡馆麇集的男女，他们决不是为了自己骄傲的口感而来，他们心不在焉地喝着咖啡的同时，那全部的精神都集中于所捕猎、所发泄的对象上，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越轨者情感；而广大男女举起咖啡杯的时候，他们也无暇细品，他们将咖啡当作“提神剂”，在今天的生活里他们不得不时时刻刻打点起精神。泛滥于世的“咖啡文化”就这样地指向了空洞，它不仅没有反映出我们生活的真实状况，而且还将这种状况作了严重的歪曲：一种绝对是未来社会的图景被提前移置到了我们的身边，肚界仿佛真的只剩一下各式各样咖啡飘散的浓香、清香和幽香，人们仿佛真的个个在品尝咖啡，个个进入了新时代的伊甸园，而我们生活中的全部严酷、沉重和悲凉，已经微不足道，已经烟消云散。我们不知是谁在有意地炮制指向空洞的咖啡文化，我们只知这种空洞的咖啡文化的第一受益者——打着咖啡文化的旗号、拨着个人算盘的中外商业主义者。阳光下的共享空间多年以前，天才的约翰·波特曼便以他对建筑的独特思考为这个世界也为我们这座城市带来了“共享空间”的超凡理念，稍后，我们先在崛起于上海四方的宾馆、后在遍布于城市四周的购物广场中感受着这种理念的物质化呈现，其中的上海商城堪称“共享空间”的最为成功的范例。在所有这些空间中，我们充分地享受着优美环境中的人文气息，也扩张、加深着我们对空间在这个时代里的理解。然而，一种遗憾始终存在，所有的“共享空间”都只存在于建筑的内部，严格地说，它们都是一些与阳光、地气和土壤隔绝的所在，都是人工制作从而反自然的所在，它们远离了人的本真状态，生命的真实处境。于是，某种意义上说，“共享空间”成了这个时代建筑思想的傲慢反映，在城市新兴开发区——虹桥或者陆家嘴 ——我们看见了这个时代的不屈不挠的努力，那一幢幢摩天大厦争相比拼着各自的高度，比拼着远离土地的技巧，仿佛在这种比拼中显示着人类的真实欲望：只要努力，我们一定可以达到与太阳一样的高度。与此同时，土地上的一切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托付着我们生命的大地与我们的关系也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人们不再向自然学习，更不用说膜拜了，人们在远离土地的空间里自鸣得意，人们与自然的关系至多是在自己的空间里放上一些人工的、复制的、用化学方式处理过的各类花卉，从而表示他们与自然的接近，但他们的灵魂其实是悬在高高的空中的。已有种种迹象表明远离土地因而远离自然的趋势正方兴未艾，在城市中偶尔出现的一些与自然更为和谐的“共享空间”——比如开放式的淮海公园、放飞信鸽的人民广场——在总量上还不能说明更多的东西，而远离土地的高密度建筑在这座城市的反复推出，依然在不断地粉碎着我们对生成于阳光下、大地匕的“共享空间” 的渴望。也许，还要再过若干时候，人们方会理解他们在远离土地的现代史长征中走得过远了，他们在离开自己的游牧生活、田园生活之后，在远离地气、土壤和阳光的钢筋树林里的逗留，已提早耗尽了他们的精魂，使得他们只剩一具干瘪的躯壳。豪华游艇与超消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豪华游艇被推介到我们这座城市已有若干的年头，在最初的时候，它着实地让我们兴奋了一阵，因为作为居住在一座处十发展中时期城市的市民，通过“西端”和其他牌号游艇的形象，他们无疑感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强劲实力、第一第二世界具有示范性的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常常只能在“好莱坞”影片里方能领会其神髓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豪华。媒体的强烈鼓吹，商业集团的努力运作，广大男女的不由自主的迷恋，这一切都成了那个时期情感的必然反映，人们也因此记住了“福克”、“皇朝”以及稍后的“格兰特”等游艇俱乐部，也记住了那些疯狂一时的“金卡”、“银卡”的炒手。今天，豪华游艇在我们这座城市的现实情境使人们较以前更清晰地认清了一些问题，不少游艇俱乐部开始将目光投向中消费层，同时不再将“金、银卡”的推介作为唯一的销售方法；而广大的人们也不再简单地想象豪华游艇与自己的关系，不再将幻想错误地置放于一个其实与自己无关的休闲空间，这所有的一切部说明了以豪华游艇为象征的超消费目下受到的阻击局面。当然，如果有人因此将这一切看作是高消费全面崩溃的象征，那就过于简单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消费是这个时代的男女所梦想的东西，也是这个社会的人们所追求的东西。由于时代的急遽变化和社会的严酷分层，在今日的生活里是有着被叫作成功人士的那些人们的，他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能够占据高消费的领地，在他们那里，高消费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词语，我们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国为今天的生活中还存在着低消费层面而将高消费看作是一个邪恶的咒语。然而，超消费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它是对高消费的超越，它完全无法对应我们的社会、我们今天的消费现状，即使以那些成功人士的标准来看，超消费也无法完全地符合他们的消费现状，更不用说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们，超消费因此便成了一个极其空洞的词语，成了一个在本质的意义上暂时还无法实现的神话，一个如果你不加以警惕便会腐蚀你心灵的怪物。只是，一切并不那么令人沮丧，因为我们的城市正在迅猛地发展，分离的各个阶层中自会产生出能够对应超消费的人们，那时，豪华游艇便不会只是一个远离人们、远离生活的西方化的尤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切的到来不会太远。 “天价消费”的崩溃及其他一度甚嚣尘上的“天价消费”在99年2月彻底复归于平静。昔日需用数万美金换得一张VIP卡方能消费的游艇俱乐部而今关门大吉；过去要用25万乃至更多的人民币方能购得其中一件的福吉尼家俱而今风流云散；而对我们这篇文字有着特别意义的杰尼亚服装依然在它过去的高价位上孤独地守候到了今天，仿佛就是那个永远寂寞的麦田守望者。有人禁不住会拍手称快。崩溃的“天价消费”完成的不就是平民们的内心暴动吗？过去，他们将高高在上的价位和它所象征、隐喻的生活方式视作为对自己的冷酷挑衅，视作对他们捉襟见肘的生活的藐视和践踏。如今一切颠倒了过来：在99年 2月温暖如春的冬日里，人们并无多少困难就在左膀右臂上背起一只200元上下的 “路易·威登”，走过“美美”、“锦江迪生”以及“梅陇镇广场”时他们可以尽情地嘲笑那些寒冷地垂挂在玻璃橱窗中的世界品牌，在这个年份，他们的内心获得了平衡和平静。我也有类似的同感，但不免还有些疑问。我想说，对这个时代而言，“天价消费”成为主流那将是一种真正的灾难，因为这不仅将混淆社会的不同等级，还将百倍地助长人们内心中攫取财富的欲望，最终导致罪恶、贪婪的产生。然而，我深深地怀疑某些人对“天价消费”的仇恨心理。因为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平民主义者”的内心深处较之其他人更渴望着“天价消费”，如果有朝一日他们真的能够占有“天价消费”的话，他们会以其他阶层的人们所不可比拟的激情来炫耀和鼓吹“大价消费”。于是，我们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这些人们在今天对“天价消费”的崩溃所表现的欢天喜地的心情，其实说明的不过是他们在“向上爬”时那种插琐的内心挣扎，而他们昔日对“天价消费”的仇恨，也不过是说明了他们内心中对“天价消费”的又爱又恨的卑微心理。在昨天，我们不必去羡慕所谓的“天价消费”；而在今天，我们也不必去诅咒 “大价消费”。无论在理论还是在现实的意义上，这座城市依然需要绅士般的“杰尼亚”，在平民生活之外的某一个角落，在寻常区域之外的某一个处所。让我们选择甲A 在相当的时候，言说表现为一种冒犯，甚至表现为一种挑衅。譬如此刻。当甲A联赛似乎又像模像样地开始它的99年这一轮竞赛时，我想说的是，假如我们有足够理性的话，我们应该“选择甲A”，并不是每一场甲A足球赛我们都非看不可。我明白这种说法就是冒犯，就是挑衅。让我更为清楚地表达我的观点。我十二分地同情“球迷族”的行径。这些年轻的男女们，他们既然狂热得宁可挨耳光也要去乞讨某些球星的签名，他们当然不可能去选择甲A；我十二分地理解我的同事们的举动，我指的是从事体育报道，更准确点说是从事足球报道的记者们的举动，他们才华出众、热情洋溢、极其敬业，但受制于媒体这一基本事实使得他们没有多少自由空间，而他们对甲A的超常情感使得他们夸张了甲A的真实情景，他们因此也不可能去选择甲A；我同样十二分地心领神会这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之外的商业集团的心情，出于他们无与伦比的嗅觉能力，他们把球场直截了当地理解为新利润的增长点，而刚刚开始的99甲A联赛显然将满足他们对新一轮财富聚集的想象。然而，我坚持“选择甲A”。我们有多少理由每场必看甲A呢？说句不那么中听的话，与去年相比，他们依然故我、如出一辙，与我们每天在电视媒体上所看到的国外球队相比，他们更显得捉襟见肘、干孔百疮；而说句真实的话，当那些铁杆球迷在热火朝天地起哄时，他们心里明白这场球赛其实并不精彩，当他们在苦心孤诣地评点时，他们内心里同样一清二楚这个人球其实极其勉强，以至于最后，当他们实在无话可说的时候，就只能反复地谈论那个不走运的徐根宝和相对走运的塔瓦雷斯，这情景实在过于“卡拉OK” 了一点。 “选择甲A”因此就极其自然，即使“拒绝甲A”也属题中之义，只要我们的甲 A联赛没有始终如一地表现出近似于英格兰超级联赛的速度，只要我们的甲A队员没有全力以赴地展现出接近于巴西足球选手的水平，我们就有十二分的理由去选择和拒绝。我相信，即使这是十足的冒犯，我仍然有充分的理由询问：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我们的甲A能够真正地脱胎换骨？足球让我们英雄气长生活中常有的乏味已经为生活于这个时代的一些人深刻地觉察和感受到。英雄虽未遁迹，但似乎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而今充塞在我们视网膜上的是涂着“巴勃里”或者“乔其·阿马尼”香水的城市时尚男人，他们为我们这个日益柔软化的年代作出了同样柔软化的注解；要不便是拎着“帕里”或者“尼娜· 瑞区”皮包的城市白领女性，她们亦为我们这座日渐摩登的城市作着同样摩登的象征。在洋溢着足够泡沫气息的红茶坊中，你能够一目了然的是对“品位”、“情调” 之类东西穷迫不舍的X世代，但你永远不用奢望会遇上一个古龙小说中玉树临风的大侠，或者干多年以前在古驿道边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的豪杰；在轰然作响的迪斯科广场里，你可以感同身受把玩、表现“酷”的意味的新新人类，但你同样难以邂逅金庸大师笔下骨格清奇的异士，或者就在三十年前还让世界为之震惊的格瓦拉之辈…… 城市生活在变得似乎十分丰富多彩的时候，却同时变得十分地平庸无奇，弥散着浓郁脂粉气的大街，它的玻璃幕墙反射的只能是脂粉的颗粒状，行走在《心太软》节奏中的人们，他们的内心拥有的也只能是柔软的思想。时代儿女情长。人们英雄气短。幸好我们还有足球，幸好我们还有那些在足球场上纵横驰骋的好汉们。足球场上的具体细节永远不是我所关心的焦点，换言之，我既不会十分在乎巴西队与德国队之间的差异、英国队与阿根廷队之间的不同，我也不会锱铢必较于苏克尔的星座、吉格斯的体重以及罗马里奥上个月为什么转会他的转会费又有多少，我想，那是年轻的球迷所干的事情。对我来说，我关注的是这样一幕：几天以前，当德国队与巴西队的热身赛进行到第八十三分钟时，巴西天才罗纳尔多从前半场发动进攻，他在两名德国后卫、一名德国门将的阻击下，从容不迫地将皮球踢进了网窝之中，他冷静地击溃了一个德国；我还关注的是这样一种情景：在英格兰超级联赛中，当曼联队与切尔西队对垒时，他们双方都表现出来的那种欧洲气质：激情洋溢的斗志、间不容发的速度以及汪洋恣肆的气势…… 是的，感谢足球，感谢足球场上所发生的一切，因为在罗纳尔多的冷静和英国甲级队的激情背后，我解读到的是今日城市生活中已经十分罕见的英雄气息。如果说我们热爱足球运动的话，其实我们热爱的只是它带来的那种氛围。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我们难以寻觅类似的氛围，它令我们在疲软的日常生活中感到了一丝激越、几分激荡、些许激动，它让我们闻到久违了的那股豪气冲天、豪情万丈的英雄气息。英雄正从足球场上向我们走来，乏味的日子开始有所改变，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甲A联赛还没有使我们儿女情短、英雄气长。对巴黎我们期待什么在98世界杯足球赛指日可待的时候，我可以肯定一点，对巴黎，我们有着许多的期待，更准确点说，在巴黎，有着满足我们全体内心期待的许多可能。我们的期待自然各不相同。巴黎是神奇的，自有人期待着对这个神奇的巴黎作一次漫游。借助于这个时代电视媒体的力量，他们将毫不费力地进入凡尔赛皇宫，去纸醉金迷的密窒邂逅路易十二皇帝的幽灵，或者，去抚摸骄奢淫逸的十八世纪的脚踵。巴黎是时髦的，自有人期待着对这个时髦的巴黎作一回膜拜。通过今日社会IN TERNET的帮助，他们将意乱情迷在香榭丽舍大街，看雪奈尔情调如何花枝招展于新茶花女的唇齿之间，要不，看伊夫·圣洛朗时尚怎样仪态万方于朗布依埃夫人后裔的身上。而我，作为一个准球迷期待着在巴黎目击世界足球旧秩序的瓦解和它的新秩序的建立。不要将我想象成是一个如痴如醉、或癫或狂的球迷，但我和部分球迷有着共同的心理感受：厌恶足球场上的平静。这样的平静是不可容忍的：尽管火爆的场面络绎不绝，尽管耀眼的球星层出不穷，尽管四分之一决赛扣人心弦，尽管二分之一决赛惊心动魄，但到了最后，我们看见的依然是旧格局的重现：老牌照旧是老牌，新牌仍然是新牌。美学理念毫无疑问应是足球文化的主要价值之一，我们正是在不同种族的激烈对抗、角逐、厮杀中感受生命的呼啸，感受唯有男人方能表现出来的力量美，它们将我们带回到了迦太基人在地中海沿岸攻城掠地的年代，带回到了宋江、方腊们在千百年前啸聚山林的岁月。但我还想强调推陈出新，这也是足球文化包含的重要理念。换言之，当任何一届世界杯足球赛落下其帷幕的时候，这届足球赛为人们提供了多少新鲜的东西将是人们对之作出价值判断的主要尺度。在这样的视角中，某个天才足球运动员在巴黎的诞生就只具有“个人”的意义，某场堪称经典性的足球大战也只有“场”的含量，更为重要的是昔日足球秩序拼图版是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的生命点是否增长，旧有的势力是否消退，一句话，在倒塌的旧秩序城墙的废墟上我们是否目击了新秩序那一面让我们神不守舍的旗帜。虽说，出于一个第三世界公民的渺小心理，我祈祷在世界足球新秩序中能够保留伟大的巴西人的一席之地。飘渺神秘的巴黎，诞生了德加、莫奈、雷诺阿的巴黎，被雨果、左拉、司汤达具象描绘的巴黎，让波德莱尔、罗伯·葛里耶、让·保罗·萨特抽象咏叹的巴黎，集聚了二十世纪末期最为天才最为精英的足球运动员的巴黎，此刻，你使我们充满了期待的想象。激越的球场让我们神不守舍不必猜想，一些平庸的灵魂在上面这个标题前面有的只能是无动于衷的姿态。但我们，以男人应有的傲慢坚持着这样的原则，我们向往的就是这种在表象上不可思议的美学：球场激越、球场亢奋甚至适度的球场冲突。原因只是今天我们面对着：信息过于杂乱，生活过于有序，而世界过于平静。让我说得更为明确一点。我们今天的生活正在丧失掉一种激越的内容、调子和氛围，人们正毫无知觉但无可挽回地坠入死水一般的程序之中。在世界的背景上，我们目睹着格瓦拉的骸骨以那么隆重的方式运回到了他的故乡古巴，耐人寻味的是，三十年前，强硬的格瓦拉发誓要加以粉碎的便是今天这个给予他隆重礼仪的世界；我们又看见穷途末路的红色旅在不久前通过媒体宣布了她自身的瓦解，这些一度在罗马、伦敦、巴黎到处乱扔“莫洛托夫炸弹”的理想主义者，现在终于向她绝对憎恨的既成秩序伸出了橄揽枝，以自我崩溃对它昔日的恐怖存在作了一个终结；曾令人不寒而栗的新芬党人现在每天以他们和蔼可亲的微笑频频亮相于电视媒体上，让天下不得安宁的卡扎菲先生而今也不再是日报或晚报的头版头条……现在，这个世界不用恐惧它既定的生活节奏被某个蒙面客的靴跟所踩扁；这颗星球上的男女不用恐惧自己遵从的生活方式被某一枚塑胶炸弹所炸裂，野蛮的暴力不再如同一个不祥的咒语始终悬挂在渴望平静的人们的头上，无法控制的激越情感正逐渐地退出这个时代，一同退出的还有激越的举动和行径。但仿佛，一种获得必然将以另一种丧失作为它的代价。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突然省悟到，在文化和心灵的意义上，人们的生活里再没有出现过喧嚣不止的伍德斯托克之夜，视域中再没有闪动过诺曼·梅勒也加入其中的那一次永驻史册的“夜晚的进军”，耳膜间也再没有被约翰·列农、米格·贾克尔、鲍勃·迪伦等等撕心裂肺的吼叫所震动。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在既定秩序下复制着他们的生活，那生活里有着的是拉夫劳伦服饰的皱褶、乔其·阿马尼香水的余味、坎贝尔笑魔中的妩媚。他们不再被任何东西所惊醒，除了他们的上帝和神抵范思哲被原因不明地谋杀；与此同时，还没有进入中产阶层的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正受控于 “向上爬”这个一体化的时代程序中，在今天的生活中，他们丝毫没有感觉到这种由平民到中产的程序对个性的压抑和摧残，用天才、睿智的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话来说“他们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想象同一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型……” 在这样的情状下，重提“激越”便显得极其重要，而球场不说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一个容纳激越美学的理想场所，我指的是六月巴黎的那些球场。我没有说当我们和皮耶罗、英札吉、博格坎普、罗纳尔多在电视上相会时，那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所鼓吹的“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真的这么认为，那只说明我们的肤浅不说明其他什么。但是，我有足够的自信这样认为，邂逅他们，邂逅生龙活虎于二十世纪最后时光中的这些天才运动员将让我们可以再次靠拢“另一种生活方式”。在海浪一般起伏的人群中，在纸屑、烟火、旗帜所构成的氛围中，我们和某个来自格拉斯哥某个来自圣保罗的年轻人一样地神不守舍，但我们和他们有着明确的分野。他们要的是英国足球队在欧洲大陆的彻底胜利，或者要的是巴西足球队在施宾格勒早就预言过的“沉没的西方”中的凯旋而归。我们要的只是六月巴黎提供的那个宏大的空间，那些激越的场景，那份不同寻常的气氛。在如此开阔的广场上，人类中的精英你死我活的搏杀有力地激发着我们生命中尘封已久的情感，使我们已经十分枯萎的生命之泉获得再次的滋润。是的，在六月巴黎那些足球场上演绎的其实是人类的一部生生不息的生命史，它无情地粉碎了规整的小市民生活所要求的平静、平淡、平衡和平庸，将我们重新召唤回伍德斯托克之夜，约翰·列农的时代，甚至更为古老的剑胆琴心、义薄云天的苍凉岁月。激越的’98世界杯，激越的法国足球广场，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末期的人类生命在这里恢复了她的本真意义，或者说，生命超越了她寻常的意义。为现实而哭泣在经历了我们生命的大喜大悲和情感的大起大落之后，现在，我们终于瞭望到了新秩序的城墙，是足球的新秩序城墙。在这堵城墙里，我们目睹着新酋长正踱着他的方步，在他胜利者的脸庞上你依稀可见古高卢人的傲慢和现代法兰西人的骄纵，而在这个城墙之外，我们亦日击了那些落荒而走的人们，他们是条顿武士的后代、罗马斗土的后裔以及生存在巴西高原印欧混血人群的后辈。一切正如我们在这个无比奇妙的六月开始时所预言的那样，当充满了渴望、焦虑、憧憬和想象的七月过去之后，在旧秩序倒坍的城墙上飘扬的正是我们从最初便已瞭望到的这一而新的旗帜，它书写的正是新王者的名字。但我们并不愉快，更不用说狂喜了。这是因为我们钟情的巴西人在最后的一刻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击倒了吗？也许。对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或者讲得更精确一点，对每一个在1982年便通过电视媒体而初识着足球世界杯的人来说，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迷恋起巴西人的足球天赋，也都会不可遏止地产生着一种“巴西情结”。每一次世界杯上，他们最无法忍受的就是巴西人的失败。他们深刻地记住了1982年、1986年以及1990年，在这些年份里与巴西人对垒的那些家伙才是不可饶恕的，因为这些家伙令他们的天才蒙羞，令他们只能悲愤交加地发出“天应巴西”的长叹。1998年的情况或许有些不同，但他们依然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结局：他们的英雄倒在夺取皇冠的最后一步的路途上，只差一步。让我重复一遍，我们不能接受巴西人被摧毁的事实（尽管这样的事实已经不可阻挡地发生），因为巴西人被摧毁意味的其实是历史的被毁灭、记忆的被抹消和文化的被淹没，意味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变化无常的时代里遭受到彻底的窒息。侥幸的法国人有权利获得这个世界的恭维。尽管这支全世界公认的毫无攻击力的足球队在决赛时刻是用头而不是脚将足球送进了巴西人的网窝，尽管这种方式本身便是对足球艺术的亵渎，但功利主义的世界正如此为他们辩解着：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命运站在他们一边。然而，以这样的方式建立的新秩序是颇为可疑的，也是经不起多加推敲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以古典主义者的身份拒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功利主义者的逻辑和思想，我们固执地将目光投向巴西高原，投向下一个四年。在这个夏季酷热的夜晚，为巴西人哭泣的是我们始终如一的灵魂。悉尼会理想一点吗四年一度的人类大聚会已在亚特兰大划上它的休止符，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代表正陆续从新大陆这块土地回归各自的家园。已有无数个细节、无数个事实证明着这届奥运会的与众不同，仅从197个国家、地区相会在亚特兰大这个数字便足以说明人类的沟通乃至整会已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如果我们足够诚实又能够面对真相的话，我们便知道还有着不少的细节和事实同样证明着这届奥运会的不尽如人意，证明着人类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仅以裁判打分为例，我们便目睹了许多天才的体操运动员被“谋杀”于不公正的判决中；不少优秀的球类运动员被“绞死”于充满着私心的裁决下，而某些才华平平的运动员则因了东道主、特殊的民族联合体以及其他等等原因，在裁判的支撑下而扶摇直上。倘若说在巴塞罗那、在汉城人们被兴奋剂这个梦魔所困扰的话，那么，在本届奥运会困扰我们的则是另一种“兴奋剂”——狭隘、功利的民族主义，它是无法以科学的仪器和科学的手段加以分析和量化的，它是一种隐蔽的“约翰逊病毒”（假如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因此，它的毒素就来得更为厉害。这一切让我们再一次陷于失望之中。因为自从伟大的顾拜旦在百多年以前重新阐述了古希腊人有关体育、竞技、运动的诸种理念以后，人类在她已有的二十六届奥运会中，不仅没有彻底恢复古希腊人那份明净的天空，不仅没有再现古爱琴海那片近似于无限透明的蔚蓝，反而不断地被性、暴力、拜金主义、种族情绪和兴奋剂等等黑雾所笼罩，反而与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日渐疏远。也许我们过于理想主义，但正是理想主义使我们将目光投向下一次奥运会，在悉尼，这一切会有所改变吗？让我们期待悉尼。中年的节制和奔放对于生活在世俗社会并且遵循着这个社会的基本律令的人们来说，当他们跨过中年这道门槛时，他们的选择是无一例外的：匀速地运转着生命之轮，精心地保养着生命机器，安然地度过生命的瓶颈阶段后站在高寿的山岗上对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一个意味深长的鸟瞰。现在，他们远离了情感的激烈起伏、欲望的致命释放、人性的波峰浪谷，节制变得理所当然，奔放显得大谬不当，他们渴望获得的是身心的平衡、思想的中庸以及无情无性无欲无念的人生境界，这能达到他们的终极目标：延年益寿。对他们来说，这一切顺理成章。不过，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视角和观点，它们对上述“无精打采的中年思维”作了最为彻底和果断的反叛。我举他们——杰克·克鲁亚克、爱伦·金斯堡和威廉·伯鲁斯——为例，虽说这样的举例并不一定精准。在这些与众不同的人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不作一刻停留的精神姿态，他们自始至终“滥用着思想和肉体”，从不以安逸、稳健、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来规范和界定自己，只以全部的激情在自我的地狱中作着全程旅行。他们不让自己的灵魂有一刻安宁，在彻夜的呼啸之中寻觅着生存的根本性意义，即使焦虑、冲突、矛盾、绝望吞噬并且耗尽了他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最终都是在中年这个时期倒在了他们无限热爱的大地上，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如同凡夫俗子那样去度过平静而又漫长的人生，但他们惊世骇俗的历程却使得各自短暂的生命获得了永久的名声。我想，面向中年的时段，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他可以以平庸来换取岁月的延续，也可以以激情来再造一段生命。在内心深处，我选择的是后者。男人最好少下厨下厨的男人自有他的动人之处。在这个千百年来专属于女人游走的地方，他们不慌不忙地踱了进来，随后摆开阵势，操持起新旧十八般厨房武艺，把玩出一桌绝对不亚于“绿波廊”、“老饭店” 水准的美味佳肴。他们由此而博得了“模范丈夫”的美誉（在那些有心挑起家务重担却又有意将其卸掉的上海女人眼里），由此而搏得了“时代进步”的象征（在那些以跳黄昏场作为女权至上理想一部分的上海女人的嘴里）…… 总之，下厨的男人差不多搏得了上海大部分女人的赞叹（除了那些一下子融资可达几个千万或者几个亿的成功女人），他们因此在女人解放的漫长过程中起到了自己的一份作用，他们也把男人历史中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却又游手好闲养尊处优这一页作了抹消。然而，我想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下厨的男人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个主流形象，成为这个时代对男人评价的重要标准，事情恐怕就有点不妙了，因为这样一种形象是对男人的历史本质和现实本质的双重游离。当他们在七八平方米的厨房间对今天的生活精雕细琢的时候，他们背离了历史中的男人形象，他们不仅达不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壮怀激烈，同样也达不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豪气干云，他们甚至达不到 “冥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凄美、悲凉。当他们在砂锅、铝锅和搪瓷锅里反复地品尝日常岁月的滋味时，又背离了现实世界中的男人形象，在他们展露身手的地方，我们看不到“格瓦拉式”的激情、 “金斯堡式”的冲动和“克鲁亚克式”的永远“在路上”的勇气。下厨的男人有的是一个世俗、日常、温暖甚至不免平庸的市民社会需要的那部分乐趣，这部分乐趣自有它的道理，它们是形而下世界中的镇静剂，但它们不应进入一座已经拥有世界第三高楼、即将拥有世界第一高楼城市的价值系统，也不应成为这座城市了民的一个评判尺度。让男人去做他最主要的事情：构建精神和物质的大厦。间或地，他出现在厨房间，那只是为了变换一下他的生活节奏。他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乐此不疲，更不应该与其打成一片而反复下厨，以致最终把自己变成了厨房中的一把汤匙、一口锅子和一罐甜得发腻的苹果酱。至于我们每个家庭的厨房活计，如果我们想得理想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托付给了不起的比尔·盖茨先生，他和他的微软公司应该为男女彻底平等时代的到来作出一些贡献。” 女人的“解放”指日难待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而二十一世纪马上到来的时刻，有许多事情让我们充满了信心，但也有许多事情让我们继续沮丧，其中之一便是今天的女人还远远没有获得对男权社会而言的自由心态，没有获得自身意义上的真正解放。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社会意义的解放当然早就完成，这是被过去的历史所证实也被今天的现实所阐述的，我们不是从七十年代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格言前进到了八十年代的“女强人”以及九十年代那些牛毛般密集的“女白领”吗？在上海这座产生了远东最为壮丽的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昔日的汇丰银行今日的浦发银行——的城市里，那些在历史中只能充任一个卑贱的小角色的女人们，而今不仅成为社会的主角，她们中更有不少人以特别的盛气凌人、特别的“嗲”和“作”催生了“妻管严”这种不幸的上海男人角色，也使得众多的上海小男人“乞讨”于“相约星期六”而更显其小。然而，社会意义的解放并不逻辑地决定着女人在经济上或者更精确地说在现代消费意义上的解放，不断发生的事实——譬如女人在和男性交往中基本的消费方式 ——而言，她们依然更多地纠缠于历史中的形态，而与今天新女性的形象无缘。让我说得更明确一点。在我的观察中，蓝领女性是最为放肆地将她们所交往的男性当成一只赤裸裸的 “皮夹子”的一个族群。从快餐店一次简单的进餐到咖啡馆一次较为抒情的约会乃至在黄河路某家酒店的一次饕餮之嚼，你基本不用想象蓝领女性会有一种主动的买单行动，她们总是将这些更富于个人尊严的举动出让给她们的男性朋友，并且从不思考这种出让对她们存在价值有多少损害。我想，她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一部分与她们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有关，但更多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她们头脑中始终盘踞着的被历史所熏陶而成的卑琐意识：女人的特权本来就所剩无几，男人天然地为女人买单是女人所剩无几的特权之一。同样在我的观察中，白领女性或许要稍为“现代”一点，但这一点的“现代性” 依然无法改变她们在历史中已经形成的那样一种卑微的心态。换句话说，在和男性交往的最初时刻里，她们主动买单的行为或许会像一阵清风那样让男性产生美妙的眩晕，但这个眩晕不会持续多少时刻，你立刻便会看见她们将消费的重任愉快地卸到男性肩上这样一个姿态。和蓝领女性一样，她们认为对一个中国的女人来说，一个中国的男人天然地就是一个“皮夹子”，假如某个中国男人愿意与她们发生某种社会意义上的联系的话，当然，她们中真正富于现代意识的不在此列。唯有在经济上显示着凶猛的暴发力的女人表现了另类的形态，她们以挥洒自如购买男人的方式将历史进行了若干的修正，但鉴于她们在社会中所占据的微弱比例、她们朝秦募楚的心情以及她们忽而膨胀忽而萎缩的状态，她们不能对我们的生活发生根本性的影响。无疑，尽管我们全体将要跨过新世纪的门槛，尽管有关新女性的鼓噪也已旷日持久，尽管敏锐的商业集团正策划着“寻找二十一世纪的新女性形象”，但现实生活中女性与男性的交往消费的主流方式依然带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最为腐烂的气息，她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真正地成长为人，一个与男性完全旗鼓相当的人，在她们渴望男人宠幸的这种不变的人性因素中，在她们与生俱来的对物质狭窄地理解的心理中，我们看见了她们的悲哀脸庞。女人还远远没有走到彻底解放——自由放松而不是仰人鼻息地消费——这一地步，她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还心甘情愿地成为她们交往的男性朋友的消费俘虏，从而成为他们思想、情感的俘虏。女人的“解放”指日难待。女人还回得到自然之中吗先让我作这样一个假设：有这么一个女人，她也许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坐在 “巴黎春天”里面对所谓的情调、品位也许没有那么细腻的感悟，由于不曾走出国门因此也许不曾像某些女人那样地拥有一种知识的、智性的、广阔的视野。但是，她有着天然的灵动、聪颖和自由奔放的情感，当她邂道某个男子并且被那个男子气质中的某些东西所吸引时，在那一刹间，她被自己的激情所左右，无所顾忌地迎向那个男子，而毫无文化、心理和由于文明带来的等等压力。最主要的是，当她向自己所心仪的男人表达心情时，她听从的只是自己内心的感受，并将这份感受自由、流畅地表达出来，而不像某些文化女人那样不可容忍地吞吞吐吐，不可饶恕地矫揉造作。这样的女人令我们为之心动，令和我们有着同样感受的男人们为之心动。如果我们敢于直而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今天部分的城市女人正日复一日地失去她们曾经有过的自然、纯粹、本能的状态，在人工、粉饰、做作、矫情等等的伪装下而喘不过气来，并且极其乐意咀嚼这份喘不过气来的滋味。生活中的无数细节都印证和支撑着我的这种说法。譬如说，今天，当你穿行在白昼的大街上，或者期待在夜晚的酒吧间，你有多少可能去遭遇二十年前的那些身着朴素的衣服、不事修饰但内心情感狂热得一如维苏威火山的女人呢？那时，当她们决意与你相处，就决不会像今天许多城市女人那样算计着从你这里能够获得多少物质回报，而是全神贯注地体验着生命节律中的每次高潮。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动荡不定的青少年时代，即使那些被主流社会和主流意识形态痛斥为“拉三”的城市越轨女人，当她们和自己所爱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也决无今天女人的那份矫情，更无今天女人的那种功利，某种意义上，她们表象上放荡不堪的生活是生命渴望获得绝对自由的一种象征，那种吞噬一切的爱欲是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她们真的是我们城市中一朵颓败而绚丽的花朵。今天，在上海，这一切都已消失。没错，在黄陂南路百家超市的收银台边，你可能会与一个女人相遇，撇开她的职业不谈，她那似乎十分清秀、十分精致的面庞使你产生了若干错觉，仿佛她就是那种理解而且洞悉生活真谛的女人。但当你与这张清香四溢的脸庞相伴而行时，你一清二楚地嗅到的是令你窒息的拜金主义气息，这张精致的脸庞有着的是同样精致的想法，她懂得怎么保卫自己的身子，当然不是保卫她那其实已七零八落的贞操，而是怎么将她严加防范的身子与她的同行者作一种等价交换，尽管她并不是我们不屑一瞥的“鸡”。在衡山路某三资企业的写字楼里，你或许会与某个女白领相逢，她那似乎十分深邃、十分幽远的眼神激发了你的想象，新时代的女性也许真的能够提升到“廊桥” 的高度。但进一步的了解使你明白了她的真实目的，她要求的不是灵魂沟通、情感对撞，不是瞬时间的内心迷乱内心狂放，而是对你在这个社会中已占据的地位、已获得的财富和可能拥有的潜力的详加考证反复推敲，她也是以等价交换的方式来理解生命与生命的相遇。就这样，城市的某些女人有时成为远离自然人性的女人之一。文化使她们拥有了品位、获得了情调，但更多地让她们学会了言不由衷，把握了矫揉造作，她们远离了生命的激扬状态，也丧失了生命的基本欲望和基本冲动，她们不会也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走进生命的纯粹境界中，去感受激情带来的巨大风暴，去分享迷乱带来的无比刺激。一旦涉及到生命的欲望，她们更是将此当成一种可以交换的东西。鉴于她们的文化性，她们要求的当然不会是过于简单的人民币，但那肯定也是城市生活中最腐败最堕落的一面：男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财富和社会势力等等等等。她们理性而客观的头脑可以如此加以表达：永不会被纯粹的男性力量所吸引，也永不会被纯粹的男性魅力所迷惑，她们是高举功利之旗的铁女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展现在面前的这一幅世纪末的苍凉画面所悲哀。人的自然、伟大的属性在今天的女人中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商品社会中人与人那种渺小而卑琐的关系，一句话，交换成了一切。当卖笑女的想法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当情感本身被贬得一文不值时，当伪装过的情绪成了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主导意识，我们还能够企求什么呢？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天才的让·雅克·卢梭就如此说过，回到自然中去的人类才是最为完善的人类。在今天，他的话有十万个理由这样表达：回到自然中去的女人才是完善的女人。问题在于女人还回得到自然中去吗？由她们移情去女人的移情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事情，如果我们承认人性中的有一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话，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一个男人（哪怕他有着足够的优秀）都无法包容一个女人要求的一切。有时我们不得不回到这个话题的原始起点。女人的移情首先来自于她们生命中的需要，那种“喜新厌旧”的需要。始终不渝的爱情只能来自于小说、诗歌、电影、电视等等大众媒体炮制的现代神话中，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目击的只是反复缠绵之后的乏味，不断乏味之后的厌倦，连续厌倦之后的同床异梦……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现象有彻底改变的可能，因为从周口店一路走来的我们身上存在的基本的人性并没有彻底改变，因此，女人的移情就变得十分自然，又有什么力量可以制止她们的天性呢？如同没有力量可以制止男人的天性一样。其次，今日生活中女人的移情变得如此频密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我们正共同地进入商品时代。在人类已有的历史中，至少在我们汉民族已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发现这么多的女人正将她们的美色、她们的性感、她们的爱欲当做商品来出售。我指的并不是那些以色相来换取自己人生一点可怜进步的女人，她们不在这个话题的指涉范围内。我指的是正成为今日主流社会中的女人，那些以范思哲、基万希、乔其·阿马尼点缀生命的女人，在潜意识中她们将自己作为商品待价而沽。在情感的美好包装之后，在情调的刻意强调之下，这些女人对她们情意注入的对象往往作着如下精细的打量：他的经济现状，他的社会地位，他应对未来时代挑战的可能。一旦她们的视域中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又有着生存于商品社会中的更多的特点，她们将毫不犹豫地奔他而去，移情就这样完成了。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情感，真正的爱情。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女人我们社会中并不鲜见，她们也许将小说中的爱情日益地世俗化，或许将两性间的关系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高度降低到了“欧也尼·葛朗台”的水平，但生活的现实就是如此。由她们移情去，这是我的想法。另外一个想法便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你有着对生活的永远的激情，只要你有着源于生命的永远的活力，只要你有着感受美妙的女人世界的永远的心情，你一定会在移情而去的女人的一边发现另外一些女人，她们不可思议的诗意会将你完全地吞噬。虽说，我们难以断定她们会不会再次移情而去。舞场的“空洞”与舞者的“空洞” 来自这座城市娱乐业的最新资讯告诉我们，在最近这个年度里，城市娱乐业的亏损已达创记录的二亿人民币。我们不知在这个亏损中舞厅业占了多少痛楚的成分，但除了“通通”、“时代”、“纽约客”等超一流的迪高城之外，我们在上海众多的舞厅中（它们中既有迪高厅也有交谊舞厅）所见的确实都是一派“空洞”无力的景象：舞者寥寥，看客不多，小乐队吹奏得愁肠百结，“坐台帮”显得形影相吊，而那些在这个空间里“讨生活”的女人，她们有着的也只能是李清照式的凄凄清清的表情…… 如此凄清、空寂的场面当然令我们感慨万干，这之中的原因多种多样，然而有一种原因我们不得不提：舞者的“空洞”。这种“空洞”有其地理学上的意义。超大规模的城市重建使得老城区的人口向新城区分流，过去老城区的高密度人口而今已急剧下降，这使得坐落于老城区的舞厅失去了她的所指对象。这种“空洞”又有其文化学上的意义。今天，涌动于城市迪高城中的新新人类要的只是自己过于年轻生命的尽情发泄，作为舞者，他们决不在乎舞技的高超或舞姿的美妙，而迪斯科这种完全没有样式和程式的现代舞蹈恰恰吻合了百无禁忌的青春文化；而翩跹于交谊舞厅里的城市中、老年人要的是自己成熟生命的艺术演绎，作为舞者，他们看重的是如何在自己的舞蹈中将情感细腻而有层次地传达出来，或者说如何精细、微妙地将舞蹈中的不同样式和程式用不同的风格表现出来，交谊舞也恰恰对应了炉火纯青的中、老年文化。就舞蹈而言，迪斯科与交谊舞本无高下之分，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城市的新新人类绝对只醉心于迪高城中的生命奔放，他们的兄长新人类也基本无知于交谊舞中的种种样式和程式，他们的缺席使得城市中娱乐文化中的这一部分显出了巨大的“空洞”，同时，又使代代相承的交谊舞蹈失去了它的传承者。相比舞场的“空洞”，舞者的“空洞”或许更令人不安一些。然而，生活也许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我们的担忧不具更多的说服力，因为，完全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新新人类与新人类对交谊舞的抛弃和对迪斯科的迷恋，其实是这个时代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具体例证：新的节奏反映的是新的主题，而新的肢体语言讲述的是新的生活方式。变成幌子的游泳池在今日的城市变化中，也许最为缓慢的要数游泳池了，最近几年的信息不断地告诉我们，在每个炎热的夏季里，苦于酷热的城市人在狭小的游泳池如同下饺子般地拥挤在一起，原本是一次让心情、身体放松的休闲活动，而今却成了一次让人哭笑不得的遭遇。总有人会精明地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比如，我们城市中某些无孔不入的房产商。我们在不同的媒体上，常常会看见这样一些广告，它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当你购买了某某公寓、某某花园的时候，你同时还可以获得的是宽敞、豪华的游泳池，那里自然荡漾着令你心旷神怡的蓝色水波，它们是你高尚生活的象征，也是你品位情调的暗示。事实当然常常与房产商们的说法大相径庭，那些兴高采烈地进入这些广告所描述的空间的人们，他们并没有看见有着海水般湛蓝水花的游泳池，或者，他们看见了游泳池，但那游泳池的水面上却漂浮着若干和情调、品位完全无关的杂物；或者，他们看见了游泳池，但那游泳池的入场券却要你用一般等价物去调换，而这是他们的广告上所没有讲明的。作为普通人生活方式一部分的游泳池，便这样被某些房产商和他们的同血者当做了一种幌子，他们诱惑着广“大正努力地提升自己生活品位的人们，蛊惑着他们内心中的某种欲望、某种希冀、某种虚荣心，在迷惑着他们的判断力的前提下，让他们走入设下的陷阶，掉入布下的迷局。这样的房产商和广告商当然只是绝小的一部分，并且，他们设下的迷局、迷津而今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清。对我们来说，对广大的市民来说，一种更为清晰、更为明朗的社会情景肯定会来临，那时，游泳池再也不会被当作一种幌子，在那里，将有着我们每个男女所正常要求的夏季的休闲生活。失去的闲暇和消失的鱼多年以前，上海的部分市民家中——摆放起一口硕大的鱼缸，在那里而自然有着令人赏心悦目的金鱼、热带鱼。每当夜晚，在灯光的映射下，那一缸的五彩缤纷真使你目不暇接、心花怒放，它完整地构成了那些年里不说压倒一切至少也可说是风靡一时的休闲时尚。然而，时过境迁，在1997年的初秋时分，我们看到了不少市民纷纷收起家中的鱼缸，或者将鱼缸中的东西扫荡一空，只剩下一缸的空洞，他们的这种变化对我们具有了深长的意味。在我的持续观察中，我发现城市人这几年的收入消长对这种休闲时尚的变化起了重要的作用。换言之，把玩金鱼、热带鱼必需相当的实力。寻常的一尾“红绿灯” 只需几元人民币，但一尾“神仙鱼”就需人民币几十元，而一尾叫做“七彩神仙” 的热带鱼市场售价是几百元人民币，一尾叫做“龙鱼”的热带鱼豪华得几近上千元人民币，那些早几年尚能对付鱼缸中开销的人假如这几年进步甚微，那么，他们的败退便成了题中应有之意。然而，如果说收入的此消彼长使得这种休闲时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的话，那么，决定性的作用则产生于人们生活节奏的转换。与前几年比较，今天的人们普遍地觉得生活节奏的加快。这可以体现在白领们行色匆匆的脚步上，也可以体现在蓝领们不断调房的寻觅里，还可以体现在VIP们明争暗斗的韬略中……生活于这座城市每一个阶层的人们，他们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和分量，如果他们属于那种富于竞争性的男女，他们便得拧紧自己身上的发条。这样，他们再也没有过去那种消消停停的悠闲时光，也没有从前的那种品味人生的闲情逸致。具体而言，现在当他们回到家中，既没有时间为“七彩神仙”购买鱼食，也没有闲暇为“龙鱼”调换不那么干净的鱼缸水，更没有足够的雅兴来品味鱼缸中跃动的生命和璀灿的美感。他们多少有些无奈地离开了曾经充实过他们闲暇时光的鱼缸和鱼缸中行云流水的美丽。当生活充满了高度的紧张感，人们的生命一定富于激情，但同时却失去了那一份冲和淡定的闲暇心情，也因此远离了真实的人性，这或许便是现代生活要让我们付的代价。还要过多少时候，我们才能够从高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摆脱而出，再次获得一份放松、悠闲的自由自在的心情，从从容容地观赏着那玻璃鱼缸中一尾尾活泼、生动的斑斓生命？宁静在不眠之夜多年以前，我个人一直记得这样一个情景：来自美国的某商人在夜晚七、八点钟的时候从飞机的舷窗里向我们的城市瞭望，他发现的是一个漆黑一团的城市，而这个城市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他在随后的观后感中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惊讶：“和其他一些第三世界的城市相比，上海显得惊人的黑暗，这是一座没有多少生气的城市。” 这个商人发表这番感想的时候是一九七七年。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如果这个美国商人再次来到上海的话，他看到的将是完全不同的一幅景象：无数的射灯辉映着城市的天空，无尽的霓虹迷乱着城市的街道，无边无际的车道灯光又像宝石般地镶嵌在城市的四方……城市已经不眠，并且，不眠的城市如同神话一般燃烧着，从黑夜一直到黎明。有多少男女在这二十年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又有多少男女在这二十年里发展了一种与过去的时代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是在上海巾帼园雅致的舞厅中，与在黄昏场里跳得不亦乐乎的女人迎面相遇么？而在过去，这个时段她们正为家人煮饭烧菜；我们不是在深夜二、三点钟的时候，与迪斯科尤物们在迪高城门口擦肩而过么？而在过去，这个时段这些尤物们即将从温暖的被子里爬起搭乘早班的班车前往工厂；我们不是在凌晨的时候倾听到发自MODEM的声响么？而在过去，这个时段是绝对不会产生叫做网虫的游戏高手的。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确实说明了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在不眠的城市之夜里，多少男女颠覆了过去的时间秩序、瓦解了过去的时间结构，他们在明亮如白昼的夜晚里尽情地跳着诱惑之舞，尽情地吮吸着生活之乳，他们中又有谁能够拒绝夜晚的诱惑，在我们伟大祖先创造的日晷仪设定的时刻里，皈依着自然的不朽节奏，宁静地入睡？这应该是一种非凡的心理和气质，当城市从昔日的暗淡中彻底地摆脱而出并如此的光彩夺目，当市井的喧哗每时每刻地充塞于耳，当霓虹、射灯、泛光照明等等的亮光注入你生活的每一缝隙，你能够怀着静如处子的心情，从容不迫地看待着这一切，并且宁静以致远地进入自我的世界？在不眠的城市之夜里，谁有如此的定力呢？在多种多样的选择间，谁又有着一种独特的选择呢？独处时分的社会紧张度今天，在主流社会不那么关注的界域里，存在着不少的独身男女们。作为一个社会人，他们和你我一样，在社会规定的时空里竞争、反竞争，挑战、反挑战；而一旦退出“社会”，他们与你我很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一些离群索居的人们，也就是说，他们各人回到自己的小屋，而将女友、情人、同事以及其他一些在社会或情感的意义上与之有着联系的人们挡在了门外，以相对的独处来拒绝窗外的群体生活和屋内的两人世界，来度过对他们来说也许充满了许多乐趣的漫漫长夜。这是我们这个变化着的世界的一种新趋势，在生活方式上，现在的人们再不像我们的父母们那样以一种模式存在于世，从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匕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多样化选择这么一幅斑斓的画面，似乎也见证了天才的托夫勒、奈斯比特之辈关于未来生活的预言。但这种新趋势真的仅仅只是描述了生活中的明朗、积极和进步吗？以我的观点看来，它经常描述的倒是社会中存在着的紧张度。通过对许多选择独处的人们的观察，我们发现了他们中不少人曾经有过一次还算完满的婚姻，在夜晚，他们曾经缠绵于两人的世界。随后，一切开始瓦解和破裂，男女分手各走东西，以独处的方式给过去的生活划上句号。究其原因乃是他们中的一方在今天的生活中迅速地膨胀着自己的欲望，而另一方却无法满足这样猛烈的欲望，在现实和想象之中，他们只能选择各自的独处。也就是说，那让外人看来有着几分温馨、几分浪漫的独身生活其实不过是被撕裂了的欲望的现实反射。另外一些观察告诉我们，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初也有过一段还算甜蜜的爱情，那段爱情的深度和强度有时甚至可以用“死去活来”来形容。接着，他们间产生了我们不太清楚的矛盾，但它的内容充塞着物质的诱惑、人性的卑鄙以及对爱情的见异思迁……他们随后便分道扬镳，各人分头扎进独居的小屋，而那小屋演绎的是寻常的人们并不能参透的现代生活中的欺骗和龌龊。毫无疑问，今天的生活正以我们从未见过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在表象上，这种变化常常会令人得出多样化生活到来的美好结论，而只要你深入地观察和分析一下，你的结论便会更真实同时也更冷峻：它们表明了传统文化正成为碎片，表明了两性关系愈益功利，表明了面具的盛行与它背后的无奈、沮丧和暗淡。说明这一点的其中一个情景便是每当这座城市进入子夜时分，你便会发现有那么多独处的男女正收听着“相伴到黎明”这一档节目，他们为什么而彻夜不眠而辗转反侧？夜的灵魂在哪里得到拯救这一切都是不由自主的，我指的是当我们进入城市的一个特定的空间，那被我们叫做迪斯科的空间。让我再次重复，是在平庸的市民尝试于麻将台上摆脱他们的平庸，而始终矫揉造作的伪情调主义者于红茶坊中再次自我手淫的时刻，我们，城市夜生活的异教徒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让生命不由自主，它叫迪斯科。出于我个人的执拗，这个初夏的某几个子、午夜相交的时分，我总是位足于我们城市最好的迪斯科城之一的通通迪斯科广场。这一切是难以忘却的。你刚刚喝过不少红酒，你那被酒液洗浴过的眼睛里出现的景象带上了某种神秘的意味—— 闪烁不止的射灯伸出着它的手指在不安地抚摸着钢结构的楼道，领舞小姐缓慢地在二楼的突出部摆动着她的身肢，她白皙的上身在暗夜中浮现而出，她的玉臂、肚脐和乳房边纹着的蝴蝶也在暗夜中浮现。男性DJ发出着简单的叫唤，应和着他的声响，那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节奏中涌动的是来自城市四方的男女，他们中了魔法般的神情显示生命已在这个空间里溶化……这一切是如此简单，如此纯粹，如此柔软，如此优美，如此地动人心弦不可思议不能言说。那个时分，我的头脑中反复盘旋着的是这样一个句子：歌唱的灵魂在哭泣。是的，是在哭泣，但也在歌唱……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一种体验，这种体验也许偏离了一些报刊编辑对我的约稿要求。其实我想说的是，在今天的城市夜生活中，只有迪斯科这种空间能如此有力、如此不容置疑地将我们的灵魂抓住，在一种充满了幻灭的气息中让你的智性彻底瘫痪，或者说让你的智性找到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使你的生命力在这一刻得到绝对的激发。在这个空间里，生活一定有着另外的意义。存在、创造、激情一定有着另外的解释。那种自我毁灭的音乐氛围一定提升着我们生命底部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现在，即使那些以“酷”为荣而其实愚蠢至极的黑衣黑裤的城市废弃物，也变得让我能够忍受了，他们的戴着又扁又狭的有框或无框墨镜、两脚叉开、让上半身像波浪般起伏的形象，显示了咒语一般的魅力。不可忍受的依然是那些所在：陶吧、饮品屋以及泡沫红茶坊。我们城市的伪情调主义分子们糜集于此，似乎十分优雅十分潇洒十分精致，但他们没有激情没有冲动没有忘我没有自我毁灭的气质，让你分明感受到了生命力的衰退。在那里，生活是做假的、是虚弱的、是伪饰的、是堕落的、是不可饶恕地面具化的，他们唯一的勇气是在意式沙发上如何摆放好自己没有灵魂的躯壳，然后在泡沫的气氛里做着有关情调的无耻于淫。城市没有激情，生活中没有格瓦拉的行走没有克鲁亚克的《在路上》没有金斯堡的《嚎叫》没有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甚至没有他的“红旗下的蛋”，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岁月这样的时刻，除了迪斯科这个让你暂时忘却一切的空间，还有什么空间可以让我们夜的灵魂得到拯救呢？浪漫时光中的得救他们的名字分别叫作康妮、克利福和梅洛斯。他们生活在1920年秋天的英国中北部地区勒格贝。随后，他们之间涌动着最为汹涌的激情与毁灭的暗流。当贵族克利福还得意洋洋地沉浸在自己毫无生气的生活中时，他的太太康妮与守林人梅洛斯在林中的空地上因了奇妙的邂逅而产生了澎湃的生活撞击，这个撞击使得二十世纪初保守的英国生活遭到了粉碎性的否定，与此同时，这段暧昧的感情在本世纪初腐朽的泥土中吹拂开它艳丽的花朵。假如你有着足够的阅读经验，相信你已知道我指的是天才的劳伦斯和他所叙述的《查太莱夫人和她的情人》。我并不认为康妮与梅洛斯之间的关系值得人们广泛地效尤，但我被自己的阅读经验所打动。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康妮与梅洛斯之间的关系表达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浪漫，这种浪漫深刻地反动着二十年代英国生活中的秩序和律令，它在解放着他们渺小肉身的同时更升华了他们的心灵。我特别地记取了当康妮与梅洛斯在激情之后梅洛斯的那段独白—— 温柔，她有点什么温柔的东西，像滋长着的温柔的王簪花似的温柔的东西，这东西是今日化学品的妇女们所没有的了。但是他定要诚恳地把她保护一些时日。只一些时日，直至无情的铁世界和机械化的贪婪世界把她和他同时压倒。并不是肤浅的肉身欢乐和庸俗的感官幸福，他们的心灵间充满了凄婉、悲哀的吁求，但正是这样的吁求传递着对生命和它所存在的意义的真正同情和真正理解。现在，肉体与肉体的触觉和合一不再是粗野、猥亵的举动，如果它是诚挚的，那么这种诚挚使得人们有必要对他过去所拥有的生活和所坚持的信条作出有力的置疑。换一句话说，两性之间的浪漫永远不只是一种情调，更不是一种游戏，它应该表达着人对包围着他自身的千百年来的文化禁忌的再超越，它也是使我们灵魂和身体从粗俗的境遇中获得拯救的一次跋涉。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二十世纪即将与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境域让我们明白，今天的人们对浪漫的理解相距何其遥远，他们要么沉浸在虚假的情调中，要么迷失于空洞的心绪间。你不能奢望他们会像梅洛斯那样在这个世纪的初期，在英国中西部的林中空地上，在激情之后的那个微妙时刻，痛楚地意识到活着、爱着、浪漫着的意义。新POP批评：花花世界里的迷津假发：超越人道的伪装作为人道主义的一种具象阐述，“假发”已经完整而清晰地留存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你也可以说它已留存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具体而言，有多少因为年岁、遗传等等原因致使头上产生一派荒芜景色的男女，由于“假发”的作用而再显（或予少在戴上“假发”的这一时段再显）生机勃发的气象，坐落于上海老城隍庙区域中的那个专事生产并出售“假发”的商店也因此而声名大噪。现在，看来一种新的记忆将植人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它指称的依然是“假发” 这一物象，但已远离了人道主义这一范畴。准确地说，自从1996年年底起，在城市新生代之间便开始了一轮“假发”的时尚追逐，而在1997年10月31日这一天，这种时尚追逐攀升到了它的第一个峰巅。在目击者的眼中，那天城市的娱乐空间（以迪高城为代表）布满了戴着“假发”的细小族，他们竞相以一种彻底变化了的形象而互相注视、自我陶醉。目击者的视城里还出现了头上出现十种不同颜色“假发”的 “假发迷乱分子”，她们的理由是，这些“假发”可以对应她们不同色调的服饰，从而营造她们个人的不同风格。至于那些戴着假辫子试图显出莫里哀时代作派的女子，在这些空间里更是比比皆是，她们今“假发”时尚成了不仅仅是几个思想前卫、行动极端的男女的孤独迫逐。旧日的人道主义范型已被超越，“假发”不再担当对人类生理缺陷作出适当＃「救这个传统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中，它体现了新人类的特殊审美趣味，并勾勒了一个感官至上时代的侧面剪影。在坚持开放观念的人们眼里与坚持大众文化批判观念的人们眼里，“假发”这个物象正注入了不同的社会内涵，它们是矛盾的、对立的、冲突的。对我们来说，“假发”时尚所包容的更高意义的提示是：今天的人们乐于以伪装的面目出现，但他们为何渴望这种伪装？我发现，这种情形并不局限于“假发”这一城市时尚，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在电脑网络所派生的虚拟社会中日击着人们游走的身影，还目击着他们以伪装的身份与他人沟通。多年以前，一个困扰着我们的艺术命题而今以这样世俗化的方式再次向我们提示：是艺术模仿了生活，还是生活模仿了艺术？换言之，是伪装的（因而是人工的）我接近真我，还是本色的（因而是自然的）我接近真我？一些都是不定之数，唯一确定的是，以“假发”时尚的名义，昔日的人道主义的层面已被超越，伪装的背后是新人群和他们的审美理想在诞生。僭越：品牌消费中的误导今天，有关品牌的讨论已从非主流状态跃进到主流状态，这一点，你只需去读读这座城市的一些权威媒体经常发布的品牌报道便可明了。但有关品牌的大量误区依然存在，一同存在的是跌落进这个误区里的男女们所表现出来的盲目、轻率和自以为是——如果我们不说愚蠢这个词语的情。试以今年夏季流行的POLO品牌为例，我发现几乎所有自认为有些品位、赶得上潮流、自封为品牌大师的男子，都清一色地将这个品牌披挂于身上，那个骑者的标志成了他们相互间联系的信号，成了他们与这个夏季达成的流行契约。但他们却忽略了各自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美学立场，他们间的差距原本是这样大 ——从隶属于知识阶层的人士，到附属于白领集团的人员，到归属于VIP群落的分子。他们现在全都统一在POLO这面旗帜下，他们放弃了各自不同的审美趣味、服饰观念和文化认同感。这样的情景与若干年前完全相似，我指的是不久前我们这座城市中的男子对皮尔·卡丹先生爆发出来的激情，那时，这种激情的强度可以用这个场景来说明：在一个水果摊上摆弄美国提于、厄瓜多尔香蕉的小伙计，在他的腰际处也围上了一根惊心动魄的皮尔·卡丹皮带。这种局面的产生与一个动名词有关——流行。我们当然不能简单而又粗暴地去攻击这个动名词，我们能否定C．D、DVD和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吗？然而，我们应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不同的品牌在社会的架构中占有不同的位置，它们内含着不同的等级和价值标准。任何一次的僭越（就这词的泛指意义而言），都将导致品牌世界的混乱，从而产生我们这个世界中有关日常生活细节的笑话。当然，我希望我的这番言论不致于被人误解为对民主和其全部内涵的攻击，如果有人坚持认为他想玩什么品牌就玩什么品牌的话，那么，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历史对这个道理自有评价。 “巴巴里”：老欧洲离我们还有多远不断地传来某某欧洲品牌进入我们这座城市的消息，在新近开业的一些大型或超大型的购物商厦中，我们也耳闻（当然更重要的是）目睹着那些来自欧洲的新品牌服饰，此外，今年初秋时分，由于那个天才的设计大师突然去世，也让以他的名字为代表的品牌在我们的城市中“似乎”火了一把，我强调“似乎”这词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只是听说了“瓦萨基”在上海时尚男女中间显得奇货可居，但我们并没有目击到它真正地吞噬着上海的品牌一族。如果我们过于乐观又过于轻信，我们当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经历了最初的含混不清之后，品牌进入了它的清晰时期，上海的时尚男女也摆脱了最初的蒙昧，开始了成熟而明智的品牌消费，老欧洲的一些品牌来到上海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它不仅证明了我们的城市整合和接纳着品牌世界的“经典”，它还证明了我们的市民将这样的“经典”揉和进了自己的生活之中。事实又是如何呢？譬如在新近落成的梅陇镇广场，我们确切无疑地看到一些闻名遐迩的欧洲品牌服饰正处于相当孤独的状态（是它们的高价位吓住上海人了吗），又譬如在遍布城市四周的一些“怪诞屋”中，你可以看见那么多欧洲品牌的膺品（接受替代不就是接受无奈么），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诸多的细节，它们全都在质疑着老欧洲品牌和我们这座城市真正的关系。其实，所谓的老欧洲品牌整合进上海的说法在多地是出自于那些品牌推销商的回中，通过斑调多姿的广告和天花乱坠的媒体，他们有意地虚构着这些品牌在今日上海中的真实情景，有意地制造着林林总总的假象，从而让人们失去现实的消费视野，产生说到底是极其盲目的购物冲动。老欧洲的经典品牌肯定会整合进我们的城市，这是无需怀疑的事情。然而，对我们城市的子民来说，目下它的到达还只具有“物理”的意义；当它们对我们城市的子民具有了“精神”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真正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那时，方可说老欧洲就在我们的身边，即使在黄浦江上我们也能够闻到塞纳河、威尼斯河和泰晤士河的气息。迷你裙：从文化禁忌到性感泛滥今天，以性感泛滥为主要外在特征的青春文化，正席卷着上海这座曾有过特殊稳定结构的城市（就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屡试不爽的计划经济而言），在这股激荡的潮流中，我们看见了迷你裙这一具体的物象。那些身材姣好，尤其是小腿线条特别优美的上海女孩，即使在寒冬腊月中仍然以一袭超短裙来展现这座城市的干种风光万般风情。倘若我们将时光作一次回溯，我们便会在七十年代的初期瞥见迷你裙作为一种“文化禁忌”而被扼杀而被窒息而被压制的情景。此刻，我们真的感到了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无情。仔细地想一下，我们便会发现，多年以前对迷你裙的压迫里有着主流文化对青春文化的恐惧，对生命、本能、性感和激情的恐惧。那时，主流文化认为，社会的力量全在于中老年人的那双饱经风霜的手，不屑于未经理论、教条整理过的真实生活，用“邪恶”、“猥亵”、“卑污”等等词语来定义青春文化，以致于身穿超短裙（今天叫做迷你裙）的女孩行走于大街时，她们的双腿上全被打上了肉眼看不见的“红字”，她们在各自的单位里则被视为一种可疑而不祥的怪物，因为她们竟敢去做这样下流的实验。于是，在七十年代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所产生的超短裙物象背后潜伏着真正的革命性要求，而在女孩那截暴露的大腿上也频频发出着人性的呻吟。而今这种革命性正在荡然无存。换言之，当文化禁忌之墙被推倒之后，我们看见了性感文化的过分泛滥。在大街小巷间，更准确点说是在上海的娱乐空间内——巴黎春天的香榭丽舍咖啡馆、通通迪斯科舞厅或金色年代的包房——你都会看见七十年代末期出生的女孩正在暖昧的灯光中展示着她们那一条风情万种的超短裙。她们的自信是不言而喻的，充满了活力（也许是紊乱的活力）的年轻生命，无法抑制的青春期冲动，在配比正确的营养之后产生的比例完美的大腿，以及使她们变得舒展、自在的社会文化背景，这文化背景揭示着我们，在九十年代末期的上海我们熟悉了众多的康乐总会对这个时代的肉身的温情承诺，也提醒着我们看见了黛安芬、柏利安、姻登峰之类的物品对这个城市的肉身的有力关怀。舒适堡中发生的一切正演变成上海新的传奇，健身房里开展的一切正成为城市新生活篇章，肉身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主题，性感泛滥在我们的眼帘之中。当人摆脱了神的统治以后，人自己坐上了神的王座，这堪称是时代的一大巨变，但这种巨变中包含着足够的危险性，如果人在自我崇拜上走得过头的话，那么，他的平庸无奇、愚蠢不堪将充分地暴露出来。因此，我想，我们首先有充分的理由祝福那些身穿迷你裙的女孩，我们承认她们修长的双腿踏出了真实人性的足印，但我们同样有充分的理由向她们说上这么一句：当我们拥有了自由地表达性感的权利时，这还不是“自由”真正的全部的内涵，自由的内涵应该表达为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解放。凉拖鞋：'97之夏的时尚突围一轮新的时尚追逐正在上海、北京、广州依次展开，这一轮时尚追逐猎取的对象是做工精致与质地粗劣的拖鞋，穿着这些拖鞋的自然是城市中对时尚有着偏执狂般激情的女人们。在上海，这些时尚追逐者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是城市时尚的前卫主义者，她们成分复杂、阶层不一，但都清一色地漂亮和性感，因而魅力十足。在这个夏季的白昼和夜晚，她们穿着售价四五百元左右的做工相当精致的拖鞋（它们中不乏真皮的材质），姿态优雅地出入于太平洋百货、友谊商城、伊势丹等等一流的空间，她们也常常风度可人地落座于巴黎春天、曼克顿的咖啡屋中，在所有这些处所里你都会看见那一双双涂着红色、银色、玫瑰色指甲油并被款式干姿百态的拖鞋所呵护的纤脚，它们闪烁着这个夏季时尚的眩目光芒。另一个阵营是进入城市的异乡人，她们多半来自上海周边的省分，少部分来自广东的东莞、福建的惠州和长春的斯大林大街，她们身材的矫好、脸庞的出色是不容置疑的，从纯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她们中有不少人达到寻常上海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但一般而言，她们所受的教育不高，在趣味上不免就打了一些折扣；另一方面，她们进入这座城市的历史太短，无论是自力更生的积累财富与借助某一个男人的臂力来开掘金矿都没有太大的成就。因而她们所穿的拖鞋常常选用的是复合皮材质，更有甚者，穿的干脆是塑料拖鞋，那价位徘徊在50元至100元之间。两个阵营在这个夏季同时进行了时尚突围，她们穿着优质和劣质的拖鞋满世界转悠、满大街乱穿，那“啪哒”、“啪哒”的声响敲打着上海的柏油马路、大理石地坪，这架势将“巴黎春天”当成了家乡的盟洗室，将上海的地铁站当成了家乡的打谷场。她们颠覆了拖鞋在传统文化中的角色，让其在今日生活中担当起了另一重任。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时尚突围者其实是另一种文化的摹仿者，因为穿着时尚拖鞋在大街腾挪的现象可以溯源于日本、香港和台湾等地。我们的时尚突围者踢的是时尚球场上的后卫位置。但相对于时尚更有意思的是她们的心理，那种将生活看成一场游戏、将人生比作一次娱乐的心理。我想，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一定是越来越不在乎社会的清戒规律、时代的繁文褥节，更不会去思索神圣一词的真正含义。对她们而言，生活里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随意而放松，还有什么比得上在一个阳光凶猛的上午或下午，穿着拖鞋在“巴黎春天”、徐家汇地铁站晃晃悠悠更惬意的事情呢？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大街穿着拖鞋的女人，于是，我们发现了’97之夏的时尚突围者；于是，我们感觉到这个时代与以前真的很不一样，在军跑鞋、耐克跑鞋、老人头皮鞋之后，我们有幸目击着这一双双肆无忌惮的拖鞋。染钱加色乳：亚细亚背后的欧罗巴企图在上海最豪华的宾馆之一的花园饭店的二楼，五星级水准的会议厅里正出演着来自法国某化妆品公司的一次生活轻喜剧：只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一个够得上英俊、潇洒的上海男性模特儿的头上起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黑色成了完全的橙色，他的微笑在我看来也带上了多彩的意味。强调这一场景的原因在于这次彩色革命的推动者据说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化妆品集团公司（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有意省略了它的称谓和它的品牌），而坐在台下全神贯注着台上彩色革命的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媒体人员。一种传播方式便这样形成：先由上海俊男作出富有蛊惑性的彩色染发的实验，紧随其后的是各方媒体的不加分辨的传播（他们常常是这样运作的），最后则是遍布于大街小巷的头上一派五光十色的男女，这个时代的多彩多姿便这样呈现而出，在这背后则是西方商业集团的良苦用心。早在一年以前，我便以“染红头发的女人”和“染白头发的女人”两文对彩染这一城市时尚作出了反应，那时，我便认为在这一时尚背后包含的是第三世界人民对第二世界、第一世界文化的无可奈何的膜拜与迷恋。今天，我发现，我在一年之前的判断由于西方商业集团对亚洲这一地区的大规模入侵而获得了新的佐证。在为亚洲人民的个性（是西方商业集团认为的个性）、在亚洲人民的开放心态（当然也是西方商业集团认为的开放心态）等等的幌子下，西方商业集团的巨大利益得到了切实的保证，这个集团是怀着多么喜悦的心情看待着亚洲大陆的大片空白，并以同样喜悦的心情期待着这片空白即将布满染着他们的化工厂生产的染浅发乳、染浅加色乳头发的人们。他们由此而在每次新闻发布会上都如此地说着：现在，在新加坡、泰国、韩国、日本、马来西亚之后，中国也加入了染发的时尚中，他们的年轻一代的生活因而变得绚丽多彩。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些世界著名的化妆品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后的所作所为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他们为何要让亚洲人民去获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时尚和亚洲人民的文化传统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和谐一致的？除了他们的商业利润他们还能找出更人性从而也更好的理由吗？在一个世纪以前，我们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一种解释（以所谓的西方文明传播者的名义），而在三四个世纪以前，我们是看见过他们的身体力行的（以不屈不挠的利玛窦的名义），而最后，有必要说明一下的是我并不在一般的意义上去反对生活中所包含的变化，正是西方的视听技术使我们有了家庭影院，也是西方的酿造技术使我们拥有了多样的口感，但若有人要改变我们的发色，我们有理由要求得到解释，原因十分简单，改变发色便是改变种群的特征。否此，我们马上便会不幸地看见这样一种技术的来临：我们的皮肤将被漂白，而我们的眼珠将被染蓝…… 腕上之表：比时尚更深刻的变化在这个夏季上海的街头上，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目击那些在腕上展现一派时尚风情的男女们，并且，根据他们的腕上之物我们可以将他们大致划分作几个层面、几个部落—— 那些选择“斯沃琪”的照例总是城市中最年轻最具活力也最爱赶时髦的男女， “斯沃玫”在这个夏季里加大的广告推介力度；“斯沃琪”的多彩多姿的新潮款式； “斯沃琪”的十分对应城市细小族买单能力的价位，这一切的集合使得细小族为之前赴后继。那些选择中外合资产品的照例总是城市的中外合资人物：白领或准白领。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强调自己的品位的同时还在强调自己的身价。离开花哨的“斯沃琪”于是便成为逻辑中的一环，而下一环便是迎向价位定在二三千元的手表，它们中自有一些忽闪着宝石般的微光，虽说这微光经不起行家的检验。城市真正的有产者在腕上佩带的是“雷达”品牌以上的手表，他们沾沾自喜于 “劳力士”、“罗莱克斯”这些老牌子中包含的怀旧意味，尽管他们的历史经不起最一般的推敲，无论是卖带鱼的出身还是炒外币的家世都令人沮丧地想到和“劳力士们”对立的方方面面……但这一切并无碍他们将佩带着世界老牌名表的手放在了豪华宾馆的台面上。热爱时尚生活的人们据此可以将这看作是城市生活十分丰富多彩的一个现实例证，我也这么认为，并且，我还认为我们生活中的部分意义便在于此。不过，在腕上的时髦中还存在着另外一部分意义：对时间的漠视和将时间忽略，以手表充当装饰品而不是计时器的历史早几年便已开始，我们可以谨慎地判断这与城市的急遽变化有关。这种变化导致了白昼与夜晚界限的模糊，上下班之间程序的打乱。正是消费时代的到来造就了对时间不再坚持传统概念的崭新一代，而在计划经济的社会里，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被既定的时间表所规定着，人们无条件地认同着这一绝对的权威。我们还可以猜测这与今日的人们的生活态度有关，在夜夜莺歌燕舞、日日灯红酒绿的人们眼里，时间是他们最可以挥霍的资源。这些人们总是急切地盼望着下一个日子的来临，盼望着下一个夜晚的到达，因为在那一个夜晚里有着令细小族为之癫狂的迪斯科；有着令城市白领为之意乱情迷的咖啡吧；有着令成功人士为之沉没的K房。今天的城市人恐怕再也不会像或昔日的城市人那样地去认识时间的现实性和抽象性了，他们将纵情的生活看作是一次永无尽头的销魂过程，他们的肉眼看不见在生命的另一头，时间正以它的冷峻日光冷冷地打量着浮华城市中的浮华生活。是的，今天的城市中很少有人能够怀着敬畏的心情去看待太阳的每一次升起与降落，他们将计时器当作了这样一种玩意儿：显示有钱人的实力，表达向上爬的人的品位，夸张城市细小族尽管懵懂无知但仍然想玩上一把的心情。香水：迷情、迷惑和迷失城市正再次被香水温柔地涂抹，当炎热的’98之夏渐渐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放开眼去，在每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你随处可见香气扑面的女人，当然也可见若干香雾缭统的男人。我想，他们分布的地区大概可从亚热带一直到亚温带，换言之，当你在广州的街头和一个涂沫着“毒药”的男人一头相撞的时候，你的同胞则在北京的城墙下与一个喷洒着“沙滩”的女人正擦肩而过。曾几何时，香水成了一度十分禁锢的社会的催化剂，它向这个社会注入着雅致、优美、妩媚和风情。试想想，就在不久以前，一个男人如果在他的脖子、耳垂或衣领上稍微喷洒一些香水的话，他的这种行径还会受到一些非议，而即使是一个女人，假如她在夜晚时分一派浓香袭人，也逃避不了人们的可疑回光。今人我们不能说类似的情形就此消失，但在有正常思考力的人们眼中，香水为生活带来的是一份难得的迷情，它润滋了我们平凡的时刻，细腻了我们粗糙的岁月，也计我们的肉身在某一瞬间某一时段变得稍稍地与众不同起来。生活中存在着的美妙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女人们出于香水的作用，正显得越发的婀娜多姿、柔情万种，男人们也由于香水的作用，正越发的引人注自、更具魅力。然而，社会上存在的谬误也是由此而生发，如果人们将这个年代仅仅理解为是一个纯粹的“香水时期”，如果人们认为香水以及其他一些摩登物品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物质基座，并对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照单全收的话。这样的人们当然比比皆是。我清晰地看见，一些香水推销商出于商业的目的正拼命鼓吹着这样的观点，他们将“兰康”、“克里斯蒂·迪奥”、“夏奈儿”、 “巴巴里”等美化成了生活中的魔幻药，仿佛只要涂抹了上述些许液体，人们的生活基因马上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一些城市男女出于狂热的心情也对这种观点推波助澜，他们麇集在城市购物商厦的香水加油站周围，以无限膜拜的神情等待着这些液体输入他们的瓶子，仿佛输入的不是一二百克香水，而是有关他们人生的全部信息；至于广告商们的种种说法更是指鹿为马地令人反感，他们毫无原则地阿谀着香水推销商，恭维着香水崇拜狂，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唯一原则便是使整个消费市场加速运转，从而也使他们的利益加速增长。然而，只要我们没有彻底丧失感觉和判断，我们便得承认，一种更冷峻更粗劣但也更真实的生活时时横亘在我们的面前，除了那些真正的骄奢淫逸的“成功”人士，即使那些时时讲究品位的白领同志也时时让生活压迫得直喘粗气，他们的生活中也不是分分秒秒都香气综绕。我们没有进入一个所谓的“香水时期”，我们面对的生活充满了挑战性和危机感，使我们生活的若干细节带上了若干情趣的香水确实是生活变化后的一个说明，但它决不是变化了的生活本身。而由香水推销商、香水广告商一起炮制的香水神话在这个社会大肆盛行，除了反映出商业主义者的猥琐心理，还反映出不少男女对今天的生活缺乏真正的洞察能力，他们迷失在香气袭人的时代氛围里，却对这种摩登物品和伴随着它们一同出现的那些说法丧失了起码的解析和判断，他们从不这样询问自己更不这样询问社会：“在一个表面光滑、柔软、暗香袭人的社会里，其实我迷失了什么？你们迷失了什么？他们迷失了什么？” 金饰品：压抑人性的贵金属至今为上，我们还远远没有从贵金属的沉重中摆脱出来，在97年的深秋时节，仅就上海来说，借助于媒体、广告的力量，贵金属上再一次地侵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异域，我指的是以世界黄金协会为首的有关黄金饰品的一系列推广活动。我愿意承认，在这一系列的推广活动中，贵金属本身有了若干的变化，譬如，与从前相比，今天的黄金饰品在细节的处理上更具创意性和艺术性，因此，某种意义上也更具有了审美性。我同样明白，上是有了这样的变化，它对今日城市的诱惑就具有了更大的能量，我们无需多作想象，这一幕情景便跃入眼帘：无以计数的青春玉女和半老徐娘纷纷地在她们的土腕粉颈上点缀起精雕细琢的黄金饰品，她们以被贵金属的簇拥而深感生命的荣耀；与此同时，那些在所谓的“后信息时代”、 “后消费时代”里成长的男性细小族，也在他们的粗壮的脖子周围和不那么干净的耳垂下方，装饰起千变力化的黄金饰品，他们以占有了这些贵金属而深感时尚的幸福。就个体的生命来说，热爱贵金属的男女自有他们的现实理由，也自有他们的历史根源。换言之，自从我们的祖先从周口店—路走来，他们便与饰品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我们在上海博物馆展厅中所看到的那些用兽骨做就的原始饰品，便是我们的祖先在二万年以前便已表达出来的审美意识和自恋情结。然而，就今天这个时代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贵金属无限崇拜的情感，就今天这个社会集体所表现出来的对黄金饰品无限迷乱的心理，我们确实有理由加以警惕，并指出这正是时代和社会的弊病、弊端所在。具体来说，我们不是早就日睹了这样的情状：一些风韵犹存的女子，在她的十根纤细白皙的手指上，套着四只至六只戒指，它们中有一些是用非金属做就的，但大部分的材质都是贵金属，它们在开放的上海天空下泛滥着澄黄的光芒。显然，这些女子在她们的手指上摆布了将近半个班的戒指，这种几近强悍的行为决不是为了烘托她们的审美意识，而是为了强调她们的个人财富，为了赤裸裸地告诉人们她们在经济地位上决不是无足轻重的。现在，美、美感、审美情趣都变得无足轻重，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显示个人的实力或借用上海亚文化圈流行语来说叫做“掼出力开”。这种心理决定了这些女人手指上戒指的数量，她们并不在乎这些戒指的美学意味。说句刻薄的话，如果有可能，她们甚至会在自己的身上直截了当地披挂起用人民币做就的衣服。我们城市的饰品被异化的历史便开端于这一刻，在相当一部分男女披挂在身的饰品背后，你解读到的不是古典美学的现代发展，也不是历史趣味的当下演绎，而是拜物教教徒的梦想、呓语和癫狂。也正是这个原因，才决定了我们对今天的贵金属推销者必须保持的怀疑态度。我们知道，作为商人，当他们向那些渴望时尚的男女灌输一整套关于贵金属饰品在今日生活中的审美作用的时候，其实他们灌输的是一整套市民社会的信条、理念：没有什么比一只黄澄澄的金戒指更实用的东西了，不是因为它看上去美不可言，而是因为它的通兑特性，因为它能析换成你所需要的物品。在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从贵金属刺目的光芒中摆脱而出，它告诉我们的不再是有关财富的这一套陈腐的说教？又在什么时候，城市的饰品不再是人性的另一种枷锁，而能恢复它在远古时代的属性，表达人类对美、对趣味、对意蕴的天然追求？另类内衣；对时尚的一种掠夺不久以前，中国内地的众多媒体全都云集于上海最富于开放精神的区域之—— 虹桥开发区，令它们如此兴奋的是第三届国际内衣暨沙滩装展示会。在这次展示会上，处于主流地位的世界内衣制造商们向上海的时尚男女推出了几十个品牌和几百种款式（它们中有着上海时尚男女还不太了解的C·K、GUCCI，也有着上海有些男女已大致熟悉的黛安芬、柏甲安、雅戈尔），世界内衣制造商还向上海的时尚男女推出了这个时代对女人肉身的温情、蛊惑和谄媚，这份温情、蛊惑和谄媚由于身着内衣的模特在T型舞台上妖艳地演绎而获得了充分的扩张。毫无疑问，身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我们早已不上一次地目击了这种“扩张”，我们自然也不再会对这份“扩张”怦然心动，因为我们深知这份“扩张”的背后有着商业集团的种种有关利润的企图，这企图关涉的是人的贪欲而不仅仅是人的审美。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被另外一些内衣所吸引，它们在内行的嘴里被称作“另类内衣”。它们让我们为之震惊。这份震惊首先来自于它们的材质：皮革、草绳、吸管、松紧带、泡棉……正是这些让寻常人们匪夷所思的材质构成了“另类内衣”的基础；这份震惊还来自于它们的理念：热情而原始的活力、视觉的迷惑和生理的盲目、恣意的放肆加上野性的浪漫……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理念强调了“另类内衣”的生动的破坏力和同样生动的打击力。显而易见，“另类内衣”决不会被这座城市主流人群——那些经常自命不凡的女白领和那些将“情调”当作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东西的小情调主义者—— 所认同，我完全可以想象这些人们在“另类内衣”面前投上惊愕的一瞥然后掉头而去的情景。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另类内衣”存在的价值，并且，这正是“另类内衣”存在的价值所在：以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审美形态强硬地楔人主流社会、主流人群，并在它们（或她们）的一侧发出独特的呼叫，使得一个温柔缠绵的社会和那些沉湎于浓重的脂粉气中的人群为之而惊愕不已。“另类内衣”就这样对我们今天的时尚作了一次富于挑战性的掠夺，它还掠夺了城市人那双在过多的色彩、过多的线条、过多的香氛中已变得极其麻木的眼睛。虽说，我们有必要警惕“另类内衣”的构思不过是商业集团的另一种良苦用心，而我们对它的解读到头来不过是掉入它的陷阶的另一次说明。当商业集团变得几乎是无孔不入并显得魔咒附身的时候，我们的警惕不会是多余的。 “怪诞屋”：梦魇般的气息 “怪诞屋”出现于九十年代末期的上海，最初，我们将它的出现看作是城市商业小空间自身生生不息运动之后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在这之前，我们着实地目击了城市商业小空间的流转变化：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铺陈于九江路西段的各式店铺对城市小空间作出了第一次注释，它在向城市人出售着今天看来大成问题的耐克跑鞋、老人头皮鞋和阿迪达斯网球鞋的同时，还向人们出售了有关品位、情调之类的最初信息；九江路店铺之后，接着出现的是精品店，在九十年代初，它以另一种方式对商业小空间作着阐述，也就是说，它在系统地介绍过去城市人闻所未闻的品牌知识的时候，还提供了一整套对未来城市人生活将会产生很大影响的关于精致、优雅、迷情、妩媚、魅力等等的税法；精品店之后，轮到专卖店粉墨登场，这时，时间已到了九十年代的上半期，专卖店不仅进一步形成了有关新上海人理想的生活品质的种种教义，它还斩钉截铁地向新上海人贩卖着有关今天时代的生活哲学……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怪诞屋”这样一种商业小空间：它们一般不会大于两开间，整个空间以黑色为基调，这种基调不仅表现在四周的墙壁上，它更多地表现在所陈列的物品匕。比如，我们看见了黑色的T恤，黑色T 恤上同样黑色的骷髅，它们飘散着十分狰狞的气息；我们又看见了林林总总的黑色的工艺饰品，它们的主题多半与早已消失或早已死亡的事物有关（某个可怕的山羊头、某块可怖的兽骨），弥散着压抑的、陈腐的气味…… 和昔日的商业小空间一样，“怪诞屋”也在向今日的城市人出售着它的理念，但在理念的向度上与前者是截然相反的，它提供的不再是一个光滑、明亮和璀灿的实用世界，也不是一种令你欣喜、激动和微微沉醉的调子，它提供的是奇崛、突几、怪诞、恐怖和狰狞，提供着适度的晃动、某种不安的威胁感，它给你的是一个充满了侵略性的视界，一个充满了梦魔的空间。当然，如果我们的言说是全面的话，我们应该指出“怪诞屋”中还陈列着无以计数的假饰品，它们以“意大利”和“美国” 的名义，提供着另一种虚幻的视界。考虑到“怪诞屋”这种空间在上海不少地方同时出现，考虑到商业小空间原本对它的消费者所取的姿态只能是自始至终的“妩媚”，商业小空间而今的变化就不仅使人感到瞠目结舌，更发人深思。有人对这种变化如此解释：今天的消费者的购买欲已经是这样的疲软，除非制造一种令他们时刻感觉到隐隐威胁的氛围，从而令他们警觉、惊醒，又从而挑动起他们麻木不仁的欲望，否则他们对一切都将无动于衷并置之不理。这是对“怪诞屋”在城市中突然兴起的一种商业性的解释。如果将思考向另一个层面推去，我们在这里是否还能看到世纪末时期城市人集体无意识的一次集体反映？换言之，今R城市生活中如锦般的繁华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即使是行走于“巴黎春天”或在“美美百货”中购物的人们，他们内心中的压抑以及这压抑牵涉到的秘密又有谁能破译？时代的列车正向前迅猛地驰去，但它究竟驰向何地、何处、何方我们不得而知，人们内心深处由此充满了不安、惊恐和疑惑……“怪诞屋”就是这种社会心理的反应，在它的默不作声的空间里，我们真实地嗅到了一种梦魔般的不祥气息，它令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诺查丹玛斯的一些预言，想起在这座城市男女渺小的快乐一边存在着的是银河系巨大的、不可思议的黑洞。夏季的裸露：时尚的冒险者在每一次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总会看见同样正在转换的是一出有关时尚的轻喜剧，譬如，在我所生活的城市上海（当然也包括北京、广州、天津等城市），不少女孩与早已过了女孩阶段却仍要强作女孩状的女人们，正纷纷将露肩装作为今夏的一个时尚焦点，她们中有人自称为“时尚生活的冒险者”。应该说，这样的冒险者是能令我们投上一瞥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上还鲜见有关大街上行走着的裸露着双肩的女人们的描述。稍早一些时候的连衫裙，更早时候的旗袍乃至不久以前的衬衫、汗衫和圆领衫都对女人脖子下部的肉体作着小心翼翼的护卫，女人们将这部分肉体遮蔽起来的根本原因也许源自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历史，同时，也源自我们民族的自我反省自我觉悟：在这一部位，我们较难与他人一争高低。时尚冒险者的富于勇气的行为打破了这种文化禁忌和心理禁忌，在夜晚行走的她们体验着将臂膀、颈项、锁骨、后背乃至前胸的一部分彻底裸露的快感，她们给总体来说还不够新鲜、生动、充满活力的夜上海生活注入了超等类固醇。但冒险者总得付出代价，更不用说一个无知的冒险者了。有相当一部分的女人只是沉溺于她们的时尚冒险的刺激中，她们在打开自己上半部分的身体后，过于匆匆忙忙地走向了大街，她们完全忘掉了该在家中的镜子前略微端详一番，看看有何不妥有何不当。其实不妥不当是存在的：在晚风吹拂下的锁骨显得绝对地嶙峋，在霓虹灯照耀下的后背显得过于干瘪，而被星光抚摸着的前胸也过于平坦乃至过于平淡。她们在一次次的骨瘦如柴的冒险中给人的只是同样的骨瘦如柴的印象。于是，这些无知的冒险者在他人的眼光里只能是一个低级的时尚爱好者，她们除了对时尚生活有着一腔近似于神经质的向往，却失掉了对时尚的基本感受，更不用说她们经常日口声声的品位了。夏季的裸露：在自然和沉沦之间在上一个夏季的日子里，我们曾经目击了许多时尚之女，她们怀着十足的勇气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间充分地“暴露”自己，然而与此同时她们也“暴露”了自己的许多缺陷、许多尴尬，我们回此将她们称作“时尚的冒险者”，她们的冒险其实作证了时尚对许许多多的女人来说，是一个她们无法进入的迷津。这一个夏季依然如故，更多的女人正纷纷穿上“暴露装”，正不亦乐乎地将自己肉身中的某一部分尽情地“暴露”在八月的城市里，同时在这样的过程中，比较着一根吊带与两根吊带之间的差别和流行度。我想，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去攻击“暴露装”以及它们的使用者，除了那些尴尬的时尚冒险者外，另外一些女人对“暴露装”的追逐可以看作是这座城市在时尚方面的正常的情感反应。因为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在他们远离今日的工业文明、电脑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日子里，他们在充分地暴露肉体的时候，充分地与一个伟大的自然进行了沟通，他们肉身的每一部分都洋溢着自然的清新气息，闪烁着太阳的明亮和月亮的宁静，凝结着高山、湖泊、森林、大地等等的精气……我们可以将今日的时尚之女对“暴露装”的迫求看作是这样一种传统的无意识的继承，在扔掉了层层包裹她们身子的现代工业所提供的服装之后，在虽说还称不上彻底的裸露但已可称之为足够的呈现的行为之后，她们接近了更符合人性的生活形态。必须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有一部分“暴露装”爱好者，她们在展现自己啊娜多姿的身段的时候，内心深处渴望的却是诱惑身外的世界或者被身外的世界所诱惑的心理，换言之，她们明白自己堪称是一个城市尤物，她们也希望任何一个人将她们当成是一个城市尤物，那可满足她们的心理，也即裸露之后的放纵和放纵同时的裸露……我想，她们在“暴露”自己的时候，确实有着一种肉身之美，但是，这是一种“沉沦之美”，打一个不那么正确的比方，这是一种王尔德式的美感，它令你不安地想起一种世纪末的心理和情绪，并让你不安地想到这样的心理、情绪里有着的病态东西。现在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这些“沉沦之美”展现者的身上，我们注定是不会看见对一种伟大传统的继承之心，当然也不会看见对恢弘自然的皈依之意，她们能够给与我们的东西并不会比那些“时尚冒险者”更多一点，或者说她们给与我们的只是那充分“暴露”了的放荡心。形象设计；过度的承诺便是欺骗一种被称作“形象设计”或“形象包装”的现代技艺和它内含的“形象文化” 正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着上海，当然，不仅仅是上海。对它深表钦佩的人们占据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在今日，我们轻而易举地便能看到无以计数的细小族乃至第四代人乃至老三届都渴望着以新的形象而出现，我们同样看到了数量较少的但雄心更大的一些男女正试图加入形象设计师这个绩优股行当，顺便说上一句，他们并不缺乏才情，他们中也将会产生若干大师级人物，我的不少朋友都可归于此列。从时代变迁、社会开放、人性复苏、东西方文化相互整合（严格点说是西方文化不断地蚕食东方民族）等等角度来认识，这股狂潮有着它的合理性，你可以将它看作是人道主义哲学在这个世纪末的又一次呈现，这种新人道主义向一切渴望完美自我的男女作着承诺：从人开始，到人结束。基于这点，我们将怀着万分同情之心去看待细小族纷纷涌入城市林林总总的形象设计室，她们希冀自己以三十年代的名媛淑女或九十年代的反叛娃娃等形象出现在社会面前并被人记取，这也是作为人的天然权利和天然要求。然而，理解这一点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有理由放弃对这股潮流加以探究的责任。知识界，尤其是媒体应有足够的清醒去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从另一个角度和另一个层面上看，所有的“形象设计”、“形象包装”都只是一个虚幻的承诺，都只是一个美丽的欺骗，它们只是在单位时间内让你去作一次迷失本性的空洞漫游，随后，你所窥见的世界本相便显得格外冷峻、格外尖锐、格外严酷。何况，对一个真正博大、丰富、缤纷、壮丽的生命来说，她是藉着苦难、沉痛、悲凉而不是其他来认识存在的方式和存在的价值。主流与非主流的流行在谈及这个年头城市流行焦点的时候，我想，在上海它呈现出的是主流、准主流乃至反主流的多种流行格局。为方便起见，我把它概括为主流与非主流这样两种状态。在主流的层面上，我目击的是品牌理念正不断地渗透进上海林林总总的时尚男女的内心中，以至产生了一个相对稳定且不断成熟的“品牌崇拜族”。仅以女子为例，她们便已从若干年前对品牌一无所知前进到两年以前对ESPRIT的迷恋并进一步前进到如今对C．D的狂热。看来这股热潮一时不会消退。我预言，随着上海有产阶级的不断知识化，随着上海白领阶层的不断壮大，随着上海情调主义者的不断萌芽，对品牌的追逐和崇拜将日益发展开去，成为主流的时尚男女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毕竟，除了极少部分的超级富豪和极少部分的出世者，对品牌的炫耀对应了大部分男女的心理，尽管，他们也许不会再犯不久以前将品牌标识缝在外衣袖管上这种过于低级过于幼稚的错误。略为推敲一下你便会发现，上海品牌族认同的是一个由凯迪拉克、钻石公寓、巴黎春大、锦明大厦所构成的今日上海的规整世界，这世界依据的便是以西方商业理念为核心的价值尺度。在这样的大潮中我还目击了一股小小的逆流（逆流一词不含任何价值判断），它指代的是对这一规整世界的反拨和反动。比如，在上海的一些迪斯科舞厅里，一些时尚之女将自己的头发染成白色或银白色。伴随着迪斯科强劲的律动，她们的那一颗颗布满白发的头颅正鬼魅一般地浮动，同时，在这样的空间里，她们释放着自己的莫名或有名的疯狂。我想，这种身影中包含的审美尽管多少有些病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可以理解的病态，因为一个充满了歇斯底里能量的空间要求的便是歇斯底里的精神，它对主流的流行所生发的挑战和反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至少，它打破了在一个规整世界中产生的那种貌似高贵、衿持而实质琐碎、疲弱的流行格局。我只是担心在迪斯科中疯狂起舞的白发魔女很快便成为上海全体时尚男女的仿效对象。换言之，一旦这缕缕白发也一如不久前的黄发、红发披挂在上海的所有渴望时髦的男女的面庞上，那么，一个令人作呕的时刻便将来临。在上海的流行舞台上，我们经常目击一些非主流的流行是怎样乔装打扮成为主流的流行，一种激进是怎样转变成了平庸。松糕鞋：败坏口味的城市时尚有时我真的十分惊讶，历史会以这样古怪的方式得以重现，我指的是那些又厚又笨又重的类似松糕的鞋子在这座城市的风行。对我来说，松糕是今日已彻底消失但在过去却温暖过我们童年心灵的物件。对今天城市的新新人类和后细小族来说，这番记忆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的时髦，因此，她们在98年初夏时节，各自穿上了一双松糕式皮鞋或凉鞋，过于雄壮过于威武过于不可一世地在大街上行走。我注意到城市的成熟女性干脆利落地拒绝这一次流行。在这一个夏季，她们甚至忽略了曾经风靡一时的皮拖鞋，选择了鞋头尖尖、后跟高高细细的皮鞋。应该承认，她们的选择比较确切地对应了自己虽然丰满但依然曲线玲拢的身子，也比较确切地对应了她们以精巧的饰品和精美的服装所形成的那份精致的美感。新新人类与后细小族暂时还无暇顾及这份精雅文化。出于她们在今天社会中非主流状态的现实情境，她们渴望的是在人群中被人注视被人关注被人谈论。有许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其中之一便是获得一种物理意义上的高度。在她们的感觉中，要想在茫茫人海中不被他人忽略，首要的前提就是在人群中“出类拔萃”，这种“出类拔萃”甚至使一个最为平淡无奇的女人也能强硬地进入他人的视域，在他人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无论是较为成功地遵循了遗传规律还是完全破坏了遗传规律的部分上海小女人，部套上了这么一双令我们瞠9结舌的松糕鞋，这双松糕鞋确实有效地提升了她们的高度，确实使她们中原先生理高度有所不幸的女人而今也能维持在差强人意的地步，但它的负面作用同样是明显的：那么娇小的身材，原来还能给人一种“玲珑”的美感，在不合时宜地套上了这么一双笨不可言的鞋子之后，纤弱、细巧的美感就此荡然无存，添加于身上的只是查理·卓别林式的滑稽可笑；而那些身子本来就十分伟岸的女子，在这么一双生猛的松糕鞋的衬托下，她们过于高耸入云的形象也令我们不寒而栗。我们的口味就这样被彻底地败坏——当我们城市的大街上充满了如此之多脚穿松糕鞋的小女人，当这些小女人对自身存在的任何一个细节部不加推敲更不加思考的时候。文身：越轨青年的愤怒暗号他们在自己年轻的肉身（脚、大腿、臂膀、胸脯、肚脐、乳房）上——文上图案，这些图案的内容或许各自不同，但都弥散着同一种怪异、诡谲、阴郁、冷酷的气息，带着这一份与众不同的气息，他们阴暗地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间，不时地掀起感觉特别敏锐的人们内心的阵阵惊栗。他们来自这座城市的一个非常隐密的部落——文身部落。在这之前，上海已经瞥见过对“文身”自有一番信仰的人们，那些在人生的江湖上闯荡多年的女人。这些城市的时尚女人试图通过对现代美容业一次深刻的祭祀后，能够令她们暂时还花好月圆的容颜就此长盛不衰。因此，她们将“文身事业” 清一色地发展在自己的眉骨上方，更正确点说她们完成的只是纹眉。她们渴望用这样一条技术的眉毛对身外的世界作着反复的调情，渴望以一个涂脂抹粉的女人的名义来完成与一座灯红酒绿的城市的沟通。他们却完全不同，考查他们的来历和身世，就会明白这里的分野究竟在什么地方。首先，他们非常地年轻，绝大多数都处于青少年这一人生阶段。这个年龄段决定了他们特别地冲动、放纵和不能自制；接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过于年轻的男女都有着让你不安的人生记录：不是因为某种不轨的行为受到过社会的制裁，便是由于情感过于轻佻而遭致社会的压抑，要不就是源于天性的激烈、凶猛而为社会不容…… 总之，这都是一些问题青年，或者换一个西方社会学家的术语，他们可被称为“越轨青年”。这样的背景决定了他们对待周遭世界的态度：他们讨厌、反感甚至仇恨这个世界。这样的背景也决定了他们对待文身的态度，他们迫切地需要用一个特殊的符号来向一个普遍不友好的社会发出信息，来寻找他们的同类，处于亚文化圈、反主流文化圈中的同类。他们的深度在于既不会像某个年过三十但依旧风姿妖娆的时尚女人以眉骨上的文眉来阿谀身外的世界，也不会像那些混迹于边高城中的新新人类以一张贴纸来显示自己对文身的认同并且显示自己那一份不亚于罗德曼式的“酷”。他们将文身当作一个暗号，当做茫茫人海中相互认同相互默契相互沟通的暗号，有了这样的一个暗号，他们方能在这个充满敌意充满藐视的世界安顿自己紧张的灵魂。 “我知道，我是不被这个社会所接纳的，换句话说，我也不需要这样的接纳。这个狗屁世界对我来说一文不值。我有我自己的社会，这个社会里有着的都是像我这样的人。”小K这样对我说道，那片刻，他似乎不经意地向我撩起他的袖管，我看见在他的小手臂上清晰地文着一条蓝青色的蜥蜴。他的眼神里有着的是和他十七岁年纪不相称的阴沉沉的目光。就这样，文身这个举动对他们意味的决不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审美观念，更不是愉悦身外世界的一种浅薄时尚，当他们在自己肉身的某一部分刻下一条狰狞的蛇、一头阴鸷的鹰或者一只凶险的编幅，他们同时表达的是自己那一份愤怒，那一份与世隔绝的下意识，在内心深处，他们期待的是一个能够满足他们欲望、激情、疯狂的黑色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他们将扮演一个真正的“凯撒大帝”般的角色，他们能放任一切、主宰一切。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如果我们麻木不仁的话，那么，未来社会中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或许便是在此刻生成，届时，这个社会将会收获到一朵种植在今日 “文身”之地上的罂粟花。文身：时尚男女的撒娇信号他们以“文身”这种特殊的身体语言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间，在表象上，他们和酷爱文身的越轨青年十分相象，而其实他们与越轨青年完全不同，他们。细心的读者一定已经注意到我在叙述他们的文身时特地加上的双引号，我的意思是，他们并不是真的在各自的自然之躯上刻下神秘、诡异、阴郁、暖昧的各式图案，从而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社会心理。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在自己的身上粘上各种各样的文身贴纸（这种贴纸既然可以随时粘上当然也可以随时撕下），他们用文身贴纸想要表达的意思不一，但这些意思却同一地不会百多少深度。现在让我对他们稍作描述。他们的年龄一般都处于青少年时期或者最多是前青春期；他们的文化程度（以学历为例）一般也不会大于大专更不用说本科和研究生了，换言之，社会的熔炉还未来得及将他们的心灵熔炼得冷酷无比，而较为低下的学历又让他们解脱掉了文化的紧张，这些特点使得他们在审美的指向上和越轨青年趋同。然而，他们短暂的人生经历是一清二白的，他们对生活、对自我、对社会的态度是健康明朗的，这些特点决定性地将他们与越轨青年区别开来了。当他们惊奇地目睹着越轨青年身上林林总总的文身图案时，那些泛青的、稀奇古怪的图案深刻地烙在了他们的脑膜中，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图案背后对人生、对社会的仇恨心理也一同深刻地烙在了自己的心灵上。在审美的意义上，也只是在审美的意义上他们接受着文身这个概念。生活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新的景观新的形象不断地刺激着他们的感官系统，这种刺激已令他们显出了审美的疲劳。古怪甚至变态的文身却带来了新的气象新的激动，想象自己或白皙或土黄的肌肤上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令他们十分陶醉，他们不将由此而变得更特殊、更性感因而更有魅力吗？此外，时尚的吸引力也令他们奔文身而去，当他们认为（也许是误认为）文身是这个世纪末时期掀起的又一个时髦浪潮时，出于他们一以贯之的心理，他们是不会也不甘被这个浪潮甩开在一边的。在这座城市中，我们不是许多次地看见了他们这种奋不顾身的形象吗？他们挑选了文身贴纸，那些价位不值一提，图案为恐龙、蝙蝠、蜥蜴、蝴蝶、眼镜蛇等等的文身贴纸。他们无需像越轨青年那样真的在自己的肉体上刻下一些什么，从而将一种真实的同时也是阴暗的情感记录在自己的肢体上，从而发泄愤世嫉俗的破坏性心理。对他们而言，时尚本就是一种来去无踪、转瞬即逝的东西，城市中的审美也潮起潮落、昨是今非，即贴即撕的文身贴纸恰好对应了他们这种“什么都只是玩上一把”的集体心理。令我们深感兴趣的是，玩文身贴纸的时尚青年有意无意地消解了在“文身”这条城市暗流里涌动的那些危险和阴郁的东西，他们将越轨青年赋予文身的威胁意味弃之一边，将一个本质上是畸零人对社会的愤怒暗号转换成了时尚青年对时代的撒娇信号，自始至终发出着世俗、平庸甚至不免十分肉麻的信息：瞧瞧，我的身子是多么妖艳，我的美是多么奇异和与众不同。这样，城市斑澜着这些由义身贴纸包装起来的男女肉身，这些肉身说明的只是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的城市时髦，那里面不包含一丁点社会紧张度，而这种让会紧张度有时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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