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书城:近现当代作品

　　　　　　　　　　大散文-朱苏进大散文　　　　　　　　　　致电视一封情书 　　　　　　　　　　　朱苏进  　　多年前，我在某首长的客厅里第一次遭遇电视机。我进门时发现那客厅格局有很大变化：首长与夫人的两只专用大沙发，从原先坐东朝西的首要位置挪开了, 让位给一台21英寸索尼彩色电视机，首长降为观众而索尼成为首长，子女与亲友们密匝匝环坐后方，最后面还有许多与这个家庭无关的人员引颈踮足。我坐在电视机侧面，为保持自尊而甘愿沦落边缘，直到关灯后才重获平等心情。虽然角度将电视莹屏挤成细长状，仍然让我惊骇不已。我第一次看见莹屏上的小甲虫不再是甲虫而是甲虫意境，它们变得碟子那么大吱吱地灿烂地爬着。它们从我的心理爬到我的生理并且老也爬不头。它们以帝王般的气派缩小了每一个目击者，我因为那骇人的辉煌而生出恐怖奇想。也就是那个夜晚，我第一次看见那个白种绅士走下飞机舷梯，走进我所在的客厅，走进这种中国家庭氛围。首长女儿炫耀地道“尼克松!”当时我相当可笑地热泪盈眶——这位拥有地球上最大权力的人竟然站得离我这么近，竟然如此平常地走着笑着，而这一切今天上午刚刚发生，电视使我几小时后就抵达现场。当时，尼克松不仅是世界人民的公敌，而且还是具有相当级别的人士才有幸目睹的公敌。因此，与这样的公敌相遇已是我等平民的荣幸。他使我如此贴近地看见了他，他竟然笑着我们的笑，走着我们的步子，出现在我们的周总理才应该出现的屏幕上。这一切，震撼之余都使我产生复杂的感动…… 当我扭动酸硬的脖子时，看见满满的客厅里，在电视莹光泛照中星簇涌着大片头颅和惊愕的眼睛，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场景暗藏的危险：我们不是在观看电视，而是在瞻仰电视。 　　当年，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连9英寸黑白电视机也没有，我却突然遭遇了当时在日本也属先进的大型彩电，它让我的视觉省略掉许多过渡直接目击巅峰。而没过多久，无数中国城镇家庭几乎是一夜之间拥有各式各样的索尼日立松下菲立普，其速度之快一密度之高仿佛梦境，让好些中外学者也感到晖眩。可是许多家庭遇到过小小尴尬：他们把电视机抱回家来后，不但看不懂说明，甚至无法将电视机的电源插销插进自家的电源插座上，索尼们的国际标准插销与咱家墙角处的电源插座不匹配，类似的尴尬后来也在冰箱空调音响电脑等方面一再重演。我们虽然拥有价值千万元的高档电器，却没有价值几角的插座。非但如此，我们在心理机制方面，在社会机制与文化机制方面准备好相应的插座了吗?大概也没有。实际上，在我们开怀拥抱电视的同时，我们的各种机制们也正象插座那样抵御着插销。因此在同一个夜晚，洋人们可以手把香宾慵懒地观看电视，而我只能在中国首长家中隆重地瞻仰电视。尽管我面前也有一台不小于他们的电视机，屏幕上也有与他们相同的图象，但我却没有与他们相应的观看能力，我眼前的莹屏只能是也只配是一个细长条。因此在同一个夜晚，相当平常的场景却惹动我相当异常的眼泪，那情境中不要说走出尼克松，就是爬出的甲虫也将是一部史诗。我的心理插座由于某种错位，主动地夸张地迫不及待地替尼克松甚至是甲虫们涂裹上灿烂。要是两位贵人知道我等心境，也许又要感叹东方的神秘……1840年鸦片战争那次错位，我们最杰出的精英倨傲地将当时的尼克松们视做“膝骨僵直不可弯曲”的毛猴(林则徐语)，其代价是，我们今天可能将甲虫也视做天使，或者把天使视做甲虫。就象当初清兵们逃避他们不明白的妖孽那样，如今我们逆向而进，激动地投奔我们不大明白的诗意。尽管我们的方向与清兵不同，速度却一样地快。扭曲向前是历史进步的必然方式，要进步必须接受扭曲，甚至能从扭曲的质量判断出进步的幅度。如今我们毕竟进步了，起码我没等魇足就略微清醒了，发现被瞻仰物不仅仅是诗意。 　　我们没有与电视预约，就突然遭遇电视。预约意味着从容不迫，循序渐进，约者双方在履约前就已经部分地属于对方了。而遭遇则意味着毫无准备，猝不及防，更来不及打扮头面，遭遇是刺来的意外，在遭遇面前，我们会由于一个闪失暴露出潜藏的本真——插座。在遭遇电视之前，我们旷怨已久，身心孤寡，情怀枯索。蓦然，索尼们如同闪电打下来，在猛烈光明中人们能够看见的往往更少，甚至除了光什么也看不见，然而就在那什么也看不见的片刻，人们恰恰容易强烈地感觉自己看见了某种辉煌。是的，当时我们来不及与索尼为代表的现代化调逗煽情轻推佯拒，甚至来不及宽衣解带，就被电视强暴了。就算索尼们是我们翘首敬慕，苦久暗恋的对象，也并不因此改变强暴意境。快感与不适均由此产生，甜蜜与耻辱试图插入一个插座，那当然插不进去。做为一个自尊而害羞的君子之邦，百余年来计多痛苦并不是因为流血，更多是因为羞辱。仕子们往往不怕死但怕丢脸，宁肯将羞辱升华成仇恨，以保持天经地义般的王者精神与上古贞操，如此便仿佛取消了羞辱。所以，当我们承认热爱索尼们代表的现代化时，这种爱就是个橡皮口袋，它装满了我们百年来对索尼前辈的耻与恨，我们在相当程度上是爱着一个强暴者。这种爱注定具有艰难、苦痛和羞羞答答的性质，这种爱让外人难以理喻而我们自己又窘于张扬，这种爱不问自知而一问就可能让我们失语或失态，有时甚至溢出过份的正义或者凹进过份的自卑。特别是，我们无权在各种各样的“爱”当中择优而取，只能在尴尬处境中被迫接受那唯一的“爱”，而且首先得爱上那个“爱”，然后再去“爱”。为了让自己能够爱和继续爱下去，我们宁愿把历史上的强暴淡化(或深化)到几乎看不见的深处，快快换掉前辈们的插座，默默在南京屠杀场升起太阳旗……这些，都是为了不再瞻仰电视而能够从容地观看电视。即：既拥有电视又拥有观看。 　　到目前为止，一个普通中国家庭最精心布置的，仍然是客厅。一个客厅里占据最显要位置的，仍然是电视。电视虽然年轻，但它进入成为家庭那天起就成为尊长，它温馨地垄断着所有的家人与家具。它使家庭这个社会基本细胞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电视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功不完全是它的功能决定的，更因为人们对电视功能的崇拜与依赖，是潜藏在人们身心的种种孤独种种欲望将它生造出来的。但是电视一旦进入家门，它就用妩媚可人的奉献拿走了我们，如同婴儿用啼声拿走母亲。虽然那只遥探器握在我们手里，但究竟是谁控制谁呢?最妙的控制方式往往乖巧得象是你控制它。现代人与电视机相互嫁接并不久，但它已经迅速生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遥控器)，如同手掌上再伸出一只手，我们与它冷暖与共，须臾难分。在电视机以及水银泻地般的种种电视延伸物面前，我们的视野畸型增大，视觉却一天天重叠、肢解、迷失，我们心儿也被牵拽得摇摇晃晃。许多宾馆里电视机整日不灭，客人从容地做其它事情，可一旦关掉它就觉得恍如缺失。自家的电视机之所以不肯整日开着，那是为了省电与延长它使用寿命。因此，看与不看这两种形态之间的界限已经日渐模糊。看电视日渐成为广义的看：进餐时看，出恭时看，聊天时看，嗑瓜子时看，夫妻口角间隙中看，孤寡们用于解闷地看，看与不看两结合的似看非看……总之，这些对电视的多种看法，就象心理润剂，它使我们每个日子都过得更滑溜更愉悦。 　　有趣的是：电视之旨，在“看”；而电视之趣，恰恰在于非“看”；在于“看”的诸种放肆滑动与美妙稀释；在于把看变质成对于“看”的消费。朴素而传统的看，专心之至的看，反而与电视不匹配，反而愧对电视。这里，旨与趣的怪诞变异，闪射出电视的真正奥秘，而电视做为时代骄子，它的奥秘往往破译出我们时代的奥秘。另外，电视也早就不是一只被观看的电视机了，它首先是一片腌透了这个时代的电视意境。 　　电视让全体人类在同一时刻抵达同一现场，进入同一情节并且同时心跳，这功能伟大到了足以嘲讽自然的程度。大自然把时间表达成昼与夜，把人类相对均匀地放牧在地球各处，而电视把时间缩成一个焦点，又将人类集合到这焦点上。对具体个人来讲，为了摆脱时间对自己的压迫，最简便的方法是逃进一个公众时间，而为了消除空间方面的孤寂，最简便的方法将自己与公众打成一片。如此，个人在时空两方面的焦虑都可以用享受电视 (也即享受现代化)的方式消解掉。这儿，特有意思的是现代化的种种暖昧功能：它将焦虑转换成享受了吗? 它把物理变成了心理了吗?是否意味着现代化的最终指向，竟要打通心与物之间的万古屏障? 果然如此的话，将来一块不会思想的金属就不配叫金属了，假如它内部发生一道裂隙，我们的神经中枢可能比它更疼。一般地讲，电视不仅是人类想象力的后果而且也提供了更多的想象。不幸的是，它也可以拿走你仅有的想象，一如拿走我的焦虑。 　　很多人把电视机抱回家来时就抱回了一个误会，以为自己不光买回一只电器，而且还把未来夜晚里的所有频道所有节目都买回来了。换句话说，电视机要花钱买的但电视节目就不该要钱。以至于，政府后来为所收看的某些频道收费时，我心里就有些别扭：电视信号跟阳光那样飘浮空间，取之随意，用之不竭，干嘛收钱?难道晒太阳会把阳光用少掉了因而晒太阳也要付钱? 由此也反衬出，电视在现代生活中已有近似太阳的地位，以及人们多么习惯于让不要钱的电视太阳白白地照耀着。其实，不花钱白看，意味着人们得付出比钱更值钱的东西。因为任何一秒钟的电视图像都比咱家的电视机贵得多，是政府企业广告商……花了大钱请咱们看的。至于他们干嘛请咱们看?咱们所看到的会不会正是他们希望并准许咱们看到的? 看了以后，他们期望着甚至料定了咱们将怎样报答?这些问题对多数人来说远不如电视机降价重要。恰恰是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的人们，才更加热忱地报答了电视图象：去购买时兴商品；去象电视里的人那样穿戴那样做爱；不甘愿自己仅仅是个自己，期望一头拱进莹屏成为剧情中的别人，等等。 　　当领袖与百姓、富翁与贫民、智者与愚夫、老人与孩子……总之，性情与肤色万千悬殊的人统统被缝合到一起，同时观看一副画面——这是电视的胜利，不是人性的成功。就算当时出现的画面极为尖端——比如太空生物降临地球，更骇人的仍然不是此刻的画面，而是此刻亿万人在电视前重叠成为一人，人类此刻只是个数量词，个体意义减退到最低点，全球进入共振，心灵们规矩成集约化跳动。电视给人们带来最大程度的沟通：纽约股票市场打个喷嚏，涕泣却从深圳股民的鼻腔里流出来。东京某条街头刚出车祸，我们可能比那街尾的日本交警更早看见鲜血与残肢……电视的即时性能够让万里之外的观众成为当事者，同时还让他保留隔岸观火的安全与欣慰。电视把千山万岭抹掉，让戈壁沙漠透明，只要你抬一下眼，目光就可沿着地平线弯曲下去，绕过全球直到看见自己后脊背。这时的人，将自己仿制成神灵，他洞悉环宇一切皱褶，他不仅生活于世界也君临世界。 　　以前，一个事件的传递要经过漫长过程，当人们将它汲入心怀时，它或者已长满苍苔，或者已磨损殆尽，或者已经膨胀出许多其它事件了。比如，大洋彼岸扔下一块石头，这事件通过无数美丽的涟漪一波一波越洋传递过来，此岸的我们不仅接收到石头的意境，还及取了弥漫整个大洋的美丽涟漪。经常有这种情况，涟漪比传递的石头价值更高，也就是说过程组织上目的更珍贵。此外，传递过程中的种种扭曲与误解也将大大丰富那石头，再加上我们每人接收事件的方式各不相同，因此彼岸扔下的石头虽然只有一个，但此岸有多少个接收者就会收到多少个石头意境。电视既拿掉传递过程——瞬间即至，又把被传递的事件尽情放大——特写镜头，这就等于省略了大洋和涟漪，直接了当地扔给我们一个无限扩张的石头。我们不再是各自不同地汲取了它，而是在一个共同瞬间里被它共同击中。事物的过程被省略掉了，后果必定会强化了事物的两端。电视的两端就是“大面积省略与焦点逼近”，我们浸泡在这氛围里，每时每刻，上空都复盖千百公里厚的电磁波，我们每个人都有点鼠标味道，在天大的莹屏上窜来闪去，纷纷到位。 　　电视极大地开辟了人们视野，鼓励并诱惑着人们向它交割更多目光与心灵。但它拿去的是不同的目光与心灵，奉献给人们的却是共同的视野与视角。当我在南京家中观看莹屏上这棵树时，可以确信；世界所有处于该频道的电视莹屏上，都站着同一棵树，都在同一股风里摇啊摇，叶片们连一丝一毫都不敢偏差。任何一个电视观众都不会有自己的树，他只是经常地情不自禁地将它误看成自己的树。视野与视角的雷同，引伸出视觉的雷同，久之则诱惑目光与心灵雷同。正如我们持之不懈地吃草，终有一天会成为差别。电视屏幕上所有画面都是复制品，数亿台电视机将它复制成数亿份，数十亿复制的观众进入同一牧场享用复制的蒸蒸日上— —电视意境的极端化就是人的意义终结。虽然这结局不会发生，但它毕竟是电视的愿望。人如果尽早地想象灾难，既能把灾难消弭于未来，又能让想象益发甜蜜。 　　由于媒介信息铺天盖地喂养，致使我们轻松地呼吸着各种知识。一个人只要打开电视机，他不想目击天下竟也不行。古往今来宇宙洪荒，战争和平衣食住行，足球口红唐明皇爱滋病 ……摞在一块撞入眼仁儿。电视催生大批短平快性质的时代骄子：他们做什么都喜欢百米冲刺而讨厌马拉松；他们什么都知道一眯，又什么都知之不深，个个是广而博的通才，却勇敢地教导精深专才；他们聪明绝顶但远离智慧，恋着许多事物品种，但在事物本身面前仍是个薄情郎；他们本意要占有那事物，当然不屑与它成为终此一生的性灵伴侣；他们用10 个手指按定12个跳骚，并且指出哪一只跳蚤跳得最深刻，哪一只仅仅是跳蚤而缺乏跨世纪的跳跃……这些当然不是电视的过错，不过电视的轻松喂养确实有助于人的轻薄。 　　这时候，突然怀念起知识稀少而权威如焚的时代了。当时人们潜伏着大海般读书欲望，却却只允许舔恋一只贝壳大的小红书。然而，那种浓缩至极的阅读竟使人读出多少不属于这贝壳的人生呵?就象牢狱中人在仅存的光线下积年读一部仅有的少儿字典，结果生病粒平凡汉字都浓缩成千年老橄榄含蓄无尽滋味，囚者用全部生命涨裂每一粒种籽(铅字)，替它长泣替它发芽，与它一起沦入苦久冬眠。茨威格《棋的故事》，就裸露着这种杰出到了可怕程度的阅读。至今，不少成名学子仍然怀念着青少年时读过的某本《童话》、《辞海》或者某本粗劣的《农村医学常识》。那些书不足贵，他们怀念的是当年那种神圣的初尝禁果般的阅读。在那种阅读光辉的照耀下，一片枯叶经常胜过整座森林。而如今经典成山文集似海，却遗失了当年的阅读至境。而如今知识如潮信息爆炸，惹得我们欲火焚身心头脱兔，却将精神寄放在电视机左近，与诸画面耳鬓厮磨缱绻不已，希求沾染索尼式的念头与娇艳。其实任何时候，书本都不过是个载体，重要的是阅读，不同的阅读才决定了书本的不同价值——尤其是自己那唯一的阅读。同样，任何时候，我们的看都是它电视机的幸运，那莹屏由于沾染了我们的目光才如此灿烂——尤其是我的唯一目光。 然而，书本与阅读，电视与观众之间，总会发生奇怪的分离，就象关节脱臼那样使得上下两边的骨头都酸痛不已。那么，书本与阅读脱臼了，电视与观众脱臼了，它们就不酸痛么?当年我们有着大海般的阅读欲望，面前却只搁着一只贝壳大小的书，使得每次阅读都象把大海强捺进大海。如今，珍贵的知识与信息之花触目皆是，人们摘取它时所付出的气力与它珍贵太不驿等，于是一些小生们以之不义弃之无情，甚至始乱终弃，取弃皆不费功夫，这就容易在精神世界造成丰富的贫贱，使人每一次摘取都得到一个干枯。我觉得前后两种状况，后者更悲凉。前者虽然鞭苔着生命，却也常能够将生命压抑成一只紧紧的弹簧，从而蕴育着未来猛烈反弹。后者则奢侈地满足生命，将生命熨慰成一片松软的皮毛，凡是搁上去的知识都搞得昏昏欲睡。前者是力量性的剧痛，发作时一如狂歌。后者更象绵延不绝的隐痛，并且老是潜藏在痒的下面，巧妙地躲在人们抗拒与认同两难的部位，还在那部位撒娇。它用它独特的雅俗俱备，折磨得你麻痒难当。 　　我喜爱任何事物的本真，包括电视的本真。但是，为了保持对它的喜爱，有时就必须对它保持一段距离。站在这距离的两端，双方除能得到喜爱之外，彼此还会馈赠给对方一点尊严。 “朋友的限度，往往也是你对他的缺陷所能忍受的最大限度”(周国平语)。为了保证友情的可靠，欠不妨先苛刻地凝望对方的缺陷。意外的是，正由于久久地凝望，竟可能以别人的缺陷也产生智性的亲切。 　　电视的本真是收视率，大众性是它唯一的真实情，其余皆是技术与技巧。大众通过收视其实是在回收自己，而收回来的自己，又由于浸透了电视特有的营养成份因而变成一种新鲜的自己，新鲜的仿佛是刚刚分娩出的别人。至于收视率，它不仅代表着收看者的百分比，更是一个聚集大众基因的超级温室，它每日每时都繁殖出新的大众。对于一家电视台来讲，它所拥有的收视率者是它真正的生命，万贯器材不过是簇拥在收视率上的肉身而已。观众在挑选各电视台与各频道时，无论他能收视到多少套节目，都只能在同一个大众意境中挑选一个具有最多“别人”的自己(也即最新鲜的自己)。因此，他所谓的挑选，已在“大众性”的制约下贬值，挑选已经是仿佛挑选。最极端的时候，他甚至为家中那台大屏幕“三超”；电视机伤感，因为此刻它所承载的剧情实在有辱“三正好”的功能与价格。最极端的时候，他宁肯承受卑鄙也不愿受此轻薄，看那些媚眼儿哗啦啦在浓妆重裹的眼眶里乱蹦，看那些男女们满心想着取悦大众，可惜无力把握“媚”的精义与尺度，反而跌落为对大众甚至对于“媚 ”境的猥亵。 　　于是，以大众性为中心，电视的上限与下限，左界与右界也就相应确定了，宽与高之比大致是黄金分割率的近似值5∶3。这比例能够使人得到最佳视效。在这块矩形竞技场上，电视能够做出许多感动，许多柔情，许多一波三折。它也试图接近磅礴优美与深刻。然而，莹屏上的滔滔意象退潮之前，一些智者就窥出它本意就为煽动起我的感动、柔情与一波三折，它之所以要摹拟磅礴优美深刻，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对接大众情怀，并非真要投磅礴之类的境界。当“感动”少于大众标准时，它就圆满地敲进些感动楔子。当“深刻” 即将刺破大众胃口时，则断然剁去深刻的芒刺。总之，电视工艺已经能够做许多事，它唯一不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即：伤害电视的事，与收视率相悖的事。 当然，一切视听媒介都有该特征，只是由于电视最为大众化因而也不得不最可人。剩下的问题，可能是如何更高明地可人。这方面电视确实具有广阔前途，也是严肃的前途。因为，驻仅是“可人”一项，也有其不灭的人性价值，也足可侪身于煌煌美感之中。何况电视尤其是未来电视，将会繁衍成人类生活中的千手观音或百足大虫，“可人”只是它的一手一足罢了。 起码在目前，人们在这块矩形竞技场上所视听到的一切，无论其形还是其质，都已经被电视功能所切割，包装，归并；都已经被广告以及广告者的欲望，教诲以及教诲者的精明渗透得浑然一体。我们所看到的足球啦，庆典啦，海湾战争啦……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电视流水线制作完毕的足示牌庆典牌海湾战争牌罐头，都已经过选料加工与杀菌处理，都已巧妙地添加了各种配料，压缩到某个公理尺度内，并选择一个最佳时刻配备最佳背景推上莹屏。此外，电视技术也就是电视的语言，它经常把一个事物表达成另一个事物，或者将另外几个事物揉成一个事物。就拿一个令人喜爱的镜头来说：一只足球凌空刺过直奔网窝，但半道上它突然变慢，极慢极慢地飞翔，仿佛一个致命的念头朝你逼近……慢镜头就这样让人惊心动魄，但要是在现场，你则来不及呼完一个吸那球就已经进网，而你也就来不及为此惊心动魄了。同样一只球，通过不同表达成为不同事物，这类成功的表达经常超越了表达而成为表现。遗憾的是，电视的本来用意并不是为了表达那球的卓越，而是借助那球的卓越将大众拽到莹屏前来，即收视率。电视的杰出之处往往也是人的无奈之处。 很多时候，坐在电视机前不能太认真，你一旦认真了就等于陷入两难处境中。因为你刚刚看罢一段精采片断，你精神抖抖地被它煽动起更大的收视渴望，它却放肆地涌出滔滔平庸。你拿不准自己关机好还是继续期待下去好，因为一段平庸之后也可能出现新的精采，当然你为此也得冒点风险，也许这个夜晚已被平庸们先期占领。虽然有一张《电视节目报》，但它并不标出意境高低，它主要报告时刻与品种。因此，你最好只拿小半个你临场窥测者屏幕，大半个你处于退场状态；要么，你得控制自己别看破剧情导致自己败兴；要么，你对那煽情画面视若无睹却死死盯着一件渺小孤独的道具——只为它正散发真实的历史气息，你看得已不是剧情而是被它无意中带进来的东西；要么，你比屏幕上的旷男怨女们更焦急地期待他们快成眷属，以便给《动物世界》让开屏幕。你终于等到了那较为真实的荒蛮野地，看见了那较为真实的鱼鸟虎狼，并且欣喜地将自己放牧进去，从中感悟到更多人生……公认驻为此一个节目，你也得感激中央电视台。 精英，将自己从那片混沌中提炼出来，他们不会在切断脐带之后否认母胎，也不会中止对那片混沌的眷念与关注，他甚至暗暗地从那片混沌中汲取营养，以阻止自己再掉回去。一块钢铁不会在矿井面前骄傲，而对于一片泥土来讲，你最多只能说它是贫瘠的泥土，了不能说它是平庸的泥土。与其将混沌而丰富的大众性归纳为某种平庸，我宁愿将它视帮紧贴平庸而立的人之根本。泥土就是泥土，大众就是大人，将其举为旗帜与将其弃如敝屣，两者都是歪曲与可悲，两者在表达自己时也都比泥土庄严得多，两者也常常不惜杀伤泥土以完成自己的庄严。但是，一个有质量的人，应该幸福地让自己从泥土中飞翔出去，越过大众的广阔命运赢得一已命运。他创造性地飞出那么远，远得令人看去更象背叛。他就在那儿，在连泥土也斥他为背叛的地方，默默地，孤独地，同时也更具优美的坚守着对泥土的遥远忠诚。 我们的时代溢满了丰富的图象，使我们做一个观众越来越快乐，做一个读者却越来越以艰难 (个人意义上的读者)。这个时代不仅催生观众，并且诱惑现有的读者也转化成观众。人们渐渐习惯于以观赏与倾听代替阅读。即使在阅志的时候，也常常是在流览——这可是观看意义上的词语。直率地说，这是一个观众的时代，不再是读者的时代。诉诸于视象与音响的响亮表达，远比诉诸于文字的曲折表现占据天然优势。在电视的骄傲面前，文学当然不可能再蹁着宋版书那样的方步，呤叹仄起伏的愁肠，甚至不适于产生普鲁斯特式的让读者毕生走不出去的文学迷宫。即便是如此境遇，对文学来讲仍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个：文学被迫更加是文学。就算在艰难的此刻，文学仍足以在喧闹而骄傲的影视宠子们面前，保持母亲的微笑与光辉。 文学与大众传媒之间，横亘着一条千古不易的鸿沟。在这鸿沟两侧，几立着两种不同的价值。任何一部影视作品都是一群人生产出来的，它是一个阵容的产物( 许多时候，演职员表漫长到了观众走完了它还没有淌完)。它的产生过程也是一群意图的凝聚成磨损，它的果实( 作品)也必然是群体质量的平均值。虽然它的个性可以跃居平均值之上——比如某个天才导演的独特意念，但这时我宁愿将其视做某种文学性意念，何况这情况也较少，能够突破职业牢地的天才原本就少。一部影视作品完成后，由另外一个群体在一个共同时刻共同接收，而不是哪位个人在自己的时刻独自接收。电影院里数千座椅不是期待电影而期待观众，绝不会有某座电影院仅供一位观众独自面对一部电影。电视更是如此，接收它的群体，理论上讲可在一个共同时刻弥漫全球。总之，影视是一个“群在操作，被另一个 “群”所接收。也可以视做一个平均值流淌到另一个平均值中去。 文学不是这样。从来不会有一群人同时执笔写同一首诗，也从来没有上千人坐在电影院里同时阅读一部小说。文学从产生到接收，都是一个人面对一片文字，一部作品在期待另一颗心灵。一本优秀的书，总是抗拒人们齐声朗诵，只适合一个人伴随一盏孤灯无声地阅读，这时他只希望世界一片静寂，希望屋里只有自己和这本书……这意味着典型的私人情境：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作品。一部优秀文学作品总让读者感觉在写自己，读者总将书中人物命运误认为自己的命运，这并不仅是文学魅力所至，更主要是文学性质所至：个性与个性在亲亲相认。如果一本书能在喧闹的火车上顺利阅读，它肯定更象铅字连缀的电视剧。一部卓越的文学作品当然有着巨大读者群，但就文学意义来讲，“群”这个字眼，最少在两方面被习惯曲解了。首先，文学意义上群无论多大，前提都是一个个的个人，起码文学是这么理想着的，“群”只是由于那作品诱发的个人太多，只好叫做群。而且，在文学创作的巅峰状态，创作者甚至根本不顾忌自己的隐秘感情能否被人们共享，此时唯一能沟通的读者，唯有作者自己。这片刻里，“群”已湮灭，文学健在。再者，文学意义的读者群与影视意义的观众群，两者之间还有时空上的不同。一部影视作品的观众群主要在于该作品的初始轰动期，潮起时万马奔腾，潮浇后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它的观从主要是当代的，即时的，甚至是瞬息的，越往后该作品的观众越少，就象我们我们今天不大看早期的黑白片那样，尽管它们之中也有精品，但是电影技术等等因素会把电影艺术按定在那个陈旧年代，这是将艺术建筑在技术上的必然宿命。文学其实对于技术的依赖很少，因此技术对它形成的阻力自然也少。一部杰作以其巨大的人性力量，常常能够浓缩成一根针穿透许多时代。它的当代读者只是一部分，还有不可测的部分埋藏在未来。一部《论语》累积了两千年的读者，其数几何?再往后看，生命不灭时间无穷，它的读者更是无尽，然而在一个具体年代里，伟大《论语》的读者都无法与“007”之类的电影观众相比，更不会产生什么轰动。纵向透视不仅具有数量积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未来时代的读者，其个人质量，一般来讲应高于现代的个人质量，更高于古代的个人质量。今天一个读《论语》的读者，已经比当年《论语》的作者多汲取了两千年历史营养，也许他的智慧仍无法跟孔子相比，起码他的知识领域已大于当年十个帝王。所以在读者与观众之间比多少，如同拿河流与细雨相比，对两者都既不准确又有欠公道——如果没有其它晦暗图谋的话。 简略瞟一眼文学与影视的简单区别，可知文学的古老宿命正是它的辉煌立足；个性的，个体的，个人的独独。据此，文学不但将自己与影视们拉开，还将自己的文学与别人的文学拉开。其余艰难再多，那也是作家自己的艰难。文学从来都是坚定的纯洁的，不坚定与不纯洁的是穿戴着文学的人，世人经常将穿戴文学的人看做是文学，这里的一个误看导致两个误解：把那人的毛病看成是文学的毛病，把文学给予的感动当成那人给予的感动。穿戴文学的人总比文学聪明，特别是能够制做出聪明的文学。至此，我得扣下贫瘠的自己了，不要嬉戏那些游走不定的风险。 1997年元月于南京太平门　大散文-朱苏进大散文牋牋牋?致电视一封情书 朱苏进  多年前，我在某首长的客厅里第一次遭遇电视机。我进门时发现那客厅格局有很大变化：首长与夫人的两只专用大沙发，从原先坐东朝西的首要位置挪开了, 让位给一台21英寸索尼彩色电视机，首长降为观众而索尼成为首长，子女与亲友们密匝匝环坐后方，最后面还有许多与这个家庭无关的人员引颈踮足。我坐在电视机侧面，为保持自尊而甘愿沦落边缘，直到关灯后才重获平等心情。虽然角度将电视莹屏挤成细长状，仍然让我惊骇不已。我第一次看见莹屏上的小甲虫不再是甲虫而是甲虫意境，它们变得碟子那么大吱吱地灿烂地爬着。它们从我的心理爬到我的生理并且老也爬不头。它们以帝王般的气派缩小了每一个目击者，我因为那骇人的辉煌而生出恐怖奇想。也就是那个夜晚，我第一次看见那个白种绅士走下飞机舷梯，走进我所在的客厅，走进这种中国家庭氛围。首长女儿炫耀地道“尼克松!”当时我相当可笑地热泪盈眶——这位拥有地球上最大权力的人竟然站得离我这么近，竟然如此平常地走着笑着，而这一切今天上午刚刚发生，电视使我几小时后就抵达现场。当时，尼克松不仅是世界人民的公敌，而且还是具有相当级别的人士才有幸目睹的公敌。因此，与这样的公敌相遇已是我等平民的荣幸。他使我如此贴近地看见了他，他竟然笑着我们的笑，走着我们的步子，出现在我们的周总理才应该出现的屏幕上。这一切，震撼之余都使我产生复杂的感动…… 当我扭动酸硬的脖子时，看见满满的客厅里，在电视莹光泛照中星簇涌着大片头颅和惊愕的眼睛，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场景暗藏的危险：我们不是在观看电视，而是在瞻仰电视。 当年，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连9英寸黑白电视机也没有，我却突然遭遇了当时在日本也属先进的大型彩电，它让我的视觉省略掉许多过渡直接目击巅峰。而没过多久，无数中国城镇家庭几乎是一夜之间拥有各式各样的索尼日立松下菲立普，其速度之快一密度之高仿佛梦境，让好些中外学者也感到晖眩。可是许多家庭遇到过小小尴尬：他们把电视机抱回家来后，不但看不懂说明，甚至无法将电视机的电源插销插进自家的电源插座上，索尼们的国际标准插销与咱家墙角处的电源插座不匹配，类似的尴尬后来也在冰箱空调音响电脑等方面一再重演。我们虽然拥有价值千万元的高档电器，却没有价值几角的插座。非但如此，我们在心理机制方面，在社会机制与文化机制方面准备好相应的插座了吗?大概也没有。实际上，在我们开怀拥抱电视的同时，我们的各种机制们也正象插座那样抵御着插销。因此在同一个夜晚，洋人们可以手把香宾慵懒地观看电视，而我只能在中国首长家中隆重地瞻仰电视。尽管我面前也有一台不小于他们的电视机，屏幕上也有与他们相同的图象，但我却没有与他们相应的观看能力，我眼前的莹屏只能是也只配是一个细长条。因此在同一个夜晚，相当平常的场景却惹动我相当异常的眼泪，那情境中不要说走出尼克松，就是爬出的甲虫也将是一部史诗。我的心理插座由于某种错位，主动地夸张地迫不及待地替尼克松甚至是甲虫们涂裹上灿烂。要是两位贵人知道我等心境，也许又要感叹东方的神秘……1840年鸦片战争那次错位，我们最杰出的精英倨傲地将当时的尼克松们视做“膝骨僵直不可弯曲”的毛猴(林则徐语)，其代价是，我们今天可能将甲虫也视做天使，或者把天使视做甲虫。就象当初清兵们逃避他们不明白的妖孽那样，如今我们逆向而进，激动地投奔我们不大明白的诗意。尽管我们的方向与清兵不同，速度却一样地快。扭曲向前是历史进步的必然方式，要进步必须接受扭曲，甚至能从扭曲的质量判断出进步的幅度。如今我们毕竟进步了，起码我没等魇足就略微清醒了，发现被瞻仰物不仅仅是诗意。 我们没有与电视预约，就突然遭遇电视。预约意味着从容不迫，循序渐进，约者双方在履约前就已经部分地属于对方了。而遭遇则意味着毫无准备，猝不及防，更来不及打扮头面，遭遇是刺来的意外，在遭遇面前，我们会由于一个闪失暴露出潜藏的本真——插座。在遭遇电视之前，我们旷怨已久，身心孤寡，情怀枯索。蓦然，索尼们如同闪电打下来，在猛烈光明中人们能够看见的往往更少，甚至除了光什么也看不见，然而就在那什么也看不见的片刻，人们恰恰容易强烈地感觉自己看见了某种辉煌。是的，当时我们来不及与索尼为代表的现代化调逗煽情轻推佯拒，甚至来不及宽衣解带，就被电视强暴了。就算索尼们是我们翘首敬慕，苦久暗恋的对象，也并不因此改变强暴意境。快感与不适均由此产生，甜蜜与耻辱试图插入一个插座，那当然插不进去。做为一个自尊而害羞的君子之邦，百余年来计多痛苦并不是因为流血，更多是因为羞辱。仕子们往往不怕死但怕丢脸，宁肯将羞辱升华成仇恨，以保持天经地义般的王者精神与上古贞操，如此便仿佛取消了羞辱。所以，当我们承认热爱索尼们代表的现代化时，这种爱就是个橡皮口袋，它装满了我们百年来对索尼前辈的耻与恨，我们在相当程度上是爱着一个强暴者。这种爱注定具有艰难、苦痛和羞羞答答的性质，这种爱让外人难以理喻而我们自己又窘于张扬，这种爱不问自知而一问就可能让我们失语或失态，有时甚至溢出过份的正义或者凹进过份的自卑。特别是，我们无权在各种各样的“爱”当中择优而取，只能在尴尬处境中被迫接受那唯一的“爱”，而且首先得爱上那个“爱”，然后再去“爱”。为了让自己能够爱和继续爱下去，我们宁愿把历史上的强暴淡化(或深化)到几乎看不见的深处，快快换掉前辈们的插座，默默在南京屠杀场升起太阳旗……这些，都是为了不再瞻仰电视而能够从容地观看电视。即：既拥有电视又拥有观看。 到目前为止，一个普通中国家庭最精心布置的，仍然是客厅。一个客厅里占据最显要位置的，仍然是电视。电视虽然年轻，但它进入成为家庭那天起就成为尊长，它温馨地垄断着所有的家人与家具。它使家庭这个社会基本细胞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电视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功不完全是它的功能决定的，更因为人们对电视功能的崇拜与依赖，是潜藏在人们身心的种种孤独种种欲望将它生造出来的。但是电视一旦进入家门，它就用妩媚可人的奉献拿走了我们，如同婴儿用啼声拿走母亲。虽然那只遥探器握在我们手里，但究竟是谁控制谁呢?最妙的控制方式往往乖巧得象是你控制它。现代人与电视机相互嫁接并不久，但它已经迅速生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遥控器)，如同手掌上再伸出一只手，我们与它冷暖与共，须臾难分。在电视机以及水银泻地般的种种电视延伸物面前，我们的视野畸型增大，视觉却一天天重叠、肢解、迷失，我们心儿也被牵拽得摇摇晃晃。许多宾馆里电视机整日不灭，客人从容地做其它事情，可一旦关掉它就觉得恍如缺失。自家的电视机之所以不肯整日开着，那是为了省电与延长它使用寿命。因此，看与不看这两种形态之间的界限已经日渐模糊。看电视日渐成为广义的看：进餐时看，出恭时看，聊天时看，嗑瓜子时看，夫妻口角间隙中看，孤寡们用于解闷地看，看与不看两结合的似看非看……总之，这些对电视的多种看法，就象心理润剂，它使我们每个日子都过得更滑溜更愉悦。 有趣的是：电视之旨，在“看”；而电视之趣，恰恰在于非“看”；在于“看”的诸种放肆滑动与美妙稀释；在于把看变质成对于“看”的消费。朴素而传统的看，专心之至的看，反而与电视不匹配，反而愧对电视。这里，旨与趣的怪诞变异，闪射出电视的真正奥秘，而电视做为时代骄子，它的奥秘往往破译出我们时代的奥秘。另外，电视也早就不是一只被观看的电视机了，它首先是一片腌透了这个时代的电视意境。 电视让全体人类在同一时刻抵达同一现场，进入同一情节并且同时心跳，这功能伟大到了足以嘲讽自然的程度。大自然把时间表达成昼与夜，把人类相对均匀地放牧在地球各处，而电视把时间缩成一个焦点，又将人类集合到这焦点上。对具体个人来讲，为了摆脱时间对自己的压迫，最简便的方法是逃进一个公众时间，而为了消除空间方面的孤寂，最简便的方法将自己与公众打成一片。如此，个人在时空两方面的焦虑都可以用享受电视 (也即享受现代化)的方式消解掉。这儿，特有意思的是现代化的种种暖昧功能：它将焦虑转换成享受了吗? 它把物理变成了心理了吗?是否意味着现代化的最终指向，竟要打通心与物之间的万古屏障? 果然如此的话，将来一块不会思想的金属就不配叫金属了，假如它内部发生一道裂隙，我们的神经中枢可能比它更疼。一般地讲，电视不仅是人类想象力的后果而且也提供了更多的想象。不幸的是，它也可以拿走你仅有的想象，一如拿走我的焦虑。 很多人把电视机抱回家来时就抱回了一个误会，以为自己不光买回一只电器，而且还把未来夜晚里的所有频道所有节目都买回来了。换句话说，电视机要花钱买的但电视节目就不该要钱。以至于，政府后来为所收看的某些频道收费时，我心里就有些别扭：电视信号跟阳光那样飘浮空间，取之随意，用之不竭，干嘛收钱?难道晒太阳会把阳光用少掉了因而晒太阳也要付钱? 由此也反衬出，电视在现代生活中已有近似太阳的地位，以及人们多么习惯于让不要钱的电视太阳白白地照耀着。其实，不花钱白看，意味着人们得付出比钱更值钱的东西。因为任何一秒钟的电视图像都比咱家的电视机贵得多，是政府企业广告商……花了大钱请咱们看的。至于他们干嘛请咱们看?咱们所看到的会不会正是他们希望并准许咱们看到的? 看了以后，他们期望着甚至料定了咱们将怎样报答?这些问题对多数人来说远不如电视机降价重要。恰恰是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的人们，才更加热忱地报答了电视图象：去购买时兴商品；去象电视里的人那样穿戴那样做爱；不甘愿自己仅仅是个自己，期望一头拱进莹屏成为剧情中的别人，等等。 当领袖与百姓、富翁与贫民、智者与愚夫、老人与孩子……总之，性情与肤色万千悬殊的人统统被缝合到一起，同时观看一副画面——这是电视的胜利，不是人性的成功。就算当时出现的画面极为尖端——比如太空生物降临地球，更骇人的仍然不是此刻的画面，而是此刻亿万人在电视前重叠成为一人，人类此刻只是个数量词，个体意义减退到最低点，全球进入共振，心灵们规矩成集约化跳动。电视给人们带来最大程度的沟通：纽约股票市场打个喷嚏，涕泣却从深圳股民的鼻腔里流出来。东京某条街头刚出车祸，我们可能比那街尾的日本交警更早看见鲜血与残肢……电视的即时性能够让万里之外的观众成为当事者，同时还让他保留隔岸观火的安全与欣慰。电视把千山万岭抹掉，让戈壁沙漠透明，只要你抬一下眼，目光就可沿着地平线弯曲下去，绕过全球直到看见自己后脊背。这时的人，将自己仿制成神灵，他洞悉环宇一切皱褶，他不仅生活于世界也君临世界。 以前，一个事件的传递要经过漫长过程，当人们将它汲入心怀时，它或者已长满苍苔，或者已磨损殆尽，或者已经膨胀出许多其它事件了。比如，大洋彼岸扔下一块石头，这事件通过无数美丽的涟漪一波一波越洋传递过来，此岸的我们不仅接收到石头的意境，还及取了弥漫整个大洋的美丽涟漪。经常有这种情况，涟漪比传递的石头价值更高，也就是说过程组织上目的更珍贵。此外，传递过程中的种种扭曲与误解也将大大丰富那石头，再加上我们每人接收事件的方式各不相同，因此彼岸扔下的石头虽然只有一个，但此岸有多少个接收者就会收到多少个石头意境。电视既拿掉传递过程——瞬间即至，又把被传递的事件尽情放大——特写镜头，这就等于省略了大洋和涟漪，直接了当地扔给我们一个无限扩张的石头。我们不再是各自不同地汲取了它，而是在一个共同瞬间里被它共同击中。事物的过程被省略掉了，后果必定会强化了事物的两端。电视的两端就是“大面积省略与焦点逼近”，我们浸泡在这氛围里，每时每刻，上空都复盖千百公里厚的电磁波，我们每个人都有点鼠标味道，在天大的莹屏上窜来闪去，纷纷到位。 电视极大地开辟了人们视野，鼓励并诱惑着人们向它交割更多目光与心灵。但它拿去的是不同的目光与心灵，奉献给人们的却是共同的视野与视角。当我在南京家中观看莹屏上这棵树时，可以确信；世界所有处于该频道的电视莹屏上，都站着同一棵树，都在同一股风里摇啊摇，叶片们连一丝一毫都不敢偏差。任何一个电视观众都不会有自己的树，他只是经常地情不自禁地将它误看成自己的树。视野与视角的雷同，引伸出视觉的雷同，久之则诱惑目光与心灵雷同。正如我们持之不懈地吃草，终有一天会成为差别。电视屏幕上所有画面都是复制品，数亿台电视机将它复制成数亿份，数十亿复制的观众进入同一牧场享用复制的蒸蒸日上— —电视意境的极端化就是人的意义终结。虽然这结局不会发生，但它毕竟是电视的愿望。人如果尽早地想象灾难，既能把灾难消弭于未来，又能让想象益发甜蜜。 由于媒介信息铺天盖地喂养，致使我们轻松地呼吸着各种知识。一个人只要打开电视机，他不想目击天下竟也不行。古往今来宇宙洪荒，战争和平衣食住行，足球口红唐明皇爱滋病 ……摞在一块撞入眼仁儿。电视催生大批短平快性质的时代骄子：他们做什么都喜欢百米冲刺而讨厌马拉松；他们什么都知道一眯，又什么都知之不深，个个是广而博的通才，却勇敢地教导精深专才；他们聪明绝顶但远离智慧，恋着许多事物品种，但在事物本身面前仍是个薄情郎；他们本意要占有那事物，当然不屑与它成为终此一生的性灵伴侣；他们用10 个手指按定12个跳骚，并且指出哪一只跳蚤跳得最深刻，哪一只仅仅是跳蚤而缺乏跨世纪的跳跃……这些当然不是电视的过错，不过电视的轻松喂养确实有助于人的轻薄。 这时候，突然怀念起知识稀少而权威如焚的时代了。当时人们潜伏着大海般读书欲望，却却只允许舔恋一只贝壳大的小红书。然而，那种浓缩至极的阅读竟使人读出多少不属于这贝壳的人生呵?就象牢狱中人在仅存的光线下积年读一部仅有的少儿字典，结果生病粒平凡汉字都浓缩成千年老橄榄含蓄无尽滋味，囚者用全部生命涨裂每一粒种籽(铅字)，替它长泣替它发芽，与它一起沦入苦久冬眠。茨威格《棋的故事》，就裸露着这种杰出到了可怕程度的阅读。至今，不少成名学子仍然怀念着青少年时读过的某本《童话》、《辞海》或者某本粗劣的《农村医学常识》。那些书不足贵，他们怀念的是当年那种神圣的初尝禁果般的阅读。在那种阅读光辉的照耀下，一片枯叶经常胜过整座森林。而如今经典成山文集似海，却遗失了当年的阅读至境。而如今知识如潮信息爆炸，惹得我们欲火焚身心头脱兔，却将精神寄放在电视机左近，与诸画面耳鬓厮磨缱绻不已，希求沾染索尼式的念头与娇艳。其实任何时候，书本都不过是个载体，重要的是阅读，不同的阅读才决定了书本的不同价值——尤其是自己那唯一的阅读。同样，任何时候，我们的看都是它电视机的幸运，那莹屏由于沾染了我们的目光才如此灿烂——尤其是我的唯一目光。 然而，书本与阅读，电视与观众之间，总会发生奇怪的分离，就象关节脱臼那样使得上下两边的骨头都酸痛不已。那么，书本与阅读脱臼了，电视与观众脱臼了，它们就不酸痛么?当年我们有着大海般的阅读欲望，面前却只搁着一只贝壳大小的书，使得每次阅读都象把大海强捺进大海。如今，珍贵的知识与信息之花触目皆是，人们摘取它时所付出的气力与它珍贵太不驿等，于是一些小生们以之不义弃之无情，甚至始乱终弃，取弃皆不费功夫，这就容易在精神世界造成丰富的贫贱，使人每一次摘取都得到一个干枯。我觉得前后两种状况，后者更悲凉。前者虽然鞭苔着生命，却也常能够将生命压抑成一只紧紧的弹簧，从而蕴育着未来猛烈反弹。后者则奢侈地满足生命，将生命熨慰成一片松软的皮毛，凡是搁上去的知识都搞得昏昏欲睡。前者是力量性的剧痛，发作时一如狂歌。后者更象绵延不绝的隐痛，并且老是潜藏在痒的下面，巧妙地躲在人们抗拒与认同两难的部位，还在那部位撒娇。它用它独特的雅俗俱备，折磨得你麻痒难当。 我喜爱任何事物的本真，包括电视的本真。但是，为了保持对它的喜爱，有时就必须对它保持一段距离。站在这距离的两端，双方除能得到喜爱之外，彼此还会馈赠给对方一点尊严。 “朋友的限度，往往也是你对他的缺陷所能忍受的最大限度”(周国平语)。为了保证友情的可靠，欠不妨先苛刻地凝望对方的缺陷。意外的是，正由于久久地凝望，竟可能以别人的缺陷也产生智性的亲切。 电视的本真是收视率，大众性是它唯一的真实情，其余皆是技术与技巧。大众通过收视其实是在回收自己，而收回来的自己，又由于浸透了电视特有的营养成份因而变成一种新鲜的自己，新鲜的仿佛是刚刚分娩出的别人。至于收视率，它不仅代表着收看者的百分比，更是一个聚集大众基因的超级温室，它每日每时都繁殖出新的大众。对于一家电视台来讲，它所拥有的收视率者是它真正的生命，万贯器材不过是簇拥在收视率上的肉身而已。观众在挑选各电视台与各频道时，无论他能收视到多少套节目，都只能在同一个大众意境中挑选一个具有最多“别人”的自己(也即最新鲜的自己)。因此，他所谓的挑选，已在“大众性”的制约下贬值，挑选已经是仿佛挑选。最极端的时候，他甚至为家中那台大屏幕“三超”；电视机伤感，因为此刻它所承载的剧情实在有辱“三正好”的功能与价格。最极端的时候，他宁肯承受卑鄙也不愿受此轻薄，看那些媚眼儿哗啦啦在浓妆重裹的眼眶里乱蹦，看那些男女们满心想着取悦大众，可惜无力把握“媚”的精义与尺度，反而跌落为对大众甚至对于“媚 ”境的猥亵。 于是，以大众性为中心，电视的上限与下限，左界与右界也就相应确定了，宽与高之比大致是黄金分割率的近似值5∶3。这比例能够使人得到最佳视效。在这块矩形竞技场上，电视能够做出许多感动，许多柔情，许多一波三折。它也试图接近磅礴优美与深刻。然而，莹屏上的滔滔意象退潮之前，一些智者就窥出它本意就为煽动起我的感动、柔情与一波三折，它之所以要摹拟磅礴优美深刻，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对接大众情怀，并非真要投磅礴之类的境界。当“感动”少于大众标准时，它就圆满地敲进些感动楔子。当“深刻” 即将刺破大众胃口时，则断然剁去深刻的芒刺。总之，电视工艺已经能够做许多事，它唯一不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即：伤害电视的事，与收视率相悖的事。 当然，一切视听媒介都有该特征，只是由于电视最为大众化因而也不得不最可人。剩下的问题，可能是如何更高明地可人。这方面电视确实具有广阔前途，也是严肃的前途。因为，驻仅是“可人”一项，也有其不灭的人性价值，也足可侪身于煌煌美感之中。何况电视尤其是未来电视，将会繁衍成人类生活中的千手观音或百足大虫，“可人”只是它的一手一足罢了。 起码在目前，人们在这块矩形竞技场上所视听到的一切，无论其形还是其质，都已经被电视功能所切割，包装，归并；都已经被广告以及广告者的欲望，教诲以及教诲者的精明渗透得浑然一体。我们所看到的足球啦，庆典啦，海湾战争啦……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电视流水线制作完毕的足示牌庆典牌海湾战争牌罐头，都已经过选料加工与杀菌处理，都已巧妙地添加了各种配料，压缩到某个公理尺度内，并选择一个最佳时刻配备最佳背景推上莹屏。此外，电视技术也就是电视的语言，它经常把一个事物表达成另一个事物，或者将另外几个事物揉成一个事物。就拿一个令人喜爱的镜头来说：一只足球凌空刺过直奔网窝，但半道上它突然变慢，极慢极慢地飞翔，仿佛一个致命的念头朝你逼近……慢镜头就这样让人惊心动魄，但要是在现场，你则来不及呼完一个吸那球就已经进网，而你也就来不及为此惊心动魄了。同样一只球，通过不同表达成为不同事物，这类成功的表达经常超越了表达而成为表现。遗憾的是，电视的本来用意并不是为了表达那球的卓越，而是借助那球的卓越将大众拽到莹屏前来，即收视率。电视的杰出之处往往也是人的无奈之处。 很多时候，坐在电视机前不能太认真，你一旦认真了就等于陷入两难处境中。因为你刚刚看罢一段精采片断，你精神抖抖地被它煽动起更大的收视渴望，它却放肆地涌出滔滔平庸。你拿不准自己关机好还是继续期待下去好，因为一段平庸之后也可能出现新的精采，当然你为此也得冒点风险，也许这个夜晚已被平庸们先期占领。虽然有一张《电视节目报》，但它并不标出意境高低，它主要报告时刻与品种。因此，你最好只拿小半个你临场窥测者屏幕，大半个你处于退场状态；要么，你得控制自己别看破剧情导致自己败兴；要么，你对那煽情画面视若无睹却死死盯着一件渺小孤独的道具——只为它正散发真实的历史气息，你看得已不是剧情而是被它无意中带进来的东西；要么，你比屏幕上的旷男怨女们更焦急地期待他们快成眷属，以便给《动物世界》让开屏幕。你终于等到了那较为真实的荒蛮野地，看见了那较为真实的鱼鸟虎狼，并且欣喜地将自己放牧进去，从中感悟到更多人生……公认驻为此一个节目，你也得感激中央电视台。 精英，将自己从那片混沌中提炼出来，他们不会在切断脐带之后否认母胎，也不会中止对那片混沌的眷念与关注，他甚至暗暗地从那片混沌中汲取营养，以阻止自己再掉回去。一块钢铁不会在矿井面前骄傲，而对于一片泥土来讲，你最多只能说它是贫瘠的泥土，了不能说它是平庸的泥土。与其将混沌而丰富的大众性归纳为某种平庸，我宁愿将它视帮紧贴平庸而立的人之根本。泥土就是泥土，大众就是大人，将其举为旗帜与将其弃如敝屣，两者都是歪曲与可悲，两者在表达自己时也都比泥土庄严得多，两者也常常不惜杀伤泥土以完成自己的庄严。但是，一个有质量的人，应该幸福地让自己从泥土中飞翔出去，越过大众的广阔命运赢得一已命运。他创造性地飞出那么远，远得令人看去更象背叛。他就在那儿，在连泥土也斥他为背叛的地方，默默地，孤独地，同时也更具优美的坚守着对泥土的遥远忠诚。 我们的时代溢满了丰富的图象，使我们做一个观众越来越快乐，做一个读者却越来越以艰难 (个人意义上的读者)。这个时代不仅催生观众，并且诱惑现有的读者也转化成观众。人们渐渐习惯于以观赏与倾听代替阅读。即使在阅志的时候，也常常是在流览——这可是观看意义上的词语。直率地说，这是一个观众的时代，不再是读者的时代。诉诸于视象与音响的响亮表达，远比诉诸于文字的曲折表现占据天然优势。在电视的骄傲面前，文学当然不可能再蹁着宋版书那样的方步，呤叹仄起伏的愁肠，甚至不适于产生普鲁斯特式的让读者毕生走不出去的文学迷宫。即便是如此境遇，对文学来讲仍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个：文学被迫更加是文学。就算在艰难的此刻，文学仍足以在喧闹而骄傲的影视宠子们面前，保持母亲的微笑与光辉。 文学与大众传媒之间，横亘着一条千古不易的鸿沟。在这鸿沟两侧，几立着两种不同的价值。任何一部影视作品都是一群人生产出来的，它是一个阵容的产物( 许多时候，演职员表漫长到了观众走完了它还没有淌完)。它的产生过程也是一群意图的凝聚成磨损，它的果实( 作品)也必然是群体质量的平均值。虽然它的个性可以跃居平均值之上——比如某个天才导演的独特意念，但这时我宁愿将其视做某种文学性意念，何况这情况也较少，能够突破职业牢地的天才原本就少。一部影视作品完成后，由另外一个群体在一个共同时刻共同接收，而不是哪位个人在自己的时刻独自接收。电影院里数千座椅不是期待电影而期待观众，绝不会有某座电影院仅供一位观众独自面对一部电影。电视更是如此，接收它的群体，理论上讲可在一个共同时刻弥漫全球。总之，影视是一个“群在操作，被另一个 “群”所接收。也可以视做一个平均值流淌到另一个平均值中去。 文学不是这样。从来不会有一群人同时执笔写同一首诗，也从来没有上千人坐在电影院里同时阅读一部小说。文学从产生到接收，都是一个人面对一片文字，一部作品在期待另一颗心灵。一本优秀的书，总是抗拒人们齐声朗诵，只适合一个人伴随一盏孤灯无声地阅读，这时他只希望世界一片静寂，希望屋里只有自己和这本书……这意味着典型的私人情境：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作品。一部优秀文学作品总让读者感觉在写自己，读者总将书中人物命运误认为自己的命运，这并不仅是文学魅力所至，更主要是文学性质所至：个性与个性在亲亲相认。如果一本书能在喧闹的火车上顺利阅读，它肯定更象铅字连缀的电视剧。一部卓越的文学作品当然有着巨大读者群，但就文学意义来讲，“群”这个字眼，最少在两方面被习惯曲解了。首先，文学意义上群无论多大，前提都是一个个的个人，起码文学是这么理想着的，“群”只是由于那作品诱发的个人太多，只好叫做群。而且，在文学创作的巅峰状态，创作者甚至根本不顾忌自己的隐秘感情能否被人们共享，此时唯一能沟通的读者，唯有作者自己。这片刻里，“群”已湮灭，文学健在。再者，文学意义的读者群与影视意义的观众群，两者之间还有时空上的不同。一部影视作品的观众群主要在于该作品的初始轰动期，潮起时万马奔腾，潮浇后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它的观从主要是当代的，即时的，甚至是瞬息的，越往后该作品的观众越少，就象我们我们今天不大看早期的黑白片那样，尽管它们之中也有精品，但是电影技术等等因素会把电影艺术按定在那个陈旧年代，这是将艺术建筑在技术上的必然宿命。文学其实对于技术的依赖很少，因此技术对它形成的阻力自然也少。一部杰作以其巨大的人性力量，常常能够浓缩成一根针穿透许多时代。它的当代读者只是一部分，还有不可测的部分埋藏在未来。一部《论语》累积了两千年的读者，其数几何?再往后看，生命不灭时间无穷，它的读者更是无尽，然而在一个具体年代里，伟大《论语》的读者都无法与“007”之类的电影观众相比，更不会产生什么轰动。纵向透视不仅具有数量积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未来时代的读者，其个人质量，一般来讲应高于现代的个人质量，更高于古代的个人质量。今天一个读《论语》的读者，已经比当年《论语》的作者多汲取了两千年历史营养，也许他的智慧仍无法跟孔子相比，起码他的知识领域已大于当年十个帝王。所以在读者与观众之间比多少，如同拿河流与细雨相比，对两者都既不准确又有欠公道——如果没有其它晦暗图谋的话。 简略瞟一眼文学与影视的简单区别，可知文学的古老宿命正是它的辉煌立足；个性的，个体的，个人的独独。据此，文学不但将自己与影视们拉开，还将自己的文学与别人的文学拉开。其余艰难再多，那也是作家自己的艰难。文学从来都是坚定的纯洁的，不坚定与不纯洁的是穿戴着文学的人，世人经常将穿戴文学的人看做是文学，这里的一个误看导致两个误解：把那人的毛病看成是文学的毛病，把文学给予的感动当成那人给予的感动。穿戴文学的人总比文学聪明，特别是能够制做出聪明的文学。至此，我得扣下贫瘠的自己了，不要嬉戏那些游走不定的风险。 　　　　　　　　　　　　　　　　　　　　　　　　　　1997年元月于南京太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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