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书城:局外人

局外人作者：阿尔贝·加缪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 ——谈谈加缪的《局外人》郭宏安翻开加缪的《局外人》，劈头就看见这么一句：“今天，妈妈死了。”紧接着就是一转：“也许是昨天……”一折一转，看似不经意，却已像石子投入水中，生出第一圈涟漪…… 《局外人》的第一句话实在是很不平常的。“妈妈……”，这样亲昵的口吻分明只会出自孩子的口中，成年人多半要说“母亲……”的。然而说话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个叫默而索的年轻人。他在临刑前，以一种极冷静极枯涩、却又不乏幽默、有时还带点激情的口吻讲述他那极单调极平淡、却又不乏欢乐、有时还带点偶然的生活，直讲到被不明不白地判了死刑。默而索不说“母亲”而说“妈妈”，这首先就让我们感动，凄凄然有动于中。我们会想：他在内心深处该是对母亲蕴藏着多么温柔多么纯真的感情啊！然而他竟没有哭！不惟接到通知母亲去世的电报时没有哭，就是在母亲下葬时也没有哭，而且他还在母亲的棺材（他居然没有要求打开棺材再看看母亲！）面前抽烟、喝咖啡……我们不禁要愤然了：一个人在母亲下葬时不哭，他还算得是人吗？更有甚者，他竟在此后的第二天，就去海滨游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并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处。这时，我们几乎不能不怀疑他对母亲的感情了。也许我们先前的感动会悄悄地溜走，然而竟没有。默而索不单是令我们凄然、愤然，他尤其让我们感到愕然：名声不好的邻居要惩罚自己的情妇，求他帮助写一封信，他竟答应了，觉得“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老板建议他去巴黎开设一个办事处，他竟没有表示什么热情，虽然他“并不愿意使他不快”。对按理说人人向往的巴黎，他竟有这样的评价：“很脏。有鸽子，有黑乎乎的院子……”玛丽要跟他结婚，他说 “怎么样都行”，要一定让他说是否爱她，他竟说“大概是不爱她”。最后，他迷迷糊糊地杀了人，对法庭上的辩论漠然置之，却有兴趣断定自己的辩护律师的“才华大大不如检察官的”。就在临刑的前夜，他觉醒了：“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他“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他居然感到他“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他似乎还嫌人们惊讶得不够，接着又说： “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这是《局外人》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一句很不平常的话。以很不平常的话开头，以很不平常的话结尾，使《局外人》成为一本于平淡中见深度、从枯涩中出哲理的很不平常的书。我们的凄然，我们的愤然，我们的愕然，使我们不能不想一想：这位默而索究竟是何等样人。奇人？怪人？抑或是常人？多余人？畸形人？抑或是明白人？有人说他是白痴。从他生活态度的萎靡消极，从他对人对事的反应的机械迟钝，从他对周围人们遵奉的价值观念的无动于衷，从他对本能的、即刻的肉体满足的强烈要求，从这些方面看，他确乎有些是。然而，他知道别人都为他失去母亲难过。他惟恐养老院院长因他将母亲送进养老院而责怪他，对于能否在母亲的棺材前抽烟也曾有过犹豫。他有敏锐的观察力，并且不乏判断力，例如他从那些看过电影回来的“年轻人的举动比平时更坚决”，推断出“他们刚才看的是一部冒险片子”。他尤其对太阳、大海、鲜花的香味等十分敏感。当神甫劝导他皈依上帝的时候，他可以揪住神甫的领子，把他内心深处的话、喜怒交进的强烈冲动，“劈头盖脸地朝他发泄出来”。这样一个敏感、清醒、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人怎么可能是白痴呢？有人说他是个野蛮人。怕也不尽然，或竟可以说似是而非。在法国作家的笔下曾经多次出现过野蛮人或远离人类文明的化外之人的形象。他们纯朴善良，弃圣绝智，无知无识，不知有欺诈，亦不知有善恶，若一旦有机会进入文明社会，其结果不是逃离便是堕落。他们无例外地成为作家们歌颂的对象，如蒙田、卢梭、夏多布里昂等。默而索只有一点和他们相像，即对文明社会格格不入，而对阳光、大海、清凉的夏夜却如鱼得水，或者说“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乱”。然而默而索并非生活在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他是法国人，是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首府阿尔及尔的一家船运公司的职员。他还读过大学！只此一端就使他不但成不了野蛮人，怕连个平头百姓也做不得，他有文化，可以给同伴解释电影的内容，可以帮助邻居写相当微妙的信。他还读报！而读报，按加缪（或他的人物克拉芒斯）的说法，是现代人的两大特点之一，另一个特点是通奸（见《堕落》）。因此，默而索之自绝于乃至见弃于人类社会，显然不是由于野蛮人的原因所致。他曾经有过符合人类社会的价值标准的“雄心大志”，他对违反传统行为模式的举措经常有一种过失感，但他终于认识到这一切都“无所谓”，并不能改变生活。这样一个有意识地拒绝文明社会的人怎么可能是野蛮人呢？有人说他是“一个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那么，一般人的理性是什么呢？无非是认可并接受传统的价值观念，如感情，爱情，事业上的抱负，对地位和金钱的追求，对于过失的悔恨，以及信仰上帝等等；无非是遵循习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如母亲下葬时要痛哭流涕，娶一个女人时要说“爱她”，在法庭上要寻求有利于自己的辩护，在神甫面前要虔诚谦卑等等。然而默而索恰恰是拒绝传统的价值观念，对由习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不以为然。他不想说谎，而不说谎不单是不说假话，也包括了不夸大其辞。他“不说废话”，而加缪认为：“男人的丈夫气概并不体现于言辞，而是体现于沉默。”他被判死刑后，曾经进行过那么复杂微妙的思索，甚至在想象中“改革了刑罚制度”。他对神甫的信仰作出过最严厉的判断：‘他的任何确信无疑，都抵不上一根女人的头发。”他对人类的处境作出了“进退两难，出路是没有的”悲观概括，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说是“一个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鸣？默而索既非白痴，又非野蛮人，更不是一个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他是一个有着正常的理智的清醒的人。然而他却不见容于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他杀了人。检察官指控：“我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 诚然，默而索埋葬母亲时没有哭，难道说他这就犯下了死罪吗？从习俗的角度看，表示悲痛只有哭泣，别无他途。死了人总是要哭的，连器具也有叫哭丧棒的，不独死者亲属哭，甚至可以雇人来哭，中国有，甚至科西嘉也有，如高龙巴。这种由习俗规定的行为模式，是生活在社会中、并与社会合拍的人所必须遵守的。从这个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的要求来看，默而索之不哭便被看成了禽兽的行为，为人类社会所不容。当然，法律不会这样愚蠢，径直将“不哭”判为弑母，它总要寻出“正当”的理由来要一个人的脑袋。这理由在默而索身上恰好有一个：他杀了人。我们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默而索杀人实在是出于正当防卫的动机，只不过是他“因为太阳” （而他是那样地喜欢太阳）而判断失误，使正当防卫的可辩护性大大地打了折扣。尤其是辩护律师的“才华大大不如检察官”，从“以习俗的观点探索灵魂”这一共同立场出发，他的所谓“正经人，一个正派的职员，不知疲倦，忠于雇主，受到大家的爱戴，同情他人的痛苦”之类的辩护，自然抵挡不住检察官的“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的指控。从法律的观点看，检察官的指控无懈可击，律师的辩护软弱无力，默而索必死无疑。但从解除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和传统行为模式的制约的人性的观点看，默而索实在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地方。他没有哭死去的母亲，但心里是爱她的，并曾努力去理解她。他“大概不爱”而愿娶玛丽，是因为他觉得人人挂在嘴上的“爱”并不说明什么。他对职务的升迁不感兴趣，是因为他觉得那并不能改变生活，而且他是曾经有过但后来抛弃了所谓“雄』心大志”。他拒绝接见神甫，是因为他觉得“未来的生活”并不比他以往的生活“更真实”。然而社会为了自身的安定恰恰要求它的成员信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否则，一个人的灵魂就会变成一片荒漠，令检察官先生们“仔细探索”而“一无所获”；就会“变成连整个社会也可能陷进去的深渊”，令检察官先生们“意识到某种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此，站在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的立场，量刑的标准其实并不在罪行的轻重，而在它对社会秩序的威胁程度，而所谓威胁程度，则全在于检察官一类人的眼力。法律的这种荒唐实在并非没有来由的。加缪曾经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这种近乎可笑的说法隐藏着一个十分严酷的逻辑：任何违反社会的基本法则的人必将受到社会的惩罚。这个社会需要和它一致的人，背弃它或反抗它的人都在惩处之列，都有可能让检察官先生说：“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默而索的脑袋诚然是被他要了去：社会抛弃了他，然而，默而索宣布：“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这时，不是可以说是他抛弃了社会吗？谁也不会想到默而索会有这样的宣告，然而这正是他的觉醒，他认识到了人与世界的分裂，他完成了荒诞的旅程的第一阶段。我们终于说到了“荒诞”。谈《局外人》而不谈荒诞，就如同谈萨特的《恶心》而不谈存在主义。加缪写过以论荒诞为主旨的长篇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事实上，人们的确是常常用《西绪福斯神话》来解释《局外人》，而开此先例的正是萨特。他最早把这两本书联系在一起，认定《局外人》是“荒诞的证明”，是一本“关于荒诞和反对荒诞的书”。我们读一读《西绪福斯神话》，就会知道，萨特的评论的确是切中肯失的。加缪在这本书中列举了荒诞的种种表现，例如：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怀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裂；肉体的需要对于使之趋于死亡的时间的反抗；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使人的理解成为不可能的那种厚度和陌生性；人对人本身所散发出的非人性感到的不适及其堕落，等等。由于发现了“荒诞”，默而索的消极、冷漠、无动于衷、执着于瞬间的人生等等顿时具有了一种象征的意义，小说于是从哲学上得到了阐明。当加缪指出，“荒诞的人”就是“那个不否认永恒、但也不为永恒做任何事情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不难想到默而索的。尤其是当加缪指出“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的时候，我们更会一下子想到默而索的。“荒诞的人”就是“局外人”，“局外人”就是具有“清醒的理性的人”，因为“荒诞，就是确认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于是，人们把默而索视为西绪福斯的兄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当然，萨特评论的权威性，也由于得到了加缪的主观意图的印证，而更加深入人心。加缪在1941年2月ZI日的一则手记中写道：“完成《神话》。三个‘荒诞’到此结束。” 我们知道这三个“荒诞”指的是：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小说《局外人》和剧本《卡利古拉》。三者之间的关系于此可见。这种三扇屏式的组合似乎是加缪偏爱的一种形式，例如哲学随笔《反抗者》、小说《鼠疫》和剧本《正义者》。这是后话，不及细论。阅读《西绪福斯神话》，固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局外人》，但是，如果《西绪福斯神话》对于《局外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理解的帮助，而且还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想这并不是作为小说的《局外人》的一种荣幸，而只能是它的一大缺欠，因为这说明，《局外人》作为小说来说不是一个生气灌注的自足的整体，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哲学观念的图解罢了。幸好事实并非如此。《局外人》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它以自身的独立的存在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所以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们，是因为它迫使我们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世界是晦涩的，还是清晰的？是合乎理性的，还是不可理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和谐一致的，还是分裂矛盾的？默而索不仅是一个有着健全的理智的人，而且还是个明白人，他用自己的遭遇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他最后拒绝进入神甫的世界更是标志着一种觉醒：他认识到，“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实”。默而索是固执的，不妥协的。他追求一种真理，虽死而不悔。这真理就是真实地生活。加缪在为美国版《局外人》写的序言中说：“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我想这话是不错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默而索是一位智者，因为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写道：“如果智者一词可以用于那种靠己之所有而不把希望寄托在己之所无来生活的人的话，那么这些人就是智者。”默而索显然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要“义无反顾地生活”，“尽其可能地生活”，相信“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因此，他声称自己过去和现在都是幸福的，这虽然让人感到惊讶，却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加缪认为：“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两个儿子”，幸福可以“产生于荒诞的发现”。当然，默而索是在监狱里获得荒诞感的，在此之前，他是生活在荒诞之中而浑然不觉，是一声枪响惊醒了他，是临近的死亡使他感觉到对于生的依恋。于是，默而索成了荒诞的人。局外人就是荒诞的人，像那无休止地滚动巨石的西绪福斯一样，敢于用轻蔑战胜悲惨的命运。而加缪说：“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局外人》的读者可以不知道默而索什么模样，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但他们不可能不记住他，不可能不在许多场合想到他。默而索将像幽灵一样，在许多国家里游荡，在许多读者的脑海里游荡。如果说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人际关系变了，那他们可以记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法国或类似的国家里，有那么一个默而索…… 一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 “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乘两点钟的公共汽车，下午到，还赶得上守灵，明天晚上就能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样的理由，他不能拒绝。不过，他似乎不大高兴。我甚至跟他说：“这可不是我的错儿。”他没有理我。我想我不该跟他说这句话。反正，我没有什么可请求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后天他看见我戴孝的时候，一定会安慰我的。现在有点像是妈妈还没有死似的，不过一下葬，那可就是一桩已经了结的事了，一切又该公事公办了。我乘的是两点钟的汽车。天气很热。跟平时一样，我还是在赛莱斯特的饭馆里吃的饭。他们都为我难受，赛莱斯特还说：“人只有一个母亲啊。”我走的时候，他们一直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烦，因为我还得到艾玛努埃尔那里去借黑领带和黑纱。他几个月前刚死了叔叔。为了及时上路，我是跑着去的。这番急，这番跑，加上汽车颠簸，汽油味儿，还有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把我弄得昏昏沉沉的。我几乎睡了一路。我醒来的时候，正歪在一个军人身上，他朝我笑笑，问我是不是从远地方来。我不想说话，只应了声“是”。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走去了。我真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见见院长。他正忙着，我等了一会儿。这当儿，门房说个不停，后来，我见了院长。他是在办公室里接待我的。那是个小老头，佩带着荣誉团勋章。他那双浅色的眼睛盯着我。随后，他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我真不知道如何抽出来。他看了看档案，对我说：“默而索太太是三年前来此的，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是在责备我什么，就赶紧向他解释。但是他打断了我：“您无须解释，亲爱的孩子。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您无力负担她。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又很菲薄。总之，她在这里更快活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说：“您知道，她有年纪相仿的人作朋友。他们对过去的一些事有共同的兴趣。您年轻，跟您在一起，她还会问得慌呢。” 这是真的。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看着我，不说话。她刚进养老院时，常常哭。那是因为不习惯。几个月之后，如果再让她出来，她还会哭的。这又是因为不习惯。差不多为此，近一年来我就几乎没来看过她。当然，也是因为来看她就得占用星期天，还不算赶汽车、买车票、坐两小时的车所费的力气。院长还在跟我说，可是我几乎不听了。最后，他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您的母亲吧。”我站了起来，没说话，他领着我出去了。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 “我们把她抬到小停尸间里了。因为怕别的老人害怕。这里每逢有人死了，其他人总要有两三天工夫才能安定下来。这给服务带来很多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不少老人，正三五成群地闲谈。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都不作声了；我们一过去，他们就又说开了。真像一群鹦鹉在嘁嘁喳喳低声乱叫。走到一座小房子门前，院长与我告别：“请自便吧，默而索先生。有事到办公室找我。原则上，下葬定于明晨十点钟。我们是想让您能够守灵。还有，您的母亲似乎常向同伴们表示，希望按宗教的仪式安葬。这事我已经安排好了。只不过想告诉您一声。”我谢了他。妈妈并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也从未想到过宗教。我进去了。屋子里很亮，玻璃天棚，四壁刷着白灰。有几把椅子，几个X形的架子。正中两个架子上，停着一口棺材，盖着盖。一些发亮的螺丝钉，刚拧进去个头儿，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看得清清楚楚。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穿着白大褂，头上一方颜色鲜亮的围巾。这时，门房来到我的身后。他大概是跑来着，说话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我得再打开，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叫住了他。他问我：“您不想？” 我回答说：“不想。”他站住了，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觉得我不该那样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我，问道：“为什么？”他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好像只是想问问。我说：“不知道。”于是，他拈着发白的小胡子，也不看我，说道：“我明白。” 他的眼睛很漂亮，淡蓝色，脸上有些发红。他给我搬来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后面。女护士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长的是恶疮。”因为我不明白，就看了看那女护土，只见她眼睛下面绕头缠了一条绷带。在鼻子的那个地方，绷带是平的。在她的脸上，人们所能见到的，就是一条雪白的绷带。她出去以后，门房说：“我不陪你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个什么表示，他没有走，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一个人，使我很不自在。傍晚时分，屋子里仍然很亮。两只大胡蜂在玻璃天棚上嗡嗡地飞。我感到困劲儿上来了。我头也没口，对门房说： “您在这里很久了吗？”他立即回答道：“五年了，”好像就等着我问他似的。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如果有人对他说他会在马朗戈养老院当一辈子门房，他一定会惊讶不止。他六十四岁，是巴黎人。说到这儿，我打断了他：“噢，您不是本地人？”我这才想起来，他在带我去见院长之前，跟我谈起过妈妈。他说要赶快下葬，因为平原天气热，特别是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在巴黎住过，而且怎么也忘不了巴黎。在巴黎，死人在家里停放三天，有时四天。这里不行，时间太短，怎么也习惯不了才过这么短时间就要跟着柩车去下葬。这时，他老婆对他说：“别说了，这些事是不能对先生说的。”老头子脸红了，连连道歉。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他说得对，很有意思。在小停尸间里，他告诉我，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他觉得自己身体还结实，就自荐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无论如何，他还是养老院收留的人。他说不是。我先就觉得奇怪，他说到住养老院的人时（其中有几个并不比他大），总是说：“他们”， “那些人”，有时也说“老人们”。当然，那不是一码事。他是门房，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还管着他们呢。这时，那个女护士进来了。天一下子就黑了。浓重的夜色很快就压在玻璃天棚上。门房打开灯，突然的光亮使我眼花目眩。他请我到食堂去吃饭。但是我不饿。他于是建议端杯牛奶咖啡来。我喜欢牛奶咖啡，就接受了。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了。我喝了咖啡，想抽烟。可是我犹豫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在妈妈面前这样做。我想了想，认为这不要紧。我给了门房一支烟，我们抽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您知道，令堂的朋友们也要来守灵。这是习惯。我得去找些椅子，端点咖啡来。”我问他能不能关掉一盏灯。照在白墙上的灯光使我很难受。他说不行。灯就是那样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我后来没有怎么再注意他。他出去，进来，摆好椅子，在一把椅子上围着咖啡壶放了一些杯子。然后，他隔着妈妈的棺木在我对面坐下。女护士也坐在里边，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在干什么。但从她胳膊的动作看，我认为她是在织毛线。屋子里暖洋洋的，咖啡使我发热，从开着的门中，飘进来一股夜晚和鲜花的气味。我觉得我打了个盹儿。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把我弄醒了。乍一睁开眼睛，屋子更显得白了。在我面前，没有一点儿阴影，每一样东西，每一个角落，每一条曲线，都清清楚楚，轮廓分明，很显眼。妈妈的朋友们就是这个时候进来的。一共有十来个，静悄悄地在这耀眼的灯光中挪动。他们坐下了，没有一把椅子响一声。我看见了他们，我看人从来没有这样清楚过，他们的面孔和衣着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然而，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我真难相信他们是真的在那里。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系着围裙，束腰的带子使她们的大肚子更突出了。我还从没有注意过老太太会有这样大的肚子。男人几乎都很瘦，拄着手杖。使我惊奇的是，我在他们的脸上看不见眼睛，只看见一堆皱纹中间闪动着一缕混浊的亮光。他们坐下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看了看我，不自然地点了点头，嘴唇都陷进了没有牙的嘴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向我打招呼，还是脸上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我还是相信他们是在跟我招呼。这时我才发觉他们都面对着我，摇晃着脑袋坐在门房的左右。有一阵，我有一种可笑的印象，觉得他们是审判我来了。不多会儿，一个女人哭起来了。她坐在第二排，躲在一个同伴的后面，我看不清楚。她抽抽答答地哭着，我觉得她大概不会停的。其他人好像都没有听见。他们神情沮丧，满面愁容，一声不吭。他们看看棺材，看看手杖，或随便东张西望，他们只看这些东西。那个女人一直在哭。我很奇怪，因为我并不认识她。我真希望她别再哭了，可我不敢对她说。门房朝她弯下身，说了句话，可她摇摇头，嘟囔了句什么，依旧抽抽答答地哭着。于是，门房朝我走来，在我身边坐下。过了好一阵，他才眼睛望着别处告诉我：“她跟令堂很要好。她说令堂是她在这儿唯一的朋友，现在她什么人也没有了。” 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那个女人的叹息声和呜咽声少了，但抽泣得很厉害，最后总算无声无息了。我不困了，但很累，腰酸背疼。现在，是这些人的沉默使我难受。我只是偶尔听见一种奇怪的声响，不知道是什么。时间长了，我终于猜出，原来是有几个老头子嘬腮帮子，发出了这种怪响。他们沉浸在冥想中，自己并不觉得。我甚至觉得，在他们眼里，躺在他们中间的死者算不了什么。但是现在我认为，那是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们都喝了门房端来的咖啡。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一夜过去了。我现在还记得，有时我睁开眼，看见老头们一个个缩成一团睡着了，只有一位，下巴颏压在拄着手杖的手背上，在盯着我看，好像他就等着我醒似的。随后，我又睡了。因为腰越来越疼，我又醒了。晨曦已经悄悄爬上玻璃窗。一会儿，一个老头儿醒了，使劲地咳嗽。他掏出一块方格大手帕，往里面吐痰，每一口痰都像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其他人都被吵醒了，门房说他们该走了。他们站了起来。这样不舒服的一夜使他们个个面如死灰。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出去时竟都同我握了手，好像过了彼此不说一句话的黑夜，我们的亲切感倒增加了。我累了。门房把我带到他那里，我洗了把脸，我又喝了一杯牛奶咖啡，好极了。我出去时，天已大亮。马朗戈和大海之间的山岭上空，一片红光。从山上吹过的风带来了一股盐味。看来是一个好天。我很久没到乡下来了，要不是因为妈妈，这会儿去散散步该多好啊。我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下等着。我闻着湿润的泥土味儿，不想再睡了。我想到了办公室里的同事们。这个时辰，他们该起床上班去了，对我来说，这总是最难熬的时刻。我又想了一会儿，被房子里传来的铃声打断了。窗户后面一阵忙乱声，随后又安静下来。太阳在天上又升高了一些，开始晒得我两脚发热。门房穿过院子，说院长要见我。我到他办公室去。他让我在几张纸上签了宇。我见他穿着黑衣服和带条纹的裤子。他拿起电话，问我：“殡仪馆的人已来了一会儿了，我要让他们来盖棺。您想最后再见见您的母亲吗？”我说不。他对着电话低声命令说：“费雅克，告诉那些人，他们可以去了。” 然后，他说他也要去送葬，我谢了他。他在写字台后面坐下，叉起两条小腿。他告诉我，送葬的只有我和他，还有值勤的女护士。原则上，院里的老人不许去送殡，只许参加守灵。他指出：“这是个人道问题。”不过这一次，他允许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贝莱兹参加送葬。说到这儿，院长笑了笑。他对我说：“您知道，这种感情有点孩子气。他和您的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在院里，大家都拿他们打趣，他们对贝莱兹说：‘她是您的未婚妻。’他只是笑。他们觉得开心。问题是默而索太太的死使他十分难过，我认为不应该拒绝他。但是，根据医生的建议，我昨天没有让他守灵。” 我们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院长站起来，往窗外观望。他看了一会儿，说： “马朗戈的神甫来了。他倒是提前了。”他告诉我至少要走三刻钟才能到教堂，教堂在村子里。我们下了楼。神甫和两个唱诗童子等在门前。其中一个手拿香炉，神甫弯下腰，调好香炉上银链子的长短。我们走到时，神甫已直起腰来。他叫我“儿子”，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屋里，我随他进去。我一眼就看见螺钉已经旋进去了，屋子里站着四个穿黑衣服的人。同时，我听见院长说车子已经等在路上，神甫也开始祈祷了。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走向棺材，把一条毯子蒙在上面。神甫、唱诗童子、院长和我，一齐走出去。门口，有一位太太，我不认识。“默而索先生，”院长介绍说。我没听见这位太太的姓名，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没有一丝笑容，向我低了低瘦骨嶙峋的长脸。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棺材过去。我们跟在抬棺材的人后面，走出养老院。送葬的车停在大门口，长方形，漆得发亮，像个铅笔盒。旁边站着葬礼司仪，他身材矮小，衣着滑稽，还有一个态度做作的老人，我明白了，他就是贝莱兹先生。他戴着一顶圆顶宽檐软毡帽（棺材经过的时候，他摘掉了帽子），裤脚堆在鞋上，大白领的衬衫太大，而黑领花又太小。鼻子上布满了黑点儿，嘴唇不住地抖动。满头的白发相当细软，两只耷拉耳，耳轮胡乱卷着，血红的颜色衬着苍白的面孔，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司仪安排了我们的位置。神甫走在前面，然后是车子。旁边是四个抬棺材的。再后面，是院长和我，护士代表和贝莱兹先生断后。天空中阳光灿烂，地上开始感到压力，炎热迅速增高。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走。我穿着一身深色衣服，觉得很热。小老头本来已戴上帽子，这时又摘下来了。院长跟我谈到他的时候，我歪过头，望着他。他对我说，我母亲和贝莱兹先生傍晚常由一个女护士陪着散步，有时一直走到村里。我望着周围的田野。一排排通往天边山岭的柏树，一片红绿相杂的土地，房子不多却错落有致，我理解母亲的心理。在这个地方，傍晚该是一段令人伤感的时刻啊。今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这片地方直打颤，既冷酷无情，又令人疲惫不堪。我们终于上路了。这时我才发觉贝莱兹有点儿瘸。车子渐渐走快了，老人落在后面。车子旁边也有一个人跟不上了，这时和我并排走着。我真奇怪，太阳怎么在天上升得那么快。我发现田野上早就充满了嗡嗡的虫鸣和簌簌的草响。我脸上流下汗来。我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的那个伙计跟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见。同时，他用右手掀了掀鸭舌帽檐，左手拿手帕擦着额头。我问他：“怎么样？” 他指了指天，连声说：“晒得够呛。”我说：“对。”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里边是您的母亲吗？”我又回了个“对”。“她年纪大吗？”我答道：“还好，”因为我也不知道她究竟多少岁。然后，他就不说话了。我回了回头，看见老贝莱兹已经拉下五十多米远了。他一个人急忙往前赶，手上摇晃着帽子。我也看了看院长。他庄严地走着，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他的额上渗出了汗珠，他也不擦。我觉得一行人走得更快了。我周围仍然是一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田野。天空亮得让人受不了。有一阵，我们走过一段新修的公路。太阳晒得柏油爆裂，脚一踩就陷进去，留下一道亮晶晶的裂日。车顶上，车夫的熟皮帽子就像在这黑油泥里浸过似的。我有点迷迷糊糊，头上是青天白云，周围是单调的颜色，开裂的柏油是粘乎乎的黑，人们穿的衣服是死气沉沉的黑，车子是漆得发亮的黑。这一切，阳光、皮革味、马粪味、漆味、香炉味、一夜没睡觉的疲倦，使我两眼模糊，神志不清。我又回了回头，贝莱兹已远远地落在后面，被裹在一片蒸腾的水气中，后来干脆看不见了。我仔细寻找，才见他已经离开大路，从野地里斜穿过来。我注意到前面大路转了个弯。原来贝莱兹熟悉路径，正抄近路追我们呢。在大路拐弯的地方，他追上了我们。后来，我们又把他拉下了。他仍然斜穿田野，这样一共好几次。而我，我感到血直往太阳穴上涌。以后的一切都进行得如此迅速、准确、自然，我现在什么也记不得了。除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村口，护士代表跟我说了话。她的声音很怪，与她的面孔不协调，那是一种抑扬的、颤抖的声音。她对我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又要出汗，到了教堂就会着凉。”她说得对。进退两难，出路是没有的。我还保留着这一天的几个印象，比方说，贝莱兹最后在村回追上我们时的那张面孔。他又激动又难过，大滴的泪水流上面颊。但是，由于皱纹的关系，泪水竟流不动，散而复聚，在那张形容大变的脸上铺了一层水。还有教堂，路旁的村民，墓地坟上红色的天竺葵，贝莱兹的昏厥（真像一个散架的木偶），撒在妈妈棺材上血红色的土，杂在土中的雪白的树根，又是人群，说话声，村子，在厂一个咖啡馆门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轰鸣声，以及当汽车开进万家灯火的阿尔及尔，我想到我要上床睡它十二个钟头时我所感到的喜悦。二醒来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向老板请那两天假时他的脸色那么不高兴，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我可以说是忘了，起床的时候才想起来。老板自然是想到了，加上星期天我就等于有了四天假日，而这是不会叫他高兴的。但一方面，安葬妈妈是在昨天而不是在今天，这并不是我的错，另一方面，无论如何，星期六和星期天总还是我的。当然，这并不妨碍我理解老板的心情。昨天一天我累得够呛，简直起不来。刮脸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今天于什么，我决定去游泳。我乘电车去海滨浴场。一到那儿，我就扎进水里。年轻人很多。我在水里看见了玛丽·卡多娜，我们从前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她是打字员，我那时曾想把她弄到手。我现在认为她也是这样想的。但她很快就走了，我们没来得及呀。我帮她爬上一个水鼓。在扶她的时候，我轻轻地碰着了她的乳房。她趴在水鼓上，我还在水里。她朝我转过身来，头发遮住了眼睛，她笑了。我也上了水鼓，挨在她身边。天气很好，我开玩笑似地仰起头，枕在她的肚子上。她没说什么，我就这样待着。我两眼望着天空，天空是蓝的，泛着金色。我感到头底下玛丽的肚子在轻轻地起伏。我们半睡半醒地在水鼓上待了很久。太阳变得太强烈了，她下了水，我也跟着下了水。我追上她，伸手抱住她的腰，我们一起游。她一直在笑。在岸上晒干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晒得比您还黑。”我问她晚上愿意不愿意去看电影。她还是笑，说她想看一部费南代尔[注]的片子。穿好衣服以后，她看见我系了一条黑领带，显出很奇怪的样子，问我是不是在戴孝。我跟她说妈妈死了。她想知道是什么时候，我说：“昨天。”她吓得倒退了一步，但没表示什么。我想对她说这不是我的错，但是我收住了口，因为我想起来我已经跟老板说过了。这是毫无意义的。反正，人总是有点什么过错。晚上，玛丽把什么都忘了。片子有的地方挺滑稽，不过实在是很蠢。她的腿挨着我的腿。我抚摸她的乳房。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吻了她，但吻得很笨。出来以后，她跟我到我的住处来了。我醒来的时候，玛丽已经走了。她跟我说过她得到她婶婶家去。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天，这真烦人，因为我不喜欢星期天。于是，我翻了个身，在枕头上寻找玛丽的头发留下的盐味儿，一直睡到十点钟。我T根接一根地抽烟，一直躺着，直到中午。我不想跟平时那样去赛莱斯特的饭馆吃饭，因为他们肯定要问我，我可不喜欢这样。我煮了几个鸡蛋，就着盘子吃了，没吃面包，我没有了，也不愿意下楼去买。吃过午饭，我有点问得慌，就在房子里瞎转悠。妈妈在的时候，这套房子还挺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就太大了，我不得不把饭厅的桌子搬到卧室里来。我只住这一间，屋里有几把当中的草已经有点塌陷的椅子，一个镜子发黄的柜子，一个梳妆台，一张铜床。其余的都不管了。后来，没事找事，我拿起一张旧报，读了起来。我把克鲁申盐业公司的广告剪下来，贴在一本旧簿子里。凡是报上让我开心的东西，我都剪下贴在里面。我洗了洗手，最后，上了阳台。我的卧室外面是通往郊区的大街。午后天气晴朗。但是，马路很脏，行人稀少，却都很匆忙。首先是全家出来散步的人，两个穿海军服的小男孩，短裤长得过膝盖，笔挺的衣服使他们手足无措；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一个粉红色的大花结，脚上穿着黑漆皮鞋。他们后面，是一位高大的母亲，穿着栗色的绸连衣裙；父亲是个相当瘦弱的矮个儿，我见过。他戴着一顶平顶窄檐的草帽，扎着蝴蝶结，手上一根手杖。看到他和他老婆在一起，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一带的人都说他仪态不凡。过了一会儿，过来一群郊区的年轻人，头发油光光的，系着红领带，衣服腰身收得很紧，衣袋上绣着花儿，穿着方头皮鞋。我想他们是去城里看电影的，所以走得这样早，而且一边赶电车，一边高声说笑。他们过去之后，路上渐渐没有人了。我想，各处的热闹都开始了。街上只剩下了一些店主和猫。从街道两旁的无花果树上空望去，天是晴的，但是不亮。对面人行道上，卖烟的搬出一把椅子，倒放在门前，双腿骑上，两只胳膊放在椅背上。刚才还是拥挤不堪的电车现在几乎全空了。烟店旁边那家叫“彼埃罗之家”的小咖啡馆里空无一人，侍者正在扫地。这的确是个星期天的样子。我也把椅子倒转过来，像卖烟的那样放着，我觉得那样更舒服。我抽了两支烟，又进去拿了块巧克力，回到窗前吃起来。很快，天阴了。我以为要下暴雨，可是，天又渐渐放晴了。不过，刚才飘过一片乌云，像是要下雨，使街上更加阴暗了。我待在那儿望天，望了好久。五点钟，电车轰隆隆地开过来了，车里挤满了从郊外体育场看比赛的人，有的就站在踏板上，有的扶着栏杆。后面几辆车里拉着的，我从他们的小手提箱认出是运动员。他们扯着嗓子喊叫，唱歌，说他们的俱乐部万古常青。好几个人跟我打招呼。其中有一个甚至对我喊：“我们赢了他们。”我点点头，大声说：“对。”从这时起，小汽车就多起来了。天有点暗了。屋顶上空，天色发红，一人黄昏，街上也热闹起来。散步的人也渐渐往口走了。我在人群中认出了那位仪态不凡的先生。孩子在哭，让大人拖着走。这一带的电影院几乎也在这时把大批看客抛向街头。其中，年轻人的举动比平时更坚决，我想他们刚才看的是一部冒险片子。从城里电影院回来的人到得稍微晚些。他们显得更庄重些。他们还在笑，却不时地显出疲倦和出神的样子。他们待在街上，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附近的姑娘们没戴帽子，挽着胳膊在街上走。小伙子们设法迎上她们，说句笑话，她们一边大笑，一边回过头来。其中我认识好几个，她们向我打了招呼。这时，街灯一下子亮了，使夜晚空中初现的星星黯然失色。我望着满是行人和灯光的人行道，感到眼睛很累。电灯把潮湿的路面照得闪闪发光，间隔均匀的电车反射着灯光，照在发亮的头发、人的笑容或银手镯上。不一会儿，电车少了，树木和电灯上空变得漆黑一片，不知不觉中路上的人也走光了，直到第一只猫慢悠悠地穿过重新变得空无一人的马路。这时，我想该吃晚饭了。我在椅背上趴得太久了，脖子有点儿酸。我下楼买了面包和面片，自己做了做，站着吃了。我想在窗前抽支烟，可是空气凉了，我有点儿冷。我关上窗户，回来的时候，在镜子里看见桌子的一角上摆着酒精灯和面包块。我想星期天总是忙忙碌碌的，妈妈已经安葬了，我又该上班了，总之，没有任何变化。三今天，我在办公室干了很多活儿。老板很和气。他问我是不是太累了，他也想知道妈妈的年纪。为了不弄错，我说了个“六十来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松了口气，认为这是了结了一桩大事。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大堆提单，我都得处理。在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之前，我洗了手。中午是我最喜欢的时刻。晚上，我就不那么高兴了，因为公用的转动毛巾用了一天，都湿透了。一天，我向老板提出了这件事。他回答说他对此感到遗憾，不过这毕竟是小事一桩。我下班晚了些，十二点半我才跟艾玛努埃尔一起出来，他在发货部门工作。办公室外面就是海，我们看了一会儿大太阳底下停在港里的船。这时，一辆卡车开过来，带着哗啦哗啦的铁链声和噼噼啪啪的爆炸声。艾玛努埃尔问我“去看看怎么样”，我就跑了起来。卡车超过了我们，我们追上去。我被包围在一片嘈杂声和灰尘之中，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感到这种混乱的冲动，拼命在绞车、机器、半空中晃动的桅杆和我们身边的轮船之间奔跑。我第一个抓住车，跳了上去。然后，我帮着文玛努埃尔坐好。我们喘不过气来，汽车在尘土和阳光中，在码头上高低不平的路上颠簸着。艾玛努埃尔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来到赛莱斯特的饭馆，浑身是汗。他还是那样子，挺着大肚子，系着围裙，留着雪白的小胡子。他问我“总还好吧”，我说好，现在肚子饿了。我吃得很快，喝了咖啡，然后回家，睡了一会儿，因为我酒喝多了。醒来的时候，我想抽烟。时候不早了，我跑去赶电车。我干了一下午。办公室里很热，晚上下了班，我沿着码头慢步走回去，感到很快活。天是绿色的，我感到心满意足。尽管如此，我还是径直回家了，因为我想自己煮土豆。楼梯黑乎乎的。我上楼时碰在老萨拉玛诺的身上，他是我同层的邻居。他牵着狗。八年来，人们看见他们总是厮守在一起。这条西班牙种猎犬生了一种皮肤病，我想是丹毒，毛都快掉光了，浑身是硬皮和褐色的痴。他们俩挤在一间小屋子里，久而久之，老萨拉玛诺都像它了。他的脸上长了些发红的硬痴，头上是稀疏的黄毛。那狗呢，也跟它的主人学了一种弯腰驼背的走相，撅着嘴，伸着脖子。他们好像是同类，却相互憎恨。每天两次，十一点和六点，老头儿带着狗散步。八年来，他们没有改变过路线。他们总是沿着里昂路走，狗拖着人，直到老萨拉玛诺打个趔趄，他于是就又打又骂。狗吓得趴在地上，让人拖着走。这时，该老头儿拽了。要是狗忘了，又拖起主人来，就又会挨打挨骂。于是，他们两个双双待在人行道上，你瞅着我，我瞪着你，狗是怕，人是恨。天天如此。碰到狗要撒尿，老头儿偏不给它时间，使劲拽它，狗就沥沥拉拉尿一道儿。如果狗偶尔尿在屋里，更要遭到毒打。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八年。赛莱斯特总是说“这真不幸”，实际上，谁也不能知道。我在楼梯上碰见萨拉玛诺的时候，他正在骂狗。他对它说：“混蛋！脏货！”狗直哼哼。我跟他说：“您好，”但老头儿还在骂。于是，我问狗怎么惹他了，他不答腔。他只是说：“混蛋！脏货！”我模模糊糊地看见他正弯着腰在狗的颈圈上摆弄什么。我提高了嗓门儿。他头也不回，憋着火儿回答我：“它老是那样。”说完，便拖着那条哼哼卿卿、不肯痛痛快快往前走的狗出去了。正在这时，我那层的第二个邻居进来了。这一带的人都说他靠女人生活。但是，人要问他职业，他就说是“仓库管理员”。一般地说，大家都不大喜欢他。但是他常跟我说话，有时还到我那儿坐坐，因为我听他说话。再说，我没有任何理由不跟他说话。他叫莱蒙·散太斯。他长得相当矮，肩膀却很宽，一个拳击手的鼻子[注]。他总是穿得衣冠楚楚。说到萨拉玛诺，他也说：“真是不幸！”他问我对此是否感到讨厌，我回答说不。我们上了楼，正要分手的时候，他对我说：“我那里有猪血香肠和葡萄酒，一块儿吃点怎么样？……”我想这样我不用做饭了，就接受了。他也只有一间房子，外带一间没有窗户的厨房。床的上方摆着一个白色和粉红色的仿大理石天使像，几张体育冠军的相片和两三张裸体女人画片。屋里很脏，床上乱七八糟。他先点上煤油灯，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卷肮脏的纱布，把右手缠了起来。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和一个跟他找碴儿的家伙打了一架。 “您知道，默而索先生，”他对我说，“并不是我坏，可我是火性子。那小子呢，他说：‘你要是个男子汉，从电车上下来。’我对他说：‘滚蛋，别找事儿。’ 他说我不是男子汉。于是，我下了电车，对他说：“够了，到此为止吧，不然我就教训教训你。’他说：‘你敢怎么样？’我就揍了他一顿。他倒在地上。我呢，我正要把他扶起来，他却躺在地上用脚踢我。我给了他一脚，又打了他两耳光。他满脸流血。我问他够不够。他说够了。” 说话的工夫，散太斯已缠好了绷带。我坐在床上。他说：“您看，不是我找他，是他对我不尊重。”的确如此，我承认。这时，他说，他正要就这件事跟我讨个主意，而我呢，是个男子汉，有生活经验，能帮助他，这样的话，他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什么也没说，他又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朋友。我说怎么都行，他好像很满意。他拿出香肠，在锅里煮熟，又拿出酒杯、盘子、刀叉、两瓶酒。拿这些东西时，他没说话。我们坐下。一边吃，他一边讲他的故事。他先还迟疑了一下。“我认识一位太太……这么说吧，她是我的情妇。”跟他打架的那个人是这女人的兄弟。他对我说他供养着她。我没说话，但是他立刻补充说他知道这地方的人说他什么，不过他问心无愧，他是仓库管理员。 “至于我这件事，”他说，“我是发觉了她在欺骗我。”他给她的钱刚够维持生活。他为她付房租，每天给她二十法郎饭钱。“房租三百法郎，饭钱六百法郎，不时地送双袜子，一共一千法郎。人家还不工作。可她说那是合理的，我给的钱不够她生活。我跟她说：‘你为什么不找个半天的工作干干呢？这样就省得我再为这些零星花费操心了。这个月我给你买了一套衣服，每天给你二十法郎，替你付房租，可你呢，下午和你的女友们喝咖啡。你拿咖啡和糖请她们，出钱的却是我。我待你不薄，你却忘恩负义。’可她就是不工作，总是说钱不够。所以我才发觉其中一定有欺骗。” 于是，他告诉我他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张彩票，她不能解释是怎么买的。不久，他又在她那里发现一张当票，证明她当了两只镯子。他可一直不知道她有两只镯子。“我看得清清楚楚，她在欺骗我。我就不要她了。不过，我先揍了她一顿，然后才揭了她的老底。我对她说，她就是想拿我寻开心。您知道，默而索先生，我是这样说的：‘你看不到人家在嫉妒我给你带来的幸福。你以后就知道自己是有福不会享了。’” 他把她打得见血方休。以前，他不打她。“打是打，不过是轻轻碰碰而已。她叫唤。我就关上窗子，也就完了。这一回，我可是来真的了。对我来说，我惩罚得还不够呢。” 他解释说，就是为此，他才需要听听我的主意。他停下话头，调了调结了灯花的灯芯。我一直在听他说。我喝了将近一升的酒，觉得太阳穴发烫。我抽着莱蒙的烟，因为我的已经没有了。末班电车开过，把已很遥远的郊区的嘈杂声带走了。莱蒙在继续说话。使他烦恼的是，他对跟他睡觉的女人“还有感情”。但他还是想惩罚她。最初，他想把她带到一家旅馆去，叫来“风化警察”，造成一桩丑闻，让她在警察局备个案。后来，他又找过几个流氓帮里的朋友。他们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正如莱蒙跟我说的那样，参加流氓帮还是值得的。他对他们说了，他们建议“破她的相”。不过，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要考虑考虑。在这之前，他想问问我的意见。在得到我的指点之前，他想知道我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我说我什么也没想，但是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他问我是不是认为其中有欺骗，我觉得是有欺骗。他又问我是不是认为应该惩罚她，假使是我的话，我将怎么做，我说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但我理解他想惩罚她的心情。我又喝了点酒。他点了一支烟，说出了他的主意。他想给她写一封信，“信里狠狠地羞辱她一番，再给她点儿甜头让她后悔。”然后，等她来的时候，他就跟她睡觉，“正在要完事的时候”，他就吐她一脸唾沫，把她赶出去。我觉得这样的话，的确，她也就受到了惩罚。但是，莱蒙说他觉得自己写不好这封信，他想让我替他写。由于我没说什么，他就问我是不是马上写不方便，我说不。他喝了一杯酒，站起来，把盘子和我们吃剩的冷香肠推开。他仔细地擦了擦铺在桌上的漆布。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方格纸，一个黄信封，一支红木杆的蘸水钢笔和一小方瓶紫墨水。他告诉我那女人的名字，我看出来是个摩尔人。我写好信。信写得有点儿随便，不过，我还是尽力让莱蒙满意，因为我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然后，我高声念给他听。他一边抽烟一边听，连连点头。他请我再念一遍。他非常满意。他对我说：“我就知道你有生活经验。”起初，我还没发觉他已经用 “你”来称呼我了。只是当他说“你现在是我的真正的朋友了，”这时我才感到惊奇。他又说了一遍，我说：“对。”做不做他的朋友，怎么都行，他可是好像真有这个意思。他封上信，我们把酒喝完。我们默默地抽了会儿烟。外面很安静，我们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过去了。我说：“时候不早了。”莱蒙也这样想。他说时间过得很快。这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真的。我困了，可又站不起来。我的样子一定很疲倦，因为莱蒙对我说不该灰心丧气。开始，我没明白。他就解释说，他听说我妈妈死了，但这是早晚要有的事情。这也是我的看法。我站起身来，莱蒙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男人之间总是彼此理解的。我从他那里出来，关上门，在漆黑的楼梯口待了一会儿。楼里寂静无声，从楼梯洞的深处升上来一股隐约的、潮湿的气息。我只听见耳朵里血液一阵阵流动声。我站着不动。老萨拉玛诺的屋子里，狗还在低声哼哼。四这一星期，我工作得很好。莱蒙来过，说他把信寄走了。我跟艾玛努埃尔去了两次电影院。银幕上演的什么，他不是常能看懂，我得给他解释。昨天是星期六，玛丽来了，这是我们约好的。我见了她心里直痒痒，她穿了件红白条纹的漂亮连衣裙，脚上是皮凉鞋。一对结实的乳房隐约可见，阳光把她的脸晒成棕色，好像朵花。我们坐上公共汽车，到了离阿尔及尔几公里外的一处海滩，那儿两面夹山，岸上一溜芦苇。四点钟的太阳不太热了，但水还很温暖，层层细浪懒洋洋的。玛丽教给我一种游戏，就是游水的时候，迎着浪峰，喝一口水花含在嘴里，然后翻过身来，把水朝天上吐出去。这样，水就像一条泡沫的花边散在空中，或像一阵温雨落回到脸上。可是玩了一会儿，我的嘴就被盐水烧得发烫。玛丽这时游到我身边，贴在我身上。她把嘴对着我的嘴，伸出舌头舔我的嘴唇。我们就这样在水里滚了一阵。我们在海滩穿好衣服，玛丽望着我，两眼闪闪发光。我吻了她。从这时起，我们再没有说话。我搂着她，急忙找到公共汽车，回到我那里就跳上了床。我没关窗户，我们感到夏夜在我们棕色的身体上流动，真舒服。早晨，玛丽没有走，我跟她说我们一道吃午饭。我下楼去买肉。上楼的时候，我听见莱蒙的屋子里有女人的声音。过了一会儿，老萨拉玛诺骂起狗来，我们听见木头楼梯上响起了鞋底和爪子的声音，接着，在“混蛋！脏货！”的骂声中，他们上街了。我向玛丽讲了老头儿的故事，她大笑。她穿着我的睡衣，卷起了袖子。她笑的时候，我的心里又痒痒了。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爱不爱她。我回答说这种话毫无意义，我好像不爱她。她好像很难过。可是在做饭的时候，她又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笑得我又吻了她。就在这时，我们听见莱蒙屋里打起来了。先是听见女人的尖嗓门儿，接着是莱蒙说：“你不尊重我，你不尊重我。我要教你怎么尊重我。”扑通扑通几声，那女人叫了起来，叫得那么凶，楼梯口立刻站满了人。玛丽和我也出去了。那女人一直在叫，莱蒙一直在打。玛丽说这真可怕，我没答腔。她要我去叫警察，我说我不喜欢警察。不过，住在三层的一个管子工叫来了一个。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声音了。他又用力敲了敲，过了一会儿，女人哭起来，莱蒙开了门。他嘴上叼着一支烟，样子笑眯眯的。那女人从门里冲出来，对警察说莱蒙打了她。警察问：“你的名字。”莱蒙回答了。警察说：“跟我说话的时候，把烟从嘴上拿掉。”莱蒙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我，又抽了一口。说时迟，那时快，警察照准莱蒙的脸，重重地、结结实实地来了个耳光。香烟飞出去几米远。莱蒙变了脸，但他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低声下气地问警察他能不能拾起他的烟头。警察说可以，但是告诉他：“下一次，你要知道警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那女人一直在哭，不住地说：“他打了我。他是个乌龟。”莱蒙问：“警察先生，说一个男人是乌龟，这是合法的吗？”但警察命令他“闭嘴”。莱蒙于是转向那女人，对她说：“等着吧，小娘们儿，咱们还会见面的。”警察让他闭上嘴，叫那女人走，叫莱蒙待在屋里等着局里传讯。他还说，莱蒙醉了，哆嗦成这副样子，应该感到脸红。这时，莱蒙向他解释说：“警察先生，我没醉。只是我在这儿，在您面前，打哆嗦，我也没办法。”他关上门，人也都走了。玛丽和我做好午饭。但她不饿，几乎全让我吃了。她一点钟时走了，我又睡了一会儿。快到三点钟的时候，有人敲门，进来的是莱蒙。我仍旧躺着。他坐在床沿上。他没说话，我问他事情的经过如何。他说他如愿以偿，但是她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就打了她。剩下的，我都看到了。我对他说，我觉得她已受到惩罚，他该满意了。他也是这样想的。他还指出，警察帮忙也没用，反正是她挨揍了。他说他很了解警察，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他还问我当时是不是等着我回敬警察一下子，我说我什么也不等，再说我不喜欢警察。莱蒙好像很满意。他问我愿意不愿意跟他一块儿出去。我下了床，梳了梳头。他说我得做他的证人。怎么都行，但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照莱蒙的意思，只要说那女人对他不尊重就够了。我答应为他作证。我们出去了，莱蒙请我喝了一杯白兰地。后来，他想打一盘弹子，我差点赢了。他还想逛妓院，我说不，因为我不喜欢那玩意儿。于是我们慢慢走回去，他说他惩罚了他的情妇心里高兴得不得了。我觉得他对我挺好，我想这个时候真舒服。远远地，我看见老萨拉玛诺站在门口，神色不安。我们走近了，我看到他没牵着狗。他四下张望，左右乱转，使劲朝黑洞洞的走廊里看，嘴里念念有词，又睁着一双小红眼，仔细地在街上找。莱蒙问他怎么了，他没有立刻回答。我模模糊糊地听他嘟囔着：“混蛋！脏货！”心情仍旧不安。我问他狗哪儿去了。他生硬地回答说它走了。然后，他突然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像平常一样，带它去练兵场。做买卖的棚子周围人很多。我停下来看《国王散心》。等我再走的时候，它不在那儿了。当然，我早想给它买一个小点儿的颈圈。可是我从来也没想到这个胜货能这样就走了。” 莱蒙跟他说狗可能迷了路，它就会回来的。他举了好几个例子，说狗能跑几十公里找到主人。尽管如此，老头儿的神色反而更不安了。“可您知道，他们会把它弄走的。要是还有人收养它就好了。但这不可能，它一身疮，谁见了谁恶心。警察会抓走它的，肯定。”我于是跟他说，应该去待领处看看，付点钱就可领回来。他问我钱是不是要很多。我不知道。于是，他发起火来：“为这个脏货花钱！啊！它还是死了吧！”他又开始骂起它来。莱蒙大笑，钻进楼里。我跟了上去，我们在楼梯口分了手。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老头儿的脚步声，他敲敲我的门。我开开门，他在门槛上站了会儿，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请他进来，但他不肯。他望着他的鞋尖儿，长满硬痂的手哆嗦着。他没有看我，问道：“默而索先生，您说，他们不会把它抓走吧。他们会把它还给我的。不然的话，我可怎么活下去呢？”我对他说，送到待领处的狗保留三天，等待物主去领，然后就随意处置了。他默默地望着我。然后，他对我说；“晚安。”他关上门，我听见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的床咯吱咯吱响。我听见透过墙壁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原来他在哭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了妈妈。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得早起。我不饿，没吃晚饭就上了床。五莱蒙往办公室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的一个朋友（他跟他说起过我）请我到他离阿尔及尔不远的海滨木屋去过星期天。我说我很愿意去，不过我已答应和一个女友一块儿过了。莱蒙立刻说他也请她。他朋友的妻子因为在一堆男人中间有了作伴的一定会很高兴。我本想立刻挂掉电话，因为老板不喜欢人家从城里给我们打电话。但莱蒙要我等一等，他说他本来可以晚上转达这个邀请，但是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告诉我。一帮阿拉伯人盯了他整整一天，内中有他过去的情妇的兄弟。“如果你晚上回去看见他们在我们的房子附近，你就告诉我一声。”我说一言为定。过了一会儿，老板派人来叫我，我立刻不安起来，因为我想他一定又要说少打电话多于活儿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说他要跟我谈一个还很模糊的计划。他只是想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想在巴黎设一个办事处，直接在当地与一些大公司做买卖，他想知道我能否去那儿工作。这样，我就能在巴黎生活，一年中还可旅行旅行。“您年轻，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您会喜欢的。”我说对，但实际上怎么样都行。他于是问我是否对于改变生活不感兴趣。我回答说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我在这儿的生活并不使我不高兴。他好像不满意，说我答非所问，没有雄心大志，这对做买卖是很糟糕的。他说完，我就回去工作了。我并不愿意使他不快，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改变我的生活。仔细想想，我并非不幸。我上大学的时候，有过不少这一类的雄心大志。但是当我不得不辍学的时候，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愿意不愿意跟她结婚。我说怎么样都行，如果她愿意，我们可以结。于是，她想知道我是否爱她。我说我已经说过一次了，这种话毫无意义，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大概是不爱她。她说：“那为什么又娶我呢？”我跟她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想，我们可以结婚。再说，是她要跟我结婚的，我只要说行就完了。她说结婚是件大事。我回答说：“不。”她沉默了一阵，一声不响地望着我。后来她说话了。她只是想知道，如果这个建议出自另外一个女人，我和她的关系跟我和玛丽的关系一样，我会不会接受。我说：“当然。”于是她心里想她是不是爱我，而我，关于这一点是一无所知。又沉默了一会儿，她低声说我是个怪人，她就是因为这一点才爱我，也许有一天她会出于同样的理由讨厌我。我一声不吭，没什么可说的。她微笑着挽起我的胳膊，说她愿意跟我结婚。我说她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办。这时我跟她谈起老板的建议，玛丽说她很愿意认识认识巴黎。我告诉她我在那儿住过一阵，她问我巴黎怎么样。我说：“很脏。有鸽子，有黑乎乎的院子。人的皮肤是白的。” 后来，我们出去走了走，逛了城里的几条大街。女人们很漂亮，我问玛丽她是否注意到了。她说她注意到了，还说她对我了解了。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但我还是希望她和我在一起，我跟她说我们可以一块儿去赛莱斯特那儿吃晚饭。她很想去，不过她有事。我们已经走近了我住的地方，我跟她说再见。她看了看我说： “你不想知道我有什么事吗？”我很想知道，但我没想到要问她，而就是为了这她有着那种要责备我的神气，看到我尴尬的样子，她又笑了，身子一挺把嘴唇凑上来。我在赛莱斯特的饭馆里吃晚饭。我已开始吃起来，这时进来一个奇怪的小女人，她问我她是否可以坐在我的桌子旁边。她当然可以。她的动作僵硬，两眼闪闪发光，一张小脸像苹果一样圆。她脱下短外套，坐下，匆匆看了看菜谱。她招呼赛莱斯特，立刻点完她要的菜，语气准确而急迫。在等凉菜的时候，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小块纸和一支铅笔，事先算好钱，从小钱包里掏出来，外加小费，算得准确无误，摆在眼前。这时凉菜来了，她飞快地一扫而光。在等下一道菜时，她又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支蓝铅笔和一份本星期的广播节目杂志。她仔仔细细地把几乎所有的节目一个个勾出来。由于杂志有十几页，整整一顿饭的工夫，她都在细心地做这件事。我已经吃完，她还在专心致志地做这件事。她吃完站起来，用刚才自动机械一样准确的动作穿上外套，走了。我无事可干，也出去了，跟了她一阵子。她在人行道的边石上走，迅速而平稳，令人无法想象。她一往直前，头也不回。最后，我看不见她了，也就回去了。我想她是个怪人，但是我很快就把她忘了。在门口，我看见了老萨拉玛诺。我让他进屋，他说他的狗丢了，因为它不在待领处。那里的人对他说，它也可能被轧死了。他问到警察局去搞清这件事是否是办不到的，人家跟他说这类事是没有记录的，因为每天都会发生。我对老萨拉玛诺说他可以再弄一条狗，可是他请我注意他已经习惯和这条狗在一起，这一点他说得对。我蹲在床上，萨拉玛诺坐在桌前的一张椅子上。他面对着我，双手放在膝盖上。他还戴着他的旧毡帽。在发黄的小胡子下面，他嘴里含含糊糊不知在说什么。我有点讨厌他了，不过我无事可干，也没有一点睡意。没话找活，我就问起他的狗来。他说他是在他老婆死后有了那条狗。他结婚相当晚。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想演戏，所以当兵时，他在军队歌舞剧团里演戏。但最后，他进了铁路部门，他并不后悔，因为他现在有一小笔退休金。他和他老婆在一起并不幸福，但总的说来，他也习惯了。她死后，他感到十分孤独。于是他便跟一个工友要了一条狗，那时它还很小。他得拿奶瓶喂它。因为狗比人活得时间短，他们就一块儿老了。“它脾气很坏，” 萨拉玛诺说，“我们俩常常吵架。不过，这总算还是一条好狗。”我说它是良种，萨拉玛诺好像很高兴。他说：“您还没在它生病以前见过它呢；它最漂亮的是那一身毛。”自从这狗得了这种皮肤病，萨拉玛诺每天早晚两次给它抹药。但是据他看，它真正的病是衰老，而衰老是治不好的。这时，我打了个哈欠，老头儿说他要走了。我跟他说他可以再待一会儿，对他狗的事我很难过，他谢谢我。他说妈妈很喜欢他的狗。说到她，他称她作“您那可怜的母亲”。他猜想妈妈死后我该是很痛苦，我没有说话。这时，他很快地，不大自然地对我说，他知道这一带的人对我看法不好，因为我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但他了解我，他知道我很爱妈妈。我回答说，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在这方面他们对我看法不好，但是我认为把母亲送进养老院是件很自然的事，因为我雇不起人照顾她。“再说，”我补充说，“很久以来她就和我无话可说，她一个人待着门得慌。”他说：“是啊，在养老院里，她至少还有伴儿。”然后，他告辞了。他想睡觉。现在他的生活变了，他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好意思地伸过手来，这是自我认识他以来的第一次，我感到他手上有一块块硬皮。他微微一笑，在走出去之前又说：“我希望今天夜里狗不要叫。我老以为那是我的狗。” 六今天是星期天，我总也睡不醒，玛丽叫我，推我，才把我弄起来。我们没吃饭，因为我们想早早去游泳。我感到腹内空空，头也有点儿疼。我的香烟有一股苦味。玛丽取笑我，说我“愁眉苦脸”。她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披散着头发。我说她很美，她高兴得直笑。下楼时，我们敲了敲莱蒙的门。他说他就下去。由于我很疲倦，也因为我们没有打开百叶窗，不知道街上已是一片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像是打了一记耳光。玛丽高兴得直跳，不住地说天气真好。我感觉好了些，觉得肚子饿了。我跟玛丽说了，她给我看看她的漆布手提包，里面放着我们的游泳衣和一条浴巾。我们就等莱蒙了，我们听见他关上了门。他穿一条蓝裤，短袖白衬衫，但是戴了一顶平顶草帽，引得玛丽大笑。袖子外的胳膊很白，长着黑毛。我看了有点不舒服。他吹着口哨下了楼，看样子很高兴。他朝着我说：“你好，伙计，”而对玛丽则称“小姐”。前一天我们去警察局了，我证明那女人“不尊重”莱蒙。他只受到警告就没事了。他们没有调查我的证词。在门前，我们跟莱蒙说了说，然后我们决定去乘公共汽车。海滩并不很远，但乘车去更快些。莱蒙认为他的朋友看见我们去得早，一定很高兴。我们正要动身，莱蒙突然示意我看看对面。我看见一帮阿拉伯人正靠着烟店的橱窗站着。他们默默地望着我们，不过他们总是这样看我们的，正好像我们是些石头或枯树一样。莱蒙对我说，左边第二个就是他说的那小子。他好像心事重重，不过，他又说现在这件事已经了结。玛丽不大清楚，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跟她说这些阿拉伯人恨莱蒙。玛丽要我们立刻就走。莱蒙身子一挺，笑着说是该赶紧走了。我们朝汽车站走去，汽车站还挺远，莱蒙对我说阿拉伯人没有跟着我们。我回头看了看，他们还在老地方，还是那么冷漠地望着我们刚刚离开的那地方。我们上了汽车。莱蒙似乎完全放了心，不断地跟玛丽开玩笑。我感到他喜欢她，可是她几乎不答理他。她不时望着他笑笑。我们在阿尔及尔郊区下了车。海滩离公共汽车站不远。但是要走过一个俯临大海的小高地，然后就可下坡直到海滩。高地上满是发黄的石头和雪白的阿福花，衬着已经变得耀眼的蓝天。玛丽一边走，一边抡起她的漆布手提包打着花瓣玩儿。我们在一排排小别墅中间穿过，这些别墅的栅栏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其中有几幢有阳台，一起隐没在柽柳丛中，有几幢光秃秃的，周围一片石头。走到高地边上，就已能看见平静的大海了，更远些，还能看到一角地岬，睡意朦胧地雄踞在清冽的海水中。一阵轻微的马达声在宁静的空气中传到我们耳边。远远地，我们看见一条小拖网渔船在耀眼的海面上驶来，慢得像不动似的。玛丽采了几朵蝴蝶花。从通往海边的斜坡上，我们看见有几个人已经在游泳了。莱蒙的朋友住在海滩尽头的一座小木屋里，房子背靠峭壁，前面的木桩已经泡在水里。莱蒙给我们作了介绍。他的朋友叫马松。他高大，魁梧，肩膀很宽，而他的妻子却又矮又胖，和蔼可亲，一口巴黎腔。他立刻跟我们说不要客气，他做了炸鱼，鱼是他早上刚打的。我跟他说他的房子真漂亮。他告诉我他在这儿过星期六、星期天和所有的假日。他又说：“跟我的妻子，大家会合得来的。”的确，他的妻子已经和玛丽又说又笑了。也许是第一次，我真想到我要结婚了。马松想去游泳，可他妻子和莱蒙不想去。我们三个人出了木屋，玛丽立刻就跳进水里了。马松和我稍等了一会儿。他说话慢悠悠的，而且不管说什么，总要加一句“我甚至还要说”，其实，对他说的话，他根本没有进一步加以说明。谈到玛丽，他对我说：“她真不错，我甚至还要说，真可爱。”后来，我就不再注意他这口头语，一心只去享受太阳晒在身上的舒服劲儿了。沙子开始烫脚了。我真想下水，可我又拖了一会儿，最后我跟马松说：“下水吧？”就扎进水里。他慢慢走进水里，直到站不住了，才钻进去。他游蛙泳，游得相当坏，我只好撇下他去追玛丽。水是凉的，我游得很高兴。我和玛丽游远了，我们觉得，我们在动作上和愉快心情上都是协调一致的。到了远处，我们改作仰游。我的脸朝着天，一层薄薄的水幕漫过，流进嘴里，就像带走了一片阳光。我们看见马松游回海滩，躺下晒太阳。远远地望去，他真是一个庞然大物。玛丽想和我一起游。我游到她后面，抱住她的腰，她在前面用胳膊划水，我在后面用脚打水。哗哗的打水声一直跟着我们，直到我觉得累了。于是，我放开玛丽，往回游了，我恢复了正常的姿势，呼吸也自如了。在海滩上，我趴在马松身边，把脸贴在沙子上。我跟他说“真舒服”，他同意。不一会儿，玛丽也来了。我翻过身子，看着她走过来。她浑身是水，头发甩在后面。她紧挨着我躺下，她身上的热气，太阳的热气，烤得我迷迷糊糊睡着了。玛丽推了推我，说马松已经回去了，该吃午饭了。我立刻站起来，因为我饿了，可是玛丽跟我说一早上我还没吻过她呢。这是真的，不过我真想吻她。“到水里去，” 她说。我们跑起来，迎着一片细浪扑进水里。我们划了几下，玛丽贴在我身上。我觉得她的腿夹着我的腿，我感到一阵冲动。我们回来时，马松已经在喊我们了。我说我很饿，他立刻对他妻子说他喜欢我。面包很好，我狼吞虎咽地把我那份鱼吃光。接着上来的还有肉和炸土豆。我们吃着，没有人说话。马松老喝酒，还不断地给我倒。上咖啡的时候，我的头已经昏沉沉的了。我抽了很多烟。马松、莱蒙和我，我们三个计划八月份在海滩过，费用大家出。玛丽忽然说道：“你们知道几点了吗？才十一点半呀。”我们都很惊讶，可是马松说饭就是吃得早，这也很自然，肚子饿的时候，就是吃午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竟使得玛丽笑起来。我认为她有点儿喝多了。马松问我愿意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海滩上走走。“我老婆午饭后总要睡午觉。我嘛，我不喜欢这个。我得走走。我总跟她说这对健康有好处。不过，这是她的权利。”玛丽说她要留下帮助马松太太刷盘子。那个小巴黎女人说要干这些事，得把男人赶出去。我们三个人走了。太阳几乎是直射在沙上，海面上闪着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海滩上一个人也没有。从建在高地边上、俯瞰着大海的木屋中，传来了杯盘刀叉的声音。石头的热气从地面反上来，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开始，莱蒙和马松谈起一些我不知道的人和事。我这才知道他们认识已经很久了，甚至还一块儿住过一阵。我们朝海水走去，沿海边走着。有时候，海浪漫上来，打湿了我们的布鞋。我什么也不想，因为我没戴帽子，太阳晒得我昏昏欲睡。这时，莱蒙跟马松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但就在这时，我看见在海滩尽头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有两个穿蓝色司炉工装的阿拉伯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我看了看莱蒙，他说：“就是他。”我们继续走着。马松问他们怎么会跟到这儿来。我想他们大概看见我们上了公共汽车，手里还拿着去海滩的提包，不过我什么也没说。阿拉伯人走得很慢，但离我们已经近得多了。我们没有改换步伐，但莱蒙说了： “如果要打架，你，马松，你对付第二个。我嘛，我来收拾我那个家伙。你，默而索，如果再来一个，就是你的。”我说：“好。”马松把手放进口袋。我觉得晒得发热的沙子现在都烧红了。我们迈着均匀的步子冲阿拉伯人走去。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当距离只有几步远的时候，阿拉伯人站住了。马松和我，我们放慢了步子。莱蒙直奔他那个家伙。我没听清楚他跟他说了句什么，只见那人摆出一副不买帐的样子。莱蒙上去就是一拳，同时招呼一声马松。马松冲向给他指定的那一个，奋力砸了两拳，把那人打进水里，脸朝下，好几秒钟没有动，头周围咕噜咕噜冒上一片水泡，随即破了。这时，莱蒙也在打，那个阿拉伯人满脸是血。莱蒙转身对我说：“看着他的手要掏什么。”我朝他喊：“小心，他有刀！”可是，莱蒙的胳膊已给划开了，嘴上也挨了一刀。马松纵身向前一跳。那个阿拉伯人已从水里爬起来，站到了拿刀的那人身后。我们不敢动了。他们慢慢后退，不住地盯着我们，用刀逼住我们。当他们看到已退到相当远的时候，就飞快地跑了。我们待在太阳底下动不得，莱蒙用手摁住滴着血的胳膊。马松说有一位来这儿过星期天的大夫，住在高地上。莱蒙想马上就去。但他一说话，嘴里就有血泡冒出来。我们扶着他，尽快地回到木屋。莱蒙说他只伤了点皮肉，可以到医生那里去。马松陪他去了，我留下把发生的事情讲给两个女人听。马松太太哭了，玛丽脸色发白。我呢，给她们讲这件事让我心烦。最后，我不说话了，望着大海抽起烟来。快到一点半的时候，莱蒙和马松回来了。胳膊上缠着绷带，嘴角上贴着橡皮膏。医生说不要紧，但莱蒙的脸色很阴沉。马松想逗他笑，可是他始终不吭声。后来，他说他要到海滩上去，我问他到海滩上什么地方，他说随便走走喘口气。马松和我说要陪他一道去。于是，他发起火来，骂了我们一顿。马松说那就别惹他生气吧。不过，我还是跟了出去。我们在海滩上走了很久。太阳现在酷热无比，晒在沙上和海上，散成金光点点。我觉得莱蒙知道去哪儿，但这肯定是个错误的印象。我们走到海滩尽头，那儿有一眼小泉，水在一块巨石后面的沙窝里流着。在那儿，我们看见了那两个阿拉伯人。他们躺着，穿着油腻的蓝色工装。他们似乎很平静，差不多也很高兴。我们来了，并未引起任何变化。用刀刺了莱蒙的那个人，声不吭地望着他。另一个吹着一截小芦苇管，一边用眼角瞄着我们，一边不断地重复着那东西发出的三个音。这时候，周围只有阳光、寂静、泉水的轻微的流动声和那三个音了。莱蒙的手朝装着手枪的口袋里伸去，可是那个人没有动，他们一直彼此对视着。我注意到吹笛子的那个人的脚趾分得很开。莱蒙一边盯着他的对头，一边问我：“我干掉他？” 我想我如果说不，他一定会火冒三丈，非开枪不可。我只是说：“他还没说话呢。这样就开枪不好。”在寂静和炎热之中，还听得见水声和笛声。莱蒙说：“那么，我先骂他一顿，他一还口，我就干掉他。”我说：“就这样吧。但是如果他不掏出刀子，你不能开枪。”莱蒙有点火了。那个人还在吹，他们俩注意着莱蒙的一举一动。我说：“不，还是一个对一个，空手对空手吧。把枪给我。如果另一个上了，或是他掏出了刀子，我就干掉他。” 莱蒙把枪给我，太阳光在枪上一闪。不过，我们还是站着没动，好像周围的一切把我们裹住了似的。我们一直眼对眼地相互盯着，在大海、沙子和阳光之间，一切都停止了，笛音和水声都已消失。这时我想，可以开枪，也可以不开枪。突然间，那两个阿拉伯人倒退着溜到山岩后面。于是，莱蒙和我就往回走了。他显得好了些，还说起了回去的公共汽车。我一直陪他走到木屋前。他一级一级登上木台阶，我在第一级前站住了，脑袋被太阳晒得嗡嗡直响，一想到要费力气爬台阶和还要跟那两个女人说话，就泄气了。可是天那么热，一动不动地待在一片从天而降的耀眼的光雨中，也是够难受的。待在那里，还是走开，其结果是一样的。过了一会儿，我朝海滩转过身去，迈步往前走了。到处依然是一片火爆的阳光。大海憋得急速地喘气，把它细小的浪头吹到沙滩上。我慢慢地朝山岩走去，觉得太阳晒得额头膨胀起来。热气整个儿压在我身上，我简直迈不动腿。每逢我感到一阵热气扑到脸上，我就咬咬牙，握紧插在裤兜里的拳头，我全身都绷紧了，决意要战胜太阳，战胜它所引起的这种不可理解的醉意。从沙砾上、雪白的贝壳或一片碎玻璃上反射出来的光亮，像一把把利剑劈过来，剑光一闪，我的牙关就收紧一下。我走了很长时间。远远地，我看见了那一堆黑色的岩石，阳光和海上的微尘在它周围罩上一圈炫目的光环。我想到了岩石后面的清凉的泉水。我想再听听淙淙的水声，想逃避太阳，不再使劲往前走，不再听女人的哭声，总之，我想找一片阴影休息一下。可是当我走近了，我看见莱蒙的对头又回来了。他是一个人，仰面躺着，双手枕在脑后，头在岩石的阴影里，身子露在太阳底下。蓝色工装被晒得冒热气。我有点儿吃惊。对我来说，那件事已经完了，我来到这儿根本没想那件事。他一看见我，就稍稍欠了欠身，把手插进口袋里。我呢，自然而然地握紧了口袋里莱蒙的那支手枪。他又朝后躺下了，但是并没有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我离他还相当远，约有十几米吧。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在他半闭的眼皮底下目光不时地一闪。然而最经常的，却是他的面孔在我眼前一片燃烧的热气中晃动。海浪的声音更加有气无力，比中午的时候更加平静。还是那一个太阳，还是那一片光亮，还是那一片伸展到这里的沙滩。两个钟头了，白昼没有动；两个钟头了，它在这一片沸腾的金属的海洋中抛下了锚。天边驶过一艘小轮船，我是瞥见那个小黑点的，因为我始终盯着那个阿拉伯人。我想我只要一转身，事情就完了。可是整个海滩在阳光中颤动，在我身后挤来挤去。我朝水泉走了几步，阿拉伯人没有动。不管怎么说，他离我还相当远。也许是因为他脸上的阴影吧，他好像在笑。我等着，太阳晒得我两颊发烫，我觉得汗珠聚在眉峰上。那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头也像那天一样难受，皮肤下面所有的血管都一齐跳动。我热得受不了，又往前走了一步。我知道这是愚蠢的，我走一步井逃不过太阳。但是我往前走了一步，仅仅一步。这一次，阿拉伯人没有起来，却抽出刀来，迎着阳光对准了我。刀锋闪闪发光，仿佛一把寒光四射的长剑刺中了我的头。就在这时，聚在眉峰的汗珠一下子流到了眼皮上，蒙上一幅温吞吞的，模模糊糊的水幕。这一泪水和盐水搀和在一起的水幕使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那把刀刺眼的刀锋总是隐隐约约地对着我。滚烫的刀尖穿过我的睫毛，挖着我的痛苦的眼睛。就在这时，一切都摇晃了。大海呼出一口沉闷而炽热的气息。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着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枪机扳动了，我摸着了光滑的枪柄，就在那时，猛然一声震耳的巨响，一切都开始了。我甩了甩汗水和阳光。我知道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而在那里我曾是幸福的。这时，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也看不出什么来。然而，那却好像是我在苦难之门上短促地叩了四下。一我被捕之后，很快就被审讯了好几次。但讯问的都是身份之类，时间不长。第一次是在警察局，我的案子似乎谁都不感兴趣。八天之后，一位预审推事倒是好奇地看了看我。不过开始时，他也只是问问姓名、住址、职业、出生年月和地点。然后，他想知道我是否找了律师。我说没有，还问他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为什么这样问呢？”他说。我回答说我认为我的案子很简单。他微笑着说：“这是一种看法。不过，法律就是法律。如果您不找律师的话，我们将为您指定一个临时的。” 我觉得法律还管这等小事，真是方便得很。我对他说了我的这一看法。他表示赞同，说法律制订得很好。开始，我没有认真对待他。他是在一间挂着窗帘的房子里接待我的，他的桌子上只有一盏灯，照亮了他让我坐的那把椅子，而他自己却坐在黑暗中。我已经在书里读过类似的描写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谈话之后，我看清他了，我看到一个五官清秀的人，深蓝的眼睛，身材高大，长长的灰色小胡子，一头几乎全白的头发。我认为他是通情达理的，总之，是和蔼可亲的，虽然有时一种不由自主的抽搐扯动了他的嘴。出去的时候，我甚至想伸出手来跟他握手，幸亏我及时地想起来我杀过一个人。第二天，一位律师到监狱里来看我。他又矮又胖，相当年轻，头发梳得服服帖帖。尽管天热（我穿着背心），他却穿着一身深色衣服，硬领子，系着一条很怪的领带，上面有黑色和白色的粗大条纹。他把夹在胳膊下的皮包放在我的桌上，自我作了介绍，对我说他研究了我的材料。我的案子不好办，但是如果我信任他，胜诉是没有疑问的。我向他表示感谢，他说：“咱们言归正传吧。” 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对我说，他们已经了解了我的私生活。他们知道了我妈妈最近死在养老院里。他们到马朗戈去做过调查。预审推事们知道了我在妈妈下葬的那天“表现得麻木不仁。”我的律师对我说：“您知道，我有点不好意思问您这些事。但这很重要。假使我无言以对的话，这将成为起诉的一条重要的根据。”他要我帮助他。他问我那一天是否感到难过，这个问题使我十分惊讶，我觉得要是我提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很为难的。不过，我回答他说我有点失去了回想的习惯，我很难向他提供情况。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是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所有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他们所爱的人死去。说到这儿，律师打断了我，显得激动不安。他要我保证不在庭上说这句话，也不在预审法官那儿说。不过，我对他说我有一种天性，就是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乱。安葬妈妈的那天，我很疲倦，也很困，我根本没体会到那天的事的意义。我能够肯定地说的，就是我更希望妈妈不死。但是我的律师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他对我说：“这还不够。” 他想了想。他问我他是否可以说那一天我是控制住了我天生的感情。我对他说： “不能，因为这是假话。”他以一种很怪的方式望了望我，仿佛我使他感到有些厌恶似的。他几乎是不怀好意地说，无论如何，养老院的院长和工作人员将会出庭作证，这将会使我“大吃其亏”。我请他注意这件事和我的案子没有关系，他只是说，明显的是，我和法院从来没有关系。他很生气地走了。我真想叫住他，向他解释说我希望得到他的同情，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辩护，而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得到合乎人性的辩护。特别是我看到我使他很不痛快。他不理解我，他有点怨恨我。我想对他说，我和大家一样，绝对地和大家一样。可是，这一切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用处，而且我也懒得去说。不久之后，我又被带到预审推事面前。时间是午后两点钟，这一次，他的办公室里很亮，只有一层纱窗帘挡住阳光。天气很热。他让我坐下，他很客气地对我说，我的律师“因为不凑巧”没有能来。但是，我有权利不回答他的问题，等待我的律师来帮助我。我说我可以单独回答。他用指头接了按桌上的一个电钮。一个年轻的书记进来，几乎就在我的背后坐下了。我们俩都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讯问开始。他首先说人家把我描绘成一个生性缄默孤僻的人，他想知道对此我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他像第一次一样笑了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再说，这无关紧要。”他不说话了，看了看我，然后相当突然地把身子一挺，很快地对我说：“我感兴趣的，是您这个人。”我不大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没有回答。他又说：“在您的举动中，有些事情我不大明白。我相信您将帮助我理解。”我说一切都很简单。他让我把那天的情形再讲一遍。我把对他讲过的东西又说了一遍：莱蒙、海滩、游泳、打架，又是海滩、小水泉、太阳和开了五枪。我每说一句，他都说：“好，好。”当我说到直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同意地说道： “很好。”而我呢，翻来覆去地说一件事已经让我烦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他停了一会儿，站起来，对我说他愿意帮助我，我使他感兴趣，如果上帝帮忙的话，他一定能为我做点什么。不过在此之前，他想问我几个问题。开门见山，他问我是不是爱妈妈。我说：“爱，像大家一样。”一直有节奏地敲着打字机的书记一定是按错了键子，因为他很不自在，不得不往回退机器。推事又问我——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逻辑性——，是不是连续开了五枪。我想了想，说先开了一枪，几秒钟之后，又开了四枪。于是他问：“为什么您在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停了停？”这时，我又看见了那阳光火爆的海滩，我又感到了太阳炙烤着我的额头。但是这一次我什么也没说。在一片沉默中，推事好像坐立不安。他坐下来，抓了抓头发，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微微朝我俯下身来，神情很奇特：“为什么，为什么您还往一个死人身上开枪呢？”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推事把双手放在前额上，重复了他的问题，声音都有点儿变了：“为什么？您得对我说。为什么？”我一直不说话。突然，他站了起来，大步走到他的办公室一头的一个档案柜前，拉开一个抽屉。他拿出一个银十字架，一边摇晃着，一边朝我走来。他的声音完全变了，几乎是颤抖地大声问我：“这件东西，您认得吗？”我说：“认得，当然认得。”于是他很快地、热情洋溢地说他相信上帝，他的信念是任何一个人也不会罪孽深重到上帝不能饶恕的程度，但是他必须悔过，要变成孩子那样，灵魂是空的，什么都能接受。他整个身子都俯在桌子上，差不多就在我的头顶上摇晃着十字架。说真的，他的这番推理，我真跟不上，首先是因为我热，他的办公室里有几只大苍蝇，落在我的脸上，也因为我有点儿怕他。不过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因为无论如何罪犯毕竟还是我。可是，他还在说。我差不多听明白了，据他看，在我的供词中只有一点不清楚，那就是等了一下才开第二枪这一事实。其余的都很明白，但这一点，他不懂。我正要跟他说他这样固执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最后一点并不那么重要。但他打断了我，挺直了身子，劝告了我一番，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说不。他愤怒地坐下了，说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信仰上帝，甚至那些背弃上帝的人都信仰上帝。这是他的信念，如果他要怀疑这一点的话，他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他叫道：“您难道要使我的生活失去意义吗？”我认为，这与我无关，我跟他说了。但他已经隔着桌子把刻着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伸到我的眼皮底下，疯狂地大叫起来：“我，我是基督徒。我要请求他饶恕你的罪过。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是为你而受难呢？”我清楚地注意到他用“你”来称呼我了，但我已厌倦了。屋子里越来越热。跟平时一样，当我想摆脱一个我不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时，我就作出赞同的样子。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真的以为是打胜了：“你看，你看，”他说，“你是不是也信了？你是不是要把真话告诉他了？”当然，我又说了一次“不”。他一屁股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好像很累，待了好久没说话，而打字机一直跟着我们的对话，还在打着最后的几句话。然后，他注视着我，有点儿伤心，轻声地说：“我从未见过您这样顽固的灵魂。来到我面前的罪犯看到这个受苦受难的形象，没有不痛哭流涕的。”我正要回答他这恰恰说的是罪犯，可是我想起来我也跟他们一样。这种想法我却总也不能习惯。这时，推事站了起来，好像告诉我审讯已经结束。他的样子还是那么厌倦，只问了问我对我的行动是否感到悔恨。我想了想，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是某种厌烦。我觉得他不明白我的话。不过，那天发生的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后来，我经常见到这位预审推事。只是我每次都有律师陪着。他们只是让我对过去说过的东西的某些地方再明确一下，或者是推事和我的律师讨论控告的罪名。但实际上，这些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了。反正是渐渐地，审讯的调子变了。好像推事对我已经不感兴趣了，他已经以某种方式把我的案子归档了。他不再跟我谈上帝了，我也再没有看见他像第一天那样激动过。结果，我们的谈话反而变得更亲切了。提几个问题，跟我的律师聊聊，审讯就结束了。用推事的话说，我的案子照常进行。有时候，如果谈的是一般性的问题，他们就把我也拉上。我开始喘过气来了。这时，人人对我都不坏。一切都是这样自然，解决得这样好，演得这样干净利落，竟至于我有了“和他们都是自家人”的可笑感觉。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我可以说，我有点惊奇的是，有生以来最使我快活的竟是有那么不多的几次，推事把我送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反基督先生。”然后，他们再把我交到法警手里。二有些事情我是从来也不喜欢谈的。自从我进了监狱，没过几天我就知道，我将来是不喜欢谈论我这一段生活的。不过，后来我也没发现反感有什么必要。实际上，头几天我并不是真的在坐牢，我在模模糊糊地等着什么新情况。直到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玛丽来看我之后，一切才开始。从我收到她的信那一天起（她说人家不允许她再来了，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就是从那一天起，我才感到我住的地方是牢房，我的生活到此为止了。我被捕的那一天，他们先把我关在一间已经有好几个囚犯的牢房里，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他们看见我都笑了。然后他们问我犯了什么事儿。我说我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就都不说话了。但过了一会儿，天就黑了。他们告诉我怎样铺睡觉的席子。把一头卷起来，就可以做成一个长枕头。整整的一夜，臭虫在我脸上爬。几天之后，我被关进一个单间，睡在一块木板上。我还有一个便桶和一个铁盆儿。监狱建在本城的高地上，透过一个小窗口，我可以看见大海。有一天，我正抓着铁栏杆，脸朝着有亮的地方，一个看守进来，说有人来看我。我想这是玛丽。果然是她。要到接待室去，得穿过一条长走廊，上一段台阶，最后再穿过一条走廊。我走进去，那是一个明亮的大厅，光线是从一个大窗户里射进来的。两道大铁栅横着把大厅分成三部分。两道铁栅之间相距约八到十米，把探望的人和囚犯隔开。我看见玛丽在我面前，她穿着带条子的连衣裙，脸晒得黑黑的。跟我站在一起的有十几个囚犯，大部分是阿拉伯人。玛丽周围都是摩尔人，身旁的两个，一个是身材矮小的老太太，紧闭着嘴唇，穿着黑衣服，另一个是没戴帽子的胖女人，说话指手划脚，声音很高。由于铁栅间的距离，探望的人和囚犯都不得不高声叫嚷。我进去之后，吵吵嚷嚷的声音传到光秃秃的大墙上又折回来，明亮的阳光从天上泻到玻璃上射进大厅，使我感到头昏眼花。我的牢房又静又暗。我得有好几秒钟才能适应。但是，我最后还是看清了呈现在光亮中的每一张面孔。我注意到一个看守坐在铁栅间通道的尽头。大部分阿拉伯囚犯和他们的家人都面对面地蹲着。他们不大叫大嚷。尽管大厅里乱糟糟的，他们低声说话彼此例还听得见。他们沉闷的低语声从下面升上来，在他们头上来往穿行的谈话声中，好像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低音部。这一切，我都是在朝着玛丽走去时注意到的。她已经紧紧地贴在铁栏杆上，竭力朝着我笑。我觉得她很美，但我不知道怎样和她说这件事。 “怎么样？”她大声问道。 “就是这样。” “身体好吗？需要的东西都有吗？” “好，都有。” 我们都不说话了，玛丽一直在微笑。那个胖女人对着我身边的一个人大叫，那人无疑是她的丈夫，个子很高，金黄头发，目光坦率。我听到的是一段已经开始的谈话的下文。 “让娜不愿意要他，”她扯着嗓子大叫。 “哦，哦，”那男人说。 “我跟她说你出来后会再雇他的，她还是不愿意。” 玛丽也对我大声说莱蒙问我好，我说：“谢谢。”但我的声音被我旁边那人给盖住了，他正问“他可好”。他老婆笑着回答道：“他的身体从来没有这样好过。” 我左面是个矮小的年轻人，手很纤细。他什么也不说。我注意到他对面是那位小老太太，两个人紧紧地相互望着。不过我没有时间再观察他们了，因为玛丽对我喊道不要失望。我说：“对。”同时，我望着她，我真想隔着裙子搂住她的肩膀，我真想摸摸这细腻的布料，我不太清楚除此之外还应该盼望什么。但是这肯定就是玛丽刚才的意思，因为她一直在微笑。我只看到她发亮的牙齿和眼角上细细的皱纹。她又喊道：“你会出来的，出来就结婚广我回答道：“你相信吗？”但主要是为了找点话说罢了。她于是很快地大声说她相信，我将被释放，我们还去游泳。但那个女人又吼起来，说她在书记室留了个篮子。她一样一样讲她放在里面的东西，要查对一下，因为这些东西很贵。我另一边的邻居和他母亲一直互相望着。地上蹲着的阿拉伯人在继续低声交谈。外面的光线好像越来越强，直射在窗户上。我感到有些不舒服，真想走开。嘈杂声让我难受。但另一方面，我又想多看看玛丽。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玛丽跟我讲她的工作，她不住地微笑。低语声，喊叫声，谈话声交织成一片。唯有我身边那个矮小的年轻人和那个老太太之间是一个寂静的小孤岛，他们只是互相望着。渐渐地，阿拉伯人都被带走了。第一个人一走，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那个小老太太走近铁栏杆，这时，一个看守向她的儿子打了个手势。他说：“再见，妈妈。”她把手从两根铁栏杆间伸出来，慢慢地，持续地摆了摆。她一走，一个男人进来，手里拿着帽子，占了她留下的那块地方。这一边也有一个犯人被带了进来，他们热烈地谈了起来，但声音很小，因为大厅已经安静下来了。有人来叫我右边的那个人了，他老婆并没有放低声音，好像她没注意到已经不需要喊叫了：“保重，小心。”然后就该我了。玛丽做出吻我的姿势。我在出去之前又回了回头。她站着不动，脸紧紧地贴在铁栅栏上，还带着为难的、不自然的微笑。她的信是那以后不久写的。那些我从来也不喜欢讲的事情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不管怎么说，不该有任何的夸大，这件事我做起来倒比别的事容易。在我被监禁的开始，最使我感到难以忍受的是，我还常有一些自由人的念头。例如，我想去海滩，朝大海走去。我想象着最先冲到我脚下的海浪的响声，身体跳进水里以及我所感到的解脱，这时我才一下子感到了牢房的四壁相距是多么的近。但这只持续了几个月。然后，我就只有囚徒的想法了。我等待着每日在院子里放风或我的律师来访。其余的时间，我也安排得很好。我常常想，如果让我住在一棵枯树干里，除了抬头看看天上的流云之外无事可干，久而久之，我也会习惯的。我会等待着鸟儿飞过或白云相会，就像我在这里等待着我的律师的奇特的领带，或者就像我在另一个世界里耐心等到星期六拥抱玛丽的肉体一样。何况，认真想想，我并不在一棵枯树干里。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不过，这是妈妈的一个想法，她常常说，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况且，一般地说，我并没有到这种程度。开头几个月很苦。但是我不得不努力克制，也就过来了。例如，我老是想女人。这很自然，我还年轻嘛。我从不特别想到玛丽。我是想到女人，随便哪一个女人，所有我过去认识的女人，想到我爱过她们的各种各样的场合，想来想去，牢房里竟充满了一张张女人的面孔，到处只见我的性欲的冲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使我的精神失常，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却使我消磨了时间。我终于赢得了看守长的好感，他总是在开饭的时候跟厨房的伙计一道来。是他先跟我谈起了女人。他跟我说这也是其他人所抱怨的头一件大事。我对他说我跟他们一样，我认为这种待遇不公正。“可是，”他说，“正是为了这个才让您坐监狱呀。” “什么？为了这个？” “是啊，自由，就是这个呀。您被剥夺了自由。” 我从来没想到这一层。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说：“不错，不然的话，惩罚什么呢？” “对，您明白事理。他们不懂。最后他们总是自己想办法。”看守说完就走了。还有香烟也是个问题。我进监狱的时候，他们拿去了我的腰带，我的鞋带，我的领带，口袋里所有的东西，特别是我的香烟。一进牢房，我就要求他们还给我。但他们对我说这里禁止吸烟。头几天真难过。也许是这件事使我最为沮丧。我从床板上撕下几块木头来咂一咂。我整天想吐。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让我抽烟，抽烟并不损害任何人。后来我明白了，这也是惩罚的一部分，但这时候，我对不抽烟已经习惯了，这个惩罚对我已不成其为惩罚了。除了这些烦恼外，我不算太不幸。全部的问题，我再说一遍，还是如何消磨时间。从我学会了回忆的那个时刻起，我就一点儿也不感到烦闷了。有时候，我想我从前住的房子，在想象中，我从一个角落开始走，再回到原处，心里数着一路上所看到的东西。开始，很快就数完了。但每一次重新开始，就变得稍微长了些。因为我想起了每一件家具，每一件家具上的每一件东西，每一件东西的全部细小的地方，而那些细小的地方本身，还有镶嵌着什么啦，一道裂缝啦，一条有缺口的边啦，还有颜色和木头的纹理啦。同时，我还试图让我这份清单不要断了线，试图把每一件东西都数全。结果，几个星期之后，单单数我房间里的东西，我就能过好几个钟头。这样，我越是想，想出来的原已忘记或根本认不出的东西就越多。于是我明白了，一个人哪怕只生活过一天，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在监狱里过上一百年。他会有足够的东西来回忆而不至感到烦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好处。还有睡觉。开始，我夜里睡不好，白天根本睡不着。渐渐地，夜里睡得好，白天也能睡着了。我可以说，在最后几个月里，我每天睡十六到十八个钟头。那么，我每天要消磨的时间就剩下六个钟头了，其中包括吃饭、大小便、回忆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故事。在草褥子和床板之间，有一天我发现了一块旧报纸，几乎粘在布上，已经发黄透亮了。那上面有一则新闻，开头已经没有了，但看得出来事情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人离开捷克的一个农村，外出谋生。二十五年之后，他发了财，带着老婆和一个孩子回来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在家乡开了个旅店。为了让她们吃一惊，他把老婆孩子放在另一个地方，自己到了他母亲的旅店里，他进去的时候，她没认出他来。他想开个玩笑，竟租了个房间，并亮出他的钱来。夜里，他母亲和他妹妹用大锤把他打死，偷了他的钱，把尸体扔进河里。第二天早晨，他妻子来了，无意中说出那旅客的姓名。母亲上吊，妹妹投了井。这段故事，我不知读了几千遍。一方面，这事不像真的，另一方面，却又很自然。无论如何，我觉得那个旅客有点自作自受，永远也不应该演戏。这样，睡觉、回忆、读我的新闻，昼夜交替，时间也就过去了。我在书里读过，说在监狱里，人最后就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但是，对我来说，这并没有多大意义。我始终不理解，到什么程度人会感到日子是既长又短的。日子过起来长，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它居然长到一天接一天。它们丧失了各自的名称。对我来说，唯一还有点意义的词是“昨天”和“明天”。有一天，看守对我说我进来已经五个月了，我相信这点，但我又不理解。对我来说，我在牢房里过的总是同样的一天，做的也总是同样的事。那无，看守走了之后，我对着我的铁碗，看了看自己。我觉得，就是在我试图微笑的时候，我的样子还是很严肃。我晃了晃那铁碗。我微笑了，可碗里的神情还是那么严肃，忧愁。天黑了，这是我不愿意谈到的时刻，无以名之的时刻，监狱各层的牢房里响起了夜晚的嘈杂声，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我走近小窗口，借着最后的光亮，我又端详了一番我的样子。还是那么严肃。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那会儿，我就是那么严肃嘛。但就在那时，几个月来，我第一次清楚地听见了我自己说话的声音。我认出来了，这就是很久以来一直在我耳边回响的声音啊，我这才明白，这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一个人说话。于是，我想起了母亲下葬那天女护士说过的话。不，出路是没有的，没有人能想象监狱里的晚上是怎样的。三我可以说，一个夏天接着一个夏天，其实也快得很。我知道天气刚刚转热，我的事就要有新的动向。我的案子定于重罪法庭最后一次开庭时审理，这次开庭将于六月底结束。辩论的时候，外面太阳火辣辣的。我的律师告诉我辩论不会超过两天或三天。他还说：“再说，法庭忙着呢，您的案子并不是这次最重要的一件。在您之后，立刻就要办一件弑父案。” 早晨七点半，有人来提我，囚车把我送到法院。两名法警把我送进一间小里屋里。我们坐在门旁等着，隔着门，听见一片说话声、叫人的声音和挪动椅子的声音，吵吵嚷嚷地让我想到那些群众性的节日，音乐会之后，大家收抬场地准备跳舞。法警告诉我得等一会儿才开庭，其中一个还递给我一支烟，我拒绝了。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不是感到害怕”，我说不害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看一场官司，我觉得有趣，我有生以来还从没有机会看过呢。“的确，”第二个法警说，“不过看多了也累得慌。” 不一会儿，房子里一个小电铃响了。他们给我摘下手铐，打开门，让我走到被告席上去。大厅里人坐得满满的。尽管挂着窗帘，有些地方还是有阳光射进来，空气已经闷得不行。窗户都关上了。我坐下，两名法警一边一个。这时，我看见我面前有一排面孔，都在望着我，我明白了，这是陪审员。但我说不出来这些面孔彼此间有什么区别。我只有一个印象，仿佛我在电车上，对面一排座位上的旅客盯着新上来的人，想发现有什么可笑的地方。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唐，因为这里他们要找的不是可笑之处，而是罪恶。不过，区别并不大，反正我是这样想的。还有，门窗紧闭的大厅里这么多人也使我头昏脑涨。我又看了看法庭上，还是一张脸也看不清。我认为，首先是我没料到大家都急着想看看我。平时，谁也不注意我这个人。今天，我得费一番力气才明白我是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我对法警说： “这么多人！”他回答我说这是因为报纸，他指给我坐在陪审员座位下面桌子旁边的一群人，说：“他们在那儿。”我问：“谁？”他说：“报馆的人呀。”他认识其中的一个记者，那人这时也看见了他，并朝我们走过来。这人年纪已经不小了，样子倒也和善，只是脸长得有点滑稽。他很亲热地握了握法警的手。我这时注意到大家都在握手，打招呼，谈话，好像在俱乐部里碰到同一个圈子里的人那样高兴。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刚才会有那么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个多余的人，是个擅自闯入的家伙。但是，那个记者微笑着跟我说话了，希望我一切顺利。我谢了他，他又说： “您知道，我们有点儿夸大了您的案子。夏天，对报纸来说是个淡季。只有您的事和那宗弑父案还有点儿什么。”他接着指给我看他刚离开的那群人中的一个矮个子，那人像只肥胖的鼬，带着一副黑边大眼镜。他说那是巴黎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 “不过，他不是为您来的。因为他来报道那宗弑父案，人家也就要他同时把您的案子一道发回去。”说到这儿，我又差点儿要感谢他。但我想这将是很可笑的。他举手向我亲切地摆了摆，离开了我们。我们又等了几分钟。我的律师到了。他穿着法衣，周围还有许多同行。他朝记者们走去，跟他们握了握手。他们打趣，大笑，显得非常自如，直到法庭上铃响为止。大家各就各位。我的律师朝我走来，跟我握手，嘱咐我回答问题要简短，不要主动说话，剩下的就由他办了。左边，我听见有挪椅子的声音，我看见一个身材细高的人，穿着红色法衣，戴着夹鼻眼镜，仔细地折起长袍坐下了。这是检察官。执达吏宣布开庭。同时，两个大电扇一齐嗡嗡地响起来。三个推事，两个着黑衣，一个着红衣，夹着卷宗进来，很快地朝俯视着大厅的高台走去。着红衣的那个人坐在中间的椅子上，把帽子放在身前，用手帕擦了擦小小的秃顶，宣布审讯开始。记者们已经拿起了钢笔。他们都漠不关心，有点傻乎乎的样子。然而，其中有一个，年纪轻得多，穿一身灰法兰绒衣服，系着蓝色的领带。他把笔放在前面，望着我。在那张不大匀称的脸上，我只看见两只淡淡的眼睛，专心地端详着我，表情不可捉摸。而我有一种奇怪的印象，好像是我自己看着我自己。也许是因为这一点，当然也因为我不知道这种场合的规矩，我对后来发生的事都没怎么搞清楚，例如陪审员抽签，庭长向律师，向检察官和向陪审团提问（每一次，所有的陪审员的脑袋都同时转向法官），很快地念起诉书（我听出了一些地名和人名），然后再向我的律师提问。庭长说应该传讯证人了。执达吏念了一些姓名，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这群我刚才没看清楚的人当中，我看见几个人一个个站起来，从旁门走出去，他们是养老院的院长和门房，老多玛·贝莱兹，莱蒙，马松，萨拉玛诺，玛丽。玛丽还焦虑不安地看了看我。我还在奇怪怎么没有早些看见他们，赛莱斯特最后听到他的名字，站了起来。在他身边，我认出了在饭馆见过的那个小女人，她还穿着那件短外套，一副坚定不移，一丝不苟的神气。她紧紧地盯着我。但是我没有时间多考虑，因为庭长讲话了。他说真正的辩论就要开始了，他相信无须再要求听众保持安静。据他说，他的职责是不偏不倚地引导有关一宗他要客观对待的案子的辩论。陪审团提出的判决将根据公正的精神作出，在任何情况下，如有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捣乱的情况，他都要把听众逐出法庭。大厅里越来越热，我看见推事们都拿报纸扇了起来，立刻响起一阵持续的哗啦哗啦的纸声。庭长示意，执达吏送来三把草蒲扇，三位推事马上使用起来。审讯立刻开始。庭长心平气和地，我觉得甚至是带着一些亲切感地向我发问。不管我多么厌烦，他还是先让我自报家门，我想这也的确是相当自然的，万一把一个人当成另一个人，那可就太严重了。然后，庭长又开始叙述我做过的事情，每读三句话就问我一声：“是这样吗？”每一次，我都根据律师的指示回答道：“是，庭长先生。”这持续了很久，因为庭长叙述得很细。这时候，记者们一直在写。我感到了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那个和那个小自动机器的目光。电车板凳上的那一排人都面向着庭长。庭长咳嗽一声，翻翻材料，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转向我。他说他现在要提出几个与我的案子表面上没有关系而实际上可能大有关系的问题。我知道他又要谈妈妈了，我感到我是多么厌烦。他问我为什么把妈妈送进养老院。我回答说我没有钱请人照看她，给她看病。他问我，就个人而言，这是否使我很难受，我回答说无论是妈妈，还是我，都不需要从对方得到什么，再说也不需要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俩都习惯了新的生活。于是，庭长说他并不想强调这一点，他问检察官是否有别的问题向我提出。这一位半转过脊背对着我，并不看我，说如果庭长允许，他想知道我是不是怀着杀死阿拉伯人的意图独自回到水泉那里。“不是，”我说。“那么，您为什么带着武器，又单单回到这个地方去呢？”我说这是偶然的。检察官以一种阴险的口吻说：“暂时就是这些。”接下来的事就有点不清楚了，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但是，经过一番秘密磋商之后，庭长宣布休庭，听取证词改在下午进行。我没有时间思考。他们把我带走，装进囚车，送回监狱吃饭。很快，在我刚感到累时，就有人来提我了。一切又重来一遍，我被送到同一个大厅里，我面前还是那些面孔。只是大厅里更热了，仿佛奇迹一般，陪审员、检察官、我的律师和几个记者，人人手中都拿了一把蒲扇。那个年轻的记者和那个小女人还在那儿。但他们不扇扇子，默默地望着我。我擦了擦脸上的汗，直到我听见传养老院院长，这才略微意识到了我所在的地方和我自己。他们问他妈妈是不是埋怨我，他说是的，不过院里的老人埋怨亲人差不多是一种通病。庭长让他明确妈妈是否怪我把她送进养老院，他又说是的。但这一次，他没有补充什么。对另一个问题，他回答说他对我在下葬那天所表现出的冷静感到惊讶。这时，院长看了看他的鞋尖儿，说我不想看看妈妈，没哭过一次，下葬后立刻就走，没有在她坟前默哀。还有一件使他惊讶的事，就是殡仪馆的一个人跟他说我不知道妈妈的年龄。大厅里一片寂静，庭长问他说的是否的确是我。院长没有听懂这个问题，说道：“这是法律。”然后，庭长问检察官有没有问题向证人提出，检察官大声说道：“噢！没有了，已经足够了。”他的声音这样响亮，他带着这样一种得意洋洋的目光望着我，使我多年来第一次产生了愚蠢的想哭的愿望，因为我感到这些人是多么地憎恨我。问过陪审团和我的律师有没有问题之后，庭长听了门房的证词。门房和其他人一样，也重复了同样的仪式。他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就转过脸去了。他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不想看看妈妈，却抽烟，睡觉，还喝了牛奶咖啡。这时，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激怒了整个大厅里的人，我第一次认识到我是有罪的。他们又让门房把喝牛奶咖啡和抽烟的事情重复一遍。检察官看了看我，眼睛里闪着一种嘲讽的光亮。这时，我的律师问门房是否和我一道抽烟了。可是检察官猛地站起来，反对这个问题：“这里究竟谁是罪犯？这种为了减弱证词的力量而反诬证人的作法究竟是什么作法？但是，证词并不因此而减少其不可抵抗的力量！”尽管如此，庭长还是让门房回答这个问题。老头子很难为情地说：“我知道我也不对，但是我当时没敢拒绝先生给我的香烟。”最后，他们问我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说：“没有，只是证人说得对。我的确给了他一支香烟。”这时，门房既有点儿惊奇又怀着某种感激的心情看了看我。他迟疑了一下，说牛奶咖啡是他请我喝的。我的律师得意地叫了起来，说陪审员们一定会重视这一点的。但是检察官在我们头上发出雷鸣般的声音，说道：“对，陪审员先生们会重视的。而他们的结论将是，一个外人可以请喝咖啡，而一个儿子，面对着生了他的那个人的尸体，就应该拒绝。”门房回到他的座位上去。轮到多玛·贝莱兹了，一个执达吏把他扶到证人席上。贝莱兹说他主要是认识我母亲，他只在下葬的那一天见过我一次。他们问他我那天干了些什么，他回答道： “你们明白，我自己当时太难过了。所以，我什么也没看见。痛苦使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大的痛苦。我甚至都晕倒了。所以，我不能看见先生做了些什么。”检察官问他，是不是至少看见过我哭。贝莱兹说没看见。于是，检察官也说：“陪审员先生们会重视这一点的。”但我的律师生气了。他用一种我觉得过火的口吻问贝莱兹。他是否看见我不哭。贝莱兹说：“没看见。”一阵哄堂大笑。我的律师卷起一只袖子，以一种不容争辩的口吻说道：“请看，这就是这场官司的形象。一切都是真的，又没有什么是真的！”检察官沉下脸来，居心叵测，用铅笔在档案材料的标题上戳着。在审讯暂停的五分钟里，我的律师对我说一切都进行得再好不过，然后，他们听了赛莱斯特的辩护，他是由被告方面传来的。所谓被告，当然就是我了。赛莱斯特不时地朝我这边望望，手里摆弄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穿着一身新衣服，那是他有几个星期天跟我一起去看赛马时穿的。但是我现在认为他那时没有戴硬领，因为他领口上只扣着一枚铜纽扣。他们问他我是不是他的顾客，他说：“是，但也是一个朋友。”问到他对我的看法，他说我是个男子汉。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谁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问他是否注意到我是个缄默孤僻的人，他只承认我不说废话。检察官问他我是不是按时付钱，他笑了，说：“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事。”他们又问他对我的罪行有什么看法。这时，他把手放在栏杆上，看得出来他是有所准备的。他说：“依我看，这是件不幸的事。谁都知道不幸是什么。这使你没法抗拒。因此，依我看，这是件不幸的事。”他还要继续说，但庭长说这很好，谢谢他。赛莱斯特有点儿愣了。但是他说他还有话。他们让他说得简短些。他又重复了一遍说这是件不幸的事。庭长说：“是啊，这是当然。我们在这儿就是为了判断这一类的不幸。谢谢您。”仿佛他已尽其所能并表现了他的好意，他就朝我转过身来。我觉得他的眼睛发亮，嘴唇哆嗦着。他好像是问我他还能做些什么。我呢，我什么也没说，我没有任何表示，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拥抱一个男人。庭长又一次请他离开辩护席。赛莱斯特这才回到旁听席上去。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待在那里，身子稍稍前倾，两肘支在膝头上，手里拿着草帽，听着大家说话。玛丽进来了。她带着帽子，还是那么美。但是我喜欢她披散着头发。从我坐的地方，我可以感觉到她轻盈的乳房，看得出她的下嘴唇总是有点儿发肿。她好像很紧张。一上来，人家就问她从什么时起和我认识。她说是从她在我们公司做事的时候起。庭长想知道她和我是什么关系。她说她是我的朋友。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她说她的确要和我结婚。检察官翻了翻一卷材料，突然问她是什么时候和我发生关系的。她说了个日子。检察官以一种漠不关心的神气指出，那似乎是妈妈死后的第二天。然后，他又颇含讥讽地说他不想强调一种微妙的处境，他很理解玛丽的顾虑，但是（说到这里，他的口气强硬了），他的职责使他不能不越过通常的礼仪。因此，他要求玛丽讲一讲我碰见她的那一天的情况。玛丽不愿意说，但在检察官的坚持下，她讲了我们游泳，看电影，然后回到我那里去。检察官说，根据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情况，他查阅了那一天的电影片目。他要玛丽自己说那一天放的是什么电影。她的声音都变了，说那是一部费南代尔的片子。她说完，大厅里鸦雀无声。这时，检察官站起来，神情非常庄重，伸出手指着我，用一种我认为的确是很激动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道：“陪审员先生们，这个人在他母亲死去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开始搞不正当的关系，就去看滑稽影片开怀大笑。至于别的，我就用不着多说了。”他坐下了，大厅里还是一片寂静。忽然，玛丽大哭起来，说情况不是这样，还有别的，刚才的话不是她心里想的，是人家逼她说的，她很了解我，我没做过任何坏事。但是执达吏在庭长的示意下把她拖了出去。审讯继续。紧接着是马松说话，人们都不怎么听了，他说我是个正经人，他“甚至还要说，是个老实人”。至于萨拉玛诺，就更没有人听了。他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当问到关于我母亲和我的时候，他说我跟妈妈无话可说，所以我才把妈妈送进养老院。他说： “应该理解呀，应该理解呀。’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理解。他被带了出去。轮到莱蒙了，他是最后一个证人。莱蒙朝我点点头，立刻说道我是无罪的。但是，庭长说法庭要的不是判断而是证据。他要他先等着提问，然后再回答。他们要他明确他和被害人的关系。莱蒙趁此机会说被害人恨的是他，因为他羞辱了他姐姐。但庭长问他被害人是否就没有理由恨我。莱蒙说我到海滩上去完全是出于偶然。检察官问他作为悲剧的根源的那封信怎么会是我写的。莱蒙说那是出于偶然。检察官反驳说偶然在这宗案子里对人的良心所产生的坏作用已经不少了。他想知道，当莱蒙羞辱他的情妇时，我没有干涉，这是不是出于偶然；我到警察局去作证，是不是出于偶然；我在作证时说的话纯粹是献殷勤，是不是也出于偶然。最后，他问莱蒙靠什么生活，莱蒙说是“仓库管理员”。检察官朝着陪审员们说道，众所周知，证人干的是乌龟的行当。我是他的同谋和朋友。这是一个最下流的无耻事件，由于加进了一个道德上的魔鬼而变得更加严重。莱蒙要声辩，我的律师也提出抗议5但是人家要他们让检察官说完。他说：“我的话不多了。他是您的朋友吗？”他问莱蒙。莱蒙说：“是，他是我的朋友。”检察官又向我提出同一个问题，我看了看莱蒙，他也正看着我。我说：“是。”检察官于是转向陪审团，说道：“还是这个人，他在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就去干最荒淫无耻的勾当，为了了结一桩卑鄙的桃色事件就去随随便便地杀人广他坐下了。我的律师已经按捺不住，只见他举起胳膊，法衣的袖子都落了下来，露出了里面浆得雪白的衬衫，大声嚷道：“说来说去，他被控埋了母亲还是被控杀了人？”听众一阵大笑。但检察官又站了起来，披了披法衣，说道需要有这位可敬的辩护人那样的聪明才智才能不感到在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感人的、本质的关系。他用力地喊道：“是的，我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句话似乎在听众里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擦了擦额上的汗水。但他本人似乎也受到了震动，我明白我的事情不妙了。审讯结束。走出法院登上车子的时候，一刹那间，我又闻到了夏日傍晚的气息，看到了夏日傍晚的色彩。在这走动着的，昏暗的囚室里，我仿佛从疲倦的深渊里听到了这座我所热爱的城市的，某个我有时感到满意的时刻种种熟悉的声音。在已经轻松的空气中飘散着卖报人的吆喝声，滞留在街头公园里的鸟雀的叫声，卖夹心面包的小贩的喊叫声，电车在城里高处转弯时的呻吟声，港口上方黑夜降临前空中的嘈杂声，这一切又在我心中画出了一条我在入狱前非常熟悉的，在城里随意乱跑时的路线。是的，这是很久以前我感到满意的那个时刻。那时候，等待我的总是轻松的、连梦也不作的睡眠。然而，有些事情已经起了变化，因为我又回到了牢房，等待着第二天。仿佛画在夏日天空中的熟悉的道路既能通向牢房，也能通向安静的睡眠。四即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见大家谈论自己也总是很有意思的。在检察官和我的律师进行辩论的时候，我可以说，大家对我的谈论是很多的，也许谈我比谈我的罪行还要多。不过，这些辩护词果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膊，说我有罪，但有可以宽恕的地方。检察官伸出双手，宣告我的罪行，没有可以宽恕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使我模模糊糊地感到尴尬。尽管我心里不安，但有时我很想参加进去说几句，但这时我的律师就对我说：“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可以这么说，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时地真想打断他们，对他们说：“可说来说去，究竟谁是被告？被告也是很重要的。我也有话要说呀。”但是三思之后，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再说，我应该承认，一个人对别人所感到的兴趣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例如，检察官的控诉很快就使我厌烦了。只有那些和全局无关的片言只语，几个手势，或连珠炮般说出来的大段议论，还使我感到惊奇，或引起我的兴趣。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的思想实质是我杀人是有预谋的。至少，他试图证明这一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先生们，我将提出证据，我将提出双重的证据。首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事实，然后是这个罪恶灵魂的心理向我提供的晦暗的启示。” 他概述了妈妈死后的一系列事实。他提出我的冷漠，不知道妈妈的岁数，第二天跟一个女人去游泳，看电影，还是费南代尔的片子，最后同玛丽一起回去。那个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他的话的，因为他说什么“他的情妇”，而对我来说，情妇原来就是玛丽。接着，他又谈到了莱蒙的事情。我发现他观察事物的方式倒不乏其清晰正确。他说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我和莱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引出来，然后让这个“道德可疑”的人去羞辱她。我在海滩上向莱蒙的仇人进行挑衅。莱蒙受了伤。我向他要来了手枪。我为了使用武器又一个人回去。我预谋打死阿拉伯人。我又等了一会儿。“为了保证事情干得彻底”，我又沉着地、稳妥地、在某种程度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地开了四枪。 “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们，”检察官说，“我把这一系列事情的线索给你们勾画出来，说明这个人如何在神志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杀了人。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宗普通的杀人案，不是一个未经思考的，你们可能认为可以用当时的情况加以减轻的行动。这个人，先生们，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你们都听过他说话，不是吗？他知道如何回答问题。他熟悉用词的分量。人们不能说他行动时不知道自己于的是什么。” 我听着，我听见他们认为我聪明。但我不太明白，平常人身上的优点到了罪犯的身上，怎么就能变成沉重的罪名。至少，这使我感到惊讶，我不再听检察官说话了，直到我又听见他说：“难道他曾表示过悔恨么？从来没有，先生们。在整个预审的过程中，这个人从来没有一次对他这个卑劣的罪行表示过激动。”这时，他朝我转过身来，用指头指着我，继续对我横加责难，但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然，我也不能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对我的行动我并不怎么悔恨。但是他这样激烈却使我吃惊。我真想亲切地、甚至友爱地试着向他解释清楚，我从来不会对某件事真正感到悔恨。我总是为将要发生的事，为今天或明天操心。但是，当然(口罗)，在我目前所处的境况中，我是不能以这种口吻向任何人说话的。我没有权利对人表示亲热，也没有权利有善良的愿望。我试图再听听，因为检察官说起我的灵魂来了。他说，陪审员先生们，他曾仔细探索过我的灵魂，结果一无所获。他说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灵魂，对于人性，对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原则，我都是一窍不通。他补充道：“当然，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他不能得到的，我们也不能怪他没有。但是说到法院，宽容所具有的全然反面的作用应该转化为正义所具有的作用，这不那么容易，但是更为高尚，特别是当这个人的心已经空虚到人们所看到的这种程度，正在变成连整个社会也可能陷进去的深渊的时候。”这时，他又说到我对待妈妈的态度。他重复了他在辩论中说过的话。但是他的话要比谈到我的杀人罪时多得多，多到最后我只感到早晨的炎热了。最后，他停下了，沉默了一会儿，又用低沉的、坚信不疑的声音说道：“先生们，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一宗滔天罪行：杀死亲生父亲。” 据他说，这种残忍的谋杀使人无法想象。他斗胆希望人类的正义要坚决予以惩罚而不能手软。但是，他敢说，这一罪行在他身上引起的憎恶比起我的冷漠使他感到的憎恶来，几乎是相形见绌的。他认为，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和一个杀死父亲的人，都是以同样的罪名自绝于人类社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前者都是为后者的行动作准备，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这种行动，并且使之合法化。他提高了声音说： “先生们，我坚信，如果我说坐在这张凳子上的人也犯了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的那种谋杀罪，你们不会认为我这个想法过于大胆的。因此，他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擦因出汗而发亮的脸。最后，他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坚决地完成它。他说我与一个我连最基本的法则都不承认的社会毫无干系，我不能对人类的心有什么指望，因为我对其基本的反应根本不知道。他说：“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而在我这样请求时，我的心情是轻松的。在我这操之已久的生涯中，如果我有时请求处人以极刑的话，我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我这艰巨的职责得到了补偿、平衡和启发，因为我已意识到某种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为我在这张除残忍之外一无所见的人的脸上感到了憎恶。” 检察官坐下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厅里一片寂静。我呢，我已经由于炎热和惊讶而昏头昏脑了。庭长咳嗽了几声，用很低的声音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站了起来。由于我很想说话，我就有点儿没头没脑地说我没有打死那个阿拉伯人的意图。庭长说这是肯定的，到现在为止，他还摸不清我的辩护方式，他说他很高兴在我的律师发言之前先让我说清楚我的行为的动机。我说得很快，有点儿语无伦次，我意识到了我很可笑，我说是因为太阳。大厅里有人笑了起来。我的律师耸了耸肩膀，马上，他们就让他发言了。但是他说时间不早了，他需要好几个钟头，他要改在下午。法庭同意了。下午，巨大的电扇依旧搅动着大厅里沉浊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五颜六色的小扇子都朝着一个方向摇动。我觉得我的律师的辩护词大概说不完了。有一阵，我注意听了听，因为他说：“的确，我是杀了人。”接着，他继续使用这种口吻，每次谈到我时他也总是以“我”相称。我很奇怪。我朝一个法警弯下身子，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叫我住嘴，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所有的律师都是这样。”我呢，我想这还是排斥我，把我化为乌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取代了我。不过，我已经和这个法庭距离很远了。再说，我也觉得我的律师很可笑。他很快以挑衅为理由进行辩护，然后也谈起我的灵魂。不过，我觉得他的才华大大不如检察官的。他说： “我也仔细探索了这个灵魂，但是与检察院的这位杰出代表相反，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而且我还可以说，我看得一目了然。”他看到我是个正经人，一个正派的职员，不知疲倦，忠于雇主，受到大家的爱戴，同情他人的痛苦。在他看来，若论儿子，我是典范，我在力之所及范围内尽力供养母亲，最后，为了让她享受到我力所不及的舒适，这才把老太太送进养老院的。他说：“先生们，我感到奇怪的是，大家对养老院议论纷纷。因为说到底，如果需要证明这些设施的用处和伟大，只须说是国家本身资助的就够了。”只是他没有提到下葬的问题，我感到这是他的辩护的漏洞。但是，由于这些长句，由于人们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没完没了地谈论我的灵魂，使我产生了一种印象，仿佛一切都变成一片没有颜色的水，我看得头晕目眩。最后，我只记得，正当我的律师继续发言时，一个卖冰的小贩吹响了喇叭，从街上穿过所有的大厅和法庭传到我的耳畔。对于某种生活的种种回忆突然涌上我的脑海，这种生活虽已不属于我，但我曾经在那里发现了我最可怜最深刻难忘的快乐：夏天的气味，我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玛丽的笑容和裙子。在这里我所做的一切都毫无用处的想法涌上了心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只想赶紧让他们结束，赶紧回到牢房去睡觉。所以，最后我的律师大嚷大叫，我也几乎没有听见。他说陪审员们是不会把一个一时糊涂的正直劳动者打发到死亡那里去的，他要求考虑那些可减罪的情节，因为我已背上了杀人罪的重负，这是永远的悔恨，最可靠的刑罚。法庭中止辩论，我的律师精疲力竭地坐下了。他的同事们都过来同他握手。我听见他们说：“棒极了，亲爱的。”其中一个甚至拉我来作证：“嗯，您说怎么样？”他说。我表示同意，但是我的赞扬并不真心真意，因为我太累了。然而，外面天色已晚，也不那么热了。从街上听到的一些声音，我可以猜想到傍晚时分的凉爽。我们都在那儿等着。其实，大家一道等着的事只跟我一人有关。我又看了看大厅。一切都和第一天一样。我碰到了那个穿灰上衣的记者和那个像自动机器一样的女人的目光。这使我想了起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我都没有朝玛丽那边看过一眼。我并没有忘记她，但我的事情太多了。我看见她坐在赛莱斯特和莱蒙之间。她朝我做了个小小的动作，仿佛是说：“总算完了。”我看见她那有些焦虑的脸上泛起了微笑。但我觉得我的心已和外界隔绝，我甚至没有回答她的微笑。法官们回来了。很快，有人把一连串的问题念给他们听。我听见什么“杀人犯”， “预谋”，“可减轻罪行的情节”，等等。陪审员们出去了，我被带进我原来在里面等候的那间小屋子里。我的律师也来了。他口若悬河，话说得从来也没有像现在那样有信心，那样亲切，他认为一切顺利，我只须坐几年监狱或服几年苦役就完事、我问他如果判决不利，有没有上诉最高法院的机会。他说没有。他的策略是不提出当事人的意见，免得引起陪审团的不满。他对我解释说，不能无缘无故随便上诉。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事，便同意了他的看法。其实，冷静地看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否则，要费的公文状纸就太多了。我的律师说：“无论如何，上诉是可以的。不过，我确信判决会有利的。” 我们等了很久，我想约有三刻钟。铃声响了。我的律师向我告别，说道：“庭长要宣读对质询的答复了。您要到宣读判决的时候才能进去。”我听见一阵门响。一些人在楼梯上跑过，听不出远近。接着，我听见大厅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读着什么。铃又响了，门开了，大厅里一片寂静，静极了，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记者把眼睛转到别处，一种奇异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没有朝玛丽那边看。我没有时间，因为庭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对我说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我这时才觉得认清了我在所有这些人脸上所看到的感情。我确信那是尊敬。法警对我也温和了。律师把手放在我的腕上。我什么也不想了。庭长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没有。”他们这才把我带走。五我拒绝接待指导神甫，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不想说话，很快我又会见到他。我现在感兴趣的，是想逃避不可逆转的进程，是想知道不可避免的事情能不能有一条出路。我又换了牢房。在这个牢房里，我一躺下，就看得见天空，也只能看见天空。我整天整天地望着它的脸上那把白昼引向黑夜的逐渐减弱的天色。我躺着，把手放在脑后，等待着。我不知道想过多少次，是否曾有判了死刑的人逃过了那无情的，不可逆转的进程，法警的绳索断了，临刑前不翼而飞，于是，我就怪自己从前没有对描写死刑的作品给予足够的注意。对于这些问题，一定要经常关心。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像大家一样，我读过报纸上的报道。但是一定有专门著作，我却从来没有想到去看看。那里面，也许我会找到有关逃跑的叙述。那我就会知道，至少有那么一次，绞架的滑轮突然停住了，或是在一种不可遏止的预想中，仅仅有那么一回，偶然和运气改变了什么东西。仅仅一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这对我也就足够了，剩下的就由我的良心去管。报纸上常常谈论对社会欠下的债。依照他们的意思，欠了债就要还。不过，在想象中这就谈不上了。重要的，是逃跑的可能性，是一下子跳出那不可避免的仪式，是发疯般地跑，跑能够为希望提供各种机会。自然，所谓希望，就是在马路的一角，在奔跑中被一颗流弹打死。但是我想来想去，没有什么东西允许我有这种享受，一切都禁止我作这种非分之想，那不可逆转的进程又抓住了我。尽管我有善良的愿望，我也不能接受这种咄咄逼人的确凿性。因为，说到底，在以这种确凿性为根据的判决和这一判决自宣布之时起所开始的不可动摇的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可笑的不相称。判决是在二十点而不是在十七点宣布的，它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论，它是由一些换了衬衣的人作出的，它要取得法国人民的信任，而法国人（或德国人，或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概念，这一切使得这决定很不严肃。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从作出这项决定的那一秒钟起，它的作用就和我的身体靠着的这堵墙的存在同样确实，同样可靠。这时，我想起了妈妈讲的关于我父亲的一段往事。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关于这个人，我所知道的全部确切的事，可能就是妈妈告诉我的那些事。有一天，他去看处决一名杀人凶手。他一想到去看杀人，就感到不舒服。但是，他还是去了，回来后呕吐了一早上。我听了之后，觉得我的父亲有点儿叫我厌恶。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很自然的。我当时居然没有看出执行死刑是件最最重要的事，总之，是真正使一个人感兴趣的唯一的一件事！如果一旦我能从这座监狱里出去，我一定去观看所有的处决。我想，我错了，不该想到这种可能性。因为要是，有那么一天清晨我自由了，站在警察的绳子后面，可以这么说，站在另一边，作为看客来看热闹，口来后还要呕吐一番，我一想到这些，就有一阵恶毒的喜悦涌上心头。然而，这是不理智的。我不该让自己有这些想法，因为这样一想，我马上就感到冷得要命，在被窝里缩成一团，还禁不住把牙咬得格格响。当然(口罗)，谁也不能总是理智的。比方说，有几次，我就制订了一些法律草案。我改革了刑罚制度。我注意到最根本的是要给犯人一个机会。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就足以安排许多事情。这样，我觉得人可以去发明一种化学药物，服用之后可以有十分之九的机会杀死受刑者（是的，我想的是受刑者）。条件是要让他事先知道。因为我经过反复的考虑，冷静的权衡，发现断头刀的缺点就是没给任何机会，绝对地没有。一劳永逸，一句话，受刑者的死是确定无疑的了。那简直是一桩已经了结的公案，一种已经确定了的手段，一项已经谈妥的协议，再也没有重新考虑的可能了。如果万一头没有砍下来，那就得重来。因此，令人烦恼的是，受刑的人得希望机器运转可靠。我说这是它不完善的一面。从某方面说，事情确实如此。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也得承认，严密组织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总之，受刑者在精神上得对行刑有所准备，他所关心的就是不发生意外。我也不能不看到，直至此时为止，我对于这些问题有着一些并非正确的想法。我曾经长时间地以为——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上断头台，要一级一级地爬到架子上去。我认为这是由于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缘故，我的意思是说，关于这些问题人们教给我或让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但是有一天早晨，我想起了一次引起轰动的处决，报纸上曾经登过一张照片。实际上，杀人机器就放在平地上，再简单也没有了。它比我想象的要窄小得多。这一点我早没有觉察到，是相当奇怪的。照片上的机器看起来精密、完善、闪闪发光，使我大为叹服。一个人对他所不熟悉的东西总是有些夸大失实的想法。我应该看到，实际上一切都很简单：机器和朝它走过去的人都在平地上，人走到它跟前，就跟碰到另外一个人一样。这也很讨厌。登上断头台，仿佛升天一样，想象力是有了用武之地。而现在呢，不可逆转的进程压倒一切：一个人被处死，一点也没引起人的注意，这有点丢脸，然而却非常确切。还有两件事是我耿耿于怀时常考虑的，那就是黎明和我的上诉。其实，我总给自己讲道理，试图不再去想它。我躺着，望着天空，努力对它发生兴趣。天空变成绿色，这是傍晚到了。我再加一把劲儿，转移转移思路。我听着我的心。我不能想象这种跟了我这么久的声音有朝一日会消失。我从未有过真正的想象力。但我还是试图想象出那样一个短暂的时刻，那时心的跳动不再传到脑子里了。但是没有用。黎明和上诉还在那儿。最后我对自己说，最通情达理的作法，是不要勉强自己。我知道，他们总是黎明时分来的。因此，我夜里全神贯注，等待着黎明。我从来也不喜欢遇事措手不及。要有什么事发生，我更喜欢有所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最后只在白天睡一睡，而整整一夜，我耐心地等待着日光把天窗照亮。最难熬的，是那个朦胧晦暗的时辰，我知道他们平常都是在那时候行动的。一过半夜，我就开始等待，开始窥伺。我的耳朵从没有听到过那么多的声音，分辨出那么细微的声响。我可以说，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总还算有运气，因为我从未听见过脚步声。妈妈常说，一个人从来也不会是百分之百的痛苦。当天色发红，新的一天悄悄进入我的牢房时，我就觉得她说得实在有道理。况且也因为，我本是可以听到脚步声的，我的心也本是可以紧张得炸开的。甚至一点点悉索的声音也使我扑向门口，甚至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发狂似地等待着，直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很粗，那么像狗的喘气，因而感到惊骇万状，但总的说，我的心并没有炸开，而我又赢得了二十四小时。白天，我就考虑我的上诉。我认为我已抓住这一念头里最可贵之处。我估量我能获得的效果，我从我的思考中获得最大的收获。我总是想到最坏的一面，即我的上诉被驳回。“那么，我就去死。”不会有别的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谁都知道，活着是不值得的。事实上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关系不大，当然喽，因为不论是哪种情况，别的男人和女人就这么活着，而且几千年都如此。总之，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反正总是我去死、现在也好，二十年后也好。此刻在我的推理中使我有些为难的，是我想到我还要活二十年时心中所产生的可怕的飞跃。不过，在设想我二十年后会有什么想法时（假如果真要到这一步的话），我只把它压下去就是了。假如要死，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这都无关紧要。所以（困难的是念念不忘这个“所以”所代表的一切推理），所以，我的上诉如被驳回，我也应该接受。这时，只是这时，我才可以说有了权利，以某种方式允许自己去考虑第二种假设：我获得特赦。苦恼的是，这需要使我的血液和肉体的冲动不那么强烈，不因疯狂的快乐而使我双眼发花。我得竭力压制住喊叫，使自己变得理智。在这一假设中我还得表现得较为正常，这样才能使自己更能接受第一种假设。在我成功的时候，我就赢得一个钟头的安宁。这毕竟也是不简单的啊。也是在一个这样的时刻，我又一次拒绝接待神甫。我正躺着，天空里某种金黄的色彩使人想到黄昏临近了。我刚刚放弃了我的上诉，并感到血液在周身正常地流动。我不需要见神甫。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了玛丽。她已经很多天没给我写信了。那天晚上，我反复思索，心想她给一名死回当情妇可能已经当颁了。我也想到她也许病了或死了。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既然在我们现已分开的肉体之外已没有任何东西联系着我们，已没有任何东酉使我们彼此想念，我怎么能够知道呢？再说，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对玛丽的回忆也变得无动于衷了。她死了，我也就不再关心她了。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我很清楚，我死了，别人也就把我忘了。他们跟我没有关系了。我甚至不能说这样想是冷酷无情的。恰在这时，神甫进来了。我看见他之后，轻微地颤抖了一下。他看出来了，对我说不要害怕。我对他说，平时他都是在另外一个时候到来。他说这是一次完全友好的拜访，与我的上诉毫无关系，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我的上诉是怎么回事。他坐在我的床上，请我坐在他旁边。我拒绝了。不过，我觉得他的态度还是很和善的。他坐了一会，胳膊放在膝头，低着头，看着他的手。他的手细长有力，使我想到两头灵巧的野兽。他慢慢地搓着手。他就这样坐着，一直低着头，时间那么长，有一个时候我都觉得忘了他在那儿了。但是，他突然抬起头来，眼睛盯着我，问道：“您为什么拒绝接待我？”我回答说我不信上帝。他想知道我是不是对此确有把握。我说我用不着考虑，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他于是把身子朝后一仰，靠在墙上，两手贴在大腿上。他好像不是对着我说，说他注意到有时候一个人自以为确有把握，实际上，他并没有把握。我不吭声。他看了看我，问道：“您以为如何？”我回答说那是可能的。无论如何，对于什么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我可能不是确有把握，但对于什么是我不感兴趣的事情，我是确有把握的。而他对我说的事情恰恰是我所不感兴趣的。他不看我了，依旧站在那里，问我这样说话是不是因为极度的绝望。我对他解释说我并不绝望。我只是害怕，这是很自然的。他说：“那么，上帝会帮助您的。我所见过的所有情况和您相同的人最后都归附了他。”我承认那是他们的权利。那也证明他们还有时间。至于我，我不愿意人家帮助我，我也恰恰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兴趣的事情再发生兴趣。这时，他气得两手发抖，但是，他很快挺直了身子，顺了顺袍子上的褶皱。顺完了之后，他称我为“朋友”，对我说，他这样对我说话，并不是因为我是个被判死刑的人；他认为，我们大家都是被判了死刑的人。但是我打断了他，对他说这不是一码事，再说，无论如何，他的话也不能安慰我。他同意我的看法：“当然了。不过，您今天不死，以后也是要死的。那时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您将怎样接受这个考验呢？”我回答说我接受它和现在接受它一模一样。听到这句话，他站了起来，两眼直盯着我的眼睛。这套把戏我很熟悉。我常和艾玛努埃尔和赛莱斯特这样闹着玩，一般地说，他们最后都移开了目光。神甫也很熟悉这套把戏，我立刻就明白了，因为他的目光直盯着不动。他的声音也不发抖，对我说：“您就不怀着希望了吗？您就这样一边活着一边想着您将整个儿地死去吗？” 我回答道：“是的。” 于是，他低下了头，又坐下了。他说他怜悯我。他认为一个人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不能忍受的。而我，我只是感到他开始令我生厌了。我转过身去，走到小窗口底下。我用肩膀靠着墙。他又开始问我了，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他的声音不安而急迫。我知道他是动了感情了，就听得认真些了。他说他确信我的上诉会被接受，但是我背负着一桩我应该摆脱的罪孽。据他说，人类的正义不算什么，上帝的正义才是一切。我说正是前者判了我死刑。他说它并未因此而洗刷掉我的罪孽。我对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罪孽。人家只告诉我我是个犯人。我是个犯人，我就付出代价，除此之外，不能再对我要求更多的东西了。这时，他又站了起来，我想在这间如此狭窄的囚室里，他要想活动活动，也只能如此，要么坐下去，要么站起来，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我的眼睛盯着地。他朝我走了一步，站住，好像不敢再向前一样。“您错了，我的儿子，”他对我说，“我们可以向您要求更多的东酉。我们将向您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要求什么？”“要求您看。”“看什么？” 教士四下里望了望，我突然发现他的声音疲惫不堪。他回答我说：“所有这些石头都显示出痛苦，这我知道。我没有一次看见它们而心里不充满了忧虑。但是，说句心里话，我知道你们当中最悲惨的人就从这些乌黑的石头中看见过一张神圣的面容浮现出来。我们要求您看的，就是这张面容。” 我有些激动了。我说我看着这些石墙已经好几个月了。对它们，我比世界上任何东西，任何人都更熟悉。也许，很久以前，我曾在那上面寻找过一张面容。但是那张面容有着太阳的色彩和欲望的火焰，那是玛丽的面容。我白费力气，没有找到。现在完了。反正，从这些水淋淋的石头里，我没看见有什么东西浮现出来。神甫带着某种悲哀的神情看了看我。我现在全身靠在墙上了，阳光照着我的脸。他说了句什么，我没听见，然后很快地问我是否允许他拥抱我。我说：“不。”他转过身去，朝着墙走去，慢慢地把手放在墙上，轻声地说：“您就这么爱这个世界吗？”我没有理他。他就这样背着我待了很久。他待在这里使我感到压抑，感到恼火。我正要让他走，让他别管我，他却突然转身对着我，大声说道：“不，我不能相信您的话。我确信您曾经盼望过另一种生活。”我回答说那是当然，但那并不比盼望成为富人，盼望游泳游得很快，或生一张更好看的嘴来得更为重要。那都是一码事。但是他拦住了我，他想知道我如何看那另一种生活。于是，我就朝他喊道：“一种我可以回忆现在这种生活的生活！”然后，我跟他说我够了。他还想跟我谈谈上帝，但是我朝他走过去，试图跟他最后再解释一回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愿意把它浪费在上帝身上。他试图改变话题，问我为什么称他为“先生”而不是“我的父亲”。这可把我惹火了，我对他说他不是我的父亲，让他当别人的父亲去吧。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道：“不，我的儿子，我是您的父亲。只是您不能明白，因为您的心是糊涂的。我为您祈祷。”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东西爆裂了似的，我扯着喉咙大叫，我骂他，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揪住他的长袍的领子，把我内心深处的话，喜怒交迸的强烈冲动，劈头盖脸地朝他发泄出来。他的神气不是那样地确信无疑吗？然而，他的任何确信无疑，都抵不上一根女人的头发。他甚至连活着不活着都没有把握，因为他活着就如同死了一样。而我，我好像是两手空空。但是我对我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比他有把握，对我的生命和那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把握。是的，我只有这么一点儿把握。但是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从前有理，我现在还有理，我永远有理。我曾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我做过这件事，没有做过那件事。我干了某一件事而没有干另一件事。而以后呢？仿佛我一直等着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这个我将被证明无罪的黎明。什么都不重要，我很知道为什么。他也知道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整个这段荒诞的生活里，一种阴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从遥远的未来向我扑来，这股气息所过之处，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实。他人的死，对母亲的爱，与我何干？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的幸运的人却都同他一样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又都与我何干？他懂，他懂吗？大家都幸运，世上只有幸运的人。其他人也一样，有一天也要被判死刑。被控杀人，只因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被处决，这有什么关系呢？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个自动机器般的小女人，马松娶的巴黎女人，或者想跟我结婚的玛丽，也都是有罪的。莱蒙是不是我的朋友，赛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又有什么关系？今天，玛丽把嘴唇伸向一个新的默而索，又有什么关系？他懂吗？这个判了死刑的人，从我的未来的深处……我喊出了这一切，喊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已经有人把神甫从我的手里抢出去，看守们威胁我。而他却劝他们不要发火，默默地看了我一阵子。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他转过身去，走了。他走了之后，我平静下来。我累极了，一下子扑到床上。我认为我是睡着了，因为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满天星斗照在我的脸上。田野上的声音一直传到我的耳畔。夜的气味，土地的气味，海盐的气味，使我的两鬓感到清凉。这沉睡的夏夜的奇妙安静，像潮水一般浸透我的全身。这时，长夜将尽，汽笛叫了起来。它宣告有些人踏上旅途，要去一个从此和我无关痛痒的世界。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我觉得我明白了为什么她要在晚年又找了个“未婚夫”，为什么她又玩起了“重新再来”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在一个个生命将尽的养老院周围，夜晚如同一段令人伤感的时刻。妈妈已经离死亡那么近了，该是感到了解脱，准备把一切再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哭她。我也是，我也感到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好像这巨大的愤怒清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也使我失去希望。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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