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书城:山口百惠自传

山口百惠自传（日）山口百惠　著序章横须贺横须贺—— 只要谁嘟嚷起这个地方，我就感到魂牵梦亲般的怀念。离开横须贺，八年了。我不是出生在那个城市。从我小学二年级末期到初中二年级结束，尽管我在那里仅仅度过了六年，然而我如此依依之感，究竟类似什么呢？与思念恋人的痴情不同。虽说如此，可是与人们思念故乡之情也不同。如今，我没有重返过那座从东京市中心出发，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到达的城市。我的心虽然离它远了，然而我并没有忘记了它，可是，不知为什么，它却渐渐地渐渐地离远了…… 横须贺；还记得我吗？薄暮时分，我从私塾的归途中，在回家去的陡坡道上，经常遇到肩挑豆腐担子的那小贩难耐辛劳的脸；上理科课时从老师那里分到了蚕，为这些蚕去采桑叶的夏日清晨；上学时走过的那条山路，路旁那露珠晶莹的草；欢乐的喧嚣和水花飞溅的气息洋溢的市营游泳池；还有，刚修建的市立运动场里，朋友被铁丝网刺伤了脚，我又跑回学校去通知伙伴们的放学之后；每个星期日都要去的市立图书馆；雨停之后，一边叠伞一边眺望的大海；我离开那座城市的前一天的中央公园；坚决不说“再见”的朋友们；说“要常回来啊”的朋友们。即使如此，它还是离我很远很远的城市了。我心中的横须贺，海并不是它的全部。四面环山的木造校舍；中学前面的新井食品店的炸肉肠；中央公园；猴岛。那就是我经常漫步倘徉的横须贺。这座城市待我是亲切的。落雨和海潮，阳光和绿荫，所有这一切都毫不吝啬地拥抱着我。我遇到过一个生在那个城市、三十多年来目睹它盛衰的男子。他说，他庆恶那城市。他说。从小时候起就很想从那城市逃出来。他嘟嚷着，他讨厌那城市里的女人。他说，卷着大发卷儿的头发上蒙着花哨的头巾，脸上擦着厚厚的脂粉，提着买东西的篮子，趿拉着凉鞋走在街上的女人，让人看着真遗憾。简直就是这个城市的象征一般的人们这种打扮和举止，花花绿绿的霓虹灯和路灯，给当时尚在少年时期这个人深深烙在心上。他说，至今他还是不喜欢横须贺，所以不想回去。一天，有人给我送来一本影集，还附着一封信。这个题为《绝唱，横须贺放事》的照片集，表现的全是我从未接触过的那种风貌的横须贺。在那个城市里，可曾是这样藏污纳垢，可曾这般令人哀伤忧愁？阴暗到令人可怕的程度，就连我曾经认为是那座城市最光明的东西，也都完全颠倒过来了。坡道、草原、阴沟上盖营石板的小巷，由于美军的进驻都不得不改变了模样，那座城市的独特的气氛在那些照片上作为阴暗面呈现出来，给人以一种悲哀甚至恐怖的感觉。同是那座城市，只是因为观察者的意识不同居然如此相悖。我所知道的横须贺，并不是冷酷到如此地步的。今天，我面对这些令人作呕的照片，悄声自语：我是在不知道这座城市还有这般面目的情形中长大的，这倒使我稍稍放心了。我现在想回到那城市去。即便不是眼下就去，我也希望什么时候在那里生活。因为，在那里六年的生活是我最喜欢的。那是自由的生活。也是正直的生活。那时，我没有毫无道理地和别人一争长短，也没有被别人排挤掉，大概没这个必要吧。但是现在，我做什么事情都要争一争。如果去争，就比较容易地达到目的，所以今天我才能存在。我的意识中，觉得自己仍在那城市里；在那坡路上跑着，凝视着大海，走在那街头巷尾。我的起点是那城市——横须贺。出生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何时、何地、怎样出生的。我没有象世间一般的母子那样，母亲对孩子说起“生你的时候呀……”这类话语的记忆，我也没有询问过那些事的记忆等等。我是在产院里出生的呢？还是在公寓里？是助产士接生的呢？还是医生？是难产呢？还是顺产？谁高兴我生下来的呢？还是把我当作累赘生下来的呢？更为重要的是，父亲和母亲是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形式邂逅、恋爱、结合的呢？当生下我之后，他们是否因为没有正式结婚办理户籍而有过踌躇？周围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母亲相信了父亲什么话，在哪些地方相信于他？母亲爱过父亲吧？这些，我一无所知。我想理出个头绪。我想用自己的话来谈谈居于父位的那个人，以此来填补在母亲、我以及其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自己心里存在的空白。我下定决心问问母亲。 “我想写爸爸的事，可是……” “写爸爸的什么？” “从我的角度来说各种各样的……” “从你的角度来说和从妈妈的角度来说是不同的呀！” 母亲一边用手指捏灭在无风的空间里飘着白烟的烟头，一边说道： “对你们说来，爸爸的印象不见得就那么坏吧？” 母亲没有看我。摸不透这是肯定的意思，还是否定的意思，不过从母亲的侧影来看，她那眼睑低垂的脸上似乎还露着一点儿怯懦的情绪。我不知该说什么好，除了沉默没有别的办法。我觉得已经成为过去的父亲，一直是当作憎恶对象的父亲，现在依然活在母亲心里，他的形象多少还有一些光采。在女儿还不明渊缘的所在之处，母亲的精神世界里有一部分是妻子的存在。用憎恶呀后悔呀这样简单的言词概括不了母亲的历史，尽管多年的岁月过去了，但是母亲血管里作为一个妻子的历史还没有结束。面对这些，我动摇了。母亲对于父亲不是唯一的女人。不，正确地说，一刹那间也许是唯一的女人，但她未能取得堂堂正正称得起他的唯一女人的权利。父亲和母亲不是法律上所承认的夫妻关系。父亲已经有了妻子，也有了孩子。据说他开始爱上母亲时，曾对外祖父明确表示：“一定完全负责处理好。”可是，在户口簿上我们作女儿的名字上方，却注明“承认”两个字。“承认”两字的含义，母亲更不会特意告诉女儿们。我刚刚升入高中才知道这事。那时，我已经在演艺界工作。有一本周刊登出一篇题为《出生的秘密》的关于我的杂谈，并刊登了复制的我的户口簿。晓得了真相以后，我并没有惊愕。我也没因为这件事改变对母亲的感情和自己现在的生活道路。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至今从来没有使女儿们感到自卑的坚强的存在——母亲。我读着这篇杂谈，更加感谢母亲。但是，这件事对于母亲来说，可以肯定，她一定有远远超出我的想像之上的痛苦经历。这件事挑明的时候，母亲除了关心我们两个女儿以外，还有一个使她暗加提防的人。 ——可怕的大娘。谁也没有教给我，可我就这样称呼那个女人。那时，我住在横滨一处叫作濑谷的地方。我们住在一幢能容纳四户人家木头建造的公寓的二层楼上。那时，妹妹还没出生，大概就是我五岁的时候吧，我和父亲出去散步。父亲在家的时候，总是喜欢牵着我的小手出去散步。坡路、岔道口、车站，大体上就是这么一条路线。有一天，散步回来的路上，过了树木繁茂的坡路，临近岔道口的时候，从左边的树林里突然出来了一个女人。 ——她就是那可怕的大娘。那女人冲着父亲走过来。两人之间彼此说了些什么话，我听不清楚。纵然听清了，那时我也不会明白是什么意思吧。只是我这个小孩子头顶上他们彼此来往交错的尖锐的目光，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只有在我和父亲散步时才碰上的“可怕的大娘”，对我连瞥都没瞥一下。濑谷的这座公寓里，有一个供住户轮流使用的公共浴池，孤零零地建在离公寓不远的地方。有一次，把浴室和脱衣间凑合着隔开的那扇不牢实的木门悄悄地被推开。那开法绝非寻常，象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把它推开的。我从母亲身后窥视着。原来是那个可怕的大娘，我没弄清楚她那身西装的颜色和式样，只有那对大耳环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她穿着鞋就要往里进。说时迟那时快，母亲抓起身旁的水桶，从澡塘里舀了桶水，朝站在门口的那女人身上一下子就泼过去。我害怕了，也不管事情会如何结局，只知道给母亲助威，两手掬起热水，冲着门口撩去。当时，母亲那怒不可遏的感情，并不单单是出于对那个女人的反抗，也是由于自己的肉体和内心被人窥探而产生的反感的爆发吧！跑到外面的那个女人的身影从窗前一掠而过，她临走时甩下的短短几句话，刺痛了母亲的心。那女人的脚步声消失在昏暗之中的时候，脸色憔悴的母亲从浴室的水蒸气中露出肩膀，她不想再洗下去了。我没有父亲。即便是他作为一个肉体在地球上存在着，我还是要否定他的存在。他不是每天一到夜晚就回来的人。与其说他“回来”，倒不如说他“来”更恰当。 “哎，今天，爸爸来吗？” 每次母亲被我这么一问的时候，她总是愣一下。他来的时候总是提着个大黑皮包。在我幼年记忆的长河里，浮现出他从皮包中取出绿色的画着“狄斯耐”图画的盘子，笑着递给我的情形。他夹着黑皮包，象例行公事似地洽谈生意的人到家里来，在家里逗留。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我异常亲热，非常喜欢我。只要我说要什么就给我买什么的是他，我想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的也是他。我心里总盼望他来。他来了，我就高兴，那时，我的确是喜欢他的。但是不久，就在这无所起伏的日常生活里，我曾几度目睹母亲被那人所背叛。他对金钱比别人要多费一倍，然而那时维持我们生活的费用却是靠母亲做零活筹措出来的。即便如此，母亲仍然相信他。“过了这个关口，只要熬过这个关口”，母亲就是以这样认准一条道的心情，一直相信了他。这还是我最近才听她说的：我就要上高中的时候。母亲必须为我凑足一笔学费，她下决心同那个身为父亲的人商量拿钱的事。内心里也感到有点放心不下的母亲，自己预先已经预备好了钱，可还是希望他会在最后一刻把钱送来。因为母亲愿意相信当父亲的对女儿的爱情，也许就是想以此来证明他对自己的爱情。但是最后，他辜负了母亲的信任。象这样一个人，对于法律上承认的家庭，却是如期交付生活费的。他甚至还筹措了几十万元作为自己儿子的结婚费用。 “我怎么都行，可是不许你对孩子不一视同仁。” 母亲说，就在那时她第一次想到该和父亲分手了。她一方面将一个又一个悲哀的事实铭刻于心，另一方面又好象有点惋惜着什么，慢慢地、在我看来拖得令人不耐烦地同那人断绝了关系。我快要上中学的那年春天，很少这么早回到家来的他拦住我，对我说： “我以为你上了中学，就谈论男朋友呀什么的，只要和男的挎着胳膊在一起走一走，看我不揍扁了你！” 那口气严厉极了。那时，他的目光不是父亲看女儿的目光，不是把女儿当作女儿，而是象看自己占有的女人那种动物的目光。对亲生女儿的那种猥亵的目光，把我和这个父亲隔绝了。我想，我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讨厌他的吧。如果以假定、结论、证明的论说方法来说，也许那时就已经对父亲作出了结论，现在只是证明了过去对他的厌恶而已。我不爱他，也不希求这种爱情。别人或许会说我这个作女儿的太冷漠吧。事实上，真有几个人面对面地这么对我说过。开始工作后的一年之间，我过着租房单住的生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母亲她们也从横须贺搬到东京。我们在目黑区的某公寓里租了一套房。等到家里的事和学校的事终于都安顿下来的时候，已是入夏以前不久了。一天半夜，我被隔壁房里响起的电话铃吵醒了。我竖起耳朵听着。可听不清在说些什么。昏暗的房间里的槁扇被拉开了，我看到邻室的荧光灯放着异常的亮光。 ——父亲病危。这突然的消息使我困惑无措，母亲转过身，背朝着我麻俐地穿戴好。 “穿好制服，在家等着！” 她留下这句话就出去了。母亲走后，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来电话叫我和妹妹，我们照她吩咐穿着制服，揉着惺松的睡眼，赶到足利的医院。病房气氛是紧张的。他躺在靠窗的病床上，发出既不象鼾声又不象呻吟声的异样的声音，患脑溢血的人大都是如此病状。护士不断地进进出出，医生坐在他的左侧，而母亲担心地注视着病人，脸色苍白。听着他那象从地底下发出来的呼吸声，我有一种直觉：“啊，这人死不了！” 来这里的路上我曾想：要是看见即将死亡的那个人，自己一定会惊慌失措，女儿如果被置身于一定要为父亲送终的位置上，恐怕会又哭又喊，哀告他可不要死去的吧！但是，我一步迈进病房以后，脸上连一滴眼泪也没流过，甚至忘记了盼望他别死。我只想，不愿意让站在我身后的妹妹看见他那难看的样子。看到我始终站着不动，并且也没有跑近前去，同来的一个公司的人说： “你可真无情呵！” 说这话的也是作父亲的人，他是两个儿子的父亲，所一以很自然地就把自己同病床上那人等同起来了吧。然而，我却被“无情”这句当然并非过分的话刺伤了。以后一段时间里，一分析起自己的“无情”，我就感到苦恼。他不亲切，不坚强，不纯洁，也不勇敢。当然，我不知道他和母亲的来往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的男女间的纠葛；我也不清楚母亲为了什么爱上了他，直到与各种各样的困难作斗争，生下他的孩子来。但是就我来说，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对他不抱什么希望了。我刚一进入演艺界，他的态度就突然一变。也许，过错不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周围的人就不是好东西，也许是贫困把他变成这样。但是，就凭因为我而引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金钱纠纷，我就不能原谅他。他利用我在工作上的所属关系，向我所在的单位提出借钱。具体的钱数我不清楚，似乎并不止一次。他从我所在的单位为自己所在的足利娱乐中心拉演员，连该交的钱也不交。他利用父亲的地位，也不经我同意就商议让我转移到另一演出单位的问题，把转移费也私吞了。这一切他都是打着‘山口百惠的父亲”这块招牌干的，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头衔。这期间，他大概也察觉到我们想疏远他吧，便把新闻界人士叫到他住院的病房里来，自己任意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对迄今为止自己所作所为不但毫无反省，却说什么我所在的单位虐待了他的女儿啦，母亲不让女儿见他啦，等等，都是为了炫耀他这个父亲的存在。简直就象把我当作商品一样——我又想起了从他的目光中嗅到兽性味道的那一夭，那是他在我心里投下的一个阴影，与现在投下的又一个阴影重叠在一起，成了我心灵上永远都抹不掉的污痕。也就在那一刹那间，我觉得他和我再也不是什么一般的父女关系了。同一个时候，他对母亲提出“把百惠的亲权交出来”的法律要求。过去他勉勉强强才对女儿应承了“承认”关系，如今根本没有资格要什么“亲权”！他就这样不考虑我的意志，挑起了父母之间争夺“亲权”的斗争。母亲不分昼夜地为此奔波，她又不能把这个问题托别人解决。我多次听到她疲惫不堪的叹息声。就在这个时期的某一天，母亲悄悄地走进我的房间，她说，父亲提出几百万元的要求。虽然如此，可她不忍心拿我挣来的钱去了结父母之间的事情。我没等她说完，便急不可待地断然说： “要是用钱能解决的话，几百万、几千万，就是到哪儿借钱，付给他好了！反正，他要的就是钱！” 我虽然也感到，一个十七岁的姑娘这样说话不免太粗鲁了，但我实在按捺不住这无处发泄的愤怒。结果是用金钱切断了血缘关系。他的存在不是自然消失的，而是我用自己的手切断了同他的关系。对此，我没有丝毫的后悔。二十岁那年秋天，在大阪的舞台上，我宣布了我所爱的人的名字。于是他的存在再一次由宣传机构大事张扬。他巧妙地利用日本人同情弱者的心理，以争取社会的同情，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容忍的。各家杂志异口同声地诉说他的惨境，使人们感到其中心思想就在于攻击已成名的冷酷的女儿。我坚决不让母亲看刊载那些报道的杂志。但是，母亲还是背着女儿读了。我责怪她，她就象有点对不住似地只说一句 “可是……” 登出来的那个人的照片模样很惨，坐在车椅上，由于患病，脸形都改变了。在他全部单色照片后面，故意衬上我的彩色画像，上面还用我的签名作点缀。然而，我看了以后却没有任何感伤。事情还不止于此，他居然还摆出父亲的架子，他说： “那孩子和三浦友和君不会结婚吧，她是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的。”这些话使我怒火中烧。他说我知道自己的地位，又是指什么呢？我想起那天他说的“要是和男的挎着胳膊在一起走，看我不揍扁了你”的吼叫，他那双浑浊的兽性的眼睛，我简直想说：“不许你谈论我所爱的人！”我对于大喊大叫地说自己是病人、穷人、无依无靠、倒霉的原因何在的这个人，我只能感到，他作我的父亲之前就已经是个卑鄙无耻的人。他还居然淌着泪说什么“我希望哪怕收一下我的骨头……”。我恨他。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我把关于生父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那么，如果从最坏处说，你父亲去世了……” 我只是稍许支吾了一下，接着便毫不踌躇地说： “在他活着的时候，绝不想再见到他。恐怕连他的葬礼也不参加。过些年，当我作了母亲，心情平静下来以后，也许去给他扫扫墓，不过这会儿……” 这种心情没有变化。现在，实在是不想见他。不久前，我在咖啡馆里即将离席而去的一刹那间，看见桌子上的茶杯，顿觉愕然。只见茶杯底上剩了一小口红茶，这是他的习惯。 “爸爸总是剩下一口，都喝了多好……” 我仿佛又听到母亲嗔怪他的声音。回想起来，我在这家咖啡馆已经接连好几次在茶杯底剩下一口茶，每次我都想起他这种习惯。也许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在那一瞬间，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他的女儿。我觉得杯底残留下来的那一滴液体，就象是他和我之间相通的血缘关系中稀薄的血液似的，我慌忙转移开视线，麻俐地站了起来。我忽然想到—— 假如我没有选择歌手这种职业，假如我以极其普通的成绩从学校毕业，是个普通地就业了的女儿……母亲或者他的人生，恐伯还会象过去那样一成不变的吧。尽管母亲不被社会承认是他的妻子，恐怕依然会相信他、在病床前伺候他。撒开各种各样的情况不说，大概总可以保持一个和睦的四人家庭吧。连结着母亲和他的红线，半道上经我一纺，立刻就纠结在一起，断开了。如果我不选择这个职业，不当歌手呢……我觉得，我的职业至少对于母亲和妹妹是欠了债的。 ——楼下回荡着母亲的笑声。我的舞台演出班子喜欢和母亲一起喝酒，每月来家里聚会一次。大概母亲也很高兴和这些心无芥蒂的组员们在一起喝酒，以致忘记夜已深了而仍然谈笑风生。母亲从前就常喝一点酒。此时，那么愉快地边笑边喝，在母亲的历史中，一定有我所无法知道的无数种酒味。现在，我想知道，在母亲经历的人生当中，谁都不了解的一点一点变化过来的酒味。从旅途中给母亲的信妈妈：外面驰过的车辆声使人感到钝重。今天，米兰好象又回到了冬天，格外寒冷。据说，五月的米兰已经相当热了，所以我带来的替换衣服都是夏装。能御寒的上衣，一件也没有带来，只好在寒风中拍片了。初次来这个城市，只见街上排列着的建筑物全是灰色的，象今天这样的恶劣天气，就更使人感到街市的阴暗。但是，我好象没有在东京的街上感受到的那种冷冰冰的情绪。那些矗立在过于现代化的都市中的雪白色的大厦里，简直难以置信人是以呼吸生存着。然而，我却觉得从这座城市那些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的呼吸正穿过厚厚的墙壁，使整个街道感受到他们的生息。今天下午，因为有一点时间，我上街去转一转。路上，无意之中、又象是被什么吸引似的走进了一家极为漂亮的咖啡馆。陈列橱里陈列的东西大概是那个店拿手货，可爱的小蛋糕和巧克力摆得满满的。爱吃甜食的我，可不会放过这些。便朝座位走去，打算把空闲的时间都消磨在这里……多么漂亮啊！这是一家很老的店铺，天花板高高的，显得很开阔，桌子摆得很好看，上面铺着淡粉红色的台布，每张桌子上还摆着花，不知是偶然的感觉还是意识上本来如此，觉得这是带着一抹淡淡哀愁的粉红色。一对老夫妇正相约在这里度过午后。那位夫人穿的也是浅粉红色的西装，和店铺里的色调十分协调。她喝着咖啡，心情愉悦，怡然自得。我离开东京才不过五天，不知怎的，却觉得象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您了。记得十四岁那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去海外旅行，也是到了欧洲。那时候，对啦，是到法兰克福和巴黎绕了一趟，大约转了一个星期。那时，当想到动身去一个陌生国家时，与其说心里充满了希望和梦想，倒不如说担心和恐惧都快把我压垮了，生怕发生什么意外再也回不了家啦。况且，当时同行的人们都是大人，年龄上能和我说得来的一个人也没有。果如所料，我在巴黎患了思乡病。晚上，大家都上街去了，每个房间里都没有人，想打电话而语言又不通。再加上我的手表上依然是日本时间，所以就更加想念东京的妈妈，此刻您……我总是在想这些事情。这样的心境，当然不可能喜欢这块土地。说真的，仅仅在不久以前，我还非常讨厌这个地方呢。在这里不单单寂寞，光是那些阴暗和寒冷的街道，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够强烈啦！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喜欢上这些街道了。最使人感到难受的寒冷和昏暗，现在仿佛也成了我心绪得以平静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那种过于强烈的阳光和干冽冽的风，对我是不适宜的。我喜爱的是永远珍惜遥远古代的这个城市，不是力求骤改旧日风貌而是保存相沿已久的传统的此地那种湿润的风。我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由于什么缘故而喜欢它了。只是这么一想，便感到时间这家伙板起对任何事物都无所萦怀的面孔，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世上的一切哪，所以我再次感到了时间的重量。这次旅行从您的怀抱出发，恐怕是我最后一次孤身一人的旅行了。离开了处处是漩涡的东京，离开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来到了谁都不认识我的这个地方，说实在的，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我在这里能够心情平静地重新想一想我自己和您的事情。过去，我总感到自己以很多面貌生活着，搞不清哪一个才是自己的真实面貌。在这次十天的旅行当中，我想，即使微乎其微也好，如果能够恢复二十一年生活过来的我自己本来的面貌，那也心满意足了。迄今为止的这二十一年时间，我觉得是非常短暂的，但是对您来说，我相信这二十一年时间决不是很短的时间。发生过多少各种各样的事情啊！记得那是我三岁左右的时候吧，我和别的孩子一起在门口玩过家家的游戏，在争抢当成菜刀用的剃刀时，猛地将我的眼睛外眼角划伤了。那是一眨眼工夫出的事。您背着大声哭喊的我向医院跑。现在我脑子里又浮现出当时的您，还有那家设备陈旧的医院里的大夫的声音，以及不知什么缘故好象被双氧水纱布的那种黄颜色染了色的那间诊疗室的窗户。当时的伤痛今天已经全不记得了，但您担心地注视着我时那心痛的神态，现在仍然记忆犹新。请您多保重身体啊。去年夏季，有一天您说身体情况不佳，夜里您睡着后，我真担心您会不会睡着睡着就再不会醒来，还悄悄地去听过您的呼吸声。因为，即使您身体没有毛病，您为了我和妹妹拼命地工作，也一定很累了。在我的记忆中、您总是背对着我们的。起早贪黑，总是一动不动在那里干活儿。您那脊背象是被什么力量支撑着，总是那么直挺挺的，那是虽然纤弱却又显得结实和温暖的脊背呀。“哎，今天在学校里呀……”我就是跟您搭话，您还是背对着我回答，那时我的心境是凄凉的。我总是受到您的叱责，现在想来，全是为了我好，可那时每次挨训，我就厌烦您。当时，也许是出于反抗精神，我有话没有说，今天，我索性下个决心全部都说出来。请您原谅。请允许我对您说一句狂妄的活。我认为您过去经历的人生，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认识您的人大概都会有这种感觉吧。您开创出来的河流，在您后面静静地自自然然地流着，这是美好的。不管是风暴还是烈日，这条河长流不息。今天。您露着笑容，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愿您长寿。希望您永远永远地带着笑容。今后，我也要作为一个女人出嫁，作妻子，早晚也要作母亲，要靠自己的力量来驾驶生活之舟了。长期地在您的怀抱中幸福地成长起来的我，究竟能走多远呢？我心里也是有点不安的，但是，请您放心。因为我是您的女儿嘛，我……因为，作为一个女人，我一直是走在您身边，看着您的样子生活过来的。我将以作为您的女儿为自豪生活下去。我有思想准备；人生，既有高山也有深谷。我感谢您给我开创出使我能够很自然地思考这一切的今天，更感谢您给了我生命。前些日子，我去参观了阿姆斯特丹美术馆。在各种各样的美术家们的作品中，我的目光停留在画家伦勃朗的一幅题为《伦勃朗的母亲》的画上。那是画家母亲的画像，画的是一位老妇人独自读书的情形。画上正在读书的老妇人为自己托书的右手上的皱纹而惊异。这些出自于伦勃朗手笔一条一条细细勾画出来的皱纹，象是在讲述着这个女人的一生。我觉得这双手同您的一双手是一样的。我懂得您的那双手，也就是您一生的说明。我愿成为具有这样一双手的象您这样的人。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是这次旅行可能是自始至终想念您的一次旅行。我想恢复到作为您的女儿的百惠，并且作为一个出嫁前的女人，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动脑筋想一想。七天以后我就回国了。祝愿您身体健康，我也会健康地归来。从遥远的天际祝您快乐。百惠昭和五十五年五月十五日于米兰生理是因为我所演唱的歌曲的内容，还是因为我外表的形象呢？我当上歌手不久，人们就用“早熟”、“不象她这个年龄”、“完全开悟了” 这样几个词来形容我了。我无意抗争，只是禁不住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同在学校里接触到的同年的女孩子们相比，也看不出哪一点我比别人早熟。身材并不特别地象大人，睑也不老成，为什么偏偏要执拗地把这些词句扣在我身上呢？我无法理解周围的议论。 “如果是你的希望，我经受什么都行……” 这是歌曲《青色的果实》的开头。十四岁那年快入夏的时候，我在事务所里接到一张白纸，告诉我：“是这次演唱的曲子哟”。我以期待与不安相交错的复杂心情，赶忙去看上面的歌词，看着看着我的心灵象是被这个冲击冲垮了。当时，整个歌咏界有股“可爱的小家伙热潮”，那时的流行歌曲，都是些以“天使”、‘梦”、 “花’等作主题的歌。那些活跃的与我同龄的少女歌手们，穿着一色的超短裙，一面用纤细优美的双脚踏着轻快的舞步，一面满面笑容地歌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是演唱这样的歌词，那……一种简直象是犯了罪的念头，闪现在我的头脑中。 “让我唱这样的歌词吗？” 这话记不清是说过还是没说过，即便没有说出口。自己的心情也完全是抵制的。要是被看成与众不同怎么办——幼稚的恐惧心和防御本能使我踌躇再三。尽管如此，我的踌躇在商业体系之中没有任何意义。最后，我还是被带到演唱室，关进只有一个人的天地中。我不得不合着录音机播放出来时那支歌的音乐伴奏，无可奈何地唱起来——我本来是踌躇不前不愿唱的，可是不知怎的，随着那节奏一唱起来，刚才的犹豫就烟消雾散了。干嘛要唱这种歌——从想到这一点并为之烦恼的时候起，只不过短短几个小时，我却变得非常喜欢起来了。从此以后，我的歌便被称作“青色的性”路线，唱起与已往的同龄歌手所不同类型的歌曲来。 “怎么让未成年的女孩子唱这样低级趣味的歌！” “那孩子懂得意思吗？” “唱这种歌，出不了什么名。” 最后的结论给我扣了个： “不良少女。” 托他们的福，我反倒在社会上的大人们中间引起了波动。 “献给你，女孩子最珍视的东西……” 我演唱《一个夏天的经历》这首歌的时候是大人们轰动的高峰。如果接受采访，十个单位就有八、九个单位的采访者，一定是嘴角挂着淡淡笑容，向上翻着眼珠，看着我问： “女孩子最珍视的东西，你认为是什么呢？” 他们是想看我难于启齿的困窘样子呢，还是想让我回答“是处女”呢？我全都用“诚意”这句话顶了回去。的确，作为歌曲来说，也许已经出格了，但是唱着唱着，我已经能很自然地以一个女性的神经来歌唱了。当然，那时我还没有脱离想像的境地，尽管如此，通过歌曲这个媒介，我感到一个又一个地认清了自己身上女孩子微妙的心理。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与歌曲一起成长起来的，也并不为过。快满十一岁的那年一月五日，我见到了初潮。在一条看起来很开阔的道路边上，那是一片已平整好还没有建起住宅的土地。孤零零地立着一个时刻表，这就是公共汽车站。我和母亲出去拜年回来，并排站着等候公共汽车。天气很冷，黄昏已至。因为也没什么话可说，我又受不了等车时的烦闷和冷风，便在周围镀来踱去。突然，下腹感到象被针扎了一下似的疼痛。随即，身体里的热量凝结着的东西滑落下去。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是月经吧”。为了弄明白，我在附近的草木丛中蹲了下来，这才发现两腿间有一点朱红色，便赶忙告诉母亲、母亲淡然地然而好象还挺高兴地笑了笑，念叨着：“要做红米饭啦！” 那时，同班同学们有一半左右已见初潮。我亲眼看着身边的女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打开了自己的门扉，开始有点不安起来，生怕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正在这时，我也来了。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放暑假以前，把我们和男同学分开，在另一个房间里看了有关的影片。窗子上挂起这光窗帘，放映了“月经与女性身体”，还有老师的解说。全体女孩子们都有点神秘感。老师说，要是把这告诉男同学就是罪恶，就失去做女孩子的资格了。迎来初潮，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感慨，不过悟到了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随着时间而来……但是，那种一面注意到男性的目光，一面偷偷地从皮包里取出月经用品时近似欢愉的心情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当时并不懂得。从那以后，十年过去了—— 每月迎来月经，定期出现成年女性的证明，对我来说决非不快之事。这是一个女性成熟了的唯一标记，说是为之自豪也未必过分吧。这或许本来便是件麻烦事。 “怎么这么麻烦……下一辈子我可不当女的了！” 我还听过这样的话。实际上，我的经痛很厉害，尤其一到冬天，疼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工作在身，也不好为此休息。但是由于腹痛和低烧，我时常晕沉沉的，有时一定要同什么人郑重地谈话时，就感到身上发冷或者出汗。月经前和月经期间，音质和发声都有变化，高音部在经期就很费劲。自己身上的这个变化，还是我新近刚刚察觉到的。当我意识到月经竟能对女性身体的细微部分发生如此影响时，再一次地感到自然造物的构造之妙，因为它这自然创造出的节奏从不紊乱，使人感到非常放心。我觉得自己的这种感觉，与过去取出月经用品时作为女性的证明而产生的一点自豪感，是相互关连的。我觉得掌握自己身体的周期变化不是一件小事，但很有必要。听说月经期间感情会失去平衡，确实，我有时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变得焦躁不安。自己的人格不知不觉地就受自己经期的牵扯！然而，从十九岁时起，我才终于能客观地看待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身体了。由于职业关系，我们的身体不管怎样总要引来纷纷议论、穿游泳衣的照片—— 有时作刊物画页，有时出现在电视节目当中，每次裸露的程度都会成为话题。要是偶然露出身体的某一部分，就要引起一阵喧嚣。但是我也并没有因此就特别计较穿游泳衣。我喜欢穿“比基尼”式，并不是对那种样式特别有好感，而是觉得它最适合自己的体型。但是，我对这种泳装摄影常常要附加一个条件，即只能在摄影室、游泳池以外，就是说只能在海滨。在摄影室或游泳池里让人看到皮肤，我无论如何也有抵触。假如在室外，我就会毫无顾忌地穿上游泳衣。且不再说泳装，对裸体我可是相当抵制。在影片《伊豆的歌女》和《潮声》中，有好几处需要这样的镜头，那是在规定得很严格的程序下拍摄的。与其说那是我的意志，毋宁说是制片单位偶像演员的制片方针所使然的。在《一见钟情》这部影片中，我第一次允许拍摄裸露着的上半身。当然，这是我自己同意之下的结果。周围的人碰到我头一回拍这样的镜头，都比往常更加注意。有导演、摄影师、照明师、女场记，还有一起演出的他。那是在强化玻璃上的特技摄影。进入摄影棚以前。我不可思议地非常沉着，让女化妆师给我在脖子、手、胸、背上擦油彩霜膏时，我脑子里空空如也，无法预测将要到来的时间怎么度过。我用笑脸迎来了敏捷的很有程序的摄影。 “因为要改变照明，还有一点时间，请休息一下吧。” 拍片的节奏一停下来，我心里便飘来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因为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已经爱上他了，所以对他在场的安心感，和不知为什么象是毁掉我非常珍惜的东西而产生的空虚感交织在一起，使我很不好受。晚霞染红了天际。我走出摄影棚。我讨厌里面年轻的异性们的目光，我从他们的目光中感到他们好奇的色彩。我想离开这里，越快越好。在外面走了一阵，好不容易平静下来，我又回到摄影棚里。照明还没有搞好，我便在摄影棚外面坐下来，他也在那里，我们并排坐着。 “怎么样，不要紧吧？” “嗯。” 下面我想说的话没有说出来。想到自已并不愿意时，我的眼睛里已经涌满了泪水。他看到我在慌忙掩饰着自己，便说： “只剩一点了，能坚持吗？” 听着他那体贴的声音，我只能点点头。出乎意外，这给了我内心以很大的冲动。那天该拍的呆照，我全部拒绝了。本来是一系列连贯的极其自然的动作，却只抓住一瞬间拍成前后不连贯的一张呆照，神韵立刻大变。我讨厌把日常动作当作静止的拍在照片上。有本杂志曾经登载过我的一张照片，那是我在野外舞台上歌唱时，我的裙子突然被风掀动，露出了短裤。就说这样的事吧，对当时在场的观众们来说，即使刹那间露出了短裤也不过是“啊”的一声就完了的偶然事情。我要是在那会儿也会一笑了之，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我真不明白那些大人们是怎么想的，竟全然不考虑当时才十几岁的少女的心情，把碰巧拍下的我的照片登载出来。“因为你是艺人嘛” ——他们用这句话，便把一切都对付过去了。由这样的事情再加以引伸的话，那么，谈到艺人的性的问题时，也总是歪曲了的形象。演艺界确实有很多非同一般之处，常和我在一起活动的经理几乎都是男性。单从非得把自己月经日期告诉异性这一点来说，也就和通常的职业界不同。由于我初登舞台正是即将进入夏季，所以泳装摄影就多起来了，常有经期与工作日程表冲突之虞。如果使用内装月经用品，即使下水，即使穿上小小游泳衣，也不必为之踌躇吧。然而，当时我未能使用内装用品。这样，就只好请求调整拍摄日期了。让异性知道自己的月经情况，神经正常的人是不会觉得愉快的。这不是用 “可也没办法呀”这句话就可以了结了的事情。所幸的是，最初的那位经理很理解我。我一告诉他，他没有一点多余的话，只说“好，知道了”就解决了。我正苦于经痛时，他也不问我什么，就默默地递给我止痛药。也许是年龄相差一截的关系吧，他和我整差了一轮。要是眼下，即使是大上一轮的男性也可以作为恋爱对象了，可当时我才十四岁，觉得我们在年龄上的差距很大。不久，换了一位年轻经理去工作现场，我也同样地对待他。可是有一天，他问我：“还要给刊物拍穿游泳衣的插页哪，某日到某日不行吧？”听到出自男性之口的这些问话，我全身都战僳起来。同时，我也第一次懂得了自己神经系统的复杂。因为没办法而不得不出于自己之口告诉异性时还能想得通，反之，被对方突然追问时产生这么大的波动，却是我从未预料到的。从那以后，为了使那男人详尽了解我一切的那般话语落空，我改用了内装月经用品。听说演艺界是充满诱惑的世界，进入演艺界前我也曾担心过。什么利用憧憬演艺界的心情骗取钱财呀，什么装着为了扬名，让女性豁出身子拼命干呀……，从宣传机构传出来的演艺界情报，不外是这些内容。要是也让我豁出身子拼命干的话— —这个想法也曾掠过我的脑海，但我始终也未能作出结论。今天想来，我当时并没有为那些情报而苦恼，恐怕是相信了自己的直觉了吧。在我身上，并没有发生那种情形。我相信自己和遴选我当演员的那些人。不知是因为什么，或许是我过于自信地看待自己的未来的吧。事实上，至今我没有一次被要求豁出身子拼命干的体会。至少，传到我耳朵里的情报，在我这仅仅停留在传闻这个地步。我并且感到，我实际体验的演艺界也并不是同一般社会那种隔绝。尽管如此，我接受了多次美其名为“采访”的记者访问，屡次面对那些比我年长一倍的人们，我就想到，这些人到底是怎样认真考虑文字的分量的呢？有人全部想好问题的项目，然后只是来套我的回答；有人毫无理由地炫耀自己一番了事；还有的人充其量是来造一个作过采访的证明而已。特别是对于“性”，正正经经提问的一个也没有。以男性读者为对象的周刊杂志的记者来访，最感兴趣的就是问“你是处女吗”， “初次体验是多大年纪的时候呀”。“对象是谁”？等等……全部访问没一点真挚的味道，只是随便重复着不沾边的问题，我退避这类访问。一个女人是不是处女，这个问题他人是不能判断的。首先。这是不容别人插嘴的部分。我成了个成熟的女人，十四岁也好，十六岁也好，最近也好，我就是我，没有什么非议的。其次，跟何时迎来初潮一样，那只不过是一个女性历史中的一个事实。倘若有人认真地问我“您的私生活怎样”，我准备任何时候都从正面回答。我懂得男女之间的性爱，是在横须贺的学校里上学的时候。使我懂得的渠道有很多：杂志，朋友间的谈话，还有邻居家一位比我年长的女子的行动—— 那女子和我住在同一个住宅区同一座楼里，记得少说也比我大五岁多。现在想起来，也许是属于“激进”型的妇女。当时她上中学，我还上小学低年级，羡慕地叫她“姐姐”。她把自己的男朋友介绍给我。他们有时挽着手从学校回来，有时在住宅区的公园里约会，尽管那是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公开交际，但是，左邻右舍爱说长道短的长舌妇们就凑在一起闲聊，横加指责，风言风语一传，没过多久，那个女子就给贴上“不良少女”、“女流氓”的标签了。然而，她和她的男友毫不理睬，仍然不断地约会。即使是我在一旁，他们也毫不介意地又是拥抱，又是嘴对嘴地彼此给东西吃，那场面就是小孩子也不好意思看。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人一点也不坏，实际上，好象还挺羡慕他们的。开始工作后不久，大概是十五岁时的事情，一起工作的一位十七岁的女伙伴找我商议她的境遇。 “哎，我呀，大概是怀孕了。到今天已经晚了两个星期了。你说该怎么办呢？” 我并不怎么吃惊。 “跟他说了吗？” “嗯……还没有。” “还是告诉他好呀。” 把这样重大的事情，只好告诉不了解内情的人，这对于她也许是件残酷的事情吧。我当时只以淡然处之的态度回答了她。大约过了十天，她高兴地告诉我说： “不是那回事呀。”她对我说： “照你说的，我对他讲了。我跟他一说，他说一起去医院吧，总得检查个明白才好。等检查以后再下结论。真的，还是告诉他好啊……” 他们俩是正经人，至少对待性生活是认真的。要说十七岁就怀孕这件事是要不得的，那也的确如此，其实这种事并不仅仅限于演艺界才有。艺人对待“性”出乎意外地避讳，我想那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按照宣传机构的报道说，演艺界男女之间的SEX ，简直就是为了泄欲，都是靠这个当工具攫取名利和地位、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演艺界的人们也许就更会以平平常常的态度来看待“性”了吧。当时，我还在读书，上的是女子中学，根本意识不到异性的眼睛和嘴唇。大家都随随便便地谈论“性”。有几个同学读高中时就已经发生过男女关系。但这是她们各自考虑后的结果。有人早早地就谈论着结婚，也有人把自己“也许过早的体验” 时所感到的一点紧张都说了出来。我并不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环境受了影响，然而我对于“性”基本上是一个肯定派。我认为：如果真诚相爱，那么情欲的相爱都是当然的。男人想拥抱自己喜欢的女人，女人也愿意被自己喜欢的男人拥抱，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女人的价值不在是处女还是非处女。所谓处女，归根到底不就是只要有精神上的意义就可以了吗？只要双方是认真的而不是半玩半闹地乱来就好。我这样说也许有点教条主义，但是我觉得双方必须不忘这是神圣的，以这种精神彼此相爱。人是大自然造就的生命。我深信，具有完全不同的思想和生理构造的男女由于爱情而初次结合的瞬间是最美好的。或许也有人说，性生活并不是那么美，甚至有人认为它是肮脏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电视中的专题节目“校园”中有一个“怎样对待中学生怀孕”的内容，让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当时对参加这个节目的初中三年级左右的女孩子们进行了民意测验，差不多有一半人毫不犹豫地回答“人工流产”，只有少数人说“不知道”、“看情况”，这就是说，如果男方和家庭允许的话，到时候再说，回答“生”的只是很少数。我对主张人工流产的很愤慨，赞同回答说“看情况”的人。我的愤慨是针对着什么的呢？是应该对初中三年级的少女们，大多已经有了初潮，跨入了妇女的行列，她们却毫不犹豫，如此简单地否定自己作为女人的重大证据的这种草率态度呢？还是应该对促使她们这样做的社会上所谓“成人”们对性的不负责任而采取的逃避态度呢？最近，我高中时代的一个朋友怀孕才两个半月就流产了。她深夜打来的电话声音都在颤抖着。原来她并不显得那么想要孩子，现在后悔自己的不当心造成流产。她对我说，半夜里只要一听到邻居小孩的啼哭声，自己就会醒来。她木然地说：“是我不好呀！”这声音深深刻在了我的心上。在我肯定了自己的恋爱感情以后不久，我就觉得自己能够大大方方地对待“性” 了。我认为单是身体的结合并不是爱情的一切。但是不能否认，随着爱情愈来愈强烈，身体内会掠过一种神秘的感觉。在被要求的同时，我也懂得了自己的要求。我感到自己的心灵和身体都被那难以说清的波涛包围了。要说没有好奇心和恐怖心，那是假话。可是，我很自然地想体验到当我在爱人的怀抱里时所产生的安心感，我很自然地想体味这样的时刻我的心灵就要熔化了似的感觉。而且，我的这些思想也能比较直率地表达出来了。与其说是表达出来，倒不如说互相要求的心情适时地在一瞬间的一致。我决不会后悔。我由衷地发誓不后悔。换句话说，我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根本就不可能后悔。正因为如此，我就觉得更不能被好奇心驱使或虚情假意地随随便便地互相要求。作为女性这方面表达爱情的方法，经常使用“献身”这个词，我可不赞成这种表达方法。只要爱情有着牢固的基础，就谈不到“献身”、“不献身”。盛夏，一个炎热的日子。深藏青色的连衣裙。白色的小胸针。不绝如缕的蝉声。加湿器白色的烟雾。拨动六弦琴的弦声。 “And I Love Her……” ——那天，我极其自然地成了女人。在即将结婚以前，为了更全面地互相理解，我们在一起相互谈到各自的生理情况。我详细地讲了我的身体情况。他洗耳恭听，一点也没有厌烦。这是我们彼此间心心相印的严肃的谈话。我结婚以后，是准备毫不犹豫地听其自然地生育孩子的。以前，在能够设想出我们的生活状况以前，也考虑过一段时间内只是我们两个人生活……但是今天不同了。在爱上一个人以后我才懂得，生为一个女子，婚后什么时候都能够怀孕、生育，这不是无比幸福的吗？有很多女人（特别是有工作或条件不许可的）即便是和自己的爱人很自然的结合，却提心吊胆地等着月经来。那些除了扼杀一个孕育在自己体内的生命之外别无他法的女性们，她们心灵上的痛苦是不可估量的。懂得爱情极致的女人，想为自己的爱人生儿育女的心情，我认为是极其理所应当的健康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女人要有勇气战胜任何困难，不论怎样就是豁出性命也要生下来。男人则要有毕生矢志不渝让自己所爱的女人生下自己的孩子。不是有了只好生下来，而是满怀期望生育。对于一个新出世的小生命，这是最低的礼节了吧？不管孩子长成什么样子，那也是自己的孩子，要慈爱地把他抚养成人。我想像不出自己对于那未来的孩子说来能不能作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我今后要好好考虑这个重要的问题。去年有一天，我感到下腹部（腰骨的内侧）一阵剧烈疼痛。我想说不定是慢性阑尾炎吧，所以没太留心。到了秋天，疼痛更加厉害。我不安起来。那时月经从来没有那样反常，有时四天就没有了，有时四十五天还不来。每次出声或笑的时候所感到的剧痛折磨着我。月经量也不正常。看这样子，我察觉到自己恐怕是患了妇科病了吧。我想去医院看看，就请熟人介绍了可以信赖的一家大学医院，约定在我工作休息日去那里。我想如果自己的身体生不了孩子，我就不结婚了。母亲反对我去医院。她说，凭你是艺人这一点，要是一住院便会引起风言风语，说你怀孕去人工流产啦、得了性病啦，怎么还能大模大样地去妇产科呢？母亲的表情是严峻的。她对我半生气似地背过身子，她的沉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但是，我的身体要紧，才不管什么歌手的体面。为了那由衷地珍视我、热爱我的人，我希望自己是完美的女人。我希望自己是健康的。我坚信一切都建立在美好和健康的基础上。一走进大学医院，候诊室里就有好几双眼睛注意到我了。这总不能不使我感到多少有一点犹豫。在妇科病房的走廊里，我感到气氛还是比较明朗的，我稍许放了心，走了进去。女护士对我例行公式地说： “右边厕所里有纸杯，请取尿吧。先作一下怀孕检查。” 在对面房间里，有一位抱着婴儿的女人正在与护士谈笑。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那女人热情地对我笑笑，我也报之一笑。在这个气氛和谐的地方，我倒出乎意料地不知所措。我想，在这个地方女性“生理”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堆到了一起，不光有欢喜，还有悲哀、残酷的死亡和流血，一切都集结在这里。想到这，我真恨不得立即逃回去。把应办的办完以后，等了一会儿，门的对面叫起我的名字： “山口先生，请。” 一间诊室又分为四个小房间，最左边一间的门打开了。屋里正面有用帘子隔开的一角。首先，我向大夫讲述病情，把一切都告诉了大夫。他说话时那和蔼的语气，使我感到些愉快了。 “做过妇女器官的检查吗？” “一次也没有做过。” “那么，今天好好检查一下吧。请到这边做一下内诊。” “好！” 这时，我连“内诊”这个没有听惯的词的意思也懂得了。走进用帘子隔开的角落以后，竹帘随着我的脚步“喀喀”地响了起来。来这以前，我照母亲说的已经穿上了喇叭裙。 “请脱下短裤，躺在诊察台上。” 我按照大夫嘱咐，躺了下来。诊察的情形我看不见，只听到医疗器械“叮当”、 “叮当”的碰撞声。这时，感到器具已经插了进来，最敏感的地方感到有些凉，而脸部却热乎乎的。并没有感到疼痛。 “这里疼吗？” 大夫一边说着，一边摸索着寻找正确的患处。偶尔，护士对我说： “别使劲儿，放松些。对了，就这样。” 哪有什么劲儿呀，要有也早就跑光了吧，可我还是使了劲儿。诊察结束，大夫说我患的是轻微的输卵管炎，吃五天药就可以治好的程度，所以用不着担心。如果再迟一点看，那就会转成“卵管闭锁”。早来看了，还算好吧。我想：“还是来了好啊。” 那一天，他很少有的在黄昏时分就从公司担心地挂来电话。我把情况告诉他以后，他好象嘟嚷了一句：“啊，太好了！” 现在，我的身心都很健康，是心灵和身体都能与爱人完美结合的幸福的女性。今后，我要怀孕、生育、并将走向衰老吧，于今尚属未知的历史还要继续多年。但愿太太平平。起码，要努力使大家都能健康，而且能够和睦地生活下去。审判那天早晨，有点异样的感觉。从窗子射进来的光亮和我四周的空气，一切一切都似乎和我有些疏远了。是因为这件事吗？平时，因为血压低，醒来几个钟头都懒洋洋的，只是那天，我却难以置信地痛痛快快地起了床，走到楼下。家里的空气也有点异样。母亲用平素没有的高声问： “吃早饭吗？” “只要杯咖啡就行了，想看看报纸，取来了吗？” “哎，淑惠，拿报纸来。” 妹妹神色不怎么愉快，把早报扔在我眼前的桌上就走了。我象平时一样打开报纸，眼晴被吸引到灰乎乎的版面上。我看到题目特别醒目的体育报纸上印着山口百惠好大的名字，有几秒钟，我窒息住了。为知道准确时间而习惯性地打开了电视机，里面传来了男播音员硬梆梆的声音，那声音比起灰色的纸面更有现实感。 ——歌手山口百惠作为“艺人交欢图审判案”的证人接受传唤，今日将到东京地方法院出庭。当他说到已经听惯了的自己名字时，我的思绪集中到了完全不同的事情上。 ——是穿黑色西装好，还是穿粉红色的连衣裙好呢？眼前摆着昨天黄昏时就取出来准备今早挑选其中一件穿走的衣服，我没了主意。很早以前我就觉察到自己穿什么颜色和式样的衣服能左右自己那一天的一切。穿上牛仔裤和上衣时就觉得又回到了儿童时代；同一件牛仔裤，要是打开白色棉衬衣胸前的三个扣子，觉得这下就成了大胆的女性了。单是觉着还好，我呢，从走路到谈吐自然地都成了这格调。我意识到自身的这种变化，也觉得挺有意思，但有时却不合时宜或场所而搞得无法补救。有一次，我穿着黑色连衣裙去摄影现场。这样一来，把我周围的气氛都渲染成黑色，不管从哪个角度对着摄影机，我都笑不出来了。让服装和自己左右了正常表演，我拼命在嘴角作出痉挛般的强笑，也只能至此而已了。连周围想使我打起精神的呼唤也压不住我心底的黑色。结果，成了一次心情沉闷的不愉快的摄影。我并不认为服装无足轻重。一天的色彩是服装所决定的。交替地比较着黑色的西装和粉红色的连衣裙，我仍然决定不下该穿哪件。今天这个日子可不能有片刻沮丧，这么一想，朦胧的迷惘淬然而去，我迅速地象早已决定了似的，把手臂伸进了粉色连衣裙的袖筒。今天可不能给人造成素淡的印象。或许是平时没穿习惯，领口上的花边不大随身。镜子里映照出来的我仍然显出一副掩饰不住内心踌躇的神态。 “不过，比黑的好……” 我自言自语地小声啼咕了一句，打开了房门。那是大约三年前了吧。夏天一个炎热的日子，我读了密密麻麻复印在白纸上那篇成为问题的报道。看完后，我既没有感到委屈，也没有感到悲哀。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事实，所以并未使我产生丝毫的动摇。我倒觉得十分可笑的是，那些堂堂的大人们竟一本正经、恬不知耻地写出这些东西。过了几个星期，我听人说到了“起诉”二字。关于这一点，人家说是“尊重个人意见。希望与家属商量以后作出决定”。我和母亲商量了。母亲在我面前看那份报道，尽管她的表情只有稍微的变化，但是没有溜过我的眼晴。妹妹在母亲旁边注视着我们。就个人说来，不管内容怎样，它一点儿也伤害不着我。但是，当我站在既是山口正子的女儿，又是山口淑惠的姐姐的立场上时，我觉得受到伤害的是母亲和妹妹。我决定，为了至关重要的亲属而去起诉。起诉书邮政编码 153 目黑区下目黑1—2—5 崛电影制片社内电话490—4601 起诉人山口百惠因未成年，监护人母·山口正子起诉内容一、被告人菅原、被告人特别采访组、被告人种村等于昭和五十一年五月中旬合谋之下，在《问题小说》杂志七月号180页至185页，刊登了题为《向欢乐进发— —处女篇》的报道及其插图，见另附起诉事实一览表（一）中的所载报道，公然歪曲事实，损害起诉人等的名誉。二、被告人平野、被告人民间、被告人猪口等于昭和五十一年六月初合谋之下，在《女性自身》杂志六月二十四日号40页至43页，刊登了关于森进一、山口百惠、樱田谆子、西城秀树等的题为《记明星们惊人的“性”的大混乱》的报道，见另附起诉事实一览表（二）所载的事实，公然歪曲事实，损害起诉人等的名誉。起诉事实（一）月刊《问题小说》由德间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编辑是被告人菅原善雄，发行份数为二十万本，被告人“本刊特别采访组”者，其具体人名不详。种村国夫是上述杂志刊登的插图的作者。昭和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左右，上述被告人等合谋之下，企图在该杂志六月号上登载关于起诉人等的性方面的报道，于该杂志六月号180页至185页上刊出，题为； “定本！明星交欢图向欢乐进发——处女篇” 作者自称为“本刊特别采访组”，每个具体作者的姓名不详。除登载了另附起诉事实一览表（一）所载的报道外，被告人种村，还在作为证据的杂志180直至181 页的正中画了有一男人从山口百惠的裸体后面伸过手来、西城秀树用照相机拍摄女人裸体画，画面上看来又似南沙织又似樱田淳子，均已损害起诉人等的名誉。（中略）（二）关于山口百惠、森进一同一杂志183 页上，以“山口百惠在摄影室的角落……”为题，作者说在摄影室的角落里看见男女人影，姿势很是奇怪，女的好象卷曲着，男的弯着腰。他一走近，两个人猛地分开了。男的不是森进一、女的不是山口百惠吗？当时，森的裤子拉锁是开着的。这是山口百惠“口淫”的论证，但两人都予以否认。披露的“事实”说，问哪个有关的人都会说山口百惠不是处女，她的对象是三浦友和、相崎进也、森进—… …，两人对此也都予以否认，并说直到看了这个杂志之前，两人甚至连这种说法都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寻问这一稀奇说法的真伪。被告人认为，如果写上两个人否认的话，写什么事实都不能说是损害名誉，被告人平野也辩解说，因为登过反面的说明，所以不是损害名誉。继那之后，说是小坂坡胜给山口百惠家打过电话，此事实据山口百惠母亲说，小坂胜一次电话也没有打来过。（中略）昭和五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上述起诉人的十名代理人律师竹内三郎进呈东京地方检察厅从那夭起到今天为止，已经过了三年，仍然不见解决，为了传唤证人要求包括我在内的八人出庭，其中已有三人出过庭。这些人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会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可是所有报道都不怀好意，写的无非是艺人身处不习惯的场所，如何惊慌狼狈啦，这样写似乎就是告诉人们，艺人的见识是何等贫乏。冷静地想想，即便不是艺人，突然置身于法庭这一特殊环境而不惊慌，那才是怪事。我一面想着“我的事也会写在明天的报纸上吧”，一面离开了家。外面有几分春天的寒意，当我全身接触到外面的空气时，身后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要顶住啊。” “没关系，一结束我就打电话来。” 母亲看我和平时一样，好象放心了。汽车穿过日比谷区，驶近东京地方法院。来来往往的车里，没有人知道眼下我的心境。好几辆汽车有秩序地起了过去。人们拼命地为了自己生存。即使一部分人吵吵嚷嚷闹腾的很凶，其他许多人也既不关心也无关系。这么一想，心里轻松了一些。汽车在前进。晦暗的天幕阴沉沉地低垂着。没有泥土气息的好象冻住了似的城市的柏油路向后退去，仿佛无情时光的流逝，我不由地闭上了眼睛。一会儿，便看到了与天空一样颜色的高楼。高楼周围象镶了一道边似的，围着人群。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将用怎样的语言谈论我呢？以怎样的表情看我呢？我内心这样踌躇着，外表却象与此毫无瓜葛的人似地坐在车里，向事务所的人发出笑声。我一边冷静地听着自己的干笑声，一边厌恶自己在这种时候还笑。这次斗争一定要胜利，不能踌躇，不能犹豫。为了母亲和妹妹，并且为了我自己的幸福。 “淡泊、冷静、沉着，稳重得与年龄不符……”，这些都是人们谈论“艺人山口百惠”的模式化了的形容词。平素，每每被人这样说，我心里并不觉得舒服，可是唯独今天，我决定充分利用这个给人们已造成定评的印象。大概被告方面的辩护团里的五位也对我持有同样的成见吧。倘若如此，他们内心里也该会打鼓的。这里，重要的是，要和对方站在同一条线上，站在同一条线上了，精神就会大大轻松起来，交锋是下一步的事情。我决定今天一天要好好扮演一下人们印象中的“艺人山口百惠”。在简直要塞住耳朵的相机快门声中和要求我发表看法的声音中，汽车停住了。虽然身在灯光和声音的洪流中，我的心仍然是平静的。我小跑着穿过声浪。从墙壁一直向上没有分界线就连接起来的天花板上，回荡着“咯吱”、“咯吱”有规律的脚走声。我看着右侧关闭着的沉重的房门，象被男人们的脚步声追逐着，以很镇静的步伐走了进去。 “大概用一个半小时，最多用两个小时就能完哪，没关系吧？” 不知谁朝我这样说了一句，话里并没含什么恶意，我只应了一句“嗯”，反过来正视着那人的眼睛，淡然一笑，然后看了看窗下广阔的城市。天空和刚才一样阴沉沉的，外面还有点冷吧。 “挺沉着的呀！” “嗯，挺沉着” 因为我回答的声调一点没变，周围的人显得有点惊慌失措。一想到我居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不露声色，就不能不对自己感到莫名其妙。沉默在继续。只有步调纷乱的脚步声在通响。我觉得走廊很长。但是实际上，那条走廊一眨眼工夫就走完了。开始，我被引到一个小房间，说是间休息室，连窗户也没有。房间里没有摆设一朵花，显得很粗俗。我坐在冰凉的椅子上，先看了看挂在房间中间墙壁上的表。时针指着下午一点十五分。 “请过目一下宣誓书。然后在这儿签名按手印。” 干我这样的工作，不管在吃饭时或者正在谈正经事，也不管正在疲倦得打着吃，经常被要求“请您签名”，我总是尽量地予以满足。但是个人私下去什么地方时，也常常说声“非常抱歉”加以拒绝。不记得什么时候听比我资格老的一位演员讲过这样一回事。有一次他和朋友去喝酒，喝了不少以后兴致勃勃地走出来，正要走下台阶时，身后传来这样的声音。 “对不起，请签名……” “真烦人！我除了工作时间外是不签名的嘛！”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是想请您在发票上签名……” 说什么补救一下好呢？他和身边的朋友一时都感到非常尴尬。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突然说出“很抱歉，除了工作时间以外的签名… …”之类的话，在场的人会作何表情呢？我边想着这些，边用平时不怎么常写的楷书给他们签了自己的姓名。又看了一次表。时间依旧在流逝着。房间里的人们在说着话，那单调的声音不断重复地包围着我。之后，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差不多该去了吧。” 不知谁说了一句，打破了静谧。响起了“嘎喀嘎咯”的声音，人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在门口等待着传唤人。有几个人走在前面，鸦雀无声。我明显地觉出全身皮肤的感觉，似乎都能感觉出它薄了，只有体内是热的。稍稍有些冷。是感冒了……哪能呢。雨……大概要下呀。静静的。啊！ “百惠，站起来呀。” 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对了，我现在也许是在梦中。是个不祥之梦。我得醒过来。前面的人站住了，做了个“请这边”的动作，向我示意一座门。这是普普通通、没有任何出奇之处的门。外地的市民会馆里后台的门，学生时代教员室的门，这个法庭的门，这些门有什么不同呢？我没有丝毫的犹豫，推开了那扇门。 “另一个世界”，这句话的确挺恰当。旁听席上那些呆滞的目光区分不出是期待、是好奇、还是同情。我穿过这些视线，坐在中间的征人席上，右手拿着白色的手帕，背挺得直直的，以表示出对那种无形压力的一点点抵抗。穿着发黑的素淡颜色西服的男人们，和深驼色的墙壁，组成一个深暗色调的世界，只有我的粉红色的连衣裙显得分外鲜艳。 “请证人举行宣誓。” 我读了在休息室看过的宣誓书。在结尾的地方我一笔一画写下的拘谨的签名得到了承认。 ——越发象母亲的字体了。和这个场面毫不沾边的念头又掠过脑海。对证人提问开始了。五人辩护团中最左边的一个稍胖的男人首先发问。他低沉而响亮的声音和我回答问题的声音运响在盒子一般的法庭中。我捕捉他的声音时，耳底微微感到疼痛。那余音缠绕在脑子里，耳病变成了头痛。提问从读到那篇报道是在何时、何地这样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我回答完一个问题后，深深喘了口气，又转入下一个问题。那个男人象一句一个停顿似的清清楚楚地反复提问，我也意识到得让大家听得清清楚楚选词择句地回答，我觉得两个人的问答就象电影中的一个镜头似的。并且，我同时也从那个男人的眼睛里感到他把我看作对手，扮演某个角色时的愉悦。坐在座位已经过了多久呢？说是三十分钟或两个小时，我觉得都未尝不可。表……没有。时而听到旁听席上传过来的咳嗽声。这声音很耳熟。即使如此，在这个“盒子” 中，我却连时间也不能知道。要想知道时间，就非得问别人吗？五位辩护人接连发问，每次回答我都是冷静的。事态仿佛随着我的步调发展着。 “你懂得‘起诉’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时候呢？” “因为以前，母亲对某杂志社采用过‘起诉’的形式，所以那时……” “是哪位起诉的呢？” “母亲。” “你母亲起诉，你怎么就懂得了‘起诉’的意思呢？” “因为是亲属，当然懂得。” 多么无聊的提问呀！碰上这些不合情理的问题可真叫人作难。提问的内容，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即便提出的问题逻辑不通，他们也会以可怕的速度和激烈的口吻去抓别人小辫子。这种时候，处在证人这一特殊地位上，越是拼命想使自己的回答合乎逻辑，也就越容易说“那个、大概”呀、“如果的话”一类暧昧的活。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我怎么会愚蠢得上这种圈套呢？我确实感到斗争中自己的坚强。我连一次也没有看辩护人的脸。他们提问时，我也不对着提问人回答，而是正视着庭长回答。辩护人对我这个态度显然感到焦躁，这从他们的声音和语调上，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算什么正直的人—— 现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呢？我有一个思想开小差的坏毛病，和什么人谈话时，无论他是否认真，我就想：“这个人的本意是什么……”，“也许他心里想的全然不同”等等。在这一刹那间，这个怪癖还要露头。尽管如此，我把刚才的提问冷静分析一下，倒觉得似乎我成了被告、我受到指责似的。在我之前站在这里的三个伙伴大概也类似这种状况吧。决不能输掉！在这里败下阵来一生就会被屈辱感所折磨。这不仅是艺人对宣传机构的斗争，也是与自己本身的斗争。也许战胜自己才是最需要惊人的勇气的。 “谢谢，对证人提问完了。” 庭长响亮的声音在迥荡。旁听席上的人们象是放心了似的松了一口气，浓重的沉默变成了嘈杂。我走出“盒子”。从走廊的窗户射进来的光线比刚才亮些了。在刺眼的白光下，我赶紧眯起眼睛。一次斗争结束了，不，说告一段落也许更恰当。审判——我以为那才是个不同的世界。大千世界中，人很少处在法庭这个小小的空间如此异常的状态吧！我从未想到持续的紧张感是这般痛苦。没有什么能够依靠，往往连自己都无法相信。说因为是个女人，或者说只有二十岁，是过不了这一关的。实际经受一下以后，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人与体制的斗争，还不如说是与时间的斗争更合适。在这里，我就是哭也好叫也好，时间的流逝还是一成不变，残忍但准确地一秒一秒地走下去。为了追上时间的流逝，必须度过各种各样时间所涉及的事件。而且为了以好的结果度过去，必须努力再努力。一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体验呢？对于远非事实荒唐无稽地编造出来的谎话，为什么还必须辩解呢？我与报道中传闻的人物连话都不大说。除了认为他是同行中的前辈以外，再没有别的任何关系。恐怕感性的趋向也不相同，就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也不会有共同的语言。有趣的是，有关我恋爱的流言蜚语，大都是跟他有关的。进人演艺界后最早的闲话便是这个。在周刊杂志的一角，有两三行写着我同这个人之间关系奇怪的那个时候，我才十四岁，一点儿也没在意。但是，那个人却常常在公开场合说起我的名字。在歌曲节目的录音室里，别人问他“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呀”，他说出我的名字，就是在录音室里如此大肆张扬，我也可以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十五岁生日时。不晓得他从哪里怎么直到的，寄到我家来一个女用手提包。我和事务所的人商量是收下好还是不收好。他们说不必为此大惊小怪，收下也就是了，我听从这个意见收了下来，母亲给他妹妹买了礼物作为答谢，了结了这桩事。这样，作为个人接触至此告终。两人之间发生的能成为“事件”的事件仅此而已。此后，即使是同行，连象样的话都没有交谈过。的确，从一般社会来看，演艺界里有很多难以理解的部分。甚至有只能在演艺界才可通用的用语。不论早晨或夜半，在工作地点最初的问候是“早晨好”，告别问候是“辛苦了”。我想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只要是充满诚意，我个人也并不认为这些话特别讨厌。再者，一发生了什么事件，肯定会被大事报道，这也是演艺界的一大特征。我十三岁准备跳进这个世界的时候，对这些东西也有过恐惧，怕“万 —……”如何如何，其实周围大人们提心吊胆的样子才非同小可。通过宣传机构传进耳朵里的演艺界的污秽，简直怵目惊心。有人让演员初登银幕，从而骗她一大笔钱，或者是设法让她出名而要求她献出身体……这类传闻四处蔓延。刺激性的传闻才称叫传闻，使人们感到整个演艺界都是这样。我们在刚刚选择了歌手这个职业时，社会上就用这种偏见对待我们。这种偏见，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对今天成为问题的报道，人们不是用“难道会这样？……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态度处理消息，而是用“说不定……恐怕也可能”的方式来对待。歌手之间在工作场所相遇时也时常海阔天空地谈论。实际上，这个成问题的报道出来后，很快就和报道中涉及的人们见面。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谈话中提过要起诉。不仅如此，对与那报道有关的一切事情碰都不想碰一下。事情的真伪，当事的人们是最清楚的，因此满可以和平常一样，但大家还是过分介意。如果出于同行人的关照采取措施，也不是办不到的，结果是离事情的核心越远，就越容易成为招致误解的原因。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可以信赖的人了。一切都要自己下决心，除此别无他法。倘若谁只问上一句：“哎，看了那个报道啦？”我一定会当即回答一句：“嗯，真糟糕。”心情不象答一句话那么轻松，但必须要突出来就是一种痛苦了。那个时期谁也没有触及那事，对我来说也许还是幸运的。一个歌手，从各个角度里沐浴着五颜六色的光，这些光映出来的影子的颜色又是各式各样的。但是，这些影子的总根还是那个人。很多人以为它是华丽的，憧憬它，认为它是光，说不定仅仅是这影子的一部分而已。就算是这样吧，然而影子也会笑，也会哭，也会憎恨人，最后也会发疯的。我希望不要忘记从实体扩散而生的影子也是有意志的。和宣传机构发生纠纷时，毫无例外，一定要为艺人的私生活问题而争论。我认为，本来就不应当过问私生活问题的有无。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所谓私生活，是人们以自己的意志划出的一个范围之内的东西。因此，这些事对有些人尽管可以过问，但同样的事情对某些人就不允许过问。 ——我强压着无处排遣的愤怒，在通向休息室的走廊里走着。感到些放心的同时，一种难言的空虚勒住了我的喉咙。一瞬间，走廊弄湿了。泪水。现在，决不愿意在这种地方哭。我幸亏抑制住想放声大哭的冲动。后来，我借用日本电视台的会议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离开了地方法院的我已经恢复了平素的沉着。 “怎么样呀？” “哎，想不到你讲起来挺沉着。” “想说的全都说了吗？” “我觉得今天的证词全是明白无误的。至于我自己的心情，在此以前接到调查报告书时都已经讲清楚了。” 在这些人面前，我不能吐露真言。要是痛快地说一句“紧张坏了”，心情该多舒坦呀。但是，现在在我面前的人是宣传机构阵营的，是所谓近于交战的敌方。在这个场合也不能输掉。我在对某个问题的答话中曾说过这么一句：“要是真实的话就没办法了，可是 ……”有人抓住了这个话柄，又用激烈的口气问我：“是不是说真实的话，写了也无妨呢？”对这穷追不舍的盘问，我略显畏缩，但立刻口答：“对。”表面上不露声色，然而对这句话却掂量出了非常重大的责任。正确地说，不是写了也无妨，而是写了也无奈。在这些人当中有谁写报道的时候，每次都来问过我“这是真实的吗”？预告说“我要写这个”，这样的记者我一个也没有拜见过。假定写成后发表了的东西是事实，就是“无奈”也想得通，但是如果根本不是事实，谁向我承担那报道失实的责任呢？这不是只凭道歉书就可以了结的问题。这些人考虑问题也未免过于简单了。手里有一支笔就能杀人，他们本应当更加慎重地使用这种使人生畏的报刊文字。暴风雨似的一天过后想想，觉得似乎是实在没意思透了。不会马上判决，一年还是半年结案，我一无所知。如果让我再上法庭，应当斗争的时候一定斗争到底。但坦率地说，我可不想再去一次。 ——那天夜里，阴沉沉的天空下起了雨。我觉得静静的夜雨离我很近。我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没有兴致听音乐，茫然无绪地坐着。今天一天，我扮演了大多数人对我原有的心目中的形象。我想那大概是近于完美的。但是，因此而产生的也许可以称之为自我嫌弃和疲劳感的悲哀，几近把我摧毁。 “没关系，我很沉着呀！” 我一边笑着一边反复讲着这句话，对经理，对新闻界，对崇拜我的观众，对给我打来电话的朋友，就是在母亲和妹妹面前，我也要完全伪装自己。就这样吧，我对自己这样说。累了。叩窗的雨声使人心碎。那雨是冰冷的吧。想睡一会儿，意识模糊了。 “叮铃——”，电话。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耳边传来他的声音。 “喂，怎么样啊？” “嗯，真怕人……非常……” “嗯，是吗？” 这时，我才第一次讲了心里话。当紧紧关闭着的心扉打开的时候，靠听筒传来了对方的温暖，我第一次哭了。（一九七九·四·十二）补记：一九八O 年七月七日下午一时半，在东京地方法院503 号法庭作出了如下判决： “主文判处原《问题小说》编辑菅原善雄劳役六个月，缓期执行两年，《女性自身》代理编辑森元顺司罚款十五万元。” 我完全胜诉了。尽管被告方面的辩护团摆出要上诉的架势，但是我对这个判决反正是满意的。结婚听着雨点时时敲窗的声音，我突然忆起我们宣布订婚的日子。那天，天与愿违，大雨从早就下个不停。三月七日。那天的雨，好象在用严肃的语调告诉我，今后的人生决非坦途。过度的紧张中，我抬起头来看着他，他微微笑着的高大形象又一次刻在我的心上。三浦捻，二十八岁。和他相遇在六年前。那时我才十五岁，脸上还带着几分胖乎乎的稚气。虽说是五月的晴空，但东京的天空却绝非碧蓝，显得混地而迷蒙。那天，我因为拍广告片来到砧电影制片厂的绿地公园。与摄制组约好的时间还不到，身穿学生服的我不愿意呆在车里，便走下车来。空气并不特别令人心旷神恰，我却尽量享受着从闷罐子里解放出来的自由。这时，一辆白色的汽车进入我的眼帘，一个青年人在离我们那辆车不远的地方下了车。一瞬间，我和他目光相遇了。但我们彼此并没有打招呼。他穿一身蓝色运动服，让人一眼就会看出他很健康。当时我以为，他是一位来绿地公园练习的运动员。过了一会儿，经过摄制组的介绍，我们才互相打了个招呼。他说了句“请多关照”，连个笑脸也没有就走开了。摄影开始以后，我们也几乎没说什么话。我在他身上感觉到了一个迄今为止绝对没有遇到过的世界。他从不发出轻浮的笑声，以一种稳重的语调跟人说话，那种讷讷而言的语感，使人感到新鲜。到目前为止，只要一介绍说“这位是山口百惠”，几乎所有的人都马上对我报以微笑。且不说自己内心的踌躇，但总得笑脸相陪。恋爱始于意外的发现———一我听谁讲过这句话。我也属于这种情况。在我眼中，他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初次见面时他那种生硬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然而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丝毫不快。他毫不掩饰自己地生活。相反，也许我已经无意中沾染了演员的习性，在很多事情上不得不虚伪。为了拍《潮声》这部影片的外景，我们到过一个名叫神岛的小岛。抵达的第二天，举行了影片开拍的记者招待会。有个记者问我们： “与神岛的居民接触以后，作何感想呢？” 以往的工作把我已经训练得能够圆满地应付这些了。我说：“哎，他们特别热情，非常好啊！” 接着，他也回答了。 “啊，我……，才来一两天，还不知道。” 我觉得心里隐隐作痛，对自己不知不觉逢场作戏、不露真言的行为感到羞耻。拍摄这部影片之前，我们已经共同主演了《伊豆的歌女》这部影片。我一直没能和他亲密地交谈过。因为七岁的年龄之差，就象一堵厚厚的墙壁，隔开了我。他是个对我的世界没有丝毫兴趣的大人了。何况，主要是当时我也实在太忙了。一天时间被切割成几段，完全由时间表支配我的行动，而不取决于我的意志。那时连睡觉都由不得自己，我就在下一步行动的车里补充睡眠，常常到了工作现场还醒不过来。我听到他的声音。 “还睡着哪？真够可怜的，累坏了吧！” 车窗外的脚步声远去了，朦胧之中，只有这句话留在我的心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眼睛就开始留意他了。我留意他与一般年纪相仿的共演者们说话时的音容笑貌和话语，留意着他的一切，同时又为自己不能天真无邪地与他融洽相处而惋惜不已。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几次问自己，却越想越觉得失望。不久，随着我们共事次数的增多，渐渐地可以交谈些了，偶尔，还能开个小小的玩笑。但是对于我这个本来就拙于言词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好容易开了口，却不知往下该说什么。回头寻思一下自己说过的话，觉得都乏味得很。这样，两个人的对话总是三言两语就中止了。这也是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他是一个异性，而我又没有一个女性的自信。从第一天工作起，我就叫他“三浦君”，语气轻松得象是在叫学校里的同学。有一段时间，我实际上就是这样叫的，象是无意的、理所当然的。有一天，我对于称他为“三浦君”这个称呼突然有些犹豫起来。比他小七岁的我，是不能叫他“君”的。我确实产生了这种想法。尤其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不管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什么称呼，一提到他的名字，我就会感到些微的犹豫了。我们就这样一起拍了广告片、《伊豆的歌女人》、《潮声》、《绝唱》、电视剧……，不知不觉我们被称作“黄金的搭档”。每天的时间我们几乎都是在一起度过的，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于见母亲和妹妹的时间。我并不喜欢说“感情变化” 这句话，但是在我们共有的许多时间里，我都感到了开始那种“象哥哥似的”感情，已稍稍改变了方向。一次，在晴海码头拍外景时，有一个我把头埋在他怀抱里的镜头。透过他厚厚的毛衣，我听到响在我耳边的他的心跳声，我想：“假如我成了以特别的感觉能够倾听这跳动的女性……” 这是千真万确的恋爱的体验。 ——我对异性怀有幼稚的爱慕之心，是作为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的时候。 “喂，山口。这不是你妹妹的吗？” 说着，那个男孩子递给我一个白色布袋。这是上小学一年级的妹妹在双肩书包旁挂着的饮食袋。里面有杯子和画着漫画的尼龙桌布，角上还写着“山口淑惠”的名字。大概是妹妹走读路过他家附近，和小朋友玩闹时丢下的吧。我说声“谢谢”接了过来。同这个人我从未特别亲热地交谈过，一点小事成了机缘。说是恋爱，恐怕过于幼稚，然而我却对他有好感了。话虽如此，我也并没有给他写信，也没有表明心迹。只有一次，作为圣诞节礼物，送过他一副手织的手套。他是个活跃在羽毛球部的运动员，成绩也就是中上。他长得并不很高，也看不出什么个性，但他富于幽默感的谈吐和时常表现出来的毫不做作的优雅劲儿是很有魅力的。或许是由于我拙于言词，才对他的这一点羡慕起来。自那时起，我觉得要是交男朋友，就要同一个善于谈吐的人交往，这个心情成了我对将来的恋人的一个理想。 “象哥哥似的人”——每次被问到理想的恋人，我就要重复这句话。我是个长女，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希冀着有个能在他跟前“撒娇”的“哥哥”。我想对他撒娇，想天真地对他讲各种各样的事情。虽然我意识到了对他的爱慕，但却不能表达出来。我们相差七岁。他当时二十三岁，已经是个堂堂男子汉了。就是有个确定了的对象，也是很自然的。还是沉默下去吧！我忍受不了一旦说出口就破坏了和睦相处的那种关系。不是恋人也无所谓，就只算是工作的同伴而忍耐下去吧！我只害怕由于我前进一步而使双方困窘不堪。从那时起，我开始希望成为电影演员。演艺界仿佛有一条不成文法：女演员比歌手有见识，好象歌手就注定进不了戏剧、电影也就是演员的圈子，歌手充其量只有歌手的风情，不可能有什么高深的演技等等。有一次，我参加朋友的聚会，有位性格派女演员说：“我不象百惠，不是‘歌手’，所以唱不好啊。”这段开场白之后唱了一支歌。对她这句话，我可没有随和一笑的兴致。我觉得象受了嘲笑，还觉得自己当歌手好象是犯了罪一样。的确，歌手是简单劳动，无非是每天翻来覆去地唱一支歌。是一项时间匆忙紧张的工作。与几乎以自己的意志行动的“女演员” 相比，歌手是为维护自己这尊 “偶像”而完全听命于演出事务所的工作。人们只是从外表上看到歌手没有个人的意志和感情，说“真可怜呀”这句话里，暗含着嘲讽。有一次参加演剧。当时我的日程紧张得要命，从一个录音室到另一个摄象室，从学校到工作场所，每天忙得团团转。在演剧摄象室里，比我资格老得多的演员们穿好服装等着我，我跑来只拍我出演的场面，马上又得匆匆离去。这必然打乱了演出的进度。那时候，一位老资格的女演员提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我因为没有听过本人直接跟我说，也不知是真是假，但我感到她对于按照我的日程表行动是有抵触的。我觉得很对不住她，但另一方面我也想到这是毫无办法的。我还不至于不谦逊到这种地步：自己是主角所以周围都得随和我。然而，只要在演艺界的体制之下，我认为有些事就非得服从它不可。而且这个体制又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自己没有为此而赔礼道歉的机会，也没有这个权利。不过，以这件事为转机，我不得不越发承认歌手是不足道的了。他是演员，我是歌手！一次，他夹杂着玩笑，指出我至今获得了各种名目的奖，可从来没有流过眼泪。即使是玩笑话，让他说出这种话来，我不能不讨厌自己的职业。我觉得我的自卑感直接受到打击，脸色也变了。我不能把它当成玩笑听之任之。违背心意、不经思忖的话就从我嘴里蹦出来了。 “有什么不好吗？我就是干这行的嘛。” 尔后的一刹那间，他仿佛生气了似的硬顶了我一句： “就是干这行，也是人嘛。” 对他这激烈的口吻，我无言以对。说了多么愚蠢的话呀！他一定认为我是个不招人喜爱的女子了。在不舒畅的气氛中，我感到自己仿佛正掉到地底下去。我深信自己比谁都让他讨厌了。由于自己说出那样的话，把事态推向了自己最不希望的方向，而产生的一种自我嫌弃感，在此后一段时间支配了我的心绪。我对他的目光敬而远之，故意躲他老远。因此，当他第一次向我表明心迹时，我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那是第几次的夏威夷之行呢？影片拍摄的间隙，我们陪他的朋友去游玩。因为不单是两个人，我放心了，轻松地上了车。路上，他那朋友下车去买冰激凌。就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他吐露了对我的感情。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以致忘记了那时他的话是怎么说的。说前面那些事情也罢，说七岁之差也罢，我不能相信他会亲口对我说，他喜欢我。我不会柔情细语，又很倔强，不能做到天真无邪，总之，作为一个女人，我缺乏被人爱恋的自信。这件事，我只告诉了难得一起同来的母亲。不知为什么，我不想瞒着母亲。母亲只是默然无语地微笑了。惊奇变为欢喜之前。经过了很长时间。他交给我的电话号码，好久也没有起作用。我不敢打电话，往往拨号盘才拨了一半，就又放下了听筒。那天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是个梦呢？即便不是梦，也许只是自己被嘲弄了。如果打电话，人家会不会只回一句；“怎么了？”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我独自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不再对这种恋爱期待什么。打开心扉之后，我们还是日复一日地在工作场上见面。他表白了爱情以后，就不会不留意他的存在。我的目光无意地集中在他的身上，他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每一个轻微的举动，其中隐含着的不就是那次吐露爱情的继续吗？然而，我想避免自己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里。我不想又去寻找他的目光，又去思忖他的话语的含义。我决定为了尽量不受此拘束地用心行事。从听了他的心意到与他私下里谈话，又经过一个半月时间。一天，摄影结束后，我们两人正要上各自的汽车，他突然说： “哎，告诉她一声，让她给我打电话。” 话说得很突然，象是一直忘记而刚刚想起了的很自然的口气。霎时间我怔住了，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是谁呢？电话，是怎么回事呢？等弄明白了那指的就是我，是想让我打给他电话，已经是回到家里，一个人呆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了。这么说可以打电话了。真的可以打个电话啦——那天晚上，我看着他在夏威夷给我的电话号码，给他的房间挂了电话。开始用电话通话后，我也只是回答他的问话，还谈不到所谓的交谈，大多只是随声附和一句就没话了。我即便讲些什么，也一定只会使他觉得无聊吧。他的话一停，我的话自然而然也停了，于是一片沉默。又看不到他的脸，更增添了我的焦虑，想继续谈下去却没有话说；想挂断又断不了。只是让时间这样缓缓地过去了。开始电话交往以后，过了大约八个月时间，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我并不觉得因此自己发生了特别的变化，只不过“恋人”这个词听起来又增加了几分真切的回声。我觉得由于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对结婚、对将来就抱有期待是不行的。当然，他是个漂亮男子，既然承认是恋人，也有时想追求他吧。但是，我的自由时间太少了。他追求我时，我不能满足他，这种被动意外地使我怯懦下来。我不断对自己说，我是相信他的，但就是出现其他女性的影子，那也毫无办法。每当这个时候，我更加为他和我之间的七岁之差而遗憾。我抱怨他还在与我不相识的时候，就一个人单独地成长为青年了，七年之间，他都和什么样的人有了什么样的关系呢？我的思想飞向他的遥远的过去，而每次都遭到了挫折。但是，虽说互相之间明确了爱情，但对于他的人生和时间，也并非可以任我随意地拖住和支配。我们是除了电话、除了工作以外两人就不在一起的一对恋人。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就吹了也毫无办法。我也没有把他的人生牢固地掌握住的才干。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心不后悔我们的结合。迄今为止，我不了解除了他以外的异性。即使有一个不是作为异性而是作为只是对他有好感的人，我也总是不知不觉把那人的某一个细小的动作，待人接物的细微的地方，与他相比。心想，如果是他准不是那种样子，换了他一定会这样说吧。和那些人发展到恋和爱之前，他们就在我心里轻易地成为过去了。或许人们认为我性格直爽，对我在异性方面的各种传闻很多。说什么我十九岁时，一年之间竟有十三个男人，杂志上搞得好不热闹。母亲已经习以为常不再气愤了，她腻味地笑着说：“一个星期换一个恋人，不错嘛！”也是由于演唱路线给我造成的形象帮了忙，关于我同异性的交际，公司倒没有对我说什么闲话。我对谁都开诚相见，有时也出去饮茶、就餐，还有几次应邀交际的事情。但是感到可爱使我动心的人一个也没有。有人认真逼问我为什么不跟他交往，我便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虽然是单相思，可我心里一直老想着他。尽管很难抓住他的心，但在我心里，他的存在占据了很大位置。正由于我开始懂得了爱情不能如愿以偿的痛苦，我才不想随便敷衍那些正正经经要求和我交往的人。他毫不造作地教给我很多东西。他并不是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地强加于我，而是言传身教做给我看。这就是朋友的重要。这就是信任的宝贵和难得。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健康身心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和善和深深的信赖。 “要象爱我一样，对自己周围的人都应当尊重……”这样说的，也是他。我的心如果能象空气无所不在似地把无可取代的他包得严严实实的…… 他和我作为从事同样工作的同伴，在杂志来采访等等时候，都不能据实以告我们之间是恋人的关系，这一点是都感到痛苦的。然而，我们两个人之间只要有能够自然地谈话的机会，我们总是讲真话的。不过，我不愿意用铅字片面地加以转达。正因为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才不愿引起一点点的误解。我希望用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不单是出自想把两人的恋爱早日公诸于众的目的，更由于不愿意对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说谎，我们决定公开发表： “恋人宣言” （这个名称，是不久以后宣传机构给我们起的。）差不多所有的宣传机构都报道说，这个宣言的起因是因两个人走路的情形被人拍下了照片，才慌慌忙忙作出了决定。但是，这并不是直接的原因。被人拍照的前一天，关东地方遭到同季节大相径庭的台风袭击。那天是我许久才有的一个休息日，他发烧卧床，我在他家顺便照看他。风暴过后，暮色苍茫时分，他大见好转，于是我陪着他上街买东西。当时，不知为什么我不想走我们常常走过的通向停车场的那条道，而想走新发现的垃圾场旁边的小马路。我象发现了秘密地点的小孩子似的，怀着多半是冒险的心理，说走这一边嘛，他不假思索地同意了我的建议。 “行呵，老是走一条道也……” 两个人快要到停车场时，前面问起了亮光。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在突然挡住眼睛的亮光的刺激下慌了神，一害怕险些跌倒。他扶住了我，我拉住了他。就在这一刹那间，闪光灯再次袭来。我们没有逃，用与刚才走来时同样的步伐走到大路上。后面的人瞠目结舌，一声没吭目送着我们。找到出租车，把身子靠在座位上以后，我还在颤抖。不是因为被人看见受到了刺激，要是怕让人看见，我们何必肩并肩地从他房间出来呢。假如真的觉得被拍了照不好，也许早就采取强硬态度把对方的胶卷没收了。他在我面前提出“结婚”二字，我觉得实在出于一个偶然机会。第一次向我表明心迹也是在朋友偶然离开座位的兜风途中，真正开始交往的发端，还是摄影结束准备上车的一个偶然机会。对于我们两人来说，关键的几个场面总是被偶然所支配，一点也没有动人的戏剧性。初春的一个晚上，我们和摄制组的人一起在六本木的餐馆用餐。一共有七、八个人，在热闹的餐桌上，大家谈得兴致勃勃。我和他都没有顾虑周围的情况，已经完全沉浸在那样一种气氛之中。饭吃得差不多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和他的周围的人们都不见了。“他们呢？”我歪着头问。他瞧着我的眼睛立刻说： “我正在想我们该结婚了，你有个思想准备吧。” 我即刻说： “嗯。” 这样回答了一声。还没等我估量一下事情的重大，离开座位的人们已经回来了。在回家去的汽车里，我重新意识到事情的重大，慌乱起来。这不是告诉我了不得的事情了吗？——回到家又给他打了电话，总算才仔细品味到真切的要“结婚” 的实际感受。妈妈回想起当时他向妈妈正式表示要和我结婚的意愿时的情况，噗呼一声笑了。 “怎么了？” “大概是紧张吧。他对我说，‘把百惠给我吧，您不给，我也和百惠结婚！’ 听他冷不丁这么一宣布，我被那种气势压得不能拒绝呀……” 在六本木的餐馆里，他只得到我‘嗯”的一声未免过于简单的回答，好象半信半疑，怕我不是认真的回答吧，所以很快来到了我家。一据妈妈说，他用“我和百惠结婚。”这个打破老一套的求婚方式表明心愿之后，笑容满面的母亲改用平时稳重的表情注视着他的眼睛，明确地说： “这是你完全了解了我们家的情况才说出来的话吗？” 后来他告诉我说，当时他从母亲坚毅的神情中，看到了母亲生活路程的坚苦和漫长，深为感动。告诉了父母以后，我们的婚约时代开始了。但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多得成山。我们公开宣布订婚，是从那天开始又过了一年之后的事情。时光流水般顺畅地度过去了。我对自己竟然判断不出这时光到底是长是短而感到有些气恼，同时，我现在已经很自然地注视着站在我身边的他了。并且感受着人世间的缘分是这样不可思议的美好。我觉得，所谓缘分，除了命运以外不可能是别的了。出生于不同的土地和不同的年代，况且性别也不同，这样一对以往的生活和语言都完全不同的男女，由于一个什么机会而邂逅和交谈，并且越过一切的差异，决心共走一条道路。男女的缘分甚至有连命运都可能改变的强悍力量。有人在这个世界中得到生命，却不曾遇到可心的人就结束了一生。满员的电车里尽管比邻而坐，却不交一言而各奔前程，而且有人甚至都不知道彼此还活在人世，在各种各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中，男女相逢、交谈，愿意理解对方，象受自己一样地爱对方。有了这种爱情，愿意为对方而活着，因被对方所爱而懂得了为自己而活着的意义。当然，人生，必定有别离。但是不论是怎样的别离，那个人继续会生活在记忆之中。有信任，有怀疑……，正是因为爱，所以才既有信任也想怀疑，人心是喜欢恶作剧的。据说女人因为有男人而懂得了女人，男人因为有了女人而懂得男人。我也因为有他这个男人而懂得了自己是怎样一个女人。他以他的身心使我懂得了我是一个该悲哀时悲哀，该欢乐时欢乐的理所当然的女人。我现在要深深感谢他的存在。现在我能够珍重地看待几年以前还为之哀怨过的我们之间的七岁之差。使我和他这样一个好人邂逅相逢的，我不知道是神灵还是时间，可是我愿由衷地感谢他。我想尽心地珍重为我生下他这样一个好人的他的双亲。我们决定结婚了，宣布订婚后不久，我见到了他的父母。母亲慈祥地告诉我他小时候的事情，父亲以温和的目光注视着我，他姐姐对我说“随随便便的嘛，不要太客气呀！”我的母亲还是与过去一样。他和我。被众人温暖地照料着，现在即将开始自己的人生了。当然，既然结了婚，一定要白头偕老。就象是什么时候在欧洲的风景中看到的一对沉静的老夫妇那样，我们也要成为超越时间和置身事外的微笑着的两个人。引退一天夜晚，躺在床上入睡前的一刹那，我望着虚空凝思冥想。那晚与平时相比。我的精神并不特别地波动。我茫无头绪地想到： “结了婚就辞掉工作吧。” 那时候，我俩之间还没有正式说过“结婚”，只是隐隐预感到这样下去多半会和他结婚的。还是辞掉工作吧。—— 这是某日突然浮现在我心头的结论。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直觉。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当初只是影影绰绰的那个结论，就在两个人中间具体化了。我们俩告诉了各自的家长。我们俩又通知了各自所属单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们。然后宣布订婚。与此同时，我宣布退出演艺界。这一宣布在未曾预料到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谁都想探明作出这个过于突然的结论的理由。这样，就需要我自己来分析一下这个突然将答案置于心头的直觉，并且找出这个直觉的道理。每逢我自问自答时，得到的回答都是那样理所当然。我想为了他！我想对着出门的丈夫说；“您走啦！”回来时说声“您回来啦！” 我想使我这里成为我所爱的人感到最为舒适的归宿。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有好几次他患感冒躺倒在床上。夜晚，每回从电话里知道他生病，我就想到：“虽然即便我在他跟前，他的病也不会好，但是他就不必在病中还要自己干这干那了。”这么想着时，我就为自己还不能这样做而感到焦躁。这是否也是成为那种直觉的要素了呢？他过着独居生活，一天工作结束后，还得用自己的手打开昏暗房间的电灯，毕竟是寂寞的吧。这也许是一个没有过过独居生活的女人，不知确否如此凭空自以为是的设想吧。就算是自以为是，我也的确想在家等着他。我想起了他姐姐不知是什么时候说过的一句话：“我想做一个向男人满不在乎地示弱的女人。” 有怨言也罢，发牢骚也罢，我希望他也以我需要他时那种同样的心情需要我。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希望一定在他身边，让他沉浸在甜美的爱情之中。然而，要这样做的话，从目前我活动范围里的工作来，看，不免过于勉强了。有时间上的问题，还有出外工作的问题。尤其因为是女人，很多时候是不能拒绝同行们的应酬的。如果是这样，自然不能照顾好家庭。那么，结婚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愿意做一个徒有其名的妻子。是因为我无能吧。深知自己性格的我，首先预想到：结婚以后还继续工作，恐怕工作和家庭哪一方面都会受影响，这将非常对不住那些支持我的人，也非常对不起他。在我的周围，也有一边工作一边作为妻子操持着家务的妇女。阿木耀子就是一位。她从事歌词创作，并且组织了美满的家庭。她写妇女活生生的世界，自己也生气勃勃简直就象是天真无邪的童女一般，同时间赛跑。有时。可以看到她在需要当机立断时的那种斩钉截铁的目光。那时，我也曾肤浅而武断地认为，“象阿木这样的人，一个人也能坚强地生活下去吧！而且，她自己也确实有这种强烈的自信吧！”但是，阿木本人却对一起工作的一个同事小声嘟嚷说：“我没有修史，可活不下去哟！”听她这么一说，我感到意外，同时也感到“毕竟还是不行啊”。我想像不出这话出自她这个人称“才女”、做事果断的人之口，但是我觉得懂得并且牢记自己所珍视的东西的阿木太了不起了。宇崎龙童、阿木耀子—— 是一对模范夫妻。可是我还是想做一个完全与舞台隔绝的妻子。他正式提出结婚后，在谈到我今后的工作怎么办的时候，我把自己的结论告诉了他。我听从了自己的直觉，没有为一直相信的直觉而惶恐不安。时常说到第六感觉，在我来说，那往往能击中现实。记得还是住在横须贺的时候，有一次照母亲吩咐去办事，回来的路上无意之中走到了脏水沟边。右脚的凉鞋并没有被东西挂住，却不巧掉到了沟里。从那里路过的一个中年男子看到我快哭出来了，便下到沟里帮我把凉鞋拣了回来。就在几分钟以前，我脑子里闪过有人来帮助我的情景。梦想成为现实的例子也不少。我想得出来第一次来到的城市、街道会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第几个门是个什么店……。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在我的脑子里先制作出脚本，然后按照脚本，对脚本中有的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说话。不知为什么，得到的回答竟同脚本一模一样。我不止一次交错地体味了愉快的和略微不快的情绪。渐渐地，那小小的预知的能力几乎对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在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时，也相信这种直觉。人与人之间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对我这个无根无据、模模糊糊的结论，周围的反应是形形色色的。母亲——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她的时候，她对着我的眼睛凝视片刻，是因为了解女儿一旦决定就不会改变的倔强的性格呢，还是出于对于女儿的信赖呢，总之她没有反对。老实说，我本想母亲说不定会反对的。当然母亲对我的工作是从不干预的。她总是站在远远的地方注视着我的举措。但是我觉得母亲还是对我这个终归刚刚二十岁，今后精神上也许还会最爱变化的女儿，就这样在人生中完成第一个转折而忧心忡忡吧！母亲虽然未加可否，到底还是简单地说了声：“再好好考虑考虑吧！”这句话似乎意味着：“后悔药可吃不得的哟！” “只是妹妹淑惠的事情，你要能好好地……” 母亲叮嘱说。对我来说，妹妹和母亲一样，都是我无可取代的亲人。她还完全是一张白纸，将来不知道她找工作上大学还是出嫁，直到她可以自立为止，我一定在各个方面提供援助。与其说援助，不如说我希望她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抚育她成人是姐姐对妹妹所能给予的最大的爱情了。正因为我们很少象姐妹一样谈话，光是看着她成长，可悲的是，我真正理解她的部分还很少，但这个问题用不着让母亲操心，我这个姐姐今后会照看好她的。同事们的反应也是各种各样的。年龄相仿的歌手们有的说：“真有勇气啊！” “真羡慕你呀！”也有人眼含泪水凝望着我说：“多寂寞啊！”要说我自己没有寂寥的感觉，那是假话。就象从多年相处、已经熟稔了的同学当中，孤零零地转学到遥远城镇去的心情一样，我确实感到了孤寂。然而，我在经历过几次转学之后体会到：孤零零地到别的城市去的孩子，还可以结交新的朋友，得到新的环境的熏陶而适应它。即便天各一方，但我们共同的友情和昔日一起度过的时光却象一根无形的线，不是那么容易中断的。虽是我退出舞台，离开了演艺界，我依旧想和朋友友好下去。平常在工作中没什么接触的一个当年的男歌星，有一次在大坂的录音室里看到定了婚的我，马上走过来，半象发火似地说。“你不能退出舞台！还是有可能性嘛。我决不答应你引退！”我不由地苦笑了。对这个只有几面之缘的人以这么强硬的语气甩给我的话，简直没有我回答的余地。一直和我一起到各地演出的同伴们都象是自己的事情那样为我高兴。当我在大坂的舞台上宣布“引退宣言”的时候，跟随我的乐队队员们马上理解了我的意思，非常适时地给我奏起了下一支曲子的前奏。当我兴奋地走下舞台时，他们爽朗地对我喊着： “好啊！太动人啦！” “今天怎么这么迷人啊！” 当中也有人令人莫名其妙地大声叫嚷着：“该死！” 和我一起活动的担任合唱的三位女性，年纪比我大得多，当时都感动得哭了。最近，在我演出结束以后，她们常常对我说。“真的不干了么？多寂寞呀！”“就剩三个月了……”，“百惠要是引退，我也不干了！”在我这个班子里，有几个和我要好的人准备在我引退的同时也脱离现在的单位，由于我的引退，他们也想使自己的演艺生活告一段落。我在决心引退以前曾反复考虑过，我的引退会给我所在的单位和这里的人们带来什么影响。这样说或许是过于自负，我的引退说不定会左右他们的生活。当我看到这个现实时，很为之苦恼。我一向本着“即使别人有负于我，我也不能有负于人”的信条的生活史里，我第一次感到这句话难于出口了。继续坚持自己要走的道路，也许就无情地辜负了崇拜我的观众和演出班子。为了不辜负他们就要失去我所爱恋的人，这也是不合情理的。我为人们所爱，为很多人所注目。即便知道被人们所爱，那种爱也只能是“可能性”的，比较疏远的。一个为众人所梦想、所爱慕、所注目的女人，倾心爱恋她的只有一个男人。我是否背弃了倾注于我的极大的爱情呢？听到“引退”二字，我想最吃惊的也许是那个人吧。这个人就是堀威夫先生，我所在单位的经理。我和他因为意见不同，对工作的看法不同，曾经多次发生过正面冲突。我曾想到从堀制片社独立出来。几年前，宣传机构报道过这件事情，在问到我的意见时，我也没有否认。我回答说：“还在继续商洽的阶段。但是出现了这个问题不是假话。” 那些报道说是因为经济问题和对堀先生不满是我要独立出去的原因。其实，我不过是想要求一个自由自在的班子而已。当时关于这件事议论纷纷，但我对堀先生的偏见并没能丢掉。为了亲口告诉他我引退的主意。我见了一次堀先生。最大的阻力，我想就是在他那里了。我左思右想，不知该怎样解释才能让他理解自己的心情。去见堀先生的前一天，我和三浦商量这件事。他说： “不要抱成见，无论如何要坦诚而冷静地讲出自己的心愿。这样，他也会冷静地倾听你的意见。” 出人意料的是，堀先生的第一句话使是：“我完全明白。”这使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也觉得结婚以后呆在家里是件好事情。我曾经想到，百惠说不定会这样提出来的。首先，这是百惠的意愿，我就应该接受。大概有什么缘分吧，说起来，我们是在一个锅里吃饭奋斗过来的，光凭这一点就值得珍惜。在结束最后的工作以前，希望我们互相勉励。希望务必用我们共同的努力完美地结束工作。而且，就是呆在家里以后，凡有可能，我们也要帮助。希望你不客气找我谈。” 说到最后，他还加了一句：“恭喜你啊！”这些话使我很羞愧，很受震动，心头掀起阵阵波澜。结论是，能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实在不错。我万万没想到他竟能这样的理解我。我的崇拜者的反应也是千差万别的。 “我们衷心盼望你们两人结婚。但是引退是另一回事，那样也太过甚了。我们不能同意。” 宣布引退那阵子的来信差不多都是这些内容。随着引退日期的临近，来信的内容变了。 “引退对我们是个打击，不过百惠有百惠自己的人生。祝你幸福。这是我们唯一的心愿。” 一个人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因此我要坚持毫不怨悔的生活方式。虽然是这样想的，但歌迷、影迷们的话还是刺痛了我的心。有人询问我是否担心家庭经济问题。我一向有那么多的收入，突然呆在家里，靠一个男人的收入能够满足么？的确，就我的年纪说来，这点收人不算多。然而，我以前的收入也过多了，对那些大笔收入我茫然不知所措，并且从未心境泰然。总之，我怕自己习惯于那种金钱观念。我至少一向不为金钱担心，为什么呢……也许因为我是学着母亲生活过来的，我必得象母亲那样过困窘而清苦日子的时候也许会到来，起码这种思想准备我心里早已经有了。在周围的人们中，最为“引退”二宇震惊的，莫过于我未来的丈夫了。 “我觉得你具有做女演员的了不起的天赋，所以希望你继续工作下去。” 他把自己的意见说完以后，问我准备怎么办。 “我……可能的话，我还是想辞去工作。” “不必匆忙决定。我们都再充分地考虑一下吧。” 几天以后，他说他撤回自己的意见。他说：“接受一个女人考虑如此周到的意见，这才是男子汉。”他又补充道，暂且就按辞去工作的方案办，如果中途改变了主意，希望随时告诉他。他也询问了我作出引退结论的理由。我告诉他促使我引退的直觉以及对直觉的解释。我毫无隐瞒地对他讲了我以为成为理由的理由。 “你不是一直很喜欢干着你的工作吗？况且，你要辞去的是一直干到今天的工作，只是那些理由么？” 我们商量了很长时间。我感谢他对我的工作问题没有提任何要求，最后他让我自己作出决定。当然，我也感到他恰如其分的责任。在无法倒退的人生中，无论对他或者对我，这恐怕都是一个赌注吧。不用说，有关各自的家长、兄弟姐妹的事情也都商量过，他—一认真考虑，也必定征求我的意见。从一对恋人的甜言蜜语发展到夫妇之间面对现实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已经充分了解他了。商量来商量去，一年时间过去了。那年新年，我们在夏威夷。他突然悄声说道： “要是明年的这个时候，咱们真的结了婚，也许可以说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我感到这几句话具有无法形容的重量。没有比那时候更感到“命运”二字的重量了。他完全接受了我任性的生活方式。我要不惜努力以不辜负他的这种爱情而生活下去。他以“一生”为长度考虑着一切，我作为他的妻子，想真心诚意地关注着高大的他。社会上把我称作“飞翔的妇女——自立的妇女”。因此，当我宣布退出舞台时，人们就认定这是一个女人走下坡路。有个妇女杂志向以“职业妇女”为自负的人们征集对“山口百惠引退”的评论，并且出版了特辑。其中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的看法。“都是因为你，妇女地位又倒退到十年前了。” “真可惜。” “难以相信。” “那是幸福啊，作为一个女人……” 特辑发行以后不几天，我接到了一封信。似乎是一位妇女写来的，信上没有具名。信的细节已经记不住了，不过，信中讲到。 “我可能过于相信你了。平时在电视屏幕和杂志上看到你，觉得你是一位杰出的完全可以自立的妇女。却不曾想到你只是为了男人就要断送自己。我瞎了眼了。你归根结底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而已。” 一种无法排遣的悲凉涌上心头。女人存在的最大意义既然不过是为了男人，那么，女人不过只是个存在而已。就算是说话没有顾虑吧，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也未免太叫人伤心了。 “自立” 这个词开始被滥用以来，到底经过多少时日啊！“自立的女人”、 “独身的职业妇女”，我一听到这些就发抖。在我来说，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机会，或是由于演唱的歌曲的内容，或是在“演艺界交欢图审判”时决不示弱的作证等等，使很多人把我也说成是“自立妇女”的代表。的确，目前各行各业妇女的处境和地位正在逐步提高，报纸、杂志上有关杰出的妇女的报道，我当然也读过。但是，我认为这些妇女并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成名的，而是老老实实地在各种条件下奋斗到今，其结果合乎潮流罢了。说什么是“妇女的时代”，于是因此就真的认为“男人不算什么”，或者是只追求妇女形式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自立，我对这些主张，是很怀疑的。无非是应和高调、赶赶时髦的人太多了。我认为妇女的“自立”是：她活在世上能够深深懂得什么最宝贵，它可以是工作，可以是家庭，也可以是情侣。这也可以称之为“精神上的自立”吧！没有比挂着“我是自立的女人”这块招牌的女人，更让人觉得浅薄的了。我决不以为非得到社会上活动，才能算是“自立”。与共在男性社会中一味地呼吁改善女性的处境，还不如走更适当的自立的道路。很多妇女认为，妇女在家庭里多半是走了下坡路，或者说这是逃进家庭，实际上在家庭当中，不是也有自立之路么？家庭，难道不是妇女能够自由自在地并且明确地建立自己世界的唯一场所吗？在桌子上装点出春天便是春天的样子，夏天便是夏天的样子，每一旬不同，四季当令，持家有方的妇女，永远会创造出使全家人感到舒适的场所。现在，人们常用“专业主妇”一词来称呼家庭主妇，虽然叫法并不那么好听，我却觉得不能小看这个词。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对妇女来说，恐怕不会有比家庭主妇更难的工作了。生活是夫妇一体的共同作业，而巩固家庭的根基还要靠女人。她迟早要有孩子，必须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女人地操持下去。一个家庭是和睦愉快还是阴郁暗淡，难道不都取决于这个家庭的主妇么！婚前，一个人被人怎样议论也没多大关系，一旦成为家庭主妇，人家改称她XX 先生的太太，这的确非同小可，同时不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吗？我从不认为持家是呆板乏味的活计。我甚至为三浦先生的太太这个称谓感到荣耀。有时候我生活在一个看不见自己的世界中。目迷五光十色，耳听甜言蜜语，在几乎对自己无法正确估价的现实中，对于各种事物的价值观念自然也会改变。周围的人为我做些什么都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说，这是你的崇拜者支持你嘛——人们这样说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虽然在心里发过誓，自己绝对不要这么看问题，但还是难免朝这边滑下去，因而对于如此这般的自己感到可怕。况且，我是女人，把身边的一切事情都拜托别人，自己落个轻闲自在，在这种情况之下，于是就不知不觉地诞生了对自己一无所知的另一个自己。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向别人要求个什么事情，因为这也是对方的工作，别人也不好表示反感。然而，如果过干习惯这样，变得懒得感谢人家，还是不应该的。似乎有人非常忌讳“象样”二字，我却认为这个词很好。干什么事就应该象干什么事的样子。从我十四岁时开始工作以后的八年时间里，大概没有人象我那样从来没有被人说成象样子的吧； “哪象十四岁的样儿呀！” “看不出才十七岁嘛……” “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风流……” 我并非因为人们这样说，就不格外憧憬“象样”二字，不过从那时起就对说我 “不象样”感到抵触。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这样说我，也讨厌被人家这样说。那些大人们究竟以什么标准来说我不象样儿呢？就是因为我不符合人们头脑中存在的这个年龄就必须是这个样子的框框，然而我不合乎这个框框，我希望再不要只因为这个理由而吵吵嚷嚷了。我难道不是不得已的吗？我这样做既不勉强也不逞能。谁都不理解我，却说什么…… 现在想来是多么不开化的思想方法呵！要是在今天。我会笑出来的。但在当时，即使是开玩笑，我一听到这种说法就生气。母亲和妹妹不久也会相信外面传的那些武断之词吧？叫我这作女儿的和作姐姐的在亲人面前该怎样才好呢？在宣布订婚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大着胆子使用了“妻子”这个词。这是我有意这样说的。我认为这个语感符合我今后的生活道路。从今以后我就是要作一个妻子。我要理直气壮地珍惜从妻子这个称谓中所领会到的美好含义。我觉得那才最象如今二十一岁的我。我一直被人说成与自己的年龄不符，如今要作妻子，度妻子的时光。只要在他的身边，从今以后的我就会成为最象百惠样子的百惠了。歌星诞生人们谈起歌手山口百惠的诞生时，几乎全都举出一个理由。大概是为了从经济困境中摆脱出来吧。我憧憬歌手这个职业，大约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说是憧憬，也并非因为渴望金钱，不过是一个少女想实现当个童话世界的女主人公的梦想，仅此而已。我喜欢唱歌，听到周围的人们说我“歌唱得好啊”，就认定自己能当上歌手，就是这么个单纯的想法。先说这一条，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是不会想到能在经济上给家里作帮手等等的。进入中学那会儿，电视台新设立了一个叫做“歌星诞生”即所谓选拔人材的节目。这节目不是过去演的那种严肃呆板的节目，演出时相当轻松随便。我迷上了这个节目，一到星期天就收看这个频道的节目。有一天，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出场表演。这是演播这个节目以来过去从未出现过的年纪最小的表演者。和我同岁！想到这儿，我心里就开始萌动说不定我也能行的念头。初中二年级暑假期间，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寄出了报考的明信片。当时的心情，是明明知道会落选的。预选通知很快来了。本来大家约好一定一起去，可到了当天朋友们却突然说 “不能去了”。我无奈只得一个人去预选会场，那是在有乐町一家外表看来粗陋的百货公司的八楼上。我的预选通知上的号码是101 号，我唱了一支名叫《旋转木马》的歌。情况比我自己预想得要顺利得多，第一次考试、第二次考试都及格了，并且决定让我参加电视演出的预选。我的穿着挺随便，一条牛仔裤，上身是一件两用衫，当时的导演称呼我“小小子”。大约过了一个月，通知我要进行电视录像，让我到后乐园娱乐厅去。 “哎，别老想着能不能录取，好好加劲呀！” 我告别了笑着送我出门的母亲，一个人去了后乐园娱乐厅。到达时还不到上午十点钟。人们正在摆设演出节目用的设备，类似出演的人和负责试听的人还都没有来。我一个人坐在观众席上，听敲敲打打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过了一会儿，人都到齐了。排练一番之后就正式演出了。我抑制着砰砰直跳的心唱了一支歌。一位评审员评论说： “你呀，扮演个年轻明星的妹妹的角色，倒还可以，但是唱歌呀……恐怕放弃这个打算也许更合适。” 仅有的一点点自信，忽的一下全被冲垮了。即便如此，我得到的分数还是超过了录取的分数，取得了参加决赛大会的资格。决赛的那一天，节目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开始。我站在以往在电视中看到过多次的场景中，却没有觉出这些会向全国播放的实感。我唱了和上次同样的歌。唱完马上宣布成绩。我站在一个小小的圆台上，对着扩音器报出自己的姓名，然后向评选员说声“请多关照”，这时打算录用的公司的来人便举起写着本公司名称的牌子。我并没有什么信心，可是又自信会被录用。果如所料，十几家公司的牌子静静地举了起来。过去在电视中看到的这种场面，几乎所有中选的人都会在这一瞬间双手掩面而泣，我也多半期待着自己兴许是这样。但是事出意外，我一滴眼泪也没掉。时至今日，我仍难以自解，为什么那时就想到会被录取呢？是无形的上苍的启迪，还是单纯的自我暗示？总之，在听到宣布结果以前，我就确信自己一定会当上歌手了。但是，那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一个少女的天真梦想的实现，仅仅是各种各样人生戏剧的序幕。自卑感我曾经是一个抑郁的孩子。谁送给我一些什么礼物，我脸上也表现不出多大的欢喜；带我去个什么地方，我也显不出多大的愉快。小时候，周围的大人们这样说过我。 “败兴的孩子。” 又不是长得象丑小鸭的孩子，每逢被人这么说，我心里就很痛苦。不知不觉地，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自卑感。然而，我又不具备那种被人一说就可以自己改变面目的本事。人们还常说我是个“嘴笨的孩子”等等。向人转告什么事情时，不是有时把重要部分漏掉，再不然就是找不到转达的机会，这时候，我总是被人这么说。这还是那种强烈的自卑感造成的。每当这个时候，我一点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是好。就象要求作一个成熟老练的孩子似的。那些在我幼小时的记忆中仍然保留着声音的对我的议论，至今还时时想起来。现在，我依然和过去一样，谁给我什么，还表现不出多少欢喜，于是我又庸人自扰地深思起来：恐怕人家心情不快吧？这样一想，觉得自己实在讨厌。说是要体谅别人心情，听起来好听，但不管怎样，都是在伪装着自己。尽管我知道每个人肯定都有点自卑感，但它还是使我深为苦恼的根源。开始于这一行以来，我得过各式各样的奖，而在授奖仪式上从不流泪。人们仅仅拿这一点和其他女歌手比较，就说我有胆量啦，目中无人啦等等。这也刺激了我的自卑感。为什么不流泪呢？高兴的心情并没有同别人两样，不过我的喜悦没有外露。是我不坦率吗？缺少人应有的温情吗？是因为我是一个骄傲的女人吗？所有这些思绪，都和幼年时的自卑感联系起来。我自己是从心所欲坦然行事的。但在别人眼里，肯定要被扣上个什么原因。一次，有人问过我：“百惠，你哭了吗？”我真想回答说“我也是人啊”，可欲言又止。不知怎的，完全失去了回答的兴致。我搞不清楚那人是不是真的认为；只要是个人当然就做的事情，可是因为是我就不那样做了呢？我感到了儿时同样有过的那种无处排遣的悲哀。每当一次次地被人这样说，我就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辩解，也是无济干事的。想到这里也就干脆不去解释了。对周围评论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我不认为靠我一个人说些什么便可以争得过的。想来，每个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各有不同，认为获奖者理当哭泣和抽噎，他们就是想用这样的社会标准衡量一切。每当接近那个季节，我便顾虑重重，恐怕又会因为哭还是没哭而被人说三道四。心想，要是那样，我可打心眼儿里希望什么奖也不得，给别人鼓掌不也挺快活嘛。对我来说，那个季节总是唤起“叫人败兴的孩子”这种自卑感的季节。工作上当然不用说了，就是与朋友和三浦的交往之中，这种自卑感也是常常最使我担心的一件大事。它总是隐藏在心底的角落里，成为思想上的包袱，把出席应当高兴的场合也当成负担。随着时光流逝，今天我终于能够冷静地进行思考了。就是说要把心里的反响如实地表现出来便可以了，不必在意当场流没流眼泪。所谓照顾对方的情绪，就是要真正地表现自己由衷的欢喜。获奖了却哭不出来，也许是因为奖的本身有什么地方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念。因此，在欢喜之中也有感到惶惑的地方。至于今后，我想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判断一切、感受一切也就行了，不必介意周围的议论和评价。听其自然，随心所欲。珍视自己。珍视自己的感性。哭也好，笑也好，生气也好，悲伤也好，这一切都是感性的差异。今天，我从幼年的自卑感中稍许解放了一点，能够正视自己的喜怒哀乐，也能够想得开了，这就是我自己的表现方法。但是，我还是想把一直被人议论的那些话记在心里。因为那也是我的一部分没有改变的东西。数字每个人都会受什么拘泥，所谓吉利数字也是一种拘泥吧？我从小学生时代起就和“十七”有缘。上了六年小学，我的学生证号几乎都是十七。如果牵强附会的话，这数字适用的地方很多，我的出生日也是十七日。从小时候起，我就决定把“十七”作为我的吉利数字。虽然说这样决定了，可在以往发生的事情中，从不对数字寄托希望，不过只要学生证号是十七，我就莫名其妙地放心了。记不得哪一次，只那一次，我的学生证号成了十八，就为这个，我心烦意乱，毫无根据地断定自己这一年也许会碰到什么倒霉事。奇数和偶数相比，我喜欢奇数。从前，在杂志来采访我时，我这样回答过。记者问“理由呢”，我说；“说不出道理，但总觉得是奇数就好。”现在想来，我的回答牵强、不明不白的。既然受某一事物拘泥，自然没有能够说得清楚的理由了。尽管如此，那位记者现出奇怪的感动之至的神情，说了声“嗯，说不出道理的感觉吗……嗯”，独自洋洋得意回去了，他能理解这些吗？年龄也拘泥于十九岁。它比其他任何年龄都使人感到神秘和娇艳。过了二十岁就是大人，不足十八岁还不算成年人，不知什么原因，我对其间承上启下的十九岁这个年龄很感兴趣。十九岁时恐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想法一直占据着我的脑海。每逢问到我憧憬向往的年龄，我总要回答十九岁。到了这个年龄就停住，不要进入二十岁该多好 ——我希望。十九岁！不出所料，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了，也可以说成是精神上的分水岭吧。总之，这是我身边都被染上从未有过的颜色的一年。在“歌星诞生”这个节目中，也是奇数和我相伴而行。预选号是101 号，电视预选是3 号，决胜大会是11号。我记得，预选时看到号码是奇数，就想到“是奇数，我没关系了”。真是不可思议，是奇数就有信心。要是在那里拿到偶数号，也许当场就会丧失信心回家去了。我曾想过，仅仅是这么一点小事，它就可能使我的生活和现在截然不同。初次登台的日子是五月二十一日。引退日虽在十月，日子却是十五日。而举行婚礼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九日。如果说两个数字中有一个概率的话，那么，这说明还是和奇数有缘。我现在的年龄是二十一岁。兴许过于拘泥了吧？不不，我今后还要拘泥下去。我自己私下里悄悄地拘泥于此，有时也是很愉快的。少女大概是几年前啦。连季节都没有记清楚。是在广岛的体育馆举行演唱会的那夭，和往常一样，帷幕拉开，一切正常进行。节目演过一半以后的时候，我开始谈起母亲。舞台暗转，聚光灯笔直地投射在我身上。我一个人讷讷地说了五分钟左右。 “将来，到了我穿上新娘礼服的时候，我要对母亲说‘谢谢’……” 我确实记得是用这话结束的。钢琴轻轻弹出《波斯菊》这支曲子的前奏，这时，有位少女离开观众席，朝舞台跑了过来。她那白色的连衣裙在昏暗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象是要来献花的，还没跑到舞台，就被工作人员挡住了。即便从高高的舞台上，我也能看到这个情景，我感到工作人员有些粗鲁。我一边唱歌，注意力却总向着那边。我看见那位少女把脸伏在旁边座席上一位妇女的肩上。 “她正在哭吧？” 我无法置若罔闻地继续演出。我希望，这场演出对那位少女来说理所当然地以一个美好的印象结束。我很担心那位少女的好意被他人挫伤。哀怜的是，象她穿着的连衣裙一样雪白雪白的心灵沾上了泪痕。我觉得可能会丧失掉少女和我之间非常宝贵的东西。唱完《波斯菊》，又该我讲话了。我用眼睛追逐着少女的身影，说： “工作人员不过是尽力做了自己的工作。对不起。如果可以的话，能把你拿着的花给我吗？” 少女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她也许会拒绝的，也许不肯原谅我——。紧接着的一刹那，她轻轻点了点头。少女一步一步向我走来，来到和她身材那么高的舞台前，把花束送给了我。我很高兴。至少这一瞬间，我越过了歌手和观众之间的藩篱，和这个少女的生活有了直接的联系。而且，她和我的心灵有了很大的联系。 “谢谢，”这是我由衷的话。我把目光转向接过来的花束，那正是一束淡雅的波斯菊。歌出国归来时，必须在海关申报单上填写在旅行地所买的东西，还得填上乘坐哪次班机抵达、本人住址、姓名、年龄、职业等等。职业这一栏上说，申报人要尽可能详细填写。每当我面对这张表，便要斟酌如何填写才好。是填歌手、女演员，还是电影演员呢？从歌手、电影演员这几个词里得到的感觉，也就是所谓语感，是轻浮的，我都不那么喜欢，但我对女演员的名称也有抵触。犹豫再三，有时我甚至还填写过自由职业。我不知道演艺界的工作究竟属于自由职业还是服务行业，但是不管算哪一行，的确都是说起来难以解释的工作。直到不久以前，我终于开始毫不踌躇地填写“歌手”二字了。我觉得自己大概是真正地喜欢了这个工作，胜过了担心语感中的轻浮。一、我选择歌手，而不是演员，也不是电影演员，其中并没有什么深意。把歌唱作为职业以来度过了八年时间，并不是我最初就喜欢这种工作。当然，我喜欢唱歌，是自己投入这个自己向往的世界中去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把唱歌职业化，却与自己的志向无关。同一支曲子一天不知得唱多少遍，一唱就是两三个月。随着这种情况的增多，我开始讨厌唱歌了。不知不觉我赞成了周围的人们把歌手说成玩偶的比拟，我不喜欢自己是那个样子。不知是谁说过，戏剧是集体的演出，唱歌是个人的表演。这话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厌烦唱歌。因此，心神恍惚中常常唱错了歌词，导演也提醒过我，可还是不起作用。我也厌烦到各地去公演。不论到哪里演出我都是这样：除了车站、剧场、住宿的饭店外，不想上街，也没兴致品尝地方风味。站在舞台上，照节目单上的曲目演唱，照台词说话，又照着乐谱发音，唱完了事。当时人们说我是个人的表演，我也无可奈何，心中有一股无法摆脱的凄凉。我便自然而然地想谋求自己的班子，我想演唱不再是个人表演的歌子。组成一个班子要有很多人：灯光、音响、舞台监督、乐队，还有歌手。这些人当中只要缺少一个，我的舞台就不能问世。我希望有一个不必我操心，大家就能为组织一场演出而进行讨论的演出班子。为了建立这个班子，我花费了意想不到的那么长的时间。因为我所在的公司碰巧没有安排演员个人计划的机构，所以首先要开始让他们接受这一破例的申请。以后的进展就比较顺利，我与那些理解我的心情，申请参加的人定出了“山口百惠计划”。多么高兴啊！ “以后，我们要制定出一个能让观众们感受到我们这个集体影响的计划。” 大家也拧成了一股劲。我和大家一起站在舞台上，边喝边想：照射我的聚光灯毫无疑义是温暖的。随着不同的曲子变换各种音调的平衡，以烘托歌曲效果的音响，也是温暖的。边听自己的歌唱、自己的声音，边从伴奏得密切和谐的每一件乐器声中，也感到了温暖。 “唱歌是个人的表演”，说这话的人我不认识，所以说这话的心绪因缘自然也不清楚。但我引以为自负的是，至少我的歌唱、我的舞台，并非是个人的表演，它是一股和谐的暖流。我喜欢温暖的音色。今天，我认为自己所以对自己的歌唱抱有自信，就是得益于在演出计划中与这些人的幸会。也许世上任何人都肯定会有他自己独有的为之自信的东西，在我来说，首先是嗓音，其次是唱法。我的嗓音绝非甜美清润，而是低沉粗旷的，与我平时说话的声音相比，我对歌唱的声音更有信心。说到唱歌的监力时，我知道自己有发挥自己身体某一部分能够表现出某种特长的动人之处。其次是我的唱法。在初次登台以前，我只有一个八度音域，七年半后的今天，用真声可唱出两个八度，算上假声便扩展到三个八度。同自己的音域变得开阔起来相比，我更高兴的是能够用自己的嗓音把任何人的歌变成自己的歌。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歌，不论谁都难以模仿。单模仿形式和表面，那算不了模仿者自己的长处。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自己的嗓音和唱法抱有很大的自信吗？因为有了自己的声音，我才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想这一点绝没有言过其实。而且，同我班子中的人们相遇以后，我在一段时期那么讨厌唱歌的状况也彻底改变了。人们日复一日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化着，那些细微的变化情况，通过音乐旋律和歌词表现出来。我发现即使是歌词和旋律不变，随着歌唱者年复一年的演唱，歌子本身也会有变化。也许迟了。发现这一点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但是我觉得单是能够发现这一点就是幸福。现在，同一支歌子一天不论唱多少遍，即使唱上一年，我每次也都会以令人惊异的新鲜感来演唱。因为是歌手也许就以为当然如此了，当一名歌手居然能获得如此高的荣誉，回顾当初，是难以置信的。然而，当我观察自己的变化过程时，我不能不感到人的心灵在感知和探索之中，就象循环不已的季节那样变化着。面临引退，我思索着和自己相关的歌唱。现在，我深刻而亲切地感觉到，爱上歌唱是多么美好。使我大为庆幸的是，我不是在未同大家幸会并且对职业性歌手感到厌倦时辞去工作的。假使我始终象当初那样，说不定现在连哼过的摇篮曲也忘得一干二净。然而，在可以断言我已经真正爱上了歌唱的今天，在我已经达到歌唱顶峰的今天，辞去歌手的职业，我并不恋恋不舍。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想当歌手这一希望的呢？我想说是从很小时候，但是我也觉得好象是进入演艺界之前的四、五年开始的。然而，我的记忆中却保留着这么一件事情。那时妹妹还小，我们到姨母家去玩。记得是在大家一起看电视的时候。 “歌手呀，可真够呛、这工作可是不好干哟！” 姨母的话使我吃了一惊，我望着她的面孔。她脸上表现出要我搭话表示赞成的神情，我不知道怎么口答才好。因为我什么也不懂，那时，不负责任地说声“是啊” 也行，但我什么也没说，也没能够笑出来。也许那时，我就在无意中已经预感到了自己今后的道路。送报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临到快放暑假的某日，一位邻居家的阿姨对我说： “今年夏天，我想回乡下看看，不如百惠的朋友中有没有人愿意干点零活，替我投送四十天报纸。只送早报就可以了。” 听完，我想了一下，从这个地区看，朋友中没有能做这项工作的人。 “行啦，阿姨，我来干吧。反正暑假里我也没有别的计划，没有关系。”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母亲也没有特别表示反对。我当时读书的学校，规定禁止学生在暑假里千零活。虽然我决定去干，却不知道学校会不会同意。母亲先同我的班主任谈了此事。有一天老师叫我放学后先别走，留在教室里。老师爽快地对我说。 “干得了吗？要是中途打退堂鼓，还不如开始就别干。啊！” “没关系。” 听我这样回答，老师又以温和的目光打量着我说： “好吧，那就干干看吧。” 什么问题也没有，老师就批准了。这件事后来不知怎的竟被说成是我“为了帮助家里的生计”，是性情好的美谈故事，我只能对此目瞪口呆。放暑假的前两天，为了记住将去送报的人家，我就跟着那位长辈跑开了。她先交给我一本清清楚楚的登记着哪一家订什么报纸的笔记本，我就是按照本上记的把这些记住。除了这个笔记本以外，她还交给我一块挎在肩上的厚厚的布带和一副粗白线手套，这都是投递报纸时必需的工具。要去送报的这条街上住着百十来户人家，另有五幢公寓楼，大约也有百十来家。每天从清晨四时开始，直到六时过后，才能送完分为两个区域的报纸。投送的报纸有《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报知新闻》，星期日加上一份《儿童新闻》，共就这五种。第一次把报纸挎在肩头所感受到的重量，至今我仍然不能忘却。又不能骑自行车，只能凭两条腿。从第三天开始，就由我一个人一边对着笔记本，一边投送。一定得快点把订户们记下来……一边看笔记一边送，步调自然就慢了。独自送报大约过了三天，大部分订户已经记下来了，可是时间仍然缩短不了。然而，这么早就起床却使我很愉快。我一边呼吸着渗透胸襟的清凉空气，一边小跑着去送报。每天走的是同一条路线，看起来却不觉得相同。公寓楼梯上的蜘蛛网，挂着朝露在闪闪发光。忽远忽近地传来送奶人工作时奶瓶“咋啦”、“咋啦”的碰撞声。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没有车辆，只有黄色的信号灯乍明乍暗、亮亮闪闪。野狗打了个大哈欠又睡着了。鹤丘的环行公共汽车还没有一个乘客。我毫不躲避公寓楼顶上流下来的大片的积水，穿着运动鞋就跑过去了。后来——我受到了叱责。那是送报路线上最后的一家，那位太太站在门前正等着我。 “这样可不行呀，这一阵子报来得晚啦！我家先生坐六时十分的公共汽车出去，不在这之前送来可不行！” 从换我送报以后，她家的确比过去送得晚了。第二天我开始给第二区域送报时，就先给那家送去。我沿着公寓楼的楼梯，一层一层送，先把报纸塞进右边一家的门里，然后送左边的一家。这时，身后的门打开了。 “昨天也送来啦，可我们家根本没订你的报呀！多送来可受不了！” 事情还不止于此。有的人家常常让我把报纸夹在门上就行了。但是下雨天放到什么地方，我却忘记问了。又不好打开门送到房间门口，只得象平时一样夹在门上。 “下雨天送到房间门口不好吗？真是死心眼儿。” 有些人家的狗叫得讨厌，我害怕不敢近前把报纸塞进报箱，就冲着门口扔了过去，“啪”的一声报纸掉到近处的水洼里，挨人家的训，我也没话可答。在那四十天里，我受够了这样的叱责，对此例似乎已经习惯了。预见相隔很久以后，我又访问了冈山。那是为了在那里举行演唱会。那天，天气有点阴郁，从早晨就细雨绵绵。刚一走进演唱会剧场，我突然想到了一位男子。和泉先生——熊本人，一位灵感师。我是通过我们的班子和他相识的，不知为什么，这个时候无缘无故地想起了他。啊，和泉先生还健康吧！ “说不定他会来的，”这个念头问过我的脑海，但即刻又被我否定了——熊本的人怎么会到冈山来呢？排练结束以后，为准备正式演出又回到后台，这时我简直要怀疑自己的眼睛。在走廊的对面，和泉先生正在和我们班子里的一个人说话。我一问，他说是为了商量我的结婚礼物专程来的。如此说来，那么，刚刚一刻我所感到的是什么呢？是和泉先生的灵感对我什么地方发生某种作用了呢？还是我的预知能力起作用的呢？本来，我就是喜欢空想的。听说整个人类中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宇宙人，我便认定自己兴许就是三人之中的那个宇宙人。要不怎么会有时我的直觉得到证实，有时又感到带预见性的东西呢？果真如此，恐怕早晚宇宙船会从遥远天空的彼岸来迎接我吧！遗憾的是，至今我从未见过什么东西能清楚地确定是宇宙船、不过，我相信它的存在。那是什么时候啊，我看到达羽田机场上空浮现着不动的光。浮在夜空中的光，并不是机场以外远处的灯。那是闪烁着极其明亮的光，上下左右都不晃动的物体，从那以后，我曾多次望过那个地方的上空，却再也没有看到过。几年前，我在千叶的九十九里滨拍电影时，突然有一个银色的圆盘状的东西，闪烁着横穿过远处的山脊，消失掉了。不能确认的飞行物体——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是“UFO ”，但我相信是 “UFO”。真是不可思议的景象。有过这么一件事情。一天夜里，我准备睡觉了，窗边突然有个什么东西闪闪地发亮。那是很强烈的光。在我家周围是狭窄的路。有车从路上过时，都可以听到声响，然而那时候却听不见声音。我的房间又在二楼，车子通过时，前灯不可能照到我房间的窗户。或许是谁想拍摄我家的外景照片，在用闪光灯吧？ “开什么玩笑！” 我想教训干这种事的人而打开窗户。但外面寂然无声，连一点人的动静也没有。是自己神志恍惚吗——我关上窗户躺下，准备闭眼睡觉。一瞬间，外面又亮起了白光。 “又是它，”我把窗户全打开，巡视着四周。还是什么都没有。我困惑不解，又关上窗户上床。蓦地，我看了一眼刚刚关上的窗户，只见白光正飞速地逼近窗户。那种耀眼的程度以及飞临的速度，一切一切都简直难以置信。真可怕！我紧紧闭上眼睛，连头也用被单蒙上。直到现在，我还深信不疑那时的闪光和“UFO ”是有关连的。 CBS 索尼公司的酒井董事常对我说： “你可非同一般呀！宇宙来的大船不久会来接你的哟。” 他不是半开玩笑说的，而是挺认真地说的。我听了就觉得也许真会那样。倘若那样，我就成了现代的赫夜公主了。这虽然使人感到富于浪漫色彩，但是我觉得还是作一个地球人，和很多人们往来的生活倒是更惬意。化妆正式演出前四十分钟。我终于面对着镜子。为了登台而化妆。紫色的睑黛、淡粉的口红、描眉笔、睫毛油……镜子中的我渐渐变了模样。我知道自己明显地变了。但是，这一刹那间是我最不喜欢的。我非常厌恶化妆。由于工作关系，我不能全部拒绝化妆。为了遮掩不好的脸色，为了作出与歌中形象相符的表情，化妆是不可免的。六岁时，我第一次抹了口红。我到一个小朋友家，对着她母亲的梳妆台，两个人都抹上了浓浓的口红。我们把房门锁上，虽是大白天，还拉上了窗帘。 “要是被发现了准要挨骂的，”两个人心里担惊受怕的。却都无法战胜化妆这个诱惑。镜子里照出来的两个人的脸挺滑稽的。在小小的五官当中，只有小嘴唇红得特别显眼。然而，两颗幼小的心灵可激动啦。从初次化妆过的自己的脸上，我们仔细享受着当了“大人”的欢欣。小时候，逢到七五三和夏祭日，在鼻子上只擦一道白香粉，就感到某种新鲜的刺激。在谈论喜欢不喜欢化妆的年纪到来以前，大概在脸上涂点颜色就很有刺激性了吧，甚至还有些扬扬得意哩。——只是一化妆，我就感到并且也相信自己成了大人。当我刚刚开始由于职业需要必须化妆的时候，我觉得仍然保留一点点那种心情。十四岁时，为了拍摄自己的演员照，我被带到浅草的一家摄影室。先照了几张快速照片。 “眉梢会叫灯光给抵消的，再加重一点吧。” 我接过递过来的化妆用描眉笔，坐在镜子前，开始往自己的眉毛上描黑。我这个从未化过妆的人，怎么可能措好眉呢？描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倒变成“黑眉妖怪” 了。描了擦，擦了描，最后还是导演看不过眼，说“让我好好教给你化妆吧”，决定让我再次重描。那么一来，类似我小时候感到的那种冲动，已经无踪无影了。自己偷偷地涂口红的爱美心和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的愉快，已荡然无存。当作一项工作，半是义务的化妆，一点意思也没有。不过，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为掩盖脸色不好，只用油质底膏和唇膏就足够了。我对于这种程度的化妆还不抵制。当时，我和一个年龄相仿的歌手定了一个关于化妆的小小的协议： “就是成了大人，我们也绝对不要贴假睫毛啊！” 我们深信贴假睫毛是古怪之极的。她和我一直都没有打破这个协议。虽然如此，我仍然记不起来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起化妆来的。记得第一次去关岛，我有些逞能似地往自己晒得油黑的眼皮上擦了脸黛，这时有人漫不经心地对我说：“这个样子，还不如不抹呢！”我讨厌化妆是从那时开始的吗？男人们开玩笑时说，某某女人如果不化妆，简直就认不出她是谁，两张面孔截然不同。听到这话，我想自己将来可不愿意让人家这样说。我讨厌化妆是从那时开始的吗？是从别人夸我“生来皮肤好啊”那时候开始的吗？是某次我深信自己不适宜化妆那时候开始的吗？是他说我不施脂粉好看以后开始的吗？究竟哪一条是原因呢？我分辨不清。或许，全都是原因吧。我竟觉得因为一化上妆，表情就僵死了。我觉得就象戴上一个假面具似的，表情变化只能是生硬、冷漠和机械性的，只要脸色好，我宁愿不施脂粉。但是，有一回，我竟然发现了化妆的效能。那是唱《再生第二部》这支歌的时候。当时，为了与歌中的人物形象相符，我化了稍浓的妆。排演时我未曾化妆。于是，不知怎的我由于羞涩不能象自己想象的那样去唱。自始至终，我的视线一直看着自己的脚尖。等我化妆以后再唱，那种羞涩劲全都没有了，非常自然地摆出了大胆的姿态，这真是不可思议。化妆，这里面大概还蕴藏着一种无形的妖冶的魔力吧！偶尔，我看到玻璃杯或咖啡杯的杯沿残留着口红。即使是看到别人留下的口红，也不怎么舒服，如果是自己的，那就简直不能忍受。仅仅杯沿上残留的还好，倘是让异性看见那副样子，我真想钻到地缝中去，就仿佛被人看见了自己最害羞、最微弱的地方。让他看到化了妆的脸，我无论如何是不能无动于衷的。时常在工作刚刚结束就见了面。当然，我还化着妆。不知怎的，我非常害臊。是想以工作以外的容颜去见他的这样一种女人心境的表现吗？或是唯恐因为化着妆而在他面前伪装自己了呢？反正是心潮难平。对于女人来说，化妆也许具有男人上战场时的铠甲一样的意义。因此，在并非战斗的场所，对我倾心所爱的人，我愿意卸去铠甲，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对待他。喝采舞台暗转。随着一阵轻轻的响声，我面前的帷幕升起来了。观众席上寂无声息，当灯光骤然照在我身上的时候，顿时响起一阵汹涌而来的浪涛般的喝采声。我有多少次听到过这种声音，有多少次仁立在这种场面中啊！虽说日子并不太长，可奇怪的是我脑子里这种场面的回忆却很少。许多人这样说：对于从事舞台生活的人来说，凝视着那种喝采的场面和终场时帷幕徐徐落下的情景，是最高的享受，一且体会到这种快意就再也不会忘却。的确，受到喝采是非常畅快的。因为有了它，才歌唱、才演出。我连第一次演出站过的舞台，场所，以及那时唱过的歌子，都不记得了。观众席上坐满一半了么，也已忘记了。但是，那时也许是以和今天不同的心情，听到来自黑暗的观众席上的轻轻喝采声，却还记得。那时，我追求这种喝采。 “什么时候，这个剧场里坐满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华丽眩目的聚光灯汇聚在我身上？我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那是十四、五岁的时候吧，确切时日已记不清了，总之我是这样向往过的。新宿“独乐”剧场。每年夏末我都在这里演出。首次在新宿“独乐”剧场的三天演出，使用“独唱会”这个称呼使我颇难为情。对我来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临的富丽堂皇的大舞台。我为此而紧张不已，紧张中却又感到了愉悦。迎来闭幕演出的那天，我原想以笑容告终。从舞台上向着极其宽绰的观众席，我演唱了一支又一支歌，还讲了话。当我最后向观众致辞告别时，突然觉得胸口哽塞住了。观众席在我的眼睛中浮现着晃动着，不知是因为完成了首次盛大演出而感到放心，还是沉浸在观众喝采的喜悦之中，泪水禁不住从我的脸颊上淌下来。正如别人告诉我的那样，当我注视着庄重下降的仿佛要吞下眼前喝采场面的大幕时，我确实想到“这就是……”，心中有一股振颤全身的感觉。然而，曾经那么梦想和憧憬过的喝采声随着次数的不断增多也发生了变化，有一天听起来觉得有些淡漠了。不同的地方、人物、舞台、歌声、反复而又反复的时间……，我再也不能无条件地陶醉其中了。原因何在？是失去了自信？是担心不断变迁的人心？是无所寄托？是虚幻？是落寞？是恐惧？我站在舞台上，一边接受着喝采，相继袭来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影子，在我心里不断翻腾，对它我真不知如何处理。但是，我并不因此就拒绝观众的喝采，我肯定喝采的价值。我决定引退的时候，还在反复地自我探询：会不会有一天又寻求起那令人心驰神往的喝采声呢？稍为冷静地思索一下，我认为自己心中反转的“影子”恐怕就是“不安”二字吧！作为人，作为一个女人，被人所爱是一大喜悦。同时，爱别人也是一大喜悦。但是，被人所爱却没有什么确切的佐证，既无形可循，也测不出大小轻重。只有自我感觉才是保证。对震耳欲聋的喝采声和我所面向的观众，我是愿意付之以爱的。然而，不论多么热烈的喝采，我也不能囫囵吞枣地接受，如果能把它全部接受下来，那么，喝采的意义就太大了。我不认为喝采声全都百分之百地发自观众的纯挚肺腑，其中也有出于礼貌才鼓掌的吧。纵然说那掌声确确实实，也不能为之飘飘然。对我来说，可悲的就在于已逐渐地分辨出哪是真诚的掌声和哪是出于礼貌的应酬。在分析喝采声的含义时，我对自己的演出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尤其注意到了演出节目。首先，别人的歌子我绝对不唱。我觉得自己的歌子还不能演唱自如，那就不会唱好别人和外国的歌。即便是别人为我创作的歌子，但自己的歌声还是自己的歌声。用自己的嗓子演唱，那歌子从开始的一瞬间便是属于自己的。我觉得必须真正珍视的不正是这个吗？一个歌手对准备独唱会的我说： “唱什么歌啊？是唱爵士乐等各种各样的歌子吧？带点挑战味道的……” 那时我想过，把这种模式化的形式灌输给社会上普通人们的，不正是歌手自己吗？那么，我拒绝它，说不定可以从模式化的看法中解脱出来。我丝毫没有过高评价自己、高傲自大的意思。我只是想固守“自己的世界”，希望在自始至终足以显示自己才华的全部演出中，把自己的精神留给观众。我希望观众看完我的演出时，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缈缈余韵。此后，我不再有意谢幕了。我看不出歌手对于精通舞台艺术的观众和对出于认真捧场的观众之间，那种流于形式的谢幕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唱完最后一支歌，观众照例有节奏地鼓掌、为了答谢这种掌声，一开始就把它作为例行公式的谢幕，只能使我扫兴。 “一个从事舞台生活的演员这样做有失礼貌。” “不谢幕的演出，太看不起观众了。” 是这样么……是这样么？这样说来，只要竭尽全力、诚心诚意，即使不演唱，只是拉开帷幕、接受掌声的谢幕，也未尝不可么？一个歌手，不应当完全投合观众所好，在某些地方违背他们的意愿而守护住自己的世界，偶尔也保持自己的一点乖僻，就不能见容么？梦小时候，我尽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晚上很怕睡觉。我拼命拽住比我身体还大的木线轴上的线。我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拼命地拽着。不一会儿，好象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下面，感到胸口憋闷起来的时候，我醒过来了。 “作了个可怕的梦啊！” “什么梦？” 被这样一问，我倒答不出来了。高中一年级时，有一天拂晓，我作过这样的梦：在我们居住的五反田公寓，我们象平素一样生活着。当我正和母亲、妹妹说笑的时候，忽然发现阳台那边的窗户上露出一只大眼睛，把窗户占得满满的，既无脸的轮廓，也无一丝表情，只是一动不动地死盯住我。我就是外出买东西或者散步，那只眼睛也从远远的高空上跟过来。当时，我正苦于工作和上学两者不好兼顾。要说没有自由，那时也确实太紧张了。我自己分析起来，作这样的梦可能正是由此而来。二十一岁那年春天。似乎是在东名高速公路上。我坐在一辆茶色的汽车里。车子以最高速度行驶着。路上空无一车。天空有些阴沉，但并没有下雨。我坐在汽车里的后座上看书；忽然从后边传来了马达声。回头一看，远处有一辆摩托车正在向我们靠近。但我和同车的人们都没有特别在意。不一会儿，摩托车和我们这辆车并排靠在一起，两车速度不相上下。就在此时，我看见一双男人的眼睛隔着一层玻璃闪动着，突然，他猛地向我举起了猎枪。他双手离把，摩托车却并不歪倒。霎时我惊慌失措，环视周围，找不到能避弹的藏身之处。他扳动了枪机，子弹穿过车窗玻璃击中了我，肩上和臂上出现了大大的窟隆，却既不疼痛也不流血。不知几时摩托车跑了，我亲口让同车的人把车驶向医院。在候诊室里，向医生讲述事件经过的也是我。 “我被打伤了，请治疗一下吧。” 医生表情呆板，冷漠地说道： “对不起，马上要作手术。请在那里等一会儿。” 我等待着，突然发现人们都不见了，只有从窗户射进来的夕阳和煦地抚摸着我。我继续等着，感觉到子弹穿过身体留下的空洞，孤零零地坐在那里。等到最后，还是只有我一个人。那个梦过后不久的一天。在仿佛是一家保育园的日本式的房间里，我和另一个女人哄小孩睡觉。在房间的右角，我在哄着一个男孩子入睡。突然，门响着被打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身穿黑色翻领毛衣，黑裤子，瘦高身材，手里端着猎枪。他的眼睛慢慢扫过房间，把枪口瞄准我以后，立即停住了。我马上把孩子护在身后，枪机扳动，子弹擦过我的肩膀，落到身后的男孩脸上。那孩子象让火烧了一下似地哭了起来。开枪的男人闻声而逃，不知什么人凑了过来，受伤的男孩子被送进医院。这里又是只留下我一个人。正当我工作顺利，恋爱理想地发展的阶段，不知何故却作了这样的梦。总一个人被留下，比被杀掉更令人不安。最近，我真的梦见了自己的死。第二天，在工作现场碰到他时告诉了他，他说他也作了一个十分相似的梦：我穿着白色连衣裙，站在河堤上。通红的火焰顺着风势向我扑来。跑开就没事了，可我却冲着大火跑去了。他说，这时候他醒了。以往作过的梦，到后来是记不住的，大都在起床以前就忘掉了，只是其中特别新奇的才留在记忆中。这样的一梦，醒来好一阵还能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那些毛骨悚然的景像能吓得人发疯。说实话，我因为老作这样的梦而苦恼，担心自己不久会不会疯了。把从前的梦和现在的梦加以对比，我觉得从前的梦很抽象，意境和环境的景物都不现实，象是经过了滤波器的影象。近来，梦幻中的背景就具体多了，连梦里也具有现实性的恐怖心理。每逢梦见自己周围的实实在在的人死了，许多天我都难以平静。梦，似乎还有彩色的和黑白的，而我的梦总是带色的。并不是整个梦境都带有丰富的色彩，仅仅是有醒目的一种颜色。那种颜色在我记忆中经久不忘，使我觉得这也许是个什么预兆。我这些梦与光明美好相距甚远，它们要昭示我什么，告诉我一些什么呢？利用梦这个幻觉，是不是有谁想示意我什么呢？梦的本来面目——为了抓住它，我现在要睡下。颜色如果有人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脑子里首先浮现出来的是黑色，其次是白色和紫色。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这几种颜色，但从小我就喜欢。前不久，我读过一本杂志，那上面说我在十八岁左右突然穿起黑色衣服，是因为受了喜欢黑颜色的他的影响，这说法使我忍俊不禁。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喜欢黑颜色。只是因为作为一个初登舞台的十四岁的新人，所以哪怕是平时也禁止穿黑色素淡的服装。入高中以后，可以稍微自由地打扮自己了。我想这也是想作个成年人的愿望吧，总之，从大约十六岁起，我的衣柜里就塞满了黑、白、灰色的衣服了。最近，我也开始喜爱鲜艳的颜色了。倘使说起从前的过火的态度，连自己都会吃惊。那时穿过的衣服样式，到已年过二十的今天也完全能穿，当时我尽是些与自己年纪不相称的老气衣服。兴许是对过去喜欢素淡的矫枉过正，现在，我尽可能穿色彩鲜艳的衣服。时间带来了喜好的变化。尽管如此，我喜欢的颜色还是黑色，稳重而华贵，迷人的黑色。我希望作一个能自自在在地把黑色服装穿着得十分得体的女人。头发照理说，我的工作作为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形象，哪怕一个发型也是不能自己作主的，相形之下，我的发型却变化很多。短发、齐肩发、短发鬓、娃娃式、卷发，笼统区分一下，这些发型都是选用过的。每一次改变发型。社会人士就发表一下他们的感想。最初的短发型，他们说使人感到完全符合我的形象。剪成娃娃式的时候，大概是高中一年级那年入夏以前，学校里的同学和工作的同事说我“象男孩子”。他们评论说，“搞不清象大人还是象孩子”。所谓娃娃式，是一种先把头发烫成卷花，然后全部剪成三厘米长的发型。烫成这个发型以后，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我烫发了。我读书的学校明文规定学生禁止烫发。因为不是所谓艺人学校，所以对我毫无例外。但是老师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烫发了。现在我想，那时也许是装出没有发现的样子。可是有一次，在实况转播的演出中，那个节目主持人即兴插话说了一句：“百惠，烫发了吧？”我当时也不好回答说“没烫”，象是被人以话引话似的，不觉答了一声“是的”。第二天早晨，我刚到学校就被叫到教员室，受到教导主任、年级主任和班主任三个人的谆谆教诲，让我写了检讨。这个发型最初是在明明知道违反校规的情况下烫的，所以也预料到会挨训。但是也想过，如果不吭声，也许老师们不知道，虽说那主持人并无恶意，但是我恨他多嘴。即使我是在工作，那么，我既然是那个高中的学生，就有学生必须要遵守的规则。我叹着气写了检讨。我本来喜欢短发，因此想最好剪成短发型，但我头发很多，不管弄成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怎么满意。手笨也倒了霉，我总是自己作不好头发。说不定会有个省事的样式吧，出于这种偷懒心理，我找到了卷发这种发型。几个朋友都烫了这种样式，她们说： “挺省事的，洗后不用管它都行……” “想不到，西服或者别的衣服都配得上。” 这些话使我动了心，也想试试看，但到底还是担心如此大胆的发型对我不适宜，一直下不了决心。而且，烫成那样，我的形象也会改变的。公司的经理会说什么呢？我觉得似乎不会允许我这样做。但是，我还是想试试看。为了看看是否合适，我首先让人给我作一个卷发的样子而不烫，这样一洗就会复原，觉得不合适就作罢。头发作好后，我对着镜子一照，那种滑稽劲儿可把我吓坏了。从前有一幅名为《贝蒂小姐》的美国漫画，我正是那副模样。 “啊，我可绝对不适合卷发！” 马上让人重新洗发，给我恢复了原状。 “挺合适的嘛。” 别人说的这话，因为我深信不合适，所以只能当作毫无价值的客套。直率地说，搞成那个样子对我是个打击。有人说过：“你一化妆，给人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凡是我以为不适宜的发型，每逢听人说这样的活，我就颇为恼火。自己一直想试试的发型，竟如此不适合于我，与其说这是被一直相信的人背弃了，毋宁说是自己受到了打击，好一阵我都不能振作起来。当人们希望得到的东西不能到手时，企望之情会越发升级。这种心情，我比别人要强烈一倍。自那一日又过了三四天，我从那一天的打击中勇敢地重新奋起，决心再来一次挑战。 “上次是因为没烫，所以不好，如果烫了会搞得更随和些吧。” “化上妆也许显得就不一样了。” “如果考虑好穿上相配的衣服，这发型恐怕就合适了。” 一个星期过后，我决定夏天一过就剪短发，只在这之前烫成卷发。决定以后，我跑向美容院。平时，除工作以外，我是绝对不化妆的。只是那天，我用心地化好妆，并且挑选了一件自己觉得与卷发相配的衣服穿上。效果很好，烫好以后，镜子里映出来的我与去的时候完全不同了：松软的卷发翘着，再不是从前尝试时的“贝蒂小姐”了。我想，我也并不是完全不行啊！美容院的师傅添油加醋地说： “啊，多么了不起的形象转变！” “这不挺合适嘛！” “瞧，我不早就说过嘛！” 所谓人的心情就是这样，在深信自己不适宜这种发型时，听到赞扬的话叫人恼火，到了自己认为这种发型并非完全不适宜的时候，这些话又使人高兴。相反，这时人家要是说“不合适”，恐怕我一定会逞强地说：“胡说，是因为你没看惯，才觉得有点怪。” 对我这种和以往不大一样的新发型，周围的反应也各种各样，很有意思。为了参加在新宿“独乐”剧场进行的演出排练，我从美容院径直去练习场。象平常一样，我一边练习，一边对随后到来的事务所的经理问候说；“早晨好”，他也回复了一句问候。然而到了歌唱组那儿，他却问道；“百惠呢？”所有在场的人都把目光转向我。循着大家的视线，经理才注意到这个人就是我，他说： “嗯，怎么啦，这个发型。我都认不出来啦！” 这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看到他这副表情，大家都笑了。母亲看见我时一刹那间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风趣地说： “我当是哪儿来的人呢！” “唉，您看合适吗？”我问母亲。 “还好吧！”母亲说。因为是亲人说的，我才暂且放了心。崇拜我的观众们的反应也各式各样。有说“样子好”的，大部分人似乎有相当的抵触。正在读书的学生说：“我也想烫和百惠一样的发型，但烫得这么厉害，我可学不了。”主妇阶层则大多极力反对。 “你剪短发，给人清清爽爽的感觉，显得很纯洁，干嘛要赶时髦，这可不象百惠的形象。”这类信件我收到好多。并不是由于这些反对意见，而是依照自己当初的意志，一进九月，我就毅然决然剪成了短发。卷发的时间只有半个月。此后，又改变了几次发型。对女性来说，改变发型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它可以成为发现新的自己的起点。仅仅因为发型一变，就可以使人产生一种真正的新生的情绪。频繁地改变发型的人，被人说成是见异思迁。也许的确是那样。但是，见异思迁是冒险心的第一道关口。我甚至觉得，在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为了满足一点点冒险心，只能去改变发型了。我想今后按照自己的兴致继续改变发型。嫉妒我有意识地观察着流动在自己心中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是探索潜在意识的工作。这工作非常需要勇气。在我来说，不管确认自己具有什么样的感情，大都可以坦然相认。唯独这种心理，我是不愿承认的—— 嫉妒。我确信，几年以前这种感情我只是有一点点。哪怕称之为嫉妒的前阶段——羡慕，都是与我无缘的感情。小时候，即使在不能算富裕的生活中，我也从未羡慕过别人的东西或生活。在男和女、人和人、各种人之间的关系中，我曾相信自己决不会被嫉妒这种感情所左右。但是，有一次，我唱了一支以嫉妒为题材的歌： “爱的暴风雨”。歌词大意是：自己的恋人将来也许会遇到另一位女人，具体的容貌和声音都不清楚，于是就对这个仅仅知道是女人的虚幻的女性嫉妒起来，最后自己嘲笑自己是个“心灵空虚的女人”。就是这么一支歌。我一演唱，就想到：“这些感情我也能领会呀。”这是一个起点，以后我经常感到自己身上的嫉妒心理。意识到这一点，我重新认真审视自己，结果发现我心里确实有不少这种感情。对同行们的感情之中，也存在着微妙的嫉妒。尽管对某人的为人有好感，尽管也承认他的长处，但细想起来，就发现自己的心上好象贴上去似的隐藏着嫉妒心理。也许还嫉妒自己的恋人和其他女性的关系。倘是他们仅仅亲热地交谈一下，也不觉得非同小可。然而当我品味到那女人看他时那目光的含义，那女人怀着超出了善意这一界限的感情和他接触，而他却毫无所察，居然对那女人露出笑容，对于这种情景，对于这个女人，我也是嫉妒的。每感到嫉妒，我就陷入对于自己的嫌恶之中。我觉得自己也象那支歌中唱到的那样，是个“心灵空虚的女人”。但是，无法否认自己现在存在着这种感惰。只有彻底地承认它，慢慢地克服它，而不是敷衍了事，恐怕才是从嫉妒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法。意识到嫉妒心时，最好是下决心把它端出来。但我过于留意周围，表面上总是佯作不知的表情。心存嫉妒，这本身就是很可悲的，是不愿正视自己身上的弱点。尽管女人有女人的表现方式，但我想如果能够做到，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直筒炮式地爆发出来的好。有一天，电视播放了这样的电视剧：一个妻子去找和情妇私奔的丈夫，摄象机以跟踪拍摄手法拍摄了寻找的过程。画面所表现的甚至使人觉得：“不至于这样吧。” 那妻子在丈夫和他的情妇面前，表演了戏剧性的悲痛场面。她惊慌失措，流着泪哀求背信弃义的丈夫：“唉，你回来吧！”另一方面，却对丈夫的情妇用强硬的口吻威胁说：“你这个偷馋的猫！” 这个妻子，她不憎恨轻易地把她抛弃的丈夫，却对另一个女人咄咄逼人。 “勾引他的女人坏透了。他是一个地道的好人，所以……” 戏的结尾如此处理，我想也是女人嫉妒心理的变形吧。这一点我似乎是知道的，但另一方面我脑子里又涌出一个简单的疑问：假定她丈夫回来了，真的能原谅他吗？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大概是不会原谅丈夫的吧。从知道丈夫背叛的一瞬间，心中就会充满嫌恶感，首先，连碰我一下都会加以拒绝吧。嫉妒，有时还可以成为使恋爱的感情升级的小道具，我也有过“偶尔也想嫉妒嫉妒”的想法。但是，那是两个人之间感情平稳的时候才可以说的，现实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可没有能冷静下来的自信。恐怕会大骂大哭，直到把对方彻底斗垮为止。对于我，嫉妒心成不了恋爱的兴奋剂，而只会是含着毒素的危险的情感。死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是—— 被人这么一问时，脑子里立即会涌现出“死”这个字来。我第一次遭逢有人死去是读小学一年级那年的三月，我的外祖父去世的时候。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人。当时，和外公在一起比和父母在一起更使我感到快乐。外公去世的两个月以前，一月十七日是我的生日。他带着生日蛋糕来到横滨，和母亲一起到我读书的学校看我。那时正要下课，他隔着教室的窗户看着我。下课后，我为了见外公，赶快跑回家，可他已经回惠比寿去了。想来，外公那隔着窗户的笑脸是我见到的最后一面。深夜的一封电报传来了外公的死讯。我连声喊着“外公”，哭了起来，哭呀哭呀，象是要把眼泪哭干似的。第二天，当我看到外公的遗容时，眼泪已经没有了。外公和蔼的脸上，仿佛马上就要坐起来对我微笑。他盖着被子的胸口上，双手交叉着，手下放了一把菜刀。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可我不知怎的，觉得很别扭。现在一想到“死”这个字时，外公胸口上的那把菜刀还在闪闪发光。和我的生活有关的人的死，我也目睹过几次。中西义宜先生。他曾是巨声乐团的乐队指挥。人们公认他为人温良敦厚，以及造声和谐。关于中西先生的传闻很多。他因病住院以后，还惦记着自己乐队的事情，带着病又开始了工作。他在赴外演出的旅途火车上吃药，尽管火车晃动，他却自己给自己的胳膊上注射。我在他旁边看着，觉得非常凄怆。以后每次见面，他时而胖些，时而又形销骨立，有时又浮肿，显而易见，他的身体越发地垮下去了。即便如此，他也不停止工作。我当时无法理解，为什么如此这般苛待自己。然而，现在想来，当时中西也许并不是苛待自己的身体，而是想拼命证明自己还活着。也许他想，与其在医院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虚耗时光，不如到需要自己的地方去吧。这便是以坚韧不拔为最大特点的中西的最动人的传奇故事了。时至今日我也难以忘却，在新宿“独乐”剧场举行的“百惠纪念演出”即将开始的时候中西先生对我讲的话。他直视着我的眼睛；慢声慢语地说： “只要你的眼睛象现在这样纯洁美好，你到哪里我跟你去哪里。” 我不会忘记他那温煦的目光。每当心里难受或是想豁出去不干了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目光来。尽管直到现在我还没能在他的墓前上一位香，每每想起来就觉得很愧悔，但我提醒自己：唯独对于他的死是我一生都决不该忘记的。既然是人就不可能避免一“死”。也可以说，人正在走向死亡吧。我自己也有过几次面对死亡。可次，我乘坐的去广岛的飞机，前面起落架出了故障，眼看着就要出现实行机体着陆的局面。飞机在广岛上空多次盘旋，同时也想办法让我们作好防止落地冲撞的准备。 “大概要完了，”我想， “没关系，我决不会死。” 两种念头在脑子里穿插交错。一个坐在我旁边的流里流气的男人替我担心，他说： “你的脸蛋可是至关重要的哟！”说着递给我三、四条围毯。他一边给我鼓着气，自己却脸色铁青，直冒冷汗。他此时此刻对我的亲切关怀使我很高兴。在这一瞬间，大家都感到生命的终结了吧？因这样的事故而告别人世之前，是不是有想见见的人呢？是不是有想说说的话呢？想活着，渴望活着。最后，我也痛切地感到了这一点。某个时候，我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情景，分辨不出是梦境还是现实。那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是呆呆地坐在自己房间的床上。突然，我感到象踩空了一个台阶似的忽悠一下。接着，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情，我自己竟然坐在自己的脚下。我俯视着脚下的自己。在这个房间里，我的气味消失了，连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看到在楼下的房间里，母亲和妹妹一如往常地说着。一阵感伤涌上心头。这时，又觉得和刚才一样地忽地一下，我发现自己还是在床上。这是什么感觉呢？是肉体和灵魂完全分离的感觉。恢复原状以后好久，那情景还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那时，也许我体验到了一瞬间的死。而且那件事对我后来的人生发生了远远超乎想像的影响。以那天为界，我的人生观起了很大的变化，或许可以说变成虚无的了。现在，我就是突然死去，周围的人们也没有任何改变。没有我，人们也会欢笑，也会相爱。没有我，黑夜照样可以变成早晨。母亲和妹妹最初会痛不欲生，但是不久也会吃喝、睡觉、继续生活下去吧。她们不可能一生老是哭喊和悲叹。那天，我通过自己的肉体领悟到一个道理；“人嘛，归根结底……”同时也痛切地感到：正因为如此，才更要珍视自己的有生之年。我认为没有比死更孤独的了。无论在哪里，无论怎么样，恐怕活着本身就是和 “死”相互依存的。在这个最大的孤独到来之前，我决心好好活着，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我决心去爱，去经受创伤，笑着、哭着、喊着生活下去。朋友 “人们说在演艺界是不好交朋友的，百惠有几个知心的朋友呢？” 人们常问我这样的问题。大概是出于偏见，的确，自从开始在演艺界工作，我和横须贺时代的朋友就不怎么往来了。不过，那是由于在时间安排上我们太不相同造成的，而绝非我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的原因。分别两年后，我给横须贺时代的朋友打过一次电话。两年时间的空白，彼此会不会都有了变化？这种顾虑使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身处异地的我，朋友的态度如果变了该怎么办呢？即便不是这样，我感到因为自己作了歌手，人们就大都采用不同一般的接触方法了，但愿我的朋友不要那样。 “喂喂……” “喂喂……是我。” “唉，嗯？” “哎，知道我是谁吗？” “嗯，是百惠吧！” 那轻松的口气，简直就象昨天，不，就象是刚才还在教室里见过面，过去听惯了的朋友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开了。我一点儿觉不出两年的空白，和她谈了起来。她也把我作为那时的老友相待。一次，去横须贺的文化会馆参加演唱会时，遇到许久不见的朋友，她对我说了一句：“看你精神还好，这就放心了。”然后她并不把我看作歌手，和我谈了一会儿。朋友。我认为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没有比互相关心的朋友更重要的了。我决非朋友众多的人，但我作为朋友来往的人们，都是能够交心的人。我分不出挚友和朋友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一定要说某某是“挚友”，总觉得有点虚伪。所以，我把大家都称作朋友。我们的往来并不频繁，高兴的时候才互相联系一下。相隔一个月，两个月，就是不通音信，也可以超越了时间的限制而进行交谈。大家相互之间无须讲很多话，是一种心情舒畅的关系。我的生活多半是在演艺界这个多少有些不同的世界中度过的，对我来说，有一些心心相印的朋友，就是为了保持一点与外界的平衡感也是必要的。至于我在演艺界的友人，大体上和宣传机构所掌握的人一致。的确，正如市井所说，演艺界这块地方恐怕是很难培养友谊的。除了艺人彼此之间的感情以外，无论怎样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太多了。比如。所属单位的不同；宣传机构的眼睛。如果说是朋友，相处得挺好，那就要被曲解成“故意装的”、“故作姿态”。说只要自己的意志坚定，就不怕别人——这是谎话。不管自己如何坚定，总被旁人说这说那，不知不觉就不得不在意了。明明在同一个时代，作着同一种工作，却怎么也不允许象同伴那样互相交往。樱田淳子。我和她的关系正是这样。为了工作之便，我转学进了品川中学，在那里我和樱田课桌相邻。她也是几个月前为了工作从秋田刚刚转学来的。同班、同样的工作、搞同样节目的，我们马上彼此了解、亲热起来。除了同窗就读以外，而且我俩都是处于学习和工作不能两全其美的境况，这就使我们能够互相勉励，也能彼此支持。有的宣传机构将关系如此亲密的我们俩说成是“竞争对手”，这给我们的学校生活多少带来一些影响。同班同学也自然地采取这种看法了。尽管他们嘴上没说什么，但是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气氛的变化。即使这样，我们的友谊并没有改变，而且还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暑期的夏令营。总共有十八名初三学生去旅行。我们两个人由于工作关系必须比大家早回去几天，忘却了相互的工作，我们作为一个中学生融洽地度过了夏令营的几天时光。返程的列车上，坐着我们俩和前来接我们的四位经理。过往的乘客们穿过通道时看见我们说：“嘿，是双胞胎吧！”听到这话，我们两个人相视而笑。两个人都听惯了被人说长得相象。在电视台进行排演时，节目主持人有时会到她那里说：“百惠，合声啦！”有时又走到我跟前说：“淳子，经理呢？”每次，我们象是商量好了似的，都露出微微的温色。实际上，我们好得象亲姐妹似的。恐怕是因为情趣相似，跟簇山纪信先生去夏威夷拍片时，我们俩住在一个房间，到换睡衣的时候，两个人从提包里取出来的睡衣竟完全一样。我们出声地笑了。象这样心无芥蒂、和睦相处的日子，转瞬之间成为过去，宣传机构都开始把我们当成竞争对手了。为了抵制这种看法，我们更亲热了，于是又说我们是“佯装朋友”。她的存在，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所有方面对我的的确确是个激励。在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她是我的一个好对手。但是我们之间并不单单是互相竞争、害怕谁输谁赢的交情。“在意了吗？算了吧！”虽然这么说，毕竟还是没能战胜周围的舆论。不久，她有了她的世界，那是与我的世界没有任何接触的世界。这是互相过分留心的结果。虽然如此，我们见了面还说话，然而，的的确确，除了必要的话以外，已经不再说别的了。真寂寞。我宣布引退以后，她马上从大坂给我打了电话。当时我不在家，她大概和母亲谈了话。给各自的家里挂电话是好几年没有的事情了。她说她作了一个梦，梦见我在能眺望大海的房间里招待了她，两个人非常愉快地谈笑。她说：“百惠退出舞台会觉得寂寞的，但纠缠着我们俩的疙瘩没了，以后说不定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哩！” 也许是这样。但愿是这样。说实在话，生活领域完全不同，也许难以继续我们的友谊。但是，即便如此，仍然能够继续下去的话，新的友谊的萌芽也会从此成长起来的。就我个人来说，从初中三年级时的三人演唱组开始到高中三年级三人小组解散，说心里话，这段时间实在不好受。我们好起来就被说成是“故意装的”，分开了就说是“奇怪”。三个人凑起来总要造成一个一起欢笑的形象，这对我简直是个沉重的负担。我的性格是一受到压抑就想反抗。那期间，我故意招呼除她以外的朋友。把如此心境的我和她分开的日子说成是“冷清的”等等，恐怕是不对头的。然而，听到她久逢之后对我流露出的话：“这次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使我很高兴。她和我。要是没有她，大概不可能有现在的我。她对我的人生所产生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我希望那些姐妹般的日子，那些过于在意周围舆论而使两人分手的日子，都能在时间的流失中得到净化，如果我们还能建立新的诚挚的友谊的话。我认识的女性当中，没有谁能比她对任何事更直爽、更认真的了。这些也许是不必要的多管闲事，但是我觉得这是她最大的长处，同时似乎也是使我感到痛苦的最大原因。别去追究自己了。现在，我觉得消除了自己心里的隔阂，和她是可以交成无话不谈的朋友的。两个人的友谊来之不易，又结伴同行到了如今，无视这一切，就如同把宝物扔到深不见底的山洞里一样的可惜。经过多次的考验，我们的友谊成熟了．两个人的友谊发展到连女性心底的低言悄语都能够理解的程度；已经不用多长时间了。金钱观念拍摄影片的间歇，我利用这个短短的空隙，出去随便转转。有心去看看夏装，便去了成城街。在离繁华的成城街道不远的地方，有一爿以前也曾去过几次专卖洋货的小商店。环视店中，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只摆在里面的白色皮革挎包上。它用蓝皮子滚边，精工细制，大小也很合手。兴许是一直没有遇到中意的，我自己几乎没有买过皮包。现在难得碰到了一只合意的，就买下来吧。我心想，价钱再贵顶多也就是五万元左右，于是看了看标价。六万元。未免太贵了。本来想，要是五万元左右的话，就勉强买下来，可却是六万元，一万元的差距可不小。说起艺人来，很多人认为他们似乎都是舍得花大钱买东西的，而我却不能。倒不是说我小气或者装穷，本来我就不会大手大脚地花钱。幼年时的家境决不能说富裕。即便想要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能给我买，好多东西是想要而到不了手，只好克制。我是在母亲身边，看着母亲拚命干手工活来筹措生活费用的情景中长大的。组装半导体的零件，缝制娃娃衣服……，这些活路，年幼的我也曾半是玩耍地帮母亲干过。因为是只有母女的家庭，也领过生活补助费，不可能过奢侈的日子。母亲让我去买东西时，我看着母亲打开钱包，只见里面尽是些零钱。当时，还不是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大米的时代，大多数家庭是从米店里一次就买上一批，但我家却往往做不到，常常零零星星一公斤、两公斤地现吃现买。哪里能够乱花钱呢！我从小时候起，就被教会记零用钱小帐。每月领到一个月的一定数额的零用钱，每花一点都要在小本上记下是怎样用的。本子是父亲找来大学里用的笔记本，拿圆珠笔划上线给我的。要记住花钱得有计划。“嘲笑一元钱太少的人会因需要一元钱而哭”，那时我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要说我家穷，也许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显得卑微。主要是因为母亲总教育我不能那样。不羡慕别人，不煞有介事地张扬自己身世的悲惨，我之所以这样成长起来，正是母亲那种作人的骨气给了我力量。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领到了自己的工资。最初的报酬是月薪五万日元。这笔钱不是直接交给我的，而是由公司代管，其中一半作为寄宿费，余下的一半分别支付学习费、月票、曲谱费、服装费等等。当然是不够用的。自己能够自由支配的钱完全没了。零花钱只能靠母亲从横须贺寄来，也只有一点点。虽说自己开始工作，能挣工资了，但这时并不能立刻随心所欲地想要什么就买什么。相反，演出中的形象却很华丽，要填补它与现实生活之间很大的差距，是相当困难的。即使现在，经济方面的事情几乎都托付母亲经管。确实，现在有了高额的收入了，但母亲也不是那种以为有钱了就可以大花特花的人。正因为她是拚死拚活地劳动过来的，所以懂得金钱的重要吧。有这样的母亲真是我的幸运。我不久就要结婚，已经到了必须考虑家庭生计的时候了。最近还有人问过我： “莴苣价钱多少，你知道吗？”这个问题跟问我“你能操持家务吗”，大概是一个意思。也有的女演员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一点家务，认为去超级市场是埋头家务琐事的第一步。然而，我既然作主妇，就想精通社会上平凡的事情。我家里不准备雇人，全部事情都由我亲自料理。当然，也会去超级市场。哪家商店便宜，就是便宜十元也去那里。我相信，在幼年生活经历中培养起来的金钱观念，对今后的生活有利而无弊。再没有比铺张浪费更愚蠢的了。要想奢侈挥霍，那是没有止境的。前些日子，我去看了一下打算安放在新家庭里的家俱。商店里的人认出我后，把我带到陈列高档家俱的地方。一张桌子要一百几十万元，光看看价钱就让人咋舌，我急忙离开了这家商店。对我来说，一张吃饭用的桌子并非一百几十万元的概念。桌子不过是一张桌子而已，没必要用高价的。那次在成城看到的那只白皮包，我的确是中意了。但是在我心目中，它的价值可不是六万元。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不知道是否能维持现在这样的生活水平。不论什么时候，生活水平降低了我也要适应地生活下去，从现在起就要作好这样的思想准备。特殊特殊待遇。我很讨厌这个词。自参加工作以来，我经常受到这种待遇，然而没有比这样更使我感到孤寂的了。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在学校选修了商业课程，其中有基本簿记和实用计算两项科目。有一次，在实用计算课上，任教老师走到我的桌子前面，这样对我说： “我的女儿是你的崇拜者，想请你签个名哟。” 我感到班上朋友们的视线和注意力一下子变了。同学们并没有把我当作艺人看待，因此，对那个教师他们比我更感到气愤。在下一堂课时，他又说： “嘿，你戴的手表多招人喜欢呀！” 这哪里是教师的语言呢！我不能容忍。这样的教师教我什么我都讨厌。这样，以后凡是那个老师的课，我全都不上了。那个老师曾间接地让人问我为什么不去上课，我断然回答说；“老师讲的那些话，至少在课堂上不该对学生讲，只要老师不反省，我就不上课。” 我想着，这件事做得太坚决了，可我并没有象其他同学那样，到别的教室上商业课，而是留在教室里一个人看书。尽管发生了这件事情，那个教师在走廊里碰到我时还毫不忌讳地要我“签名”，这不是太荒唐了吗？我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种麻木不仁到了极点的态度，拒绝到底。一直到毕业，我的成绩簿上作为必修的商业课一栏，用红圆珠笔写着：“例外”。在工作方面，我也受到过特殊待遇。我是瘢痕疙瘩体质，碰伤或烫伤大都会留下瘢痕瘤。在我的肩上，有一个大约十五年前注射卡介苗时留下的痕迹。由于它很明显，初登舞台那时候，遇有穿游泳装的节目，就在那里贴上一块肉色胶带。一同工作的前辈女歌手说： “给你介绍个好医院取掉它吧，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作为同性来看，这是出自内心的话吧。但是，摄影师加纳典明先生却声称那是我最大的魅力。他说我的经历就表现在这个肩膀上，使人感到别有风韵。然而，对我来说，这种放肆的赞誉之名，概不欢迎。我所在的制片社经理崛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百惠的最大魁力是萝卜腿。” 不正因为我有今天的声誉，加纳先生和崛先生才这样说的吗？如果换上唱片出售量只有我十分之一的演员，就不会这么说了吧。这岂不成了因为我是山口百惠，所以在别人身上是缺陷，而在我身上就成了长处了吗？上面提到的两个地方，哪一处都绝非自己可以得意的。我想用胶带来遮掩，也绝不愿意穿超短裙，对我来说，恐怕哪一个都是我的缺陷，但是恰恰因为是山口百惠，所以就全都成了优点，常常提起。这决不是一件使我感到愉快的事情。与异性要求同我交际的韵味不同，接近我的人几乎都是这样说“想和你一起演出一次”、“想跟你谈一次”，总是强调“一次”，而不是希望交结成朋友，渴望成为恋人。只把我作为“一次，试试看”的对象来加以考虑，与人们对我的特殊看法也不是没有关系的。我并不是那么狂妄自大的女人，比之于其他女性，也不属于出类拔革之辈。也许因为是艺人，加上关于我的出生问题的种种传闻的缘故，我就象被人用一层半透明的玻璃隔起来另眼看待了。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人，这样是很寂寞的。也许从我选择了这个职业的时候起，就应该简单地下个结论：这就是我注定了的命运，有时，我真想放声大喊；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呀！” “照现在这样，你以后要是选择恋人可不容易啦。”有人这样对我说过。也许的确是那样。让对方真正了解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需要很长的时间吧了恋爱的序幕必须要从打破阻挡在两人之间的“山口百惠”这堵墙开始，还是不胜寂寞呀。至少，我在没有受到特殊待遇之前就遇到了他，我认为是幸运的。正是他了解普普通通的、本来的我，我才能够也相信他。那时我如果没有遇到他，我觉得我结婚会相当晚的。妹妹哎，头发留这么长干什么？剪了不挺好嘛！我觉得短发很合适可。不喜欢吗？那就没办法了。即使这样，要是再打扮一下呢？这衬衫与牛仔裤不般配嘛。穿颜色更爽目些、可爱些的呢？喜欢什么颜色？算了吧，小小年纪穿什么黑色，不好、不好。这种情况时，还是把袖子稍稍挽上一点好看。一到暑假就能烫头发了，平时还是束在一起好。凉快吧？和朋友去旅行？去哪儿？几天？借给你一个旅行包吧。哎，说是你的朋友，是谁和谁？你说暑假的作业是写感想，写什么呀？还没决定吗？你老是那么慢吞吞的！我从我的书里找点好的给你，作为报答，感想写好了不给我看可不行哟！我对妹妹说的话，全是这种调门。和我相处的妹妹她不该沉闷吧，可她本人只是淡淡地连声说着“嗯”、“不知道”。我这作姐姐的都感到有些不耐烦了，性格相左的姐妹也许就是这样。妹妹今年十六岁，是高中一年级学生。近来，每当我看到一天天长成大人样的妹妹，就感到比她大五岁的自己完全落在她的成长后面。即便如此，她还是这样变化下去。妹妹的变化快得使人膛目而视。个子已经超过了我。我察觉到很快在年龄和体格上与自己都看不出差距了，但是，我却觉得我根本没有理解她精神上相应的成长。就象普通的高中生一样，妹妹也常常顶撞母亲。母亲的话我也明白。妹妹的意见，因为我有过同样的心情，所以我也理解。我处在俩人之间的中立地位，并不怎么想帮哪个的忙，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听着她们的对话。听着妹妹对母亲的应答，我想到：“哎呀，嘿，这么个毛孩子，怎么说这种活！” 不觉会心地笑起来。我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在演艺界做事了。我在大人们中间发言、表示自己的主见、工作，那时候，我以为我已经是个大人了。因此，对十六岁的妹妹，我想还是不要说长道短好。但是希望我们彼此能互相依靠。我头脑中的妹妹，还象在横须贺的时候那么小，却象小大人似的女孩子呢。昭和三十九年，东京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年十月中旬，妹妹在横须贺出生了。在她出世之前，我看着母亲一点点鼓起来的肚子，一再盼望“是个妹妹”。我回想起，母亲为分娩而入院让我看家的一段短暂时间，我坐在佛坛前面，祝愿母亲“生个妹妹”。妹妹小时候总爱跟在我后面，用转动不灵的舌头叫我“姐姐”。我一叫她“阿淑”，她总是笑眯眯地来到我身旁，我要是突然装哭，妹妹看到也会跟着哭起来。如果母亲给了她点什么，她肯定会说“还有姐姐的”；然后，把和自己一样的东西拿到我这儿来。放学回家我去保育院接妹妹。妹妹看到窗外我的身影时，脸上立即象开花似地露出了笑容。妹妹上小学的入学典礼。那天，母亲有病，我代替母亲领妹妹去学校。在穿着和服的母亲们中间，有个身穿中学生崭新制服的少女，拼命地边记笔记，边听老师讲话。那就是作为姐姐的我。我发现我把正在经过与自己同年阶段的妹妹和小时候的妹妹重叠起来了。而且，不知不觉中我也时常管起闲事一来。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妹妹都是“My Pace”，话说的不多，却坚持自己的主张。我是一个不顶事的有名无实的姐姐。那年春天。妹妹就要入高中了，我一再恳求她，让她穿上开学前几天就发下来的制服给我看看。那种心情，就象是让出嫁前的女儿穿上新做好的嫁衣以饱眼福的父母的心情似的。记得那是她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听我的事务所的人说：放在木屐箱里的拖鞋突然不见，又说有人来了恐吓信。我听到这些事以后，不得不重新考虑，妹妹本应是仅仅作为“山口淑惠”来生活的，不知不觉却被社会上看成是“山口百惠的妹妹” 这个问题。从此以后，我一直拒绝和妹妹在一起照任何照片。作为姐姐，把妹妹的生活都卷进去是令人忧郁的。然而这也成不了什么大问题。妹妹自己至今不论遇到什么事从不对我发脾气，从不怨天尤人。我几乎没有和妹妹一起上过街，也许也是时间安排大不相同了，因此，我们与普通的姐妹关系多少有些不同。经常在家和妹妹聚首的母亲常来和我商量什么事，有一次她说： “淑惠这孩子呀，说暑假要和五、六个朋友一一起去旅行呢，说是住小旅店… …没关系吧？” 我首先把妹妹叫来，问清楚是怎样的旅行，同行的是什么样的朋友，旅行目的是什么等等通常的问题，然后对母亲说： “可以嘛。她愿意去就让她去吧。没关系的，还有朋友们呢。” 担心还是有一些的，但是想来想去，从她的年龄和情况来看，觉得不应该阻止她。相反，与其因为是“艺人的妹妹”就把她关在家里，把人弄得蔫蔫巴巴的，倒不如象妹妹这样以自己的意志果断行事。看到妹妹的成长，我很高兴。尽管如此，在我们家庭的谈话中，我屡次感到好象我把自己摆在父亲一样的地位上了。早晨外出工作，晚上回家。睡觉以前，母亲来和我谈关于妹妹的有待商量的问题。然后我和妹妹谈，再把最后的看法告诉母亲，翌日清晨又去工作。这种状态使人有时喜悦，有时寂然。说起来，这几年我们姐妹之间已经不再吵架拌嘴了。在横须贺的时候，两个人还小，为了争抢电视节目，为了让谁先系上浴衣的带子等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还吵过架呢。最后，妹妹哭起来，受到叱责的注定是我： “还是姐姐呢……” “是你不对嘛。” 这一下我又生起妹妹的气，扑上前去拧一下她的脸蛋，于是妹妹又哭起来，母亲又来训斥我。这些事情过去之后，却还使人很是怀念。现在，已经不会再吵架了。听见妹妹一哭，我就好象快要被一种莫可名状的罪恶感压碎一般。前不久，因为有些焦躁，还冲妹妹撒过气呢。那一天，我在家里等待一个工作上的要紧的电话。“铃、铃”，电话铃响了。我刚要去接，恰在这时妹妹在别的房间里要挂电话就把开关给关上了。立刻，我这边的电话断了。恐怕是自己的感情过于激动，我对妹妹大声喊道： “这是谈工作的电话呀！你别胡来！” 看到妹妹泪珠吧咯吧喀直掉，我一愣才醒悟过来。 “真糟糕。” 妹妹并不是存心这样做的，不过是偶然为之，我却说出这种话。伤了她的心了，她讨厌我了。本来；电话还可以再打来，况且还有比电话远为值得珍视的姐妹之情啊。一阵苦恼之后，我去敲妹妹的房门。她好象还在哭。我抑制着自我嫌弃以深深负疚的心情对她说： “刚才，对不起。” 妹妹听了我这自感歉疚而发自肺腑的这句话，轻轻地连连点了几下头。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对自己这么肤浅感到非常羞愧。对妹妹，我有吹胡子瞪眼的资格吗？一阵凄惶袭上心头。直到现在，我在很多方面仍然不了解妹妹。而且，我只是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希望妹妹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需要我的时候，我愿意作为姐姐而给予关心，如此而已。给妹妹—— 至今，我没有能够象个姐姐似的待你，尽管这样，我们总归只有姐妹二人，虽然对你没有多大帮助，但请你想到有这个姐姐，跟我说什么都可以，怎么任性都没关系。我不久就要出嫁了，可我仍然是你的姐姐，这一点是毫无变化的。而且你姐夫也关注着你这个可爱的妹妹。你开始会觉得难为情，但这一次请你鼓起一点勇气，叫声“姐夫”吧。你有一个好妈妈。也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姐夫。你还有一个虽比不上他们但毕竟是你姐姐的我呢。大家都祝愿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愿你成为一个能够认清对于自己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女性，成为一个健康的、快活的人，这是大家的希望。过些日子，在你放假时也行，想和你一起去旅行。我不是想以此来填补我们不大讲话的这几年时间，我总觉得……我是想确认一下作为我的妹妹的你和作为你的姐姐的我。再不作有名无实的姐姐的姐姐。海从我小时候起，海就同我息息相关。我喜欢海。不知从何时开始、因为什么，不知不觉之中就爱上了海。我为了工作来到东京以前，是一直看着海生活的。我们的住所并不在面对大海的地方，而是在一条山谷之间，可以举目远眺到大海。既听不到海浪的拍击声，也看不见海鸟飞翔，但那远处的海，却以四季当令的面貌迎接着我。假如真的想听听海浪声，那么到海边去好了——那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平生第一次看到那辽阔无垠的大海，还是三、四岁的时候吧。那时我被带着去进行海水浴。地方想来是在江之岛附近。我太小了，害怕海浪涌来，就在海边玩砂子。我一边与涌到脚下的水波嬉戏，一边用心地堆砂山。那时，存心跟我为难的波浪卷走了我一只挂在脚趾上的凉鞋。面对着阻拦我追上去的峰谷交替绵绵不断涌来的海浪，我没法去争个胜负，大声地哭了。那时的海——可怕。十岁那年夏天。我带着跟我初次去海边时差不多一般大的妹妹到海边去。妹妹穿着小小的黄色游泳衣和涌上来的浪波戏耍着，比我初次碰到海水时要大胆得多。她发出幼稚的欢笑声，笨手笨脚地象是马上就要倒下去似地跑开了，水波亲切地围绕着她的脚脖。大海永远那么亲切，它永远以舒缓有致往返不已的涛声迎接着我。一个夏天的三浦海岸。海滨上躺着一些年轻人。还有些人在作游戏，有些人在游泳。人们仿佛在珍惜着所剩无几的夏日，纵情戏水，激起水花，欢声起伏不已。我们过午来到这里。换上游泳衣，正要光着脚从晒热了的砂滩上跑下海去。突然，人们停止活动，目光全都投向远处的同一个方向。一个男人拨开人群，跑过去了。 “是海上的小艇翻啦，听说三个人掉海里了。” 我耳边传来人们的喊喊喳喳声。海边聚集了很多人。 “该回去了吧” 姨母的声音响在耳边。耀眼的当空烈日，化为西照的夕阳，沙滩、海面都染上了灿烂的红色。我玩累了，刚刚忘记刚才发生的事情，这时有人从远处一边喊着一边跑来。 “涝着了！” “还活着吗？” “啊，不大可能吧。” 匆忙跑过来的人们到近前了，大家围着担架上抬着的人，从我旁边过去了。距刚才的一阵乱糟糟已经相隔四、五个小时。那个人已经死了。我把目光转向大海。那么轻而易举就把人毁掉的大海，仍然是和蔼可亲的。碧蓝如黛的海面，波涛反复。一切依然如故。我爱这样的海。我只要面对大海，似乎任何时候都能回到纯洁的心境中去。毕业旅行。临近初中毕业时，应一家杂志为我拍彩色插页之约，我来到了夏威夷。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张，上午抵夏威夷，住一夜，第二天清晨搭第一班飞机返日东京。那次也可以说是和当时的同班同学樱田淳子的毕业纪念旅行。我们从未在一起旅行过，所以象孩子似地喧闹，结果在飞机上一点没睡就到了目的地。我们径直去摄影现场。那是一处避开热闹海滨的场所。宽广的白沙海岸，不见人影。两个人换上游泳装，站在橡山纪信先生的照像机前。纪信先生说： “等太阳再偏西一点就拍，先休息一会儿……” 我们俩准备自由自在地度过这段时间。她因为昨晚一点没睡，在树荫下闭上了眼睛。我呢……，觉得睡了很可惜的。开始工作以后大约一年了，没有能够静下来看看海。眼下得暇，我坐在海边的岩石上，眺望着大海。什么也不去想，也没有人和我说话，一个人，数着涌过来又退回去的海浪，浪声就象人语声，我把自己的五官都朝向眼前辽阔无垠的蔚蓝色的海。我没有感到孤独。海紧紧地熨贴着我的心，就象被母亲怀抱着的婴儿似的，是那样纯真。摹然，我的感觉器官听到了快门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大，唤醒了我的意识。我一看，纪信先生把像机正对着我。 “不睡觉没关系吗？看什么呢？” 我对这个破坏了我无忧无虑的思绪的闯入者说： “数海浪呢。” 现在一遇到纪信先生，他还说他莫名其妙地清清楚楚记得我那时说过的话。不知不觉地，海浪的声音已经成为我身体的组成部分了。只要那声音在心中回荡，我就可以活下去。现在，我能够感到大海就在我身旁。从东京的街上是看不见的、似乎远去了的海，在我所爱的人心中缓缓地扩大了。我这小小的波澜被吸引着流向他那大海。这个海也会有风暴袭来吧？风也会来捣乱吧？但是，海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此刻，苍茫时分…… 一早晨，我感到了“苍茫”的含义。春末的一个夜晚，我怎么也睡不着，独自坐在房间里，只感到时光流逝。我愿意在这样的夜晚，把自己的一切静静地投入到时间的长河中。无意中抬头看到窗上的夜幕，正在渐渐显现比暗夜稍亮的颜色。我凝神瞩目，隔着一层玻璃的窗外，夜色正在不断地变化。听到了小鸟的唧喳啼哟。是它们醒来了吧。意识从听觉回到视觉的时候，只见整扇窗户已成一片苍茫。这种“苍茫”，对我来说，不是“青”，而是“苍”这个字的含义。这种颜色，片刻之间，又将变成明天清晨的颜色。可以说只是一瞬间的苍茫时分。这是一天生活的终点之时，也是新的一天的开始之刻。这时刻才真正是我的时刻。现在，我该怎样度过这个时刻呢？迄今为止的我，真的有确实生活过来的证明吗？这也许不是人们给我留下来的问题，而是出于自己想要认清自己的这样一种心情吧！此时此刻，我要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语言，写下自己走过来的二十一年历程，同时也写下在演艺界这个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特殊世界中生活过来的大约八年的岁月。这是在理解我的人们的帮助下得以实现的。写自己，一方面是确认自己心中的记忆，同时也是抛掉自己。抛掉过去——这好办。我埋在稿纸里，心中这样想着。秋末时节，我将要出嫁、改姓，完完全全在新的命运中开始新的生活。过去的命运，即便不是黑暗而是光明的，我也不把它带到新的生活中去。如果由于写出来就能够把它结束的话——这也好办。在执笔写作的大约四个月的时间里，我有过千头万绪的感怀。我是通过宣传机构而对铅字感到恐惧的，现在却要以铅字来描写自己，老实说这是一件伴随着痛苦的工作。这工作要从勇于回忆那些无意中就要忘却的场面开始，事实就是事实，言必有据地写出来。哪怕自己最不愿意了解的自己身上的丑恶，也要用自己的笔揭露出来。母亲对着我深夜还亮着灯光的房间说道： “不早点睡，会把身体搞垮的呀！” 我如果写自己的出生经过，当然就得把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公诸于众。就母亲来说，即便这是由女儿的手写出来的东西，也不能不担心给人以这样的感觉：某些地方是女儿代替母亲，讲的是母亲自己要讲的话。母亲大概有这种担心吧，可是她没有对我流露过一丝一毫。想到她把一切都托付给女儿的笔的勇气，我感谢悄悄侍立在门外的母亲。社会上传开了我执笔写作的消息后，从各方面传来了具体的反应。那些连我写作的详细内容都全然不知便乱加猜度的报道，又一次引起了我对报刊文字的恐惧感。这种恐惧，并不是为了自己，倒是害怕我写出的文字，伤害了一直默默地守护着我的母亲。细细想来，也可能还要伤害一些其他的人。因为写我自己，就不得不让一些人出场，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回忆，但对那些人来说却可能是超过了回忆的事情了。我突然觉得不安起来。一种不安又唤起另一种不安，我“啪”地一下放下了笔。什么也不能写了；仅仅写了一个“我”字，后面就接不下去了。我就这样败下阵来吗？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吗？正在这时，我有幸以私人交际的形式初次见到了濒户内寂听先生。和他谈到我正在执笔写作的这本书时，先生爽朗地高声回答我； “什么写出来不好意思，没有这种事情嘛！你怎么想就怎么写好啦，千万不要老想一定得写好的问题，这样，准能写出好的东西未。” 尽管交谈的时间短暂，但听了先生这些暖人心的话语，我重新鼓起了勇气。我又摊开了稿纸。我所写的东西决不是要伤害任何人。我相信自己的笔。告一段落后，我拿给母亲看了。因为我觉得与其通过宣传机构报道这个过程，不如让有实际感受的母亲先看看。她读完后，我问她怎么样。“我可不懂啊！”母亲虽然这么说，脸上却露出了爽朗的笑容。这个笑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从我跟他商量要写这本书的时候开始，他就以理解的态度关注着这件事。 “现在正是写这本书最有意义的时侯呀，试试看吧……” 他自从这样说过以后，除非我主动和他谈，从未过问我什么。在我写到自己的事情时，三浦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抽去了他的存在，我就不能写好自己的全貌。写完五篇可以称得上是骨干的初稿以后，我也给他看了。他用了很长时间，一篇一篇地仔细阅读，我守在他旁边，担心地等侯他开口。怎么说好呢？ ——他仿佛这么想着突然抬起头看着我。脸上露出常有的那种微笑，说： “嗯，这不挺好吗？” “真的？读过后不觉得有什么看着不舒服的地方吗？” 这话似乎有些使他感到意外。 “你自己既然已经这样写了，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妄加评论啦！” 他又这样嘱咐我说。我在这本书中写了自己的“生理”和“出生”。由于人们理解的方法不同，也许引起轰动的。对于一个即将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把那些属于所谓禁区的东西写成文字，并且公诸于众，站在丈夫地位上的他，是不是有抵触情绪呢？这正是存在于我心底的不安。现在，他这样理解我，信任我，使我再次感受到决不能辜负他的责任感。这本书的写作不是作为艺人山口百惠，而是作为一个生活中的人的山口百惠在人生阶段告一段落，是从这个出发点写作的。制片社所属的演员，退出舞台之后，把自己的意志公之于众，恐怕还没有先例吧。我想到批准和帮助我退出舞台的堀经理以及制片社的诸位。没有让他们过目我写作中的初稿。如果他们从这本书里知道曾花费心血关注的 “山口百惠”的真实面貌，那就万分荣幸了。我还想到了那些崇拜我的影迷、歌迷们。 “把自己的性都写出来，不好啊！” “把私生活公诸于众，对你和三浦君都不好啊！” “百惠的母亲和三浦君的双亲情绪上也不会好吧！” 每天收到的信件中，几乎都有对我写书提出的意见。读着这些信，我总要在心里发誓：不能辜负这些人的心愿，至少不能说假话，不能用漂亮的词藻来装扮自己。决不能让别人说这是艺人的自白书，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得使人们读完以后都能露出会心的笑容来。当然，我终归只是一个人。但是，活在崇拜我的歌迷、影迷心中的山口百惠，也许已经变成他们身体中的一部分了。我的痛痒，有一部分已经成了他们的痛痒。在写这本书时，我不可能把这么多人的存在置之不理。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对我的支持，今天我才可以写成这本书。现在，全书已经写成。我发觉，自己的心情格外平静。这四个月，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结果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八年来，我做了不尽其数的工作，然而，著书却是一项和以往工作的格调不同的稀罕的工作。一切都由自己去决定和行动。我再次懂得了没有比这种创造性的劳动更使人感到愉快和充实的了。我定制了印有自己名字的稿纸。印了一百本。本以为写这本书用去了不少，可是现在房间的角落里还放着一半以上尚未拆开包装的稿纸。从开始到最后一直陪伴我写作的是一支钢笔。以前，我曾经用过多种写字工具：铅笔，活心铅笔，圆珠笔，钢笔。即使是因为喜欢才买来的笔，我也会很快厌倦的。可就是这支蓝色钢笔，我却对它爱不释手。现在，它已完全适于我的手，我的手也习惯于它的重量了。有时是在摄影棚里，有时是在出外演出的后台或是饭店的房间里，我抓紧每一刻时间拿出这支钢笔用。这支钢笔，成了我平生第一件得心应手的物品了。我还要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直接给予过协助的人们。对于不计深夜、清晨，不计较时间而指导我写作的残间里江子女士，为我拍摄照片的立木义浩先生、寺岛彰由先生，负责装订的菊地信义先生，从出版社的角度确实给予我很大帮助的山下秀树先生。大家都是在我写这本书时才刚刚相识的，然而通过一项工作培养起来的友谊，今后我也要珍视下去。二十一年来，我是随风生活过来的。向外面吹去的风。从自己身体里向外吹着的狂风。以自己的意志和心灵生出来的风。有令人身心舒畅的和风，也有冰凉刺骨的寒风。仿佛火焰大小随风摇曳，我也随着各种各样的风成长起来。有时，我挺身而立正面迎风；有时，又竖起衣领背向来风。现在，我又打开了一道门扉。各种不同的风，又将对准这门扉吹来。从这门扉里，也会有一股新风吹进来了吧。风也能成为狂风，也能唤来一场暴雨。对于迎面吹来的风，对于起自我内心的风，我都不怕。我写下了这短短二十一年的时间，称之为“自叙传”，又觉得有点惭愧，因为觉得二十一年还没有达到写自叙传的程度。就题名为“随风记”吧—— 我突然想到。我写了与父亲的冲突。但不管是以怎样一种形式写的，正因为那也是与我的人生有关，所以才写出来的。在我已经终结了过去的一段生活的今天，甚至对那些冲突也想表示感谢。在很多人的关怀下，我把二十一岁以前的人生告一段落。写出来就对了。现在，我由衷地这样想。若干年以后将要出生的我的孩子，有一天长大成人的时候，我将默默地把这本书交给他。我将自豪的告诉他：这就是妈妈二十一岁之前的人生啊！我盼望着那一天到来而于此搁笔。最后，我对始终支持着我的各位表示由衷的—— 感谢！我将获得幸福。山口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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